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鉴政沧州 >>正文
2018年第22期
发布时间: 2018/11/27 10:50:35

 

【党史珍闻】

第一个经济特区的选定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其中就包括广东、福建两省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会议期间,习仲勋、杨尚昆在汇报中指出,可以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对于这些设想,邓小平非常赞同。在会议形成的文件中,专门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于是广东、福建的几个地方有了“出口特区”的新名字。

  据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回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这个特区是搞不起来的。那时候简直对这个搞特区,那就是引狼入室了,那就是搞资本主义试验了。所以小平同志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你们试一试吧,杀出一条血路嘛。’那么反对建特区的同志就说:‘他们不懂,陕甘宁那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同志脑子反应快:‘就叫经济特区好。’这个就反馈到北京,小平一听,就叫经济特区。”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最终确定将“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了这一纪要,“经济特区”的名称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以立法的形式完成最终确定。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圆满完成了这项重要立法。深圳经济特区由此正式诞生,并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1日,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对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说明,明确指出:“去年7月即着手筹备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先开始在深圳筹建。” “准备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

【本刊特稿】 

回忆沧县二中党的活动

刘 杰

  我是1930年考入省立二中(现沧州市第一中学)高中班的,次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事变以后全国反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北平一些反日救亡的刊物散发到了学校。在当时,我们知道潘漠华、武月亭的一些情况,但我和他们没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我们上一班的学生李伟、刘建勋等是反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1年底,我记得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出去搞宣传的人分了好几路,我们这一路去的交河,何德仁的家可能是交河的,我们是通过他的关系到那里去的,一共去了几十个人。这次活动是学校公开组织去的,主要组织者是潘漠华。到了交河城里,我们分成小组活动,主要是讲演、撒传单,活动的范围是交河城里。搞了几天后,交河国民党部出来干涉,说我们的活动没有经过他们批准,我们就回来了。这次宣传的内容是学生们自己拟定的,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学生们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宣传回来之后,我们上一班的学生们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不久学校解聘了潘漠华、武月亭二位老师,又开除了刘建勋、李伟等7名进步学生,接着又用通知的方式开除了一大批同学。以后,学校的形势比较紧张了。虽然潘、武等人走了,但学校整个反日救亡活动还在进行。我们组织了“读书会”,那时的高中分文理科,我们是文科,学习的是社会科学,有经济学、辩证法等课。还没有看到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有个国民党员叫孟雪庭,冀南人,和我是同乡,他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学校训育主任。每到暑假他就去北平买书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表现进步,传播了马列主义。

  以后,我接触了沈士敏。我由沈士敏介绍于1932年12月入党,在运河边沈士敏的家中举行的入党仪式。这次入党的就我一个人,当时在场的有沈士敏和廖华。以后我又见过廖华几次,他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读书会”团结和联系同学,我入党之后即任党支部书记,孙国诚(现名孙敬文)任团支部书记,张炬也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和他们之间有联系。成立支部后作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在武汉的迟麟兆,还有一个姓兰(丕伟)的是我们发展的,发展党员一共十来个人。

  时间不久,日军侵入山海关,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了罢课,进行反日救亡活动。1933年初,杨校长开除了11个人,我是被开除的第一个,迟麟兆可能是一个。我们被开除了没有挂牌,是趁我们回家把通知送到家里,孙国诚他们留在学校了。我在开除以后于1933年3月去北平受训,路过沧州时,沈士敏已经不在沧州了。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也没有和孙国城他们联系。

  以后,孙国城、张炬、何德仁也到了北平,何德仁入了朝阳大学,后来我把他介绍到延安去了,1933年5月我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们被开除以后,孙国城他们继续留在学校里活动。

(刘杰原名刘渤生,河北威县人,曾任原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2018年9月23日逝世)

【本刊专稿】

难忘的西柏坡之行

韩启民

  1948年6月,使我终生难忘。那时,西柏坡是我们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集合的第一站。在那里,我受到了邓颖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中央妇委几位大姐的热情接待,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谆谆教诲。

  1948年6月,我在献县任县委副书记。一天,冀中区党委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去西柏坡报到,准备出国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得到通知,我激动万分,高兴得一夜没有睡觉。我知道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居住的地方,但没有去过。同时,听说出国要途经莫斯科。莫斯科,又是多么令人神往!过去我们谈起苏联,谈起莫斯科,谈起列宁,谈起斯大林的时候,似乎感到是非常遥远的,可想而不可见的。我作为一个农村女青年,作为革命营垒的普通一兵,真的要来到西柏坡了,真的要见到莫斯科了,并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去参加国际会议,怎能不激动,怎能不高兴呢?

  献县县委派通讯员柳英护送我前往。我和柳英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出发了。先去了冀中区党委,那时区党委驻饶阳。组织部长张君接待了我,谈了这次出国的任务。区党委还发给了15元钱(相当于现在的15元人民币)做零花用。我和柳英又从饶阳经辛集,走晋县,进入石家庄,然后由石家庄赶到了平山县郭苏村。郭苏村是华北局所在地,距西柏坡还有18里路。在那里我见到了刘澜涛同志,那时他任华北局党委副书记。晚上,澜涛同志与我谈了话,他讲了出国的意义,问了我爱人的情况,又问个人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问道:“孩子还小,你和张萍同志都出去那么远,能行吗?”我说:“行,组织上很关心,都安排好了,请您放心。”澜涛同志又说:“多少年来,中国妇女还没有正式组团出过国,你们这次组团出国属于首次,一定要圆满成功。”

  然后,澜涛同志让秘书侯勇给我40元钱(相当现在的40元人民币),供我买些零用的东西。我谢绝说:“区党委已经给了15元了,这40元就用不着了。”

  澜涛同志说:“不行,不行,你这次出国,不是代表你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中国妇女,要买些零用东西,15元钱管什么用。”他还是让我收下。

  回到住处,我想了又想,真不知道这些钱该怎么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倒真使我犯难了。最后还是送回侯秘书那里。谁知澜涛同志又派人送了回来,并且说一定要收下,这是组织的命令。

  第二天,澜涛同志对我说:“你们从献县骑自行车走了几百里路了,太辛苦了。去东柏坡路不好走,就别再骑自行车子,用马车送你们去吧。”

  于是,我们乘坐马车来到了中央妇委驻地东柏坡。在这里见到了帅孟奇大姐、李培之大姐、杨之华大姐,还有罗琼和朱丹华同志。她们对我特别热情,使我很受感动,心想,真是来到了“娘家”。

  这时,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外地代表还没有来到。

  大姐们让我在中央妇委休息一天,然后把我送到了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来到西柏坡,我见到了敬爱的邓颖超大姐。邓大姐是那样慈祥、亲切、热情。当妇委的同志介绍我曾任过晋察冀边区妇联副主任、现任冀中区献县县委副书记时,邓大姐连声说:“知道,知道,从报上我见到过你写的文章。”

  我顿时有些不解。

  邓大姐说:“献县刘套庄刘大娘诉苦的文章不是你写的吗?”

  我才突然想到,我在献县搞土改时,住在刘套庄。刘套庄有个大地主,家有14顷地,一向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穷人。我住在一家姓刘的大娘家,刘大娘就是受害者之一。在召开批斗地主的大会上,我让刘大娘在会上诉苦,与会群众无不流下眼泪。我根据刘大娘的诉苦情况,给《冀中导报》写了篇文章,《晋察冀日报》又作了转载,被邓大姐看到了。

  我想不到在浩如烟海的文章里,邓大姐能记住这一篇,并且还能记得是我写的。刚见到邓大姐时还有些拘谨,几句话一说,我感到轻松多了。

  邓大姐问长问短,问了献县土改的情况,问了妇女发动的情况,还问了我的家庭、爱人和孩子的情况,从小到大,无所不及。邓大姐又问道:“启民,你身上有没有虱子?”

  我说:“以前有。现在环境好些了,天气也热了,经常洗衣服,身上没有了。”

  “头上有没有?”邓大姐又问。

  我说:“头上基本也没有了,就是还有些虮子。”

  邓大姐说:“那东西可是生虱子的,出国前要处理掉。”接着她又说:“我告诉你一个处理办法,先在头上洒些酒精,然后用热毛巾捂上,捂它个把小时,那东西就会死掉的。然后再刮,就都给刮掉了。回去就叫罗琼同志帮你处理一下,出国,咱女同志是不能带着那东西的。”

  邓大姐的一席话,使我激动不已,眼泪几乎掉下来。邓大姐像慈母般地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我深为妇女界有这样的好领袖而感到骄傲。

  最后,邓大姐问我:“你见过少奇同志他们没有?”

  我说:“我没有去过延安,中央领导同志我都没见过。”

  她又问我:“想见见吗?”
我高兴地说:“大姐,我太想见到了。”

  邓大姐笑了:“那好,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先去看看少奇同志吧。”

  邓大姐带着我来到一个小院,她指着这座房子说:“这就是少奇同志的办公室。”一进屋,就看到少奇同志正聚精会神地阅批文件。邓大姐向少奇同志介绍说:“这是韩启民同志,又号称大韩,是冀中区献县的县委副书记,是这次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少奇同志忙伸出他那温暖的手与我相握,一边握着,一边让我和邓大姐坐下。少奇同志问邓大姐:“你们有多少在县上作领导干部的女同志啊?”

  邓大姐说:“晋察冀边区有两个女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启民同志在献县,还有个叫李宝光的同志在涞源县。”

  少奇同志风趣地说:“那好啊,你们作县委副书记,那可是人民的父母官哟。”

  然后,少奇同志向我询问了献县土改的情况,问到土地平分和浮财的分配,贫雇农和下中农发动的情况,中农的工作做得怎样,中农的态度如何等,我一一向少奇同志作了简要汇报。

  少奇同志又问:“你们在土改运动中出过什么问题没有?”

  我直言向少奇同志作了回答,我说:“开始,有的村庄把富裕中农划成了富农;有的地方对村干部搬石头搞得面过宽了;有的村庄曾一度停止地富子弟上学;有的地方对脱产干部片面强调成分;对妇女的发动,有的地方只注意贫下中农妇女,而对中农家庭中的妇女有所忽视。发现这些问题后,经请示上级领导作了纠正。”

  从少奇同志那里出来,邓大姐又把我带到她的住处,去见周思来副主席。当见到周副主席,邓大姐介绍后,周副主席忙让我坐下,叫服务员冲上一杯茶水递给了我,然后和我面对面攀谈起来。先问了土改情况,又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最后又问了扩兵情况。他问我:“扩兵有没有强迫命令的?有没有‘熬鹰’的?有没有不愿意去的?”

  我回答说:“有,是少数村的情况。农民们当兵的热情是很高的,不愿去的是少数。”

  周副主席微微一笑:“是嘛,人民江山要靠人民去打,人民的政权需要人民去保护,不愿意当兵的是属于少数的。”他喝了一口水,又说:“不愿意当兵的,就不要硬是动员他去,去了,送到前线也不巩固,也是要逃跑的。”他讲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启发农民自愿参军,对部队巩固的重要意义。

  从周副主席办公室出来,邓大姐领我到了一个房子里休息。乘此机会,我急忙给献县县委书记蔡欣写了一封信,把周副主席讲的关于扩兵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告诉了他。

  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是很简朴的。那天中午,我和帅孟奇、李培之、杨之华几位大姐在一起吃饭,菜仅有两样,一盘是少许肉末炒豆角,一盘是炒黄瓜。大姐们还介绍说,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是这样的伙食。

  下午3时,邓大姐又来了,她说带我去看看朱德总司令。此刻,我的心又沸腾了,从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那天起,就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今天我要亲眼见到朱总司令,真是太幸福了!

  朱老总住在后院东北角窑洞式的房子里。邓大姐领着我一踏进朱老总住的院子,看到康克清大姐正和帅孟奇、李培之等几位大姐在一棵树荫下谈话。康大姐见我们来了,起身迎了过来。邓大姐介绍后,康大姐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你就是冀中区的大韩吧。”康大姐拉着我的手让我们坐下,然后她回屋请出了朱总司令。朱老总和康大姐满面笑容地端着几盘切好的黄瓜条走了过来,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一握手。当邓大姐把我向朱老总介绍后,朱老总风趣地说:“你是稀客,也是贵客,今天我招待你吃黄瓜。”

  我们就和朱老总一起吃着,笑着,谈着。朱总司令向大姐们询问了妇女出国代表团的组团情况,向我询问了冀中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启民,你这属于土八路出国,这次可好好地开阔开阔眼界。”朱老总还讲了一些国内外形势问题。诸位大姐也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得非常亲切。

  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待我们要回去时,朱老总和康大姐一直把我们送出老远。

  第三天,代表到的多了,其中有高升,她是晋冀鲁豫太行领导百日纺纱运动著名的劳动模范,现职是县妇联会主任;有著名作家丁玲;有在中央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吴青。张琴秋大姐是妇女代表团副团长,在这里由她具体负责。还有几位代表正在向这里集中,代表团团长蔡畅大姐和几位代表在哈尔滨等候。哈尔滨是我们代表集合的最后一站。

  中午,罗琼同志通知我们几个代表:“下午谁也不要出去,邓大姐来看你们。”

  下午3点钟,我们集合在中央妇委门前等候。不一会儿,从西柏坡方向驶来一辆敞篷吉普车,在车上最前面坐着的那位高大魁梧,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的人,就是敬爱的毛主席。邓大姐在毛主席旁边坐着,后面站立着警卫员。

  车一停下,毛主席就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随同我去的通讯员柳英激动地跳了起来,拍着双手喊道:“毛主席,毛主席!”其实大家都认出是毛主席,心情万分激动,多么想问一声:毛主席,您好!但因那时对中央领导严格保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还小声反驳了柳英:“哪是毛主席?不要乱说。”顿时,柳英就以为认错人了,不再说话了。

  毛主席和我们热情握手之后,说:“同志们请上车吧。”

  我们上车后,车飞快地开到东柏坡村东约二里路的地方停下。毛主席带领我们下了车,警卫员搬着行军床,其他同志提着几个小马扎,走到一棵古老的大树下面。看样子这个地方像是毛主席来过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坐在行军床上,其他同志有的坐在行军床上,有的坐在小马扎上,我和高升坐在三步远的土墩上。

  毛主席见我和高升坐在土墩上,就连声招呼:“都坐这边来吧。”我急忙过来从张琴秋大姐手中接过马扎,坐在了毛主席的旁边。高升没弄懂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就站起来,亲自去拉高升过来。

  毛主席高兴地问高升、吴青和我的姓名、工作地区和单位,我们分别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邓大姐,代表团去多少人,还有哪些代表等,邓大姐都一一作了回答。

  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们知不知道,国际妇联代表大会改在芬兰召开了?”

  张琴秋大姐说:“不知道。”

  于是,毛主席给我们讲了芬兰的情况,又讲了整个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还很风趣地讲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了两三个小时。太阳快落山了,毛主席又用车把我们带回东柏坡。

  我和吴青住在一个宿舍。晚上,吴青问我:“大韩,你高兴不?”

  我说:“太高兴了!”

  我又问她,“你高兴不?”

  她说:“和你一样。”

  那天,我俩整整一夜没有入睡。

  过了两天,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中央直属机关举办舞会,邀我们妇女代表参加。大院里悬挂着汽灯,许多中央领导都去了。我不会跳舞,也从未见过舞场。康克清大姐鼓励我:“别怕,学一学就会了。”她拉过朱总司令来,让我和朱老总一起跳。我万分敬重的朱总司令要和我跳舞,我感到非常荣幸,却又十分惭愧,因为我确实对跳舞一窍不通,一点不会,就很不好意思地硬着头皮谢绝了他们。

  这时,妇女代表团中又来了一位代表,叫汤桂芬,她是上海的女工领袖。

  代表团出发之前,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一次政治报告。这时,出国的不仅有妇女代表团,还有出席国际青年代表会和出席国际学联代表团的二十七八个人,还有中直机关的一些同志,集合在一块露天地里,聆听周副主席的报告。上面悬挂着汽灯,下面我们坐在石头或木头上。周副主席主要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讲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不时激起阵阵掌声。最后,他说:“各位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同志们,今天,送你们的时候是在西柏坡,到你们归国的时候,我们将在北平欢迎你们。”周副主席的话音刚落,场内沸腾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同志们坚信,北平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6月下旬,我们三个代表团由西柏坡出发了。因为当时从关里到关外的道路还不通,我们只好绕道从海上走,经山东青岛,过大连、安东,然后进入朝鲜新义州,再由新义州经图门、牡丹江,进入哈尔滨。因国际妇联代表大会又改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我们由哈尔滨出发,经莫斯科,最后到达布达佩斯。从西柏坡集合,至会议结束返回国土,整用了半年时间,返回哈尔滨的时候,已是1949年1月份了。

  多么快呀!中国革命的进程,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多了。出国的时候,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还没有打,去哈尔滨的道路还不通,使得我们绕道而行。半年时间,全变了,东北已经解放,由关外至关里的铁路已经畅通。我们乘坐吕正操同志由东北来西柏坡参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火车向关里进发。一路上可以望到,遭受战争之苦的我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贺胜利,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家园。当我们赶到天津的时候,天津正是解放第九天。北平也即将解放了。全国各报纸都转发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蒋家王朝正处于灭亡的前夕,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我不由得想起告别西柏坡时,周恩来副主席向我们作报告时讲得那句话:“到你们归国的时候,我们将在北平欢迎你们。”是啊!党中央是多么英明!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预测是多么正确!

(作者系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

 

【专题史料】         

当年佟家花园民兵连劳武结合改造盐碱地修台田

孙福军

  沧州市的佟家花园村,在20世纪60年代共有142户,680多口人。耕地400多亩,其中160亩是盐荒洼地,历年播种拿不住苗。人们形容这里是“春天碱如霜,夏季水汪汪,种上一斗籽,难收一升粮。”解放后,也曾扫过碱,挖过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盐碱地改造,但收效不大,长期以来依靠国家供应粮食。1964年初春,党支部、民兵连带领民兵劳武结合,治碱修台田,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把“南大荒”又洼又碱的“赔本田”,改造成为抗涝抗碱的40亩台田。接着,再接再厉,又完成了全村盐碱地的改造。中央和省市领导多次到该村视察调研,《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该村治理盐碱修台田的经验。民兵连代表还出席了河北省第二届先进民兵代表大会。

  过去,佟家花园以养花种菜为主,吃粮主要靠国家救济。60年代,我国面临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和军事威胁。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多次叫嚣 “反攻大陆”,苏联也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多次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决策。佟家花园党支部、民兵连认为,“国家面临着严峻困难,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备战、备荒发展生产,我们有400多亩耕地,不能总是伸手向国家要粮食吃,不能再扯国家建设的后腿。”

  思想统一后,党支部、民兵连决心改造村里的荒地,让沉睡多年的盐碱洼地生产粮食。

  1964年春,党支部、民兵连挑选了21名基干民兵组成专业队,打响了治理盐碱地的战斗。当时刚开春,春寒料峭,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大镐一下地,就震得手疼,有的民兵手掌磨破了,站在地头上看着一大片白碱地发了愁,一些本来就信心不足的人开始动摇了,有的说:“这哪是改造盐碱地,纯脆是治人,自找罪受。”党支部、民兵连分析认为,出现这些思想苗头,主要是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因此,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精神统一大家的思想,决心苦战三年,把“南大荒”上的160亩洼碱地,改造成防涝抗碱的保收台田,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认识提高后,党支部、民兵连带领民兵第二次开进盐碱地,将队旗插在工地上,开始了向盐碱地要粮的战斗。民兵们披星戴月,苦干巧干,虽然天气还冷,但民兵们都脱去棉袄,用镐头凿开半尺厚的冻土。虎口被震裂了不觉疼,铁锨和镐头用坏了,再换一把继续干。就这样,原计划3个月修成40亩台田的计划,只用了50多天就完成了。21名民兵开挖出了37条长100多米,口宽3米、深1.25米、底宽0.5米的排水沟,并用从这些沟里挖出的土把40亩台田垫高了1尺半。修好的台田全部赶上了播种季节。

  台田修好了,为了当年见效,打算立即种上作物,但又恐怕白浪费籽种,就抽调3名民兵成立了一个科学实验小组,他们采取先在台上翻土晒干的方法,试验结果土块没有返上潮来,证明可以出苗,不过当时还是没有十分把握。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指导员马振东听说青豆上肥少也能生长,还有抗碱的能力。队员们就先在修好的台田上试种了5亩大青豆。结果7天就出了全苗,而且苗绿,不发黄,长势很好。这个好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人们很高兴。可是也有些人不相信,说地被太阳一晒,返上碱来,小苗就死了。但事实做了回答:经过一场细雨,又经过太阳晒,田里的小苗又长高了二三寸,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为了充分利用这40亩台田,大队计划在台田里种玉米和棉花,还要在台田沿上种向日葵、栽果树,在沟坡上种豆子,沟底上种蒲子。但这需要相当一笔资金,去哪里弄呢?有人提议向国家贷点款。马振东说:“大寨人能靠两只手一条扁担变穷山为富山,咱就能靠两只手一把铁锨改造洼碱地。”队员们树立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学着大寨人的样子,各个背起拾粪筐,又自觉从自己队的苗圃里,弄来些不好卖的树秧子栽在台田沿上。播种的时候,需要浇水压碱,队员们就跑到一里以外的运河里去挑水,平均每人一天挑60多趟,等于一天要走100多里路。肩膀压肿了、磨破了,队里没有一个人叫苦。

  1964年,沧州地区雨量过大,不少耕地沥涝成灾。人们都很担心,台田里要是跑了水,就会返上碱来,庄稼就完了。为了保住庄稼,只要是下雨天,队员们就扛着锨去看护台田。7月里一场大雨,下了一天一夜,队员们就整整一天一夜没离开台田。这年七八月间,降水量达七八百毫米,“南大荒”上未修台田的地,已被积水淹没,运河套里的好园田,有的也涝了,但是,台田里却是一派喜人的景象。试种的几种庄稼都获得了好收成,播种豆子和玉米15亩,共收粮食2890斤;种植棉花7亩,收籽棉700斤;收花生和向日葵等油料1800斤;收蔬菜12.4万斤。为集体增加收入4200多元,为国家减轻了负担。

  兴修台田的胜利,引来了络绎不绝参观的人。《河北日报》也刊登了佟家花园改造盐碱地的事迹。这时,有的民兵流露出一种骄傲情绪,今后是停滞不前,还是继续奋斗?党支部、民兵连在全体民兵中开展一次大讨论,引导大家要有长远打算,胸怀全局,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也要查找问题。经过这次讨论,大家受到了教育,纷纷表示,绝不能满足这40亩的成绩,改造盐碱地的任务还很大,我们要继续干下去。

  秋后,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人们就靠着一把铁锨两只手,泥里水里来战斗,一直干到大雪封地。在临封冻前,为了完成挖沟渠的任务,来了个“七天七夜”大会战。在这7天中,村里的30名男女民兵也前来支援,每人每天平均25方土,尽管天气寒冷,民兵们只穿单衣还被汗水浸透,在上大冻前,修台田54亩。从1964年冬到1965年春,又用55天的时间,挖了57条排水沟,把平地垫高了一米半,还搬走了7个大碱堆,又在剩下的100亩涝洼地上修成了54亩新台田。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3年的洼碱地改造计划。1965年春天,他们又带领民兵在津浦路东侧的一片老盐碱地上修建了45亩新台田,使全大队的粮田面积由1963年的71亩扩大到210亩。1965年秋天,大队台田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573斤,比附近洼碱地高出三四倍。其中,台田上的小麦平均亩产346斤。

  佟家花园民兵在改造盐碱地的过程中,牢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作风”,充分发挥民兵生产战斗化、行动军事化的特点,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不仅在生产上获得了丰收,而且在军事训练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在改造盐碱地的劳动间隙,时刻不忘枪杆子,坚持劳武结合,带着战备观念,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开展军事训练。在地里搭着枪架,利用休息时间练习刺杀、射击、投弹技术,出现了两名神枪手,五名优秀射手,全连步枪第一练习实弹射击成绩总评优秀,在全市五次比武中四次获第一名。

  1965年9月5日,是佟家花园村民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秋高气爽,碧空如洗。上午9时30分左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沧州专员公署副专员阎国钧,沧州市委代理书记、市长刘宗培,武装部政委张庚申等省、地、市领导人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来到佟家花园视察。罗副总理一行在民兵们开展台田建设的简易房子里听取了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马振东关于民兵改造台田、民兵训练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修筑的台田和长势喜人的农作物。接着,观看了民兵在劳动间隙操枪练武的情景。正在挥汗大练的民兵连长张振焕,见罗副总理走了过来,马上放下手中的武器,激动地向罗总长举手敬礼,说:“罗总长好!”罗瑞卿亲切地握着张振焕的手问道:“你们又练武又修台田累不累?”“不累!”民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罗副总理接着又问道:“你们民兵搞台田,影响不影响军事训练?”张振焕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边修台田边训练,劳武结合,相互促进,而且把修台田当成我们练兵的一个项目,既改造了洼碱地,又增长了保家卫国的杀敌本领。”罗副总理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你们劳武结合的做法很好!应在全国大力推广。”

(作者为沧州军分区军志办主任、沧县人武部原政委)

信息检索 标题
正文
点击排行
本类推荐

Copyright @ 2010-2020 沧州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冀ICP备110053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