【党史珍闻】
刘少奇退夜班加餐费
刘少奇经常工作到凌晨，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为了不影响厨师休息，晚上那顿饭就由夫人王光美去做。这顿饭非常简单，只要厨师中午多做一点，晚上把剩下的饭菜往小锅一倒，来个一锅烩就行，王光美因此有了“烩饭厨师”的雅称。实在没有剩饭菜，就吃点面包蘸鱼子酱。厨师不忍心，几次提出晚上给他做点夜餐，刘少奇总是温和地拒绝：“夜里反正我吃得不多，有点东西填填，不觉得饿，就行了。你们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应该好好休息，恢复恢复体力，不应该打扰你们。”
工作人员觉得，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班加餐费，刘少奇夫妇也应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角钱，悄悄地加进伙食里。虽然只有5角钱，一段时间后还是被刘少奇发现了。他叫王光美去查伙食账，一查才发现，他俩每月的伙食费里多了30元。
“这怎么行！”刘少奇立即召集身边的工作人员追查钱的来源，工作人员只得道出原委。他严肃认真地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在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班加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
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需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少奇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
扣还这笔钱后，家庭开支更显紧张，但刘少奇坦荡地说：“一个人每天就是吃三顿饭嘛，我白天吃也好，夜里吃也好，反正是三顿，何必再给国家添负担呢?”
【工作存忆】
我在沧州市计生委工作的点滴回忆
组织上一纸调令，我由教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变成了沧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2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初十，我到沧州市计生委正式上任。
到计生委工作，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业务也要从头学起。作为副职一步跨行，从拉边套到驾辕，本身就是一副重担。而且计生工作好坏，对党委、政府的工作“一票否决”，我的压力很大。
我接手的这一年，正是国家刚刚颁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开局年，从依法行政的“执法型”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转变。执法，我们是站在一个管理角度去强制执行，硬手段完成硬任务；服务，我们则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为民所需”开展工作，贯彻计生法规，软手段确保完成硬任务。这无疑对计生工作和全体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级解剖与考核
解剖，就是进村一户一户查规划外怀孕、外生、罚款、节育措施的落实情况。查出的结果不计入考核，为的是捞到真实情况。捞清底数，这是计生工作的突破口。
春节后，年年都要搞集中行动。因为过年，农村外出务工的都回家，是出现规划外怀孕的高发期。我就把到计生委工作的第一仗，设在了这个关键时间节点。
2002年的计生行动，从名称上已把计划生育“集中突击活动”改成了“集中服务活动”。国家的计生工作形势变了，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实行“错开矛盾，从根上治理”的思路与办法。这次行动，不和县乡打招呼，自己带地图直接入村入户。头一天夜里，我们安排了3名和市县联系较少的年轻同志，随意抽出解剖的村子。正月初十，早上6点集合。人人手机上交，把头天夜里抽出的村子下发到带队领导手中，大家带着地图册和粉笔，兵分六路出发了。
这一天，我选择的是孟村回族自治县。在村里，我走进了第一个农户，我的同事向家中的老大娘介绍，说我是市计生委主任。老太太有点不相信：“刚过了年，你这么大的干部就下乡？我还认为你是跑保险的呢。”“大娘，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超生罚款交多少哇？咱村里的育龄妇女上站检查、上环、结扎交钱吗？”“交哇。”“打条了吗？”“有。”老人从抽屉的一个小本子里拿出了儿媳交钱的收据。
入户，有的人配合，有的人厌烦，有的甚至不让进门，尤其是一些超生户。尽管如此，这一次进村解剖调查后，我们把20个县市区农场抽出的村，一个一个地轧了一遍。
这一年，为摸清实情，谋划实策，我们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解剖调查，共对40个乡镇的70个村进行了深入解剖。为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给市委、市政府当好参谋，一年我走访了48个村，与380多户计生群众面对面交流，捞清了第一手资料。
2002年半年考核和年终考核时，从全市县乡计生部门抽调200多人，全部是业务骨干，吃住全封闭，先培训，后进村，要求一把尺子量到底。早6点起床，6点半出发。这一年同志们中午在村里或集中到某一个点上吃饭，不进宾馆酒店，有时买包子大家蹲在地上吃，有时煮方便面。碰到抽了一个三四千人的大村，或是问题较多的村，考核组晚上八九点才回到沧州。有一天，夜里突然下起大雨，200多人20多辆面包车风雨无阻同时出发，考核照样进行。我穿着皮鞋，村里都是泥路，走一户串一户，我的鞋子一次次被泥粘掉。两名年轻的同志怕我摔倒，不时扶着我。一年下来，我和同志们在一线摸爬滚打，真真切切地体验到计生工作的辛苦，同时工作的深入开展，也渐渐地得到了更多的基层群众的理解支持，计生户的对抗情绪也在松动缓解。
省里第一次考核
转眼之间，一年一度的人口考核工作开始了。
所谓人口考核，具体来说，就是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镇，抽点进行入户检查，看看逐级上报的人口出生数字实不实。因为考核关系到一个市县乡全年计划生育工作的成败，还因为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所以我们市县都把迎接上级计生部门的考核当作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五一”后，省半年考核之前，我们先对县（市、区）进行了考核。4月下旬的一天，为了赶进度，晚上7点半我到单位加班，刚走出二中家属院的门口，手机响了，我边接电话边往路口走，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倒，当时就失去了知觉。醒过来时，看到好多人正围着我，我坚持用手机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就又昏了过去。这时，我在市教育局的同事、仪器站站长高连兴正好路过，赶紧帮着把我送到了市中心医院。
我在医院躺了5天，一想到省里考核，拔掉吊针，谢绝医生的劝阻，出院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半个月，可眼下的工作都是急事、大事，真要是我刚任主任，就让省里对沧州的工作亮了黄牌或“一票否决”了，我怎么向市委、市政府交代，怎么向全市上下交代！我一再向医生保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才办好出院手续，脑复康却一直吃了半年多。
全省人口考核首战告捷。就在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工作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新任务又来了。
计划生育工作，过去是抓、拿、扎、上、罚大会战，现在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宣传和服务，逐步走上自觉、有序控制的轨道。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有计划生育，上级计生部门要求大力宣传“三为主”，即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同时，要做好“三结合”，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要同发展经济相结合，同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三结合”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是长治久安之策。必须把“三为主”、“三结合”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对待，要像重视人口指标那样重视“三结合”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干起来。
2002年，我们向组织交上了一份圆满的工作答卷：
2001年10月到2002年9月计生年度，全市共出生人口68789人，出生率为10.17‰，计生率为95.51%，高标准地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人口责任目标。
这一年共动员全市5330个单位参与了帮扶工作，投入资金1345万元，对35188个计生户进行了重点帮扶。这既让群众了解了计划生育已成为一项为民服务的常规工作，也促进了计生干部从执法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依法行政，我们创造性推出了计划生育合同化管理的做法，这一经验不仅在全省推广，而且《中国人口报》在2002年9月16日头版也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
2002年高考前，市纪委接到一些举报，农村独生子女加分中存在造假现象。
从市纪委接到任务后，我回到单位，马上和负责此项工作的科长及分管主任了解情况，商量对策。
农村独生子女加分的操作流程是：考生持户口所在村村委会证明、父母计划生育情况证明等资料，经村委会主任、计生专干签字后，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计生办填写登记表；然后由乡镇计生办进行初审；县人口计生部门核对、审查、公示；县公安部门与户籍信息进行核对。市计生委、市考试院负责审核考生报名信息。核实后在5月初上报省考试院，经省公示无异议的考生，由省考试院在招录时加分投档。10分的农村独生子女加分，既关系到每个考生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高考的秩序。
我们计生委班子，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问题上，实行刚性问责，一查到底，直接到县、到乡镇、到个人。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在这个流程中，考生如果造假，需过“四道关”，而这“四道关”中最关键的是公示和县公安部门的审核。针对举报情况，我们从关键节点入手，逐一核查考生的原始资料。5月的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核实，正赶上全省半年人口考核，计生委忙得不亦乐乎。从这场战役中，我总结出一条教训：必须建好独生子女底档，让浑水摸鱼的人没有空子可钻。而一套真实可靠的数据，也会促使县市更加在平时注重计生工作。
于是，我们除把人口考核统计数据进一步完善外，又把全市130多万育龄妇女的信息纳入计算机管理，建立了“照顾二胎信息库”和“育龄妇女普查库”……一套套统计表组成了计生工作数据库，使各项工作更加一目了然，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服务网络。2002年11月，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网点建设会议在我市召开。国家计生委王谦副司长说：“没想到沧州的计划生育信息化搞得这么好。”
2005年，我们在此基础上再次强化了三项措施：各级计生部门明确专人负责，凡办理农村独生子女中高考加分的，逐级上报申请人各种证件的原件、复印件，并逐级调查把关；审核结果在申请人学校张榜公布，同时在新闻媒体上公示。这一年，全市共审核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的678人，没有一例弄虚作假的。
2001年到2006年，全市人口性别比平均为115，按照人口正常的性别比105计算，这期间多出生男孩2.3万人，而同期的二孩、多孩出生性别比却在135～185之间。造成出生人口男多女少这种现状的直接原因，就是选择性别生育，其后果严重。据统计预测，到2016年，全市婚育期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出12.6万人，几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光棍儿”，由此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通过对人口数据的分析，在抓计生责任目标的同时，重点治理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B超和药物流产，为选择性生育大开了方便之门。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越来越隐蔽，有的白天不做晚上做，有的生人不做熟人做；仪器越来越先进，鉴定怀孕时间也由16周提前至12周；医务人员由明说到暗示；由小范围作业到大范围跨区鉴定……致使案件调查难、取证难、处理更难。加之流引产药物便宜，非法盈利高，查处国家规定标准过低，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2004年初，我们领导班子7名成员带队深入到各县市区的44个乡镇，进行了专项调研，结合历史数据，编制了《沧州市10年来性别比分析》，谋划了“人文管理、服务优良、调控有力、保障完善”的工作思路，并向市委常委会做了专题汇报。先后建议市政府出台了《关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意见》等7个专件。
要把性别比降下来，不能计生部门唱“独角戏”。查医院、个体诊所鉴定胎儿性别，离开卫生部门不行；查流产药物，离开药监部门不行。而根子还是在胎儿性别鉴定上。我们手里的举报多，但很难查实，更抓不住“现行”，因为B超是查病查体的，而这交易又是双方愿打愿挨的事。
针对这一难点，我们明确了选择性生育的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责任，理顺关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建立了有奖举报制度，成立了由计生部门牵头，卫生、药监部门参加，公安部门配合的联合执法小组，拉开了对医疗保健机构、个体诊所、药品批零单位清查治理的序幕。
根据群众举报，我们直接查处了两起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案。查处案子的执法人员还没回到单位，说情的电话和人已经找上门来。如果顺口答应，不管以后如何处理，至少会让说情者出得了门。我们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查办的这两起案件中，有9名责任人受到处理：有的开除党籍，有的行政降级。
2004年4月中旬，在一次下乡查处执法中，上午11点10分，当我们的执法人员把非法B超装车时，来了20多人，“呼啦”就把计生委的执法人员围上了。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差点对执法人员动了手。执法人员窦树正、李金玲等人沉着冷静，现场重申非法阻止办案的严重后果，一直被纠缠到下午两点多，才得以脱身。
后来，我们又抓住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违法重大案件6起，督导各县市查处重点案件24起，全部进行了公开处理并将查处情况拍成了电视专题片，广泛宣传，起到了查处一案、震慑一片的作用。
为了巩固治理成果，分管主任张文清又趁势协调卫生、药监等部门建立了十项管理制度，举办了3期专题培训班，培训相关人员700多人。经过上下共同努力，我市的性别比攀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性别比从2002年的128下降到114。
“沧州攻下了非法胎儿性别鉴定难点”在全省叫响，2004年6月，省政府在沧州召开了高规格现场会，各市主管市长、计生委主任、卫生局长、药监局长、公安局长共计200多人到会。现场播放了沧州治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专题片，匡洪治（现为市人大主任）副市长代表市政府作了典型发言。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绍廉主持会议，孙士彬副省长要求全省学习推广沧州经验，国家计生委以《沧州市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取得重要进展》为题，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报告。
我们的经验就是9个字：起步早，制度细，力度大。几年来，我们共查处相关案件253起，全省最多。依法对涉案的279人处以罚款231万元，党纪处分17人，吊销营业执照40个，收缴B超机49台，进一步净化了医疗环境。
我们实行了过错追究和行政执法公示承诺制度，并深入开展矛盾排查活动，信访结案率保持在98%以上。市委书记张庆华，市领导史建明、李继中、匡洪治都作了重要批示，并以两办文件转发。
婚育新风进万家
计划生育在城乡工作各有侧重点。在农村，主要是做好常住育龄人口的管理，而在城市，重点是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
针对农村常住育龄人口的管理，我们提出了以服务促管理，在生殖健康服务中，培养群众科学生育观。为了提供群众满意的服务，我们健全计生服务体系，全市共投入600多万元，对县乡计生站进行升级；培训乡技术人员2500人次，基层人员的服务能力大大提高；拓展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性病预防等服务项目。仅2004年，为6.8万人进行了四项检测，为1.6万名不孕者进行了查治，开展生殖服务达到百万人次；在全省率先推行了避孕药具“一卡通”服务模式，方便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健康生活和科学生育意识。
2004年，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的婚育管理，先后组织专项督导4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流入、流出和出租房清理活动，对9个县市的重点区域进行抽查。市政府下发了通报，对工作突出的予以肯定，对出现问题的提出整治方案，促进了流动人口管理的经常化、规范化，初步确定了在全省的先进位次。
这一年，我们本着以人为本、亲民惠民的原则，加快建设利益导向机制，督促市县全部建立了计划生育救助公益金，全市共筹资金497万元，对1383个独生子女困难家庭进行了救助。市计生委筹集公益救助金61万元，使首批32户独生子女意外伤亡、病残特困家庭得到了救助。我们与市文明办在沧州电视台共同举办了募捐救助大型文艺晚会，春节前开展慰问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的“真情送万家”活动，让计生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推出了关爱女孩的“民心工程”。
在宣传的主阵地，实施了宣传教育“十个一”工程。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开发应用了“计生系统信息快车”，建立了定期数据分析制度和“照顾二胎信息库”、“育龄妇女普查库”试点，使信息质量进一步提高。创办了《沧州人口》杂志和沧州人口信息网，在全省首届政府系统网站评比活动中，荣获“优秀政府网站”。全省3个“最佳建设奖”奖杯，我们沧州计生委捧来一个。
2005年，我市计生委被中宣部、国家计生委等十部委评为“2001～2005年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集体”，市计生协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
为了让婚育新风深入人心，我们提出了“大声势、大联合、出精品”的宣传方略，把婚育新风和吴桥杂技联姻，策划了一期节目，受到了国家计生委的重视。这年春节前，中国人口栏目组来到吴桥，拍摄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欢乐在吴桥》，中央电视台大年三十下午3点正式播出。
郭华书记看到后，正月初八一上班，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希格，《欢乐在吴桥》这个节目办得好！一是宣传了吴桥杂技，二是宣传了沧州的婚育新风，三是时机选在大年三十。过去我们上央视，多是负面的新闻，这次计生工作让我们扬眉吐气。”
惠泽百姓
2004年，我和文清副主任从省里争取了120万元的补助资金，我们一下午先后跑了吴桥和南皮。在吴桥，我对刘兆印县长（现任市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说：“吴桥是计生工作先进县，但技术站破旧，不像样子，要修修补补，给60万元也够，但是省里不允许。你建新站，钱就放在这儿，不建新的，我就把钱拿走，项目给别人。”
省里的60万元是抛砖引玉，这些钱建不起技术站，需要地方配套资金，土地无偿划拨。但是计划生育是国策，先建的，国家补贴60万元，如果错过这次机遇，一分钱不给，县里也必须建，而且投入和建设的标准只能上不能下。刘县长爽快地同意，再也不提旧技术站维修这码事，并马上领着我们看了土地，落实了地皮。
当天下午4点半，我们从吴桥赶到南皮，直接把吴桥经验一端，县长贝军（现任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更干脆：“做，吴桥能做，我们更能做。只要你把60万项目放在南皮。”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现在5点半，咱现在就可以去看地皮，我现场办公！”迁建新站有资金缺口的问题，一个字也没提。
市计生委技术站是个管理单位，掌管着全市的情况。而各县技术站是医疗服务单位，主要是搞拿、扎、上等技术服务。省里每年有项目，但并不是撒芝麻盐，而是重点扶持先进典型。
这一年，我们争取上级资金296万元，是全省重点支持地市。年初省里就亮明了拨款原则：“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其中给市计生委机关戴帽拨款48万元，在全省是最多的。我们还给基层争取了103万元的仪器设备，吴桥、南皮两个技术站争取120万元，为黄骅、孟村争取“幸福工程”资金60万元，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
几年来，我们投入2000多万元，对县计生技术站的医疗服务器械、设施进行了改造，所有的县乡技术站都配齐了乳透仪和显微镜，90%的村级服务室配备了必要的器械。我们还主动协调人事、编办、卫生、财政等部门，联合下文解决了部分乡级服务站无执业医师问题，推出了一批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示范镇，积极推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服务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民心工程”。在争取市级经费上，我们多次找市财政、市政府拨付230万元财政经费，保证了全市94万妇女如期进行了生殖健康检查。
狠抓基层计生队伍建设，推行以“竞争上岗聘任制、岗位目标责任制、教育培训多元制、工资统筹绩效制、老有所养保险制”为内容的村计生工作人员职业化管理，得到省计生委的肯定，经验在全省推广。对全市3587名县乡计生人员进行了统一考试，颁发了上岗证，使计生队伍活力大大增强。
2006年，我们对所有县乡村三级站进行了检查验收，有6个县级站达到了优质服务型标准，83%的乡级站达到基本服务型及以上标准，30%的村级服务站达到了基本型服务标准，“以县级站为主体，乡级站为纽带，村级服务站为基础”的技术服务网络初具规模。
2008年，各县市的技术站都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青县站是全国先进技术服务站，站长本人就是妇科专家技术权威。南皮、黄骅、沧县、海兴、泊头、任丘的技术站，全部进行了迁建扩建，面貌一新。每个县站都有一到两个技术权威支撑。平时我们定期搞技术人员培训、举办全市计生人员技术大赛、技术大练兵，提高了现有工作人员的水平。新增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大头，有新分的学医大学生，有从县医院调来的骨干大夫。各县的计生技术站不仅服务好，而且收费低，海兴和青县到技术站生孩子的产妇比县医院还多。
社区计生人员少、任务重，我们就协调劳动部门把下岗的“4050”人员搞成了公益岗位。在新华区和运河区，第一个试点就搞了100多人，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这些人员工资国家拨款，不用县区拿钱，下岗失业后能重新获得工作岗位，很知足。这一做法，省计生委也作为典型经验向各市推广。邯郸、邢台等市，先后来新华区计生局学习考察。
（作者：张希格 沧州市计生委原主任）
【忆昔话往】
红薯小记
在河间，人们把红薯叫山药。红薯，分春晚两种。
用红薯块茎育苗，春种秋收的是春红薯，当地百姓叫它芽子药；剪下春红薯的蔓，初夏栽种秋后收获的叫晚红薯，又叫蔓子药。红薯多姿多种，有老干面，有一窝猴；有红皮红瓤白瓤，白皮白瓤红瓤，还有黄皮白瓤的。今天的紫薯是新品种。红薯通身都是宝，红薯蔓可做饲料，红薯可加工成淀粉，粉团再深加工可以做成粉条或河间独有的片粉等。
种红薯
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些事情真不可思议。俺村为了种红薯，竟想把已经长有米数高的玉米稞子全都砍掉，而且种到距村外4里的吴家地。吴家地那是蛤蟆撒尿都会淹的洼地，黑粘土哪能长出红薯来?民兵小分队开进了吴家地，小分队队长坐镇砍玉米。民兵们眼见这好端端的玉米就要毁在自己手下，于心不忍。迟疑之际，我爷爷和几个社员急火火地从村里跑来，边跑边喊：“住手!什么也不懂，瞎指挥!”还指着队长的鼻子质问：“能毁玉米种红薯吗?能在淹洼地种红薯吗?”队长说我爷爷聚众闹事，再次催促进地砍玉米。爷爷急了，举起铁锨：“谁敢砍玉米，先问问这铁锨答应不答应!”民兵小分队一看这架势，又知道爷爷他们不怕事、不怕硬，于是溜之大吉。队长成了光杆司令，也灰溜溜地回去了。
第二天上级来了新精神，停止突击种红薯。玉米保住了。秋后丰收，社员们都很高兴。然而，爷爷待粮食入库后，还是被那个队长揪着游街示众。庆幸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上大学、入党、参军提干都没受爷爷游街的影响。多年之后，虽然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村中上年纪的父老乡亲们，仍然时常念及爷爷。
拾红薯
1961年晚秋，我虚岁12。当时，虽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段，但生活很苦，经济条件很差，老百姓依然是糠菜拌粮吃。农闲时，劳动力、半劳力去洼里捡拾遗落在地里的红薯、菜叶等，借以充饥。
记得一个星期天，我跟着族爷们去拾红薯。那天雾大极了，对面不见人。好在是邻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8里开外的韩别村西北洼。我年龄小，力气也不大，掘了好大一片红薯地，才拾到些红薯块、红薯拐子(秧薯连接的地方)。晌午时分，又饥又渴又累，我在地头一个水井旁坐了下来，随手将锨往地里一戳，竟然发现一个4斤6两（爷爷称量的）大红薯。后来红薯切成块儿上锅蒸熟，一家人多少充了点饥。
买红薯
1968年的初冬，父母让我和后邻胡国恒一块去高阳买红薯。大约零时左右，奶奶叫醒我，我就和国恒拉上小拉车出发了。
在沧保公路留欢道口，看到了同村同龄的胡俊生。清晨五六点钟，到了高阳县的辛桥镇，啃吃了带去的高粱饼子，修好了自行车，有位上岁数的人告诉我们，顺潴龙河大堤往北走，那里种红薯的多，容易买到。
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问到一个小孩说家中有红薯，就跟着去了他家。外屋灶前的老大娘正烧水；里屋炕上有两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一个腆着大肚子躺着、一个靠墙半躺半坐，上气不接下气。吓得我急忙退了出来。到了下午，我们终于买到2000来斤红薯。装车的时候刮起了东北风，还下起了小雨，天也黑了，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住店，只得上路返程。
路特别难走，拉车的人几乎趴在土路上，重载压人，腰酸腿疼，走几步喘喘气，累得通身是汗。深一脚浅一脚，下午3点钟才回到家。没卸车，进屋一头扎到炕上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擦黑儿。
在我的人生中，高阳买红薯是我经历的一次大苦大累大磨练的事。47年前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我讲这个真实故事，希望对80和90后们的思想有所启发，更希望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作者：胡志通 河间市地税局原局长）
2015年度《鉴政沧州》发稿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