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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3期
发布时间: 2018/12/17 11:08:19

 

【党史珍闻】

中共七大,以党代会名义追悼烈士

  1945年5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决定:28日以后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6月11日,七大举行第22次会议即闭幕式,通过《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在大会闭幕后,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纪念三个革命时期死难的人民与党的烈士。”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烈士”一词,也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党代会名义追悼烈士。

  6月17日,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全体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

  毛泽东沉痛地悼念几十年来中国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们,高度评价他们的不朽功绩。毛泽东说:“想用杀人、压迫这一套来缩小我们,来消灭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来继续战斗。”毛泽东回顾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发展历程,并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表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最后,毛泽东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争取人民自由幸福的高度,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主革命者和死难的英雄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朱德在讲话中说,在中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靠反动压迫而生活的反动派,这种人的死将遗臭万年;另一种人是代表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而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起来战斗的战士,这些人的死,引起人民很大的哀痛,人民永远悼念他们,他们将流芳百世。林伯渠、吴玉章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赞扬死难烈士的伟大业绩,并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决定,为纪念先烈,在延安市清凉山上建筑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大会在哀乐声中结束。

【本刊专稿】

军调第十八执行小组在泊镇

傅继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调兵遣将,到处向解放区进攻。在抗战饱经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就要被蒋介石推进内战的火海。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一方面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大势,一方面为了赢得时间,扩大内战,表面同意我党主张,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以及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并与毛主席签署了有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根据《双十协定》,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马歇尔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开始停战谈判,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下达了从13日起生效的停战令。为实施停战,由国民党郑介民、中共叶剑英和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地点在北平。为了实地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并先后派出由国民党、中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进行调处。

  大约是1946年2月,在泊镇(今河北省泊头市)组建了第十八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首届共产党代表是冀中八军分区司令员徐德操,2月末,徐调走,由我接替。国民党代表(他们坚持称“政府代表”)开始是糜洛汉,后来是谷自立,第三任记不清了。糜洛汉来自国民党二厅,特务出身,态度僵硬孤傲。继任是谷自立,他是国民党二十九军军官学校出身,其父曾任冯玉祥部军长,不是蒋介石嫡系军队。此人谈吐随和,在泊镇相处期间,他谈了自己家庭身世、个人经历和抱负等,与其前任糜洛汉不同。美国代表先是互特顿,继有华纳、古德门逊,第四任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他们具有美国人那种优越感和随便劲,均系现役军人,缺乏丰富的外交经验。

  第十八执行小组人员,当时住在泊镇火车站。泊镇是天津以南津浦路北段的重镇,原为日伪据点,地跨运河两岸。以运河为界,东属南皮县,西属交河县,处于我渤海区和冀中区两大战略区的咽喉。当时泊镇的形势是:东、西、南都是解放区,北面从泊镇到冯家口段铁路和大满庄车站,均被我控制,泊镇已完全陷于我包围之中。驻泊镇的伪军,在日本投降后拒绝向我受降,旋即被国民党编成所谓“国军”,连同交河县的其他逃敌总计2000多人,国民党派来一少将统率,泊镇还有一名由国民党委任的既无行政区,又无县行使权力的空头专员兼县长徐春霖。这些在日军侵华期间充当日军鹰犬,背着祖国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汉奸部队,被国民党置于卵翼之下,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无恶不作,经常出来抢劫,残害百姓,人民群众对他们极为愤恨。泊镇北面较大的敌人据点是沧州,驻有国民党六十二军一七七旅四七○团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7000多人。沧州以南的捷地、砖河、冯家口车站也为国民党整编的伪军所控制。我在泊镇至沧州区域内活动的有渤海一军分区的十七、十八团及津浦支队(团)以及沧县、南皮、东光等县独立营和区中队,还有冀中八军分区六十三团及交河县大队等部队。这就是当时的敌我形势。

  和敌人面对面谈判,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交锋对手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代表和拥有几百万军队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代表。何况他们进行谈判和武装进犯,是出于同样目的。我深知任务艰巨,急需得到我党参加军调部委员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因此于4月初我即会同十八执行小组的国民党、美国代表经沧州乘火车一起赴北平。

  我党参加北平军调部人员,大部住北平当时的翠明庄(今中组部招待所)。我首先见到的是宋时轮,他当时任军调部我方执行处长。我向他汇报了渤海区的敌我态势,还专门报告了不久前我一军分区占领东光县城的详情。

  东光县1937年9月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伪军拒不向我军缴械,并经国民党收编,摇身一变,成为“国军”。他们依附日军,屠杀人民的刀上血迹未干,又依附国民党不断向我解放区进犯,特别是国共两党停战令颁布后,公开破坏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我忍无可忍,为了惩罚这批卖国贼,清算他们对人民欠下的血债,进行了反击。敌人逃窜后,我即占领东光县城。不论是从惩治伪军,还是从自卫原则出发,我们都是大义昭然,无可非议的。理屈全在国民党一方。事后,国民党借此事大造舆论,报纸、广播群起雀嗓,组织记者质问我驻北平军调部委员叶剑英。据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叶剑英曾回答:具体情形我未得到报告,如确系我军有意违犯停战协定,我将惩办当地驻军指挥官云云。其实,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南、华东、华北、中原我解放区,攻城掠地,向我进攻,从无一日停止过。而我们仅仅是反击敌人的进攻,敌人逃窜后占领了东光县城。

  宋时轮了解始末以后,毫不犹豫地说:“东光你们反击得对。虽然国共双方公布停战,仍应按毛主席指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见叶剑英同志,是在当时北平北池子叶剑英公馆。

  叶剑英向我详细询问了渤海区敌我态势,我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汇报到东光作战时,叶剑英笑了。说应当反击嘛,敌人向我进攻,我为什么不能反击?东北四平由于国民党的进攻不是正在激战嘛。这是肯定了我们的行动。最后叶剑英向我作了指示。

  记得叶剑英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损人利己吗?”

  我说:“这个词我是知道的。”

  他说:“国民党每次和我们打交道,都是这样的。他们总是损害人民利益,以利他们反动集团。我们跟他们和谈,就要跟他们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利人民。只要是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丝毫也不能退让,而应该去争取……。”

  关于泊镇伪军,叶剑英指示,国民党把伪军改编为所谓国军,我们绝不能承认,伪军人人得而诛之,要争取解散伪军。

  恢复津浦通车问题,叶剑英指示,这是国民党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津浦线通车,作为军事运输的大动脉,调遣军队,对解放区进犯,就是不允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当然不予恢复。但大满庄车站在我手中控制,在不出现对我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车到泊镇。但我应严加控制,大满庄车站管理权及泊镇以南的铁路管理,我不能让步,我们应从中取得管理铁路的经验。

  任务明确,不虚北平之行。我在参加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四八”烈士追悼会后即返回泊镇。

  临回泊镇,给我一个任务,带两位同志去山东解放区。其中之一是从鄂豫皖地区撤出的中原军区某旅政治部副主任周光,另一位是位老先生,民主人士,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他们安全抵达泊镇后,就转赴山东解放区去了。

  国民党本来对停战谈判毫无诚意,他们不断寻衅闹事或无端袭击我军。

  1946年5月3日中午,我们军调小组正在驻地——泊镇车站准备吃午饭,西面传来密集的枪声。我判断是泊镇敌人向我进犯。于是我提议军调小组三方代表去现场视察,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无反对理由。当即乘车穿越运河桥到西市区,找徐春霖和那个国民党少将进行质询。他们隐匿不见。三方代表步行到泊镇西南角,目睹两里外的村落,我交河县大队与伪军正在激战中,证实了我的估计。正在此时,一个佩戴国民党少校军衔的军官,带着约有两个连的伪军跑步前往增援,要从我们面前经过。我当好拦住他们严厉地问:

  “你们干什么去?”

  那个少校知道我是三人小组成员,又当着三方代表的面,他支支吾吾不敢作答。

  我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命令他将队伍带回去。他即把队伍停在路边。由于他们的行动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理亏,不敢抗拒。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来了几百人。前面有几个持步枪的,后面有持木棍棒的,甚至有拿扫帚的,吵吵嚷嚷,虚张声势,把三人小组围了起来,声称要找共产党的代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国民党组织起来的汉奸地痞渣滓,裹胁部分市民的乌合之众。

  我站出来坦然地说:“我就是共产党代表,你们要干什么?”

  那些预先被指使的人,提出一些显然是事先教唆的问题。

  “为什么苏俄在东北不撤军?”有人问。

  我说:“苏联什么时候在东北撤军,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问蒋介石,是蒋介石和苏联订的条约。我相信苏联军队会认真履行条约。”

  “共产党为什么封锁泊镇?”又有人问。

  我说:“共产党封锁泊镇道理很简单。这个地方有完整的汉奸组织,还有上千的伪军。抗战时期,他们为虎作伥,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投靠日本鬼子背叛祖国充当汉奸的罪行,还没有清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国军。老百姓不答应。”

  我这样一说,特别是提到汉奸,被裹挟而来的群众,当然暗暗称快。可是刺痛了汉奸,戳穿了他们的要害。他们吵嚷着:“谁是汉奸,谁是汉奸?”

  我说:“谁是汉奸,你们自己知道,老百姓知道,我也知道。”

  这些坏人,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有人高喊:“揍他,揍他!”

  我理直气壮地指出:“你们知道,我是解放军当地的司令员,参加谈判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你们敢于破坏和平谈判,你们要承担责任!”

  暴徒们理亏,一时语塞。就这样,气势汹汹地第一个闹剧高潮被压下去了。接着又掀起第二个、第三个高潮。

  于是,图穷匕首见。土块、砖头、瓦片纷纷向我砸来。

  我凛然地说:

  “好!你们辱骂殴打中国共产党代表,破坏和平谈判,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本来,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武装进攻我交河县大队,破坏停战谈判,为三方代表所目睹。又变本加厉,聚众威胁、殴打中共和谈代表,反而更加被动,陷于无法解脱的地位。这时那个国民党少将和伪县长徐春霖,不得不来现场。他们假惺惺地说什么,老百姓无知识,出现这种情况,请傅代表原谅等推脱之词。

  我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这是一派胡言。这次挑衅行为完全是你们预谋组织的。现在竟把罪责推卸给老百姓。你们辱骂殴打共产党代表,使我不能履行谈判任务,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

  当我们返回三人小组车站驻地时,徐春霖装模作样,组织警察车队护送。

  回到驻地,我向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提出,要严肃处理这次围攻殴打中共代表事件,并警告他们我在泊镇没有起码的人身安全保证,我要回到我的司令部。当时,军分区司令部在距泊镇仅25里的南皮城。

  国民党代表糜洛汉竟说:“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我马上反问:“今天的事件,你如何解释?”

  他顿时语塞。

  美方代表华纳恳求说:“三人小组是国、共、美三方组成,缺一方便无法进行任何工作,还是留下吧!”

  我说:“为了进行工作,我可以让步。但你们每天晚上必须送我回我的司令部,每天早晨再去接,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我要带警卫人员来。”

  华纳问;“你要带多少人?”

  我说:“每次20人。”

  他说:“太多了,你能不能酌减?”

  我说:“可以,那就来10个人。”

  华纳和糜洛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了我的要求。

  这个时候,我感到应该是给这批伪军以歼灭性打击的时侯了。就在这次伪军袭击我交河县大队的战斗中,伪军打死我被俘的30多名战士,丧心病狂地将他们扔到河里。这些民族败类,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回到南皮城司令部的当天晚上,向上级发了电报,汇报了当天发生的敌人蓄意组织的辱骂围攻殴打中共代表和袭击我交河县大队的情况,并建议集中兵力攻占泊镇。当夜得到回电,同意。

  这以后,我曾带4批“警卫人员”进入泊镇车站小组驻地。每批10人,他们都是我战斗部队的营、连、排指挥员,实际任务是去察看地形及了解敌人设防情况的。

  为围攻殴打共产党代表事件,三人小组进行了谈判。我严正提出:第一要道歉。国民党代表当即表示了歉意。第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也表示同意。第三惩办策划人。他们表示向上峰请示。第四解散伪军。他们不敢答复。为这些问题,三方争论了两天。这两天,已经足够我们调动部队作好攻击前准备了。

  作战准备完毕以后,我们考虑到,战斗打起来,万一打死打伤美国人,或者是汉奸队借机打死美国人,嫁祸于我们,对我们不利,且不是我们的意愿。于是我们决定设法将美国人从泊镇调开。5日,我们邀请美方人员和国民党代表,去南皮我军司令部共进晚餐。他们以为我们态度和缓了,欣然同意。美方只留一无线电军士在泊镇看守电台,其余全部来到南皮。

  进餐的时候,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辛易之代表驻军,对殴打中共代表事件,表示抗议,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质问国民党代表糜洛汉,什么时候能解散伪军。糜洛汉百般推脱。我也知道他不敢作答。当时有几十万伪军,被国民党收罗,改编为国民党军队。这是国民党上层的反动决策,为了扩充镇压人民的武装,而置民族尊严于不顾。

  饭后不久,他们提出要回泊镇。我挽留他们在这里住几天,休息一下。他们慌了,以为是扣押他们,向我们提出抗议。我说,这绝非扣押。他们也无可奈何,只有茫然住下。

  6日零点,由我军分区十八团及冀中八军分区六十三团担任主攻部队,攻打泊镇,击溃守敌,解放了泊镇。除部分敌人逃窜外,大部逃敌被我十七团在外围歼灭。同时,攻克砖河、冯家口车站,将当地伪军歼灭,民心大快。我们称这次作战行动为“冯泊战役”。

  10日,三人小组在南皮用完早餐,驱车返泊镇。途中,华纳几次问我,有没有什么新闻?我不动声色地回答,没有什么新闻。他们神情不安,但并没有意识到泊镇已被我军占领。

  到泊镇后,我提议直接去司令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表示同意。我指的是原国民党的司令部,在运河桥西向南不远,座西向东的一个小院。当我们在门口下车时,我十八团团长朱宝承,已经恭候多时了。朱团长满面春风,很高兴地给我敬了个礼。

  华纳无可奈何地说:“哦,这里已经更换了主人!”

  糜洛汉咕哝了一句:“公开破坏停战协定。”

  在司令部就座以后,我十八团团长朱宝承向他们提出伪军袭击我地方武装,残杀我战士,殴打我中共代表,伪军应当解散等问题。

  华纳接着说:“这里的伪军已经不需要解散了,已经被你们赶走了……”

  泊镇解放,随即组成了中共泊镇市委和市人民政府。

  华纳和糜洛汉在返回泊镇的当天,各自向北平的上级发电报,报告了泊镇发生的情况。很快接到北平召他们回去的命令,就离去了。

  华纳和糜洛汉很久没有回泊镇。在此期间,我们的译员杨杰因公务去北平,曾去看望过华纳。见他只穿一条短裤躺在地板上,神情异常沮丧。他告诉译员,国民党代表回到北平,向上峰告状,说他袒护共产党,把他的军衔由中校降为上尉。他委屈地说:“我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是上尉,现在又是上尉。我无脸回美国见亲友。只好去上海,到银行找个差事干……”很伤心的样子。

  华纳是够冤枉的,他哪里袒护过中国共产党?只不过他不是一个外交家或者是特务,而是一个海军陆战队职业军官。他在事实面前,不象糜洛汉那样抵赖而已。

  华纳终于没有再来,糜洛汉也没能来。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和美方都派来新任代表。国民党代表是谷自立中校。美方代表是古德门逊中校,仍然是海军陆战队军官。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就他们围攻殴打中共代表事件和向我部队进犯问题向他们提出抗议,提出解散伪军。因为,这两件事,在政治上并未解决。也是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的政治本质。

  他们提出要我们交出泊镇,恢复5月10日前的状态,并赔偿损失6亿法币等无理要求。

  时隔不久,一架国民党p-51型飞机,飞到泊镇上空,对泊镇进行机枪扫射。在泊镇市内公路上,一辆两挂牲口的大车,遭到射击。赶车人当场被打死,并打死一头骡子,另一匹牲口被打伤。当时我们在车站驻地。泊镇市长张子善(应为市委书记——编者注)来电话,要求三人小组去现场视察。国民党代表谷自立不愿去,实则不敢去。我向他保证,他的安全没有问题。他才勉强和古德门逊、我驱车前往。刚到现场,国民党飞机又飞回来了。

  我故意问古德门逊:“这是什么型号的飞机?”

  他说:“p-51。”

  我又问:“美国飞机?”

  他回答:“是……”话一出口,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很难堪的。

  飞机再次临空后,竟向吉普车俯冲扫射。市政府专门派了几名警卫人员,保护三人小组。谷自立心情极其复杂,当场不得不说:“这是公开破坏停战协定,我们必须认真处理……。”

  我们回去以后,立即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

  古德门逊说:“今天,飞机扫射泊镇,无疑是破坏停战协定。这种情况我是屡次听到过。”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对此表态,又在话中含有共产党也有类似行为的意思。

  经美国代表示意,谷自立紧接着说:“我得到确实消息,昨天共军攻打沧县,所以今天飞机来扫射泊镇。”

  我严正地指出:“今天,我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架美国飞机,国民党徽号,扫射泊镇,打死居民。泊镇居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的。”

  古德门逊一听我说是美国飞机,有些紧张,连声说,要进行处理。

  这个时候,一个妇女——死者家属走进来,哭诉了国民党罪行,要求偿命。谷自立无地自容,也无言辩解。后来,我劝慰那个妇女先回去,听候我们谈判结果。

  难属离去以后,我们继续谈判。我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要道歉;第二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要赔偿损失。赔偿金额,可以找市长协商。张子善市长来了以后,算了一个细账。死者家里有几口人,小孩养到18岁需要多少钱,念书到高中毕业多少钱,安葬费多少钱,包括骡子的价钱等等,共计我北海币42.5万元。

  接着由古德门逊起草协议,协议分项列清,款项折合国民党中央银行法币425万元,交款期限15天。我签了字。谷自立不愿签,害怕承担责任。但美国代表与我们都签了,无法推脱,谷只得勉强签了字。

  不久,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同时奉调回北平。谷自立情绪颓丧,我派人给他送了一筐梨。因他签字赔款,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愿他吃梨后的甜味不会忘记。为国民党代表签字赔款的事,北平军调部国民党方面还向我方提出抗议。说他的代表是处在不利的形势下和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签的字,并再次提出中共方面占领泊镇、冯家口及铁路,须向他们赔款6亿元等。然而,飞机扫射,打死人,是事实。协议签了字,无法赖掉。半个月后,国民党、美方又派了新代表赴任,还是把赔偿费425万元,带到了泊镇。美方代表提出要亲自将这笔钱交给死者家属,以获得居民好感。我没有同意,让他将款交给我泊镇市政府。美方代表竟然说:“我不懂这个市政府与难属有什么关系。”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缺乏普通常识。”他只好将款交给市长。国民党和美方代表道了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当然是空话。

  11月中旬以后,十八小组迁至沧县。我方再没有参加。因为,停战协定早已被国民党彻底撕毁。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全面内战,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谈判对手,多不知下落。只确知谷自立还健在,他是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委员。1982年来北京看过我。我见了他还提到泊镇旧事,我说:“你干了件好事,你签了字赔了款。”他要我给他题几个字。我写了:“当年我们是谈判对手,现在我们是同志,愿为四化建设共同奋斗。”

(作者时任渤海一军分区司令员,曾任海军副司令员)

【专题史料】

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吕金亭

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吕金亭,青县陈缺屯村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入党,1944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区武工队。在武工队期间,参加了杨官店、陈缺屯、齐家务、唐官屯等战斗,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多次得到县、区领导的表扬。1947年,青县解放后,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吕金亭即离开武工队,回村务农。

  吕金亭一家7口人,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土改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过起了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翻身后的幸福与欢乐之中。在旧社会倍受艰辛,饱尝奴役之苦的吕金亭,看到穷苦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暗下决心,一辈子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陈缺屯村,解放前是青县运东地区最贫穷的村庄。刚解放之初,虽说贫苦农民夺回了胜利果实,但终究因为连年战争,“还乡团”多次洗劫,贫苦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一些缺少生产能力的农户出现了卖地、卖牲畜的现象。想什么办法来保证农民手中的财产不再失去,走什么路子才能使这些贫苦群众得以解脱?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吕金亭连日吃不香,睡不甜。这时党中央发出了“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渡难关”的指示,在吕金亭的心头燃起一盏明灯。他想:党中央说到我们心坎里了,组织起来力量大,战争年代靠组织起来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靠组织起来也能渡过难关。说干就干。当天,他就找了几户比较贫困的邻居座谈,讲当前的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就这样,他白天下地找人讲,晚上到家找人谈,最后有5户邻居自愿与吕金亭结成一个农业互助组,很快,陈缺屯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了。全组共6户,31人,土地91亩,吕金亭任组长,取名叫吕金亭互助组。

  刚建立的互助组,生产能力十分薄弱,尚不能很好地开展生产自救。村民郭桐德,当时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还小,自己又常年生病,没有整劳力,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处于贫困潦倒状态。吕金亭了解情况后,一方面帮助做好工作,安排好家庭,让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另一方面劝说自己的爱人,从家中仅有的13元钱中,拿出10元钱送给郭桐德,帮助他全家渡过暂时的困难。组长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大家,以后,互助组里不管谁家有困难,都能相互帮助。

  互助组内,由于各个农户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又都有差别,时间长了,有的组员之间产生矛盾,发生了纠纷,个别组员非要退组。吕金亭想,成立一个组不容易,全村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咱,要是因一些小事导致互助组散伙,不但在全村,而且在全乡甚至全县都会造成不良影响,对今后开展工作会造成阻力。所以分别多次家访,找当事人谈心做工作,苦口婆心,终于解决了矛盾,使互助组得以巩固。

  吕金亭想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一心扑在互助组里,组里的事情比他家里的事情重要,关心互助组胜过关心自己的家。吕金亭除了办好自己的互助组,还关心单干户,如于金娥等4户单干户没有整劳力,往地里送粪又没有车辆,吕金亭安排好组里的生产后,调剂出一辆车,用一早一晚出工之余,帮她们将粪及时送到了地里。忙的时候,村里的一些孤寡户的地整不出来,吕金亭就起早摸黑去帮忙送粪,使单干村民深受感动。纷纷说:“人家吕金亭说公理,做公事,不光对个人的互助组关心,对单干户也这么好,秋后就入他的组。”

  互助组成立起来之后,处处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突击性农活,男女老少一齐上,一般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实行合理分工。互助组为合理解决出工不平衡矛盾,规定了“人五地五”的分配方案,并设立了一名会计人员,专管记工和分配问题,使互助组从计划、出工到分配初步规范。

  为充分显示互助组的优越性,吕金亭还借助国家搞的以工代赈来增加组员的收入。他按股集资200元钱,购置了一台榨油设备,为国家加工花生油。其办法是国家供原料,由吕金亭的互助组加工,国家回收油和饼,每斤油付给加工者加工费2角钱。这个加工点每日可加工豆油40斤,获利8元。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到1952年下半年,吕金亭又将加工花生油的利润买回50只绵羊,由组员郭桐德(残疾人)管理放牧。这样,羊粪肥田,卖羊获利,再加上花生油加工,到年底,破天荒每股分得36元钱。不仅如此,农业收入也高于其他农户。

  互助组成立的当年秋后,互助组与6户单干农民基本情况对比(互助组6户与单干农民6户的基本情况、基本条件大体相同):

  互助组:人均占有粮食351斤,亩产量145斤,每户分得副业款30余元;

  单干户:人均占有粮食320斤,亩产量127斤,无其他收入。

  互助组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同时也大大吸引了全村群众。1952年底,又有6户农民报名参加了吕金亭的互助组。

  1953年春,要求报名入组的村民多达50多户。面对这一局势,吕金亭犯了难:这是穷弟兄们看得起咱,可毕竟互助组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互助组的形势就不适应了。为此吕金亭因势利导,以原来的12户组员为基础,又联络40户农民办起了全村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公兴社。农业合作社共有52户农民组成,241口人,有男女整半劳力146个,共有土地1502亩,牲畜24头,农具齐全。全社投资总值为8200元。吕金亭任社长,下设副社长、会计、保管员、饲养员。实行评工记分,分配办法为“人六地四”。随着生产的发展,公兴社的家底不断扩大,吕金亭把全部劳力划分为两个组,一个是农业组,专门负责农业生产;另一个是副业组,专门负责副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双管齐下,合作社越办越红火。

  由于公兴社搞得好,多次受到县、区表扬,仅1953年一年,该社即获得县区奖旗两面,县委于1954年3月对公兴社办社社情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写出专题报告报送地委。

  在吕金亭及其初级社的带领和影响下,当年就有300多户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一时间,村里出现了5个合作社,90%以上的农民都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吕金亭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曾先后多次受到县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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