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董必武植树造林为后代
董必武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视察农村时，他发现不少地方不重视林业生产，甚至有毁坏森林资源的严重现象。他预见到缺少木材将使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巨大困难，必须早日抓紧植树造林。
他认为除了重视林区造林以外，也要重视社员的房前屋后、渠道和铁路、公路两侧植树。他建议发动解放军以及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每年坚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到各地视察时，都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多次和一些地方上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对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964年他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自己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同年他给湖北省当阳县河溶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复信，表扬他们培育树苗的工作搞得好。他说：全国学生有8000万人，小学生占多数，如果只算五六年级，加上大、中学生，估计有2000万人。折半计算，至少有1000万人以上可以参加植树。每人每年种20棵树，就有两亿棵以上。30年累计，可以达到60亿棵以上的成材树。30年以后，每年伐两亿棵，每年可得木材1000万立方米。
为了宣传和推动人们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他还写了一些号召人们种树的诗，如：“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董必武把植树造林看作是为了子孙后代谋幸福的大事。
【历史见证】
从周总理接见看领袖风范
邸茂林
1972年，我在任丘县(现任丘市)任县委副书记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亲聆教诲，亲身感受到总理的伟大形象和领袖风范。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天。
那一年，周总理在新华社内参上看了新华社驻河北记者侯志义、彭占奎写的关于白洋淀问题的文章。大致内容是：河北省在治理海河中处理白洋淀措施不当，由于“堵、淹、涸、填”，使白洋淀水产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1972年11月11日周总理批示：“要河北先来人，两县后来人反映情况，然后看他们的书面反映后，再开会。此事，可等葛洲坝解决后再办。”据此，由白洋淀治理，引伸出河北省根治海河问题，从白洋淀蓄排兼顾涉及到任丘、安新两县利益问题，同时涉及到大清河的治理和天津根治海河等问题。为此，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沧州、保定两个地区，任丘、安新两个县的领导同志和技术干部，于11月13日到水电部报到开会。任丘县由我和当时的县水利局长丁章朋参加了这次会议。14日开会，会议由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力主持。首先学习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李德生主任的批示和有关部、省领导讲话。然后，沧州、任丘和保定、安新双方背靠背地讨论，反复协商，研究制订解决问题的措施。最后，把方案报请国务院批示。确定了强化白洋淀滞洪、蓄水、灌溉、渔苇生产综合利用的功能，确定了综合治理白洋淀的措施，从而消除了安新、任丘两县的分歧，达到了“团结治水”的目的。
会议开到第10天，23日17时30分到21时50分，周总理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被接见的除河北省的同志外，还有天津市、北京市、国务院业务组、水电部有关负责同志和新华社内参总编以及两位记者。
我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第一次受到在国际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的接见，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可是，一见面，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循循善诱的高贵品格和风度，很快就打消了我的顾虑。
我们与会人员提前来到了总理办公室等候接见。总理办公室布置得简朴大方。正面是毛主席挂像，对面有个屏风，上面写着“艰苦朴素”4个大字。会议室里放着一排排的木条桌和木椅子，桌上笔筒里放着削好的中华牌铅笔，没有一件华丽的装饰品。总理的日常工作条件可见一斑。
17时30分，周总理笑容可掬地走进了办公室。他那时已是74岁高龄，可是两目炯炯有神，在和蔼可亲中暗透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伟大政治家的威严和魅力。他老人家好像觉察到人们的紧张心理，拿起参加会议的花名册，像拉家常一样，非常随便地说：“你们已来了10天，耽误你们的工作。先念同志抓，他不在家，不再等了。”这时，他看到保定、安新和沧州、任丘的同志们各坐在一边，饶有风趣地说：“你们两家不坐在一起，还对立吗?”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会场顿时活跃了起来。这时，周总理有问有答地询问了各方面情况。他问到两位记者的姓名、哪县人、年龄、学历、是否党员、家里几口人、什么时候结的婚、是不是父母包办的、几个孩子、父母都在干什么、计划生育怎么样、家庭无男劳力生活如何安排，等等。
总理对两位年轻记者对白洋淀的片面报道不是直接批评，而是有鼓励有批评，循循善诱，语气和态度也非常平和。总理对记者说：“你们是好年纪，你是安国人(指侯志义)，应该写安国。你们写的白洋淀，当然敢写是好的。堵、淹、涸、填，写得片面了。只讲保定的县，怎么不提任丘?白洋淀跨地区，你们到任丘一看，就全面了。”然后，扭过头对我们讲；“难怪他们，内参不是党报。”接着，总理的态度逐渐严肃了起来。问内参总编主任：“白洋淀问题知道吗?你们高高在上。看社会现象的变革不容易，要寻找机会丰富知识。毛主席师范毕业后，就来北京图书馆。”可以看出，总理的批评，是严格地掌握分寸的。在善意批评的同时，又一一耐心地指明努力方向。
接着，总理问我是哪县人?“文化大革命”在哪儿工作?又问了任丘的情况。在我回答后，总理说：“你们任丘要向三角村看齐”。又问：你们县委书记是谁?哪里人?等等。接着问河北有几个县?马力说：“114个县。”
总理在听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力汇报根治海河9年总结和后10年规划如何治理大清河中下游方案时，问我们：“你们知道具体方案吗?”接着对马力讲：“你们说得抽象。这是你们引起的。不向群众宣传根治海河病根在国务院。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要让大队党支部和群众讨论海河工程，这是关系到河北的前途的问题。”汇报到白洋淀问题已经解决时，总理问我们两县，我们异口同声回答：“团结治水，请总理放心。”总理说：“这很好嘛，你们一个要6.5米，一个要7.5米。现在统一到了7.3米(白洋淀最低水位到7.3米即停止用水)。一个要打埝堵口多用点水，一个要建低孔闸多上点粮食。我们都是阶级弟兄，井冈山人不要打内战，团结一致搞生产。河北省19万平方公里。第一步上粮棉，水产大有作为，果树生产大有潜力，枣、柿、梨等。今后有什么意见报省转我们。”
当时，还是在“文革”中，只讲政治不敢讲生产，即使在生产上，也是只强调单一农业经济，只讲上粮食。而周恩来总理不仅强调“团结治水，搞生产”，而且提出了农业生产要多种经营的战略思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极富远见卓识的。
总理在接见中还极富战略眼光地提出了“公害”问题，即今天所说的环境保护问题。他说：“我们的知识不够得很，有许多问题不认识。‘公害’不是件小事，为什么不早治理?不要待到像美国、苏联、日本那样。”随即告诉他身旁的秘书：“咱们带头先把国务院大烟囱去掉。”接着说：“天津一个是水，一个是‘公害’。水的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别发展。北京也是这个问题。工业建设不要只知道占耕地，要分散搞，要上山。颐和园、什刹海要清理。中南海的水要清澈……”
周总理能在70年代初期，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公害”问题，而提出我国要及早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总理的远见卓识。
总理听说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阎达开是带病参加会议的，非常关切地问：“怎么病了?什么病?”阎达开说：“带氧气来了，爱人跟我来的。”总理紧接着说：“那就让你爱人照顾好。”这时一位同志指着阎的爱人向总理介绍：“她就是延安地区×县的女县长。”总理高兴地说：“噢，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任务交给你，一定要照顾好。”接着总理又对北京市副市长王宪说：“你解放了。要抓工作。你解放了还要管别的同志，为他们(指未解放的干部)多说好话。”当时仍然处于“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尽管自己的处境并不好，但仍然体贴入微地关心着老干部的健康，在政治上给老干部以极大的关怀。这使我切身体会到总理的伟大人格。
20时35分接见结束，总理请我们吃晚饭，大家心里非常高兴。一是，总理请我们吃饭，事情本身就是极大的荣耀。二是，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在基层每天的主食就是玉米面、小米面。这回是国家总理招待，大家猜着一定得吃顿好的。结果主食是馒头、米饭、烧饼；副食是粉条丸子、白菜汤。另有4小盘咸菜和烤红薯。这一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艰苦朴素教育课。饭后听说，凡是来向总理汇报的都是家常便饭。总理以身作则，永远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人们谈论起来无不赞叹可敬可佩的好总理。
这次会议，亲聆总理教诲，总理的高瞻远瞩与言传身教，使我们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问题圆满解决，返回县里后，安新、任丘两县派团互访，在“团结治水”方针的指引下，很快落实了会议精神，妥善地解决了白洋淀的综合治理、综合利用问题。
(作者系原肃宁县委书记)
【专题史料】
沧州开展“大办民兵师”的历史回顾
孙福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从而把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民兵制度，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军事制度。沧州地区同全国一样，在各级党委和军事系统的领导下，民兵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沧州党政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 “大办民兵师”的决定，从上到下掀起了“大办”的高潮。我虽然出生在50年代，但那时年岁尚小，没有这一时期的实际经历。但参军后一直就在军分区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时期的工作有过探讨和了解。后来编写沧州军事志和沧州军分区军史，这一时期的内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此专门走访过一些亲身经历过这一时期的老领导、老同志，并先后到总部、国防大学等部门和单位查阅过这方面的资料，因而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当时“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在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初期，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项战略措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办民兵师”提出的历史背景
沧州“大办民兵师”，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在各级党委和军事系统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大办民兵师”，是同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的。1958年，美国不顾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派兵侵占黎巴嫩和约旦之后，又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美国政府公然扬言，美国海军要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9月初，美国从本土和地中海调遣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并不间断地出动军舰、飞机为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舰护航，一再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一面派飞机向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空投特务；一面指使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并派遣大批特务窜入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在加强人民解放军战备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1958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在中共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大办民兵师”号召指引下，在紧张的战备形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影响下，沧州各级党政军依据党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制定下发了《实行全民皆兵制度》的文件，明确了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组织形式、管理办法和工作内容。并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进行广泛的动员教育，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办民兵师”运动在沧州开展起来。
沧州“大办民兵师”的编组形式
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民兵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不可缺少的部分。12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说明要点中指出：“实行全民皆兵，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新战争的一个根本措施，有了这一条，我们的心也就扎实得多了。”1959年，毛泽东又说，我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是靠民兵，甚至还靠小米加步枪。
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和民兵问题的两个文件下达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各地很快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有的建立了民兵师、团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58年9月29日发表了“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的谈话。
在中共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大办民兵师”号召指引下，沧州各级党政军根据沧州的实际，开始编制建民兵师的方案和实施计划。在建制编成方面，原则上以县编师，公社编团，村编连，生产队编排。在编组的同时，还要进行全民皆兵重要意义的教育，提高民兵的认识和觉悟。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将符合条件而未参加民兵的公民，以自愿的原则一律吸收为民兵。在武器管理方面，为确保武器掌握在可靠的基干民兵手中，将一些较好堪用的武器，集中于公社、村的基干民兵排，以便于日常领导掌握和训练时统一调用。在干部选配方面，原则上各级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由同级党委、支部书记兼任。各级军事干部，要求选拔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工作积极，有威信和有组织指挥、管理教育能力，以及相关军事知识者充任，并以转业、复退军人、预备役军官选任。在管理制度方面，民兵组织既要接受同级党委和党支部的领导，又要接受上级武装部门领导，还要建立健全必要的会议汇报制度、武器登记检查、保养保管制度，以及年度民兵出入队制度。
通过编组，沧州从农村到城镇，从工矿企业到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全民皆兵”声势浩大，形成了一个“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热潮。凡年满16至50周岁的男女青壮年，除身体不合格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外，都编入了民兵组织。又以复退军人为骨干，将16至30岁的男女青年编成基干民兵，其余编成普通民兵。民兵组织由原来的中队、分队、小队改称为营、连、排、班，同时组建师团。县成立民兵师，公社（农场）成立民兵团，企业成立民兵营，生产大队成立民兵营或民兵连。是年底，沧县编1个民兵师、11个民兵团、民兵135638人；河间县编1个民兵师、15个民兵团、民兵235175人；任丘县编1个民兵师、20个民兵团、民兵100000余人；吴桥县编1个民兵师、18个民兵团、民兵234373人。全区各县都按要求完成了民兵组织的编组和建设。
“大办”中的民兵训练高潮
建国初期，从1950至1957年，沧州地区民兵军事训练主要在农村进行。1958年，随着“大办民兵师”的兴起，民兵训练由农村扩展到城市。沧州市区、青县、沧县10000多名民兵全部受到步兵基础科目训练，许多民兵进行了第一、二练习步枪实弹射击。献县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训练方法，以公社为单位训练基干民兵，时间为10天，对连以上干部的训练由县统一集中组织，时间7天。训练内容为：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步兵战术等。吴桥县参加训练的民兵人数达到7.8万人。吴桥县女民兵雷风英、杨连香在实弹射击中成绩优异，被省军区命名为“女神枪手”，并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射击比赛，取得优异成绩；1960年3月，河北省召开全省民兵代表大会，沧州有29名代表参加；5月1日，全国民兵英雄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沧州盐山县卸楼村民兵连副连长王秀莲（女）、河间县束城村民兵连指导员王金香、盐山县孟村回族自治区孟村大队（时孟村与庆云、盐山并称盐山县）民兵团长李福德（回族）、东光县李家营盘民兵队长林长平等5名民兵，由于在民兵军事训练及民兵活动中表现出色，代表沧州出席了这次英模会，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民兵英雄称号，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各赠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1支和100发子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上刻着“赠”字。
1964年，总参谋部先后发出关于在民兵中开展“神枪手”活动的通知和组织民兵参加比武的决定，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民兵的积极性，把群众性的练武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仅市区、青县、沧县就有246个民兵连队，14000多名民兵参加了群众性的练武活动。沧州军分区和各县（市）人民武装部各级干部，普遍深入民兵连队，言传身教，同民兵一起摸爬滚打，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在民兵中的推广和运用，使民兵训练搞得生动活泼、扎扎实实。训练内容除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和利用地形地物五大技术外，还根据民兵担负的任务规定了不同的训练内容。市区民兵注重了防空、防原子、防化学训练；黄骅沿海民兵进行了反偷登、反空降和战斗勤务训练；通信、侦察、工程、运输、卫生等专业技术训练也开始列入了日程。专业分队的民兵按分工进行了专业技术训练，仅邮电、交通、卫生等部门就有5200多人参加。邮电局按部队训练标准，连续4次组织战地电话安装、攀登固定、架线等科目训练。沧州专区交通局组织学习汽车驾驶，30多名司机能够夜间闭灯行车，还能顺利通过60多米长的圆木。市医院60名民兵经过三个月的训练都掌握了战场止血、包扎、骨折定位、搬运伤员等救护技术。广大民兵树立练为战的思想，带着敌情，从难从严，勤学苦练。
1964年10月，总政治部组织冀、鲁、辽三省，联合对盐山县卸楼民兵连的民兵“三落实”工作、组装步枪、自制炸药等活动进行了观摩，给予很高的评价。同年，在天津市举行的全省军事表演赛上，南皮县潞灌公社的潘学楚获得迫击炮射击第一名，奖给迫击炮一门，受到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和河北省省长及军区首长接见；卸楼民兵连获得重机枪射击比赛第2名，被省政府、省军区授予“红旗民兵连”光荣称号。民兵连代表参加了北京军区召开的华北地区民兵代表大会。1965年1月，沧州民兵进行了刺杀演练，涌现出佟家花园生产练兵先进民兵连典型。全连175名民兵，紧急集合不到10分钟全部到位。全市5次比武，4次夺得第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等领导先后到佟家花园视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办民兵师”的启示
沧州开展“大办民兵师”，在全社会实行“全民皆兵”，是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起来的，是民兵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国防，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是“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当时我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之中，美蒋反动派串通一气，妄图反攻大陆，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大办民兵师”，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充分动员亿万人民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增强我国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战斗意志和革命警惕性。正因如此，就连外国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就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蒙哥马利在这里确实说了一句老实话。帝国主义对我国所害怕的，并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人民战争。
二是进一步巩固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大办民兵师”使我军有无比雄厚的后备兵员，保证部队的补充扩大。当我军对敌作战时，更可以处处得到广大民兵武装的有力配合，亿万民兵群众的支援，使我军具有巩固的后方，消除后顾之忧。可以进一步发扬人民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往直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三是可以更好地用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教育人民，增强人民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生产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文化技术的提升。同时，可以增强人民的体质，提高人民的军政素质，把广大人民培养成为能文能武，进工厂是工人，下农村是农民，拿枪是军人，亦工、亦农、亦兵的又红又专的全面人才。
总之，通过大力民兵师，我们有了一支由亿万人民组成的既是民、又是兵的人民武装，既不穿军衣，又不吃公粮的人民武装，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人民武装，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又是社会主义保卫者的人民武装，就可以完全实现“寓兵于工、寓兵于农、寓兵于商、寓兵于学”的目的。这支人民武装力量，不脱离生产、工作和学习，在没有外来敌人入侵时，坚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的原则；在遇有外敌入侵时，就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大办民兵师”，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起到了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忱和推动民兵建设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它被纳入“大跃进”这个大框框内，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一哄而起，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如纸上谈兵、弄虚作假、追求形式等问题。有的地方还把民兵组织同生产劳动组织混在一起，以民兵组织代替劳动组织，追求“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形式主义，助长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不正之风。同当时提出的钢铁、交通、文教、邮电、卫生等一系列“大办”一样，具有浮夸色彩，超越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在有些方面脱离了实际。这是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作者系沧州军分区军事志办公室主任、沧县武装部原政委）
【本刊特讯】
市委领导对我室荣获全国党史部门三项荣誉作出重要批示
近日，市委领导对我室荣获全国党史部门三项荣誉作出重要批示。市委书记商黎光批示：“市委党史研究室取得的成果表明，只要脚踏实地、勤勉敬业，平凡的工作也可以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市委常委、秘书长宋有洪批示：“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默默无闻、勤奋工作，得到了中央、省委党史部门的多次表彰。刘德峰主任更是身先士卒、扎实工作、夙兴夜寐，在党史战线上整理撰写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成为全省树立的先进典型和标杆。”
接到市委领导重要批示后，我室立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市委领导特别是商黎光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既是市委领导对党史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党史工作者的极大鞭策和鼓励。今后，我们将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坚持“一突出两跟进”，强化“三个研究”，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努力拼搏，以更高的工作标准、更好的资政育人成效，努力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为推进“五城建设”，实现沧州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做出自己的贡献。
【信息窗】
我室两项成果、一个人在全国党史部门获奖 近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对2012年11月以来全国党史部门优秀成果予以表彰，我室两项党史成果获奖，是我省市县两级党史部门唯一获奖的党史成果。其中《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及其活动》获论文类三等奖；《鉴政沧州》党史内刊获资政成果类三等奖，这也是本刊继2013年荣获全国党史部门优秀成果奖资政成果类三等奖后，再次获奖。主任刘德峰荣获全国党史部门先进个人，也是全省唯一获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