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刘伯承定义游击战

　　刘伯承元帅作为著名军事家，不但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军事著作，还留下了190万字的翻译作品。据刘伯承的儿子刘蒙介绍：有很多词是刘伯承首译的。比如大家常用的“游击战”，从外文翻译过来，最早是“黑猩猩战”，可是中国人都看不懂。刘伯承根据游击战的定义，“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把两个词合起来，又根据《史记·李广传》的一句话“李广擅游击”，取“游击”二字，定义为“游击战”。

【本刊专稿】

挺进冀鲁边

萧 华

　　挺进冀鲁边，是一一五师主力东进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主力部队东进山东，曾电令我们师尽快东进，深入山东敌后，支援和配合山东当地的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和党的要求，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已经派出曾国华同志和孙继先同志带领的两支部队，于两个月前先进入冀鲁边地区。为了统一与加强两支部队和当地起义武装的领导，中央又决定将冀鲁边部队统编为“八路军冀鲁边抗日挺进纵队”，并决定抽调我们旅的部分机关人员组成挺进纵队的领导机关，继续进入冀鲁边区。

　　遵照师首长的指令，我们从旅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中抽调一些干部,加上宣传队、军工队等人员，组成了100多人的“挺纵”司政机关，并迅速做好了进军的准备工作。1938年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告别了部队，踏上了东北的征途。

　　跨过清漳河，越过平汉路，部队进入了冀南。在这里，我们与一二九师部队会合。稍事整理，然后继续东进。9月中旬，穿过津浦铁路，到达了鲁西北的大平原上。

　　冀鲁边是山东最早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地区。起义后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在群众的支持下，打了一些胜仗，还打进过盐山县城。部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这支新建的武装毕竟还很年轻，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在建军作战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开始，不少共产党员存在着不愿做官的想法，部队虽是党领导创建的，却把不少重要岗位如团长、营长交给旧军官去担任，甚至特意请来了当地实力派头子刘景良来当部队的司令。这样一来，便给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阴谋破坏以可乘之机,军队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阶级异己分子手里。在敌特操纵下，还专门派人去南京领来了“别动总队三十一支队”的番号。下层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也很薄弱，部队扩大得太快，许多土匪、流氓、地痞、“白面客”都混进了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纪律败坏，最后甚至发展到整连整营的逃亡叛变。这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到曾(国华)孙(继先)两支队到达之前，只剩下200多人了。本来就不巩固的活动地区，也缩得很小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整顿这支部队，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便成了我们会合后的首要任务。首先我们将边区的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孙支队改编为“挺纵”的二支队，曾支队改为五支队，原边区的部队缩为六支队。对于六支队，我们以坚决的手段，清除了其中的反动分子，调整并充实了党的干部，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派了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周贯五同志担任该支队的政治委员，加强了政治工作，公开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连队建立了支部，还调入了许多主力部队的干部。通过这些工作，使这支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随后，我们便全力投入了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9月17日，在乐陵城，我们组成了边区的领导机构——军政委员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我们的方针和工作步骤。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打胜仗，扩大影响；接着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设政权，建设根据地；此外，还决定成立干部学校，培养干部。

　　我们到达边区后打击敌伪的第一拳，便打到了大汉奸穆金城头上。穆金城是边区最早依靠日军的土顽势力之一。他纠集了1000多人，盘踞在南皮县境，天天四出骚扰、抢掠，群众恨之入骨。我们集中了三个支队的主力,以突然行动攻入穆金城的老巢莲花池，将该部全部歼灭。乘着这一胜利的余威，部队全面展开对日伪军的打击。

　　随着部队积极作战和地区的扩大，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组织了三个民运工作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工作。由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率领一组开辟乐陵；区党委委员马国瑞同志、李殿举同志率两组分别开辟宁津、庆云。大批干部被派到新收复的城镇与乡村，建立政权，组织游击武装，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并坚决实行了民主民生的各项措施。为了满足各地日益增长的干部需要，在原有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举办了抗日军政学校，第一期便培训了青年干部500多人。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快便建立了沧县、南皮、乐陵等8个县的政府。这样，在这广大的平原上，在敌人深远的后方，一块新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10月，正当我们边区根据地初具规模的时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了冀鲁边的惠民。

　　沈鸿烈原是青岛市长。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南逃，这个颇善投机的政客便拉起了一个摊子，扛起省政府的招牌，开始了“流亡政府”的生活。他到达鲁西北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拉拢地方势力，积极恢复旧政权，以限制我军的发展。沈鸿烈的到来，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与顽固派的更尖锐的斗争即将开始了。

　　10月中旬，沈鸿烈派人送来了信，与我会晤。为了坚持团结，我带着三个警卫员到了惠民。

　　来到惠民旧县府门前，我们还没有下马，只听得一阵吆喝，涌出一大群人来。人群前面直竖着几面五颜六色的大旗，每面旗子的中央都有个大大的圆圈，里面写着粗黑的大字：“刘”、“曹”、“李”……各自旗子下面站着的人迎上前来，鞠躬点头的、欠身抱拳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如果不是前头站着个时装打扮的沈鸿烈和后面那杀气腾腾的护兵们，真使人以为走到京戏的舞台上来了。

　　进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客厅，敬茶敬烟、寒暄了一阵，沈鸿烈佯作客套地说道：“萧司令长途跋涉，来到我们山东。远来是客，我们对客军帮助十分不周……”

　　真是老奸巨猾，开口第一句话便射出了一支暗箭。对于这笑里藏刀的手段必须予以揭露，我当即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救民族危亡，坚持抗战，是每一支部队、每一个抗日军人的责任，根本没有什么主客之分。”

　　接着，我借介绍情况之便，当着这些军阀土顽揭露了当地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在日军到来前后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种种丑行，讲述了我军抗日起义和“挺纵”东来之后的英勇战斗和辉煌战绩。

　　沈鸿烈看第一招没有奏效，接着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如“划分防区”、“筹粮统一”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在中央历来指示的坚持我军活动自由和自主的原则下，进行了严肃的谈判。

　　这次会晤，沈鸿烈妄想限制我军活动的阴谋没有得逞，而有些问题却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合法条件。我们决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借口，如“筹粮统一”等，进一步展开扩大巩固根据地的活动，并散发传单、张贴布告一直贴到了各个地方实力派的防区里去。

　　我们也预料到，沈鸿烈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果然，十多天后，我们接到乐陵县同志的报告，说沈鸿烈正积极地修筑从惠民到乐陵的公路，并不断派人到我区刺探消息。接着，沈鸿烈打算亲赴乐陵，将原乐陵县长牟宜之调离乐陵去任省府的什么“副秘书长”。

　　沈鸿烈为什么对边区的交通事业如此热心?对乐陵、对牟宜之如此重视?其用心是不难窥见的。乐陵是冀鲁边区富庶的县，是我根据地的基点地区之一。开辟这一地区时，我们在大力发动群众的同时，曾以较大力量做了上层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原县长牟宜之的工作。牟宜之是鲁西北少数没有潜逃的县长之一。此人有抗战热情，倾向进步，与我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并愿意接受我们领导，贯彻进步的政策法令。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反动派的记恨和不满。沈鸿烈一到，便放出谣言，说什么“乐陵赤化了”，说这个政权“不得人心”等。现在竟要亲自出马，开始他夺取这个县政权的第一步——以“明升暗降”的手段，把牟宜之撤换掉。

　　这是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行为，是我顽之间的一场政权争夺战。这个政治仗必须打胜，但又必须打得有理，打得巧妙。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充分运用我们的政治优势——群众力量，以合法的形式，来进行这场争夺战。

　　商量妥善之后，符竹庭同志笑着对我说：“搞起来，你在这里可就不方便了。”的确，要是事态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展开，我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于是我与牟宜之谈过之后，便到驻盐山的部队去了。

　　几天之后，同志们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一场“摘县印”的喜剧。

　　就在我走后的第二天，沈鸿烈带着随员，坐着汽车，气势汹汹地赶到了乐陵城。一开始，他还摆出伪善的面孔，劝说牟宜之接受这次“调动”，马上跟他离开乐陵。可正在他们谈着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维护真心抗战的牟县长!”“反对破坏抗战的汉奸行为!”……成千的人群拥挤在县府门口，决心要留下牟宜之。这浩大的群众声势，使沈鸿烈吓慌了，话没谈完，便强拉硬推地把牟宜之推上汽车，想把人抢走。但是哪里走得掉?汽车一出南门，又被更多的人群迎头堵住了，南门外的公路两旁，男女老少，人山人海，足有一两万人。大家拿着彩旗，呼着口号，有的围住了汽车，向沈鸿烈提出质询和抗议；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公路当中，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此时，沈鸿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擦汗，一面连声喊叫：“快，快，快请萧司令员来商议!”可是哪里能找得到我呢!于是他不得不乖乖地把牟宜之送下车来，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取得了这一政权争夺战的胜利之后，我们又接连对顽固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为了孤立沈鸿烈、刘景良等顽固分子，击破他们组织反共集团的阴谋，争取一部分地方势力抗日，我们与当时抱中间态度的曹振东部和吴桥的张国基部建立了联席会议，以我军为中心，每月开会，共商抗日行动。对于勾结日伪、坚决反共的投降派，我们则进行坚决打击。在12月间进行的一次反“摩擦”作战里，我们一举消灭了盐山的反动武装孙仲文部1000余人，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开辟了盐山四区的工作。

　　但是，国民党决不肯甘心让冀鲁边变成人民抗日的战场。11月，国民党军高树勋部又从章丘历城地区进入了边区。他们一到边区，便立即建立“第二政权”，设置招兵站，强编我自卫队，没收我存在民间的枪支，扣留我侦察人员，甚至派人勾结我军部队叛变。对于这些反动行为，我们则坚决予以揭露。但是，因为高部有抗日的一面，且与沈鸿烈有矛盾，因此，我们也很注意对他的团结争取。宁家寨事件便是推动他走向进步的重要契机。

　　高部进入边区以后，在战术上始终死守着正规作战的一套，不懂也不学游击战。高树勋本人率领着他的直属队和特务团在乐陵城西的宁家寨安下了摊子，积草囤粮，修房缮屋，一住就是40多天。在一次见面时，我曾当面向他提出过建议，给他指出在当前武汉失守、日军回师敌后的时候，不应该在一个地方久居不动。此后我们也连续给他写过信，请他转移一下防地。但他始终不听，甚至还放出风来，污蔑我们说：“八路军光会逃跑，不敢抵抗!”

　　就在12月上旬的一天，敌人突然向我“挺纵”司令部驻地黄夹镇进行突袭。我军有游击战争经验，而且已经摸熟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并建立了群众性的侦察情报系统，当然不会被敌人捕到。敌军扑一空，恼羞成怒，便拿高树勋部出气。第二天拂晓便包围了宁家寨。高树勋突围不成，只好就地抵抗。从早晨打到中午，高的特务团损失大半，围寨有的地方也被突破了。

　　我们接到高部被围的消息时，天已中午了。本来我们距离他们较远，但还是决定派部队驰援。我们指令五支队派出得力部队，急行军赶赴宁家寨，从北面猛攻日军的侧背。这突然的打击使鬼子手忙脚乱，高树勋乘机带着残余部队突出了包围。

　　当我赶到的时候，高树勋尚惊魂未定，一见面，忙抓住我的手，连连致谢：“惭愧惭愧，愧不听你的劝告，才吃此大亏!”在谈到敌人战术特点和我军对策时，他还说：“再打仗，请你指挥我的队伍好了!”

　　说要服从我军的指挥，这自然是表面的客套之词。不过，我军光明磊落的行动确实给了高部，特别是广大士兵以实际的教育。经过这一事件，高部的态度进了一大步。再经进一步谈判协商，他们承认了我们的政权是边区唯一合法的政权，并把他们在宁津的“第二政权”改成了工作团。两军订下了互通情报、互相保护后方及伤兵、配合作战的协定。高部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他们离开边区，这使我军在对敌作战与反顽斗争中减少了一个牵制。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日军回师大举“扫荡”华北，处于敌人心腹的冀鲁边便成了敌人“扫荡”的重点地区。1938年12月，敌军以数路合围乐陵。我部揭开了反“扫荡”作战的序幕，这次战斗是以黄家庄一战歼敌100余人而结束的。1939年1月21日，敌人出动了5000余人，配合着飞机、坦克，分五路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合围，我集中六个支队于韩集伏击，消灭了日军一个大队和一个辎重队。另一部队乘夜袭灯明寺，一举歼灭日军100多。敌人仗恃着优良的装备和快速部队，欺我平原作战没有依托，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骗我们离开冀鲁平原。但我们很快熟悉了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大宋家一战，我军与敌快速部队展开了激战，反复冲锋十多次，终将敌军击溃。敌人合击不成，妄想以安设据点达到由点到面的占领，但也遭到我沉重的打击。我军多次袭击灯明寺，打得日军不得不放弃了在这安据点的企图。一个侥幸生还的日本军官对老百姓说：“灯明寺去不得。灯一明，死了死了的!”在反“扫荡”作战中，我们小部队的游击活动更是灵活。我们一个营可以在敌区稠密的点线中转战五昼夜，进退400里，连获三次胜利。我们曾夜袭泊头、桑园车站，一夜破铁路40余里，迫使敌人一个星期不能通车……

　　部队的英勇战斗，支持和保卫着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哺育和支持着自己的武装。觉悟了的边区人民对军队的热爱是令人难忘的。1939年久旱成灾，两季粮食没有收成，群众和部队不得不以榆树叶和枣糠充饥，但群众哪怕有一点粮，也要省出来送给部队。记得黄夹镇一位老人双手捧着一瓢白面，端到我们司令部来，这面是他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们当然不能收。几番推让，老人生气了，激动地说：“你们记着，只要我们还有一两粮，就有八钱是你们的!”在长期反复的反“扫荡”作战中，拆城、破路、坚壁清野、照顾伤员、侦察敌情、封锁消息……只要他们能做的，总是全力以赴。在这些艰苦的斗争中，动人的故事是叙不尽说不完的。在乐陵，一次敌人合击我“挺纵”司令部，抓住了一个未及隐蔽的青年农民，强迫他给带路。这个血性青年人看见路旁有一口水井，二话没说，便纵身跳下去。鬼子走后，群众把他救上来，问他为什么投井，他说：“要我死可以，要我给鬼子引路打咱们的八路军，不行!”由于群众积极参战参军，部队也迅速得到了发展。到1939年年底，整个挺进纵队加上各县的地方武装，已有12000多人了。

　　依靠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依靠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挺进纵队在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中，度过了这段大发展的日子，发展和巩固了冀鲁边区根据地。从1939年末开始，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特别是边区遭到了特大的灾荒，冀鲁边区的斗争进入了极其艰苦困难的阶段。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打通边区与外围的联系，调动敌人、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师部决定将边区的大部主力分批转移到津浦路西和鲁南等地。自此，冀鲁边区斗争遂进入了分散斗争、艰苦坚持的新的阶段。

（作者文中身份为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忆昔话往】

雁翎队奇袭“税收楼"

赵 波

　　抗日战争中，百里水乡白洋淀活跃着一支水上游击队，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雁翎队”。我在雁翎队里当过战士、侦察员、分队长、大队长。我们凭借沟汊、苇塘等自然条件，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日本鬼子坐卧不安，胆战心惊。

　　1938年，日本鬼子的魔爪伸到白洋淀后，为了镇压这里的人民，掠夺这里的财富，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重点村镇驻扎重兵，修建岗楼。

　　大清河和白洋淀连接的喇叭口，有一座长达两华里的大桥，名叫十二座连桥。这是人们进淀出淀的水陆咽喉。桥上的旱路，往北可通天津、北平，往南顺千里堤可到郑州、任丘、河间。桥下的水路，上经白洋淀走府河可抵保定，下经大清河能到天津。就连白洋淀汇集的九河之水也只有经过大桥的涵洞方可东流入海。狡猾的敌人来到白洋淀后，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地方。他们在桥北墩的大镇子赵北口建立了大据点，驻上了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两个中队的伪军；在桥南墩已经没人住的名叫十房院的地方修了个“税收楼”，也就是个岗楼。

　　自从安上“税收楼”，这一带老百姓就遭了殃。“税收楼”驻的敌人虽不多，却日夜盘查水旱两路的过往行人，敲诈勒索，强收名目繁多的重税，真是雁过拔毛，鱼过脱鳞。老百姓恨透了，悄悄地念叨着：“税收楼，吃人楼，敲断骨头榨干油；眼中铁钉肉里刺，十人见了九人愁。”“税收楼”给抗日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经常有一些运送药品和物资的同志在这里被敌人抓住。

　　“税收楼”像个钉子钉在人们的心里，像鱼刺儿卡在战士们的嗓子眼儿上。

　　根据区委指示，雁翎队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我找到队长要到了这个任务。

　　要拿掉十房院的“税收楼”，那可真是虎口拔牙。白天，这里是赵北口敌人眼皮底下的一棵“摇钱树”，不知有多少人不眨眼地盯着它；夜晚，这里是敌人重点警戒的地方，巡逻队一遭遭地围着它转。别说拿掉它，就连去那里侦察侦察也不容易。十房院并不大，原先只有十来家饭馆和客店。日军来了以后，人们都跑光了。敌人修了“税收楼”，就不让生人进去了。他们在楼的一边盖了间平房，专派一个管财务经济的伪军在那里收税，当地人都管这个伪军叫经长。过往行人被迫缴税只能到平房去，根本就不许靠近岗楼一步。

　　为了摸清敌人的人员、装备和活动规律，我决定去侦察一番。

　　一天早晨，天刚发亮，我头戴蘑菇草帽，穿了身渔民衣服，腰间系了条苇眉子编的腰带，带着鱼鹰，划船来到了十二座连桥，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时，“税收楼”站岗的伪军提着枪懒洋洋地走到岸边，朝我大喊起来：“喂!放鱼鹰的，靠过来!”

　　我把船靠到了岸边。伪军伸着脖子盯着船舱问：“逮了多少?”

　　“没几条，净是小的，只有一条大点儿的，还是鲫鱼。”我不慌不忙地回答他。

　　“你当我不知道鲫鱼更香，一条也得交!”伪军声色俱厉地说。

　　“这……”我假装挺为难。

　　伪军见我不痛快，便“哗啦”一声拉了下枪栓，瞪着眼喝道：“你想不交怎么的?米有米税，鱼有鱼税，这是王八的屁股——规定(龟腚)!”

　　我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从船舱里拿出了一斤多重的久花鲫鱼，心疼地看了看，又狠了狠心似的要扔给伪军，嘴里却说：“小心扎手，这可是花的，扎着有毒!”

　　“别扔，别扔!你给送进去!”伪军看着鲫鱼那一根钢针似的鱼刺,急忙冲我直摆手，一边躲一边说。我知道这里的伪军多数是白洋淀人，都懂得被花鲫鱼刺扎着肉就会腐烂，所以我才特地给他们预备了这份“见面礼”。

　　我一看伪军上了圈套，暗暗高兴，却故意装出不情愿的样子来到岸上，慢慢地挽着船缆。我明白伪军是让我把鱼送到平房去“缴税”，但要弄清岗楼里敌人的情况，我成心跟他打马虎眼。当伪军正转身望着淀里又划来的船只，我提着鲫鱼三脚两步就进了岗楼，把岗楼里看了个够。

　　回到驻地后，我把情况向队长作了汇报，并建议派几个人在黎明时去袭击敌人，端掉“税收楼”。组织上很快批准了我的奇袭方案，并派战士张牛和张亮亲哥俩和我一同前往。

　　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坐船朝十房院开去。这时，我们坐的已不是鹰排小船，而是一个很阔绰的大四舱(分有四个船舱的大船)。我的打扮也从头到脚完全变了样：头戴灰色呢子礼帽，身穿踢脚尖黑色大夹袍，脚蹬圆口皮底夹鞋，再加上一副金丝眼镜，真有点常跑天津卫的青年商人的派头。张牛和张亮也都化了装，一个装船工，一个装伙计，熟练地划着船。船上放着装满稻糠的大米口袋和洁白的苇席。为了麻痹敌人，我们还在船头上放了渔民做饭用的锅灶、面板和一棵切掉一截的大白菜。有水上生活经验的人一见这些，就明白这只船是出远门的。

　　船离“税收楼”只有几十米了，岸上的一切也都能看清楚了，但还没听到平时站岗的伪军那种蛮横的吆喝声，我心里有些纳闷。是站岗的睡着了，还是敌人有了防备?为了弄个明白，我便朝“税收楼”喊了一声：“经长起来了吗?”像是问屋里，又像是问外头，我喊得很轻、很慢。

　　随着喊声，平房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一个伪军背着枪，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走了出来。

　　我跳到岸上，伪军走过来喊“你瞎咋呼……”那个“嘛”字还没出来，上下一打量我就不说话了。我朝他微微一笑，稍微抬了抬礼帽，点了点头，接着又回过头，板着面孔，以掌柜的口气朝船上说：“把船缆系好。”

　　张牛、张亮懂得我的意思是“敌人没有准备，可以动手”，便立即跳到岸上，系上缆绳。

　　这时，伪军好像找到了发作的机会，蛮横地喊：“只许一个人交税，其他人不许上岸!”冲张牛、张亮走了过去。

　　“嗨!歇歇脚。老总，抽烟……”张牛说着，掏出烟卷凑近了伪军。
我见伪军被缠住了，便三脚并作两步朝平房走去。我打算先收拾伪经长，然后再收拾岗楼里睡觉的伪军。但是推门一看，不由心里“咯噔”一下愣住了。原来平日只住一个伪经长的平房，这时却挤着四个伪军。看样子他们刚睡醒，正在被窝里抽烟。大枪都顺着身子放着，手榴弹就垫在枕头底下。我定了定神，飞快地朝屋里扫了一眼，肯定敌人没有防备以后，这才回过头来，一边想着对付敌人的办法，一边应付伪经长，把一条“双猫”牌香烟放到税桌上。

　　伪经长正别着鸭子腿侧身坐在椅子上抽烟。只见他撩起耷拉着的眼皮斜视了一下税桌上的烟卷，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鼻孔里“哼”了一声，嘴唇动了动没开腔，平时对付穷苦人的那套话没能脱口而出。他只朝我撇了撇嘴，就又侧过身去继续抽烟。我假装思索了一下说： “我这儿还有点儿钱，准备路上买菜用的，也给弟兄们买包茶叶喝吧!”说着便伸手掏钱。

　　我装着找钱，一会儿掏掏外衣的口袋，一会儿又摸摸内衣的小兜，眼睛却注意观察屋里的一切，耳朵留神听门外岸边的动静。

　　伪经长贪婪地伸着脖子等着，炕上的伪军也忘记了抽烟，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手。

　　这时，只听门外传来一声“不许动”，伪经长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已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鼻尖。伪经长吓得呆若木鸡。

　　炕上的伪军也都吓呆了。一个伪军刚要伸手拿枪，我用手枪一指，厉声喝道：“不许动!动就打死你!”那个伪军急忙缩回手，乖乖地举了起来。

　　这时，张牛、张亮押着站岗的进了平房，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敛到一起。我问了俘虏几句话，便把他们交给张亮看着，自己和张牛飞快地朝岗楼跑去。

　　原来，昨晚来了个“串楼”的坏女人。不知是伪军队长把几个伪军赶了出来，还是他们为了巴结队长而主动腾房，几个伪军临时住到平房里。

　　我和张牛冲进岗楼。那个伪军队长还在做着甜蜜的美梦，我上前一巴掌，打得他鱼打挺似的坐起来，又顺手从他枕头底下把手枪抓到手，厉声喝道：“不许动!快穿衣服，到楼下集合!”伪军队长还没醒过腔来便做了我们的俘虏。我们迅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装上了船，然后把麻袋里的稻糠倒在淀里，把苇席扛进岗楼点上一把火，便迅速地离开了十房院。

　　当桥北出操的鬼子发现“税收楼”起火赶来时，我们已经钻进苇塘无影无踪了。

（作者曾为安新县人大常务委员、河北省人大代表）

【编者读者】

一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红色记忆

张兴华

　　日前，收到金连广同志寄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兴党史成果选粹》一书。回望我们党的历史，重温海兴地方党组织在创建、发展过程中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边思边悟，愈读愈有一种厚重、清醒的激动，深感是一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好书。

　　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展示地方党史成果的力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薄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海兴党史成果选粹》正是在各级党委正确领导和上级党史部门的精心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史姓党”，牢牢把握党史研究正确方向取得的丰硕业绩。

　　该文集展示了2007年至2017年海兴的重点党史成果，主要是中共海兴县委党史研究室开展活动的简要记述以及有关党史文章选编。根据内容体裁，大体分为十类篇目，分别是：党史文论篇、党史访谈篇、特色工作篇、党史人物篇、历史钩沉篇、历史考证篇、党史专题篇、资政服务篇、信息反馈篇、附录。旨在通过勤奋严谨的工作，让更多的党员干部了解党的“红色家谱”，增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补精神之钙，铸信念之魂，使党史工作焕发新的魅力。

　　这是一部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真切翔实的史料。历史的清风，划过时空的隧道，扬起一片感叹的飞沙，见证永恒; 艰苦奋战的冀鲁边，载着历史和诉说从时间中流过，笑看风云荣辱不惊。《党史访谈篇》中“萧华将军在冀鲁边轶事”一文，再现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1938年9月27日到达冀鲁边区至1939年9月离开，短短一年时间里，萧华同志以其文韬武略、大智大勇，发动民众，建党立政，团结友军，痛歼日顽，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战工作的新局面，留下了“一语惊四座”“智斗沈鸿烈”“全歼孙仲文”“萧华审碌碡”“马厂脱险记”“细节见精神”“永记萧司令”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奇闻轶事。同时，充分体现了老区人民对萧华同志仁德、善政的感念，出众才华的崇敬，高贵品格的钦佩。

　　《特色工作篇》中“黄骅惨案烈士专辑”共收入《韩金辉：为黄骅烈士迁遗骨》《海兴、黄骅党研室促成黄骅女儿看望‘恩人’》《黄骅大赵村惨案牺牲烈士埋葬地有重大发现》《寻亲六十载 万里祭英魂》4篇文章。发生在1943年6月30日的黄骅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的大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惨案烈士埋葬地存在着许多疑问，致使谜团重重，莫衷一是。鉴于此，中共海兴县委党史研究室于2016年4月将此作为重点，集中精力开展密集调查工作，5次在本县境内访查，3次到黄骅，4次赴山东无棣、阳信。在多年不断寻访的基础上，获得突破性重大发现：惨案牺牲烈士最初埋葬地都是在冀鲁边区中心地带、坚固的革命老区海兴县境内，陆成道、董兴根等4位烈士遗骨现埋葬在阳信县烈士陵园，崔光华、陈云彪等4烈士疑似墓葬在曹庄子和毕王文村之间。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品读着黄骅等革命先烈血染疆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深深感到：追寻先烈足迹，弘扬先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赓续民族精神血脉，作为后来人，我们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

　　这是一部弘扬革命文化传统、资政育人的精品。2016年，海兴县委党史研究室为澄清陆成道、崔光华等烈士家人找不到自己亲人下落的有关问题，集中精力开展十余次重点走访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同有关方面一起，促成黄骅烈士女儿黄鲁彬看望迁移烈士遗骨的韩金辉老人；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陪同陆成道家人到山东阳信烈士陵园和海兴山后村祭奠烈士，圆了烈士家属两代人60多年的艰辛寻亲梦；对疑似崔光华等烈士墓进行了勘测。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整理形成专题成果，在各级媒介刊发，加强红色历史宣传，热情讴歌“红色故事”，取得了良好效果，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仅2009年一年，以征集社会主义时期口述资料为主，共征集25万字，照片179张，党史编研硕果累累。按照省市党史部门要求，高质量完成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征编任务，从中选出4个典型，撰写上报4篇文章，共1.6万字和21张图片。发动社会力量搞资料征编，离退休老干部呼金岭、张凤鸣、刘宝林，地方文史专家刘立鑫、孟建华等共提供了15余万字的文史资料。征编完成《中国共产党海兴党史大事记（1978～2006）》，共2.5万字。

　　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服务发展大局，发扬“把冷板凳坐热”的党史精神和工匠精神，推出了一批在社会上叫得响、用得上、有影响的党史精品。围绕县委提出的打造滨海特色旅游基地的战略构想，找准党史工作与党委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弘扬红色文化和人文文化为切入点，挖掘县域丰厚的党史等文化资源，打造精品，服务现实。

　　近年来，在河北党史网、沧州党史网、《鉴政沧州》等媒介刊发20多篇文章信息，在《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等社会大众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如《萧华冀鲁边轶事》《韩金辉：为黄骅烈士迁遗骨》《海兴发现彭德怀抗战手书明信片》《一方墨盒的抗战记忆》《回忆海兴西马庄惨案》《刘子久：“万古流芳”的回族英烈》《二十年帮教历程的回顾》等，提高了海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宣传推介了一批优秀党史人物，推出了路牟班、杨正泉等革命先烈先辈的英勇事迹，进一步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作用。

　　一段记忆，一个组织，一缕光辉，一份希望，一抹阳光，一种信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海兴党史成果选粹》的出版，对于加强党史宣传教育，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无疑是一部生动鲜活的教材。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