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毛泽东：延安有“十个没有”
抗战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答案是什么呢?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作出了回答。答案是延安有“十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本刊专稿】
“小个子买票”理论
——忆论证报批沧州市TDI项目经过
郭世昌
国务院决定治理整顿期间不批新项目，沧州市非要找国家计委汇报TDI。计委的一位处长说，你们不知道三年不批新项目吗？我们说，小个子买票要半夜争排第一名，还需抓紧铁窗栏，若等开售再到，怎么也挤不上去了。人们笑称为“小个子买票理论”。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987年初，我被调往沧州市任副书记，选为市长。半个月后，省化工厅厅长到沧州市考察，沧州市有关部门、企业一一汇报。听后我觉得，沧州市谋划化学工业最有基础，化工产品收益大、创汇多，只要重视污染治理，就可大力发展（沧州市后来制定的发展战略就是重点发展化工〈精细化工〉……）。
不久，有一位叫郑占怀的同志找我，他说，他到北京图书馆，买两个烧饼，看了一天书，发现TDI（甲苯二异氰酸酯）这个产品，技术含量高，投资收益大，国内外都紧缺。我问咱们沧州市能上吗？他说新的工艺更安全但难度更大，有风险，国家计委只会先批一家，有的省早在论证，张家口市也做了不少工作，咱们现在起步，不可能抢先批准。于是，第二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持久顽强地争批TDI大戏开场了。第一主角姓郑，第二主角姓赵，配角不少，市委书记、市长们有时也跑跑龙套。
第一出争批大戏是开放，1988年3月8日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将沧州市全境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第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3月9日下午，我在向市委常委会汇报争批情况时，提出成立几个适应开放的机构，其中就有大项目办（上面有个大项目领导小组，我当组长，两位副市长和炼油厂、化肥厂、化工厂、大港油田领导任副组长），郑占怀同志任主任，主抓TDI论证报批工作。3月11日下文，一周内人员就到位了。
不久，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沧州市视察，副省长对着我说：郭世昌啊郭世昌，你刚从张家口调来，就挖张家口的项目……。我说，占怀同志认为，张家口的条件争不过外省，沧州不上，张家口也上不去，您是河北省长，不管谁上也在河北，总不能让外省抢走吧……
河北究竟该让谁去争，省计经委组织了一次论证会。沧州市委书记张震环是原省计经委主任，我一再请他到场，他去了，郑占怀主任、我、高尧隆副市长、王建章副市长，我们一下来了5个，另两竞争方是张家口市、国防工办（炸药厂）。我们认为会同意我们上，所以有义务为论证会提供了沧州市饮料。当然不是靠人多，是靠有利条件多，党政齐到表示了上好TDI的决心，让领导放心。最后，报省领导同意，河北派沧州市出马与外省竞争（事后我找张家口主管TDI的同志，他不愿来沧州。我又找炸药厂厂长，你是全国劳模，肯定想多做贡献，调沧州市吧，他同意了。上TDI急需大量人才）。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化工部部长觉得我们这么个小市不可能上好TDI（又一个不可能），要求我们上另一产品。占怀同志说那个产品投资效益也很好，但存放期短，一旦滞销损失太大。怎么办？轻工部管的工厂是TDI的用户，咱们找轻工部去。省轻工厅一位厅长是我在张家口时的同事，托他把轻工部的领导请到石家庄听我们汇报，我们的汇报材料有理有据，再加上省轻工厅正副厅长帮着说话，轻工部同意了，可列入轻工系统的新项目。
因是化工项目，国家计委还是把我们的报告先送化工部表态，这可怎么办？只有据理力争。可是分管的处长很忙，没时间听你详细说明，理讲不透他不会同意。他们说，若市长亲自去，会给面子，可多说几句，可我又不是学化工的，我说外行话他更不会批准。没办法，先向占怀同志请教，毕竟我也是工程师，还当过总工程师、厂长，在工厂工作了18年，曾研制成功4个填补国家空白的大型机械设备新产品，容易领会一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向这位处长汇报，TDI需要的7种主要原料，大多属危险品，长途运输很不安全，沧州市有6种可自给，部长让我们上的那个产品，好几个地方都可以上，而要上TDI，只有沧州市最合适。我详细把哪种由沧州大化提供，哪种由沧州炼油提供，哪种由沧州化工提供，有的还可以管道直送，一一说清。这些产品，当地不用还需外卖，外卖又涉及危险品运输（好像沧州市非得上TDI不可）。我连这些原料是通过怎样的化学过程产出的，又如何合成为TDI产品都讲了（当时能背出来，现在记不清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处长还给我倒了杯水。最后他说，我可以签字同意，但到部长那会不会挡，我就不知道了。怎么办！他们让我找部长，我想，部长说那么多话，批那么多项目，他曾经的表态不一定都记住。正常情况是，处长同意的司长很少否决，司长同意了，部长更少否决。如果我们一找他，倒提醒他这是你以前不同意的项目，反而可能被挡。等等吧！不出所料，部长批示同意。或许是忘了，或许是我们的报告确实有理有据。
报批大项目，国家计委要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论证，要到现场考察，要开专家评审会，哪一关都不好过。技术问题从来没有难倒两个烧饼看一天书的郑占怀。问题不在技术方案，关键是生产TDI需要的原材料要可靠落实。有的原料沧州市三大厂可以提供，有的可以找到卖家，而甲苯这一主要紧缺原料无处供给。占怀同志提出炼油厂有条件上铂重整装置，产品里有甲苯，也够TDI用（向化工部汇报就是这个方案）。炼油厂好容易承诺上了，但生产甲苯的主要原料又无着落，找了好久找不到。一天，占怀同志说，他查了好多资料，好像轻质原油也可。我一想，叫原油就应是油田产品了，啊！天无绝人之路，华北油田老总和我都是河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他领导油田，我当过厂长，同行，很谈得来。占怀说，中石油不一定同意。我说为了审批先和油田签个协议，TDI投产要几年后，市场在变化，解决甲苯的路子应该更多了。当然真签个协议也不容易，让国家计委认可这个协议更不容易，不过，总算可往前走了。
万万没想到，真还有沧州市解决不了的问题。专家们提出TDI用水量大，你把地下水用了，沧州人民喝什么（这理由太给力了，他们比我还关心沧州人民，我真是无颜以对）。我底气不足地说，市里规划有浪洼水库，TDI可用黄河水。专家又说，引黄工程不知何时开工，水还在纸上，没流到地上，你怎么用（此话真俏皮，我整天写诗，也想不出这么有趣的词）？这下真难住了。
有一天，驻沧州市的水文四队上级来人，我陪着吃饭。队长说，你的脸色不好，要注意休息。我说我吃不下、睡不着，就让你们那个“水”字闹得。队长问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清楚楚。队长说，十几年来我们在沧州地界打了1000多个深孔，最近我们发明的一种计算公式被水利部批准了，按我们计算，沧州地下深层水不少，足够TDI用的，居民用的是浅层水，并不矛盾。我问，你说了算吗？他说谁要否定我他还要打十年深孔。我大笑不止……又突然长叹一声，他们大概以为我乐疯了，忙问叹什么气，我说我是后悔没有早把队长聘请为大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不过专家们还有话说，深层水不可补给你怎么能用。我说石油更不可补给，不是一个劲在抽吗，好钢用在刀刃上有什么错。虽然强词夺理，但也有些道理。专家们心里也明白，到TDI投产时，引黄该实现了，只是不可预支。
我常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难就难在还没创造出来怎么让别人相信你能创造。沧州市上TDI的条件不少，但也不是都具备，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是需要做工作去创造的，有的还需找外地企业帮助。不仅专家们个个善于挑错（其实这是好事，防止重大损失），国家计委的同志眼也很尖，一看就问这个能做到吗？这个企业真答应给你们供原料吗？你要拿供货合同来，协议书不行（还未开工，怎么签合同）。郑占怀是工程师，善于说专业话，搞公关有点费力，我让推荐一位善搞公关的，赵林英同志不久到位，任副主任。
上个大项目需要国家计委几个司同意才能立项。我召集大项目办查进度，他们说文转到另一司，分管处长住院了，还得等等。等什么，赶快去医院代表我探望，买些治病需要但不能报销的药，再买一兜水果，千万别催批项目。结果，处长还没出院，文件已签出来了。
还有好多我没有参与跑批的故事，技术到位，辛苦到位。这出戏演了很久，现在介绍最后一幕。
三年不批新项目，TDI早报早审，一直没有停顿，现在可批了，我们的TDI也转到最后一关了。把关的还是位处长，他们约见汇报排不上号，还得市长出面。我赶到北京，处长说给你20分钟，我说时间短说不透，那你等某省副省长汇报完再进来，通知我进门时离下班还有20分钟。我小声问，您能晚点下班吗？他说我还有爱人、小孩，要回家做饭。我问那位在哪工作？也在计委，小孩在计委的幼儿园，那就请您一家三口到河北饭店吃个便饭，边吃边汇报。那时处长们都没车，平时到火车站接个人，往医院送个人，大多用林英同志借的车（实际是林英同志主动打听到的），因此也算熟悉，没有拒绝。
饭店餐厅冷，小孩穿不少，他俩穿得单薄，我悄声告诉林英买两件普通的羽绒服，就说是沧州市产的，做做广告，确实是冷，他俩赶快穿上了（临走时要脱下，我说路上更冷不能脱）。小孩太闹了，吵得我们说不成话，我又找林英，带小孩出去买些小吃、玩具，一个小时再回来。林英确实不错，什么事都能干好。
占怀同志汇报技术，我表决心。我说，沧州是林冲发配之地，古来就穷，现在与周边相比仍较落后。我市批准开放了，“开放兴沧”要有抓手，我们想以TDI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更想借此提升全市干部群众加速发展的信心与决心，尽快赶上全民小康的步伐，否则，怎么能对得起沧州市人民。处长说，咨询公司及各部、司返回的意见没有太大问题，有些工作立项后还可继续做，可以报领导批准下文了。不过，刚开批新项目，南方各省项目有几个报批时间也不比你们晚多少，正压在我手上，下周再办你们的批文吧，二月份准能发下去。我说今天是周二，下周可是六天啊，省长说见不到文不让我离京，我是市长，市里多少事等我研究呢。处长说，要综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化工部、轻工部、国家计委有关司的意见，报请领导批准发文，报领导的是技术性文件，一字一句都需仔细斟酌，真是忙不过来。我说，我俩给您当秘书，我们知道你们什么同意，什么还要求继续做工作，我俩站在您的位置上写，起草好后，您看行就马上办，如果文不对题，那只好下周再说。他爱人说，就让市长帮你起草吧，反正你最后把关。
林英去送三位，我和占怀就忙着起草报告。其实，报告怎么写我们见过，计委的报告不只写你的优势，还要写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优势写多了，人家不认账，需要解决的问题写多了，给下次报批又会增加困难。写了改、改了写，夜间一点多总算完稿了。我说要打印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可改可不改的地方，让他不忍心下笔。河北饭店打字员8点才上班，可我们8点就要赶到计委，第一个闯进处长办公室。我说到大街上敲门，找私人打字的，多给点钱，他们不懂英文，占怀同志动手帮助打印了三份纯白的纸、墨黑的字、整整齐齐的高档文稿，按时送到处长手里。林英说，如果处长修改后批准打印，打字室也要排队，我去打个招呼，马上过新年了，送两本挂历吧，当然可以。
我们起草的文稿不知能不能用，反正尽快下发批文的目的达到了。1991年1月8日，国家计委下文批复了TDI工程项目建议书，同意立项，同时批准了配套的聚氯乙烯项目。在治理整顿限批项目期间，我市干部群众凭着动手早、起点高、讲科学、重效益，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干事业的“TDI精神”，测算了上万个数据，写了4次项目建议书，两次可行性研究报告，找了上百位领导，盖了100多图章，通过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征得轻工部、化工部同意，又经国家计委7个司会签，终于由河北省60个大项目，上升到28个之内，15个之内，5个之内，最后成为河北省第一个被批准立项的大项目。为此，省领导在几个场合，多次表扬了沧州市。
需要说明的是，只凭前述努力远远不足以促成TDI被批准立项，还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身上，发生在大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高尧隆副市长、王建章副市长、几位厂长的身上，更多的发生在大项目办及有关同志的身上，不过我没有亲历，写不出来。
1月15日，召开了沧州市TDI立项新闻发布会，目的是表彰大项目办的同志，同时调动全市上下论证报批其它项目（建有项目库）的积极性，组织起“开放兴沧”大军，向着实现“沧州梦”的目标奋勇前进。
报批郑占怀同志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资升两级。他俩到大项目办时都是平调，当时我答应，TDI立项时副处升正处，正科升副处。我找书记落实，书记说提干有严格程序，他俩这么大的功，估计走程序也没问题。不久，下文了，级别到位。
没想到的是，突然调我离开沧州。7月10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省建委报到。虽然我是外行，建设TDI使不上劲，但日思夜想总也放不下。
很意外，1993年5月我被选为副省长，分管工、建、交等，我首先想到的是，又可为沧州TDI的建设服务了……
我不明白我当选副省长是否与调省建委后被任命为河北省黄骅路港建设动员协调指挥部指挥长有关？黄骅大港于1992年9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立项。把大港争批在黄骅，那是全省上下、多年努力的结果，与我这个指挥长没有关系或关系很小，只是碰在我的任期内了。为黄骅大港立项在最一线竭尽全力工作的领头人是魏振宗同志，我几次向省领导汇报，省里给沧州地区增加了一个副专员名额，多年正处的他才刚升了副厅，我没资格和他一同沾黄骅港立项的光。或许是沾了沧州市干部群众论证报批TDI的光……。
建设好TDI难度更大，但在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完成得十分出色。那时候世界上TDI工艺还不够成熟，不少国家生产并不顺利。沧州大化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及全厂职工，边建设边探索，对引进的原技术方案修改了260多处，直至1999年9月才正常投产。以后又不断扩产，不断创新，现在已是全球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TDI生产企业了，他们才是TDI的特等功臣。
改革开放40年了，在条件很差的当初，沧州市干部群众争批了TDI，更难的是建设好TDI，值得回忆一下。时间久了，总会有记不准、记不全的地方，还请争批的同志们纠正和补充。如何建好TDI更不容易，最好找知情者也写一下。
（作者系原沧州市市长，曾任河北省副省长）
【忆昔话往】
东光县乡镇企业由统到包的历史瞬间
——原大单乡“一包三改”工作试点回顾
王云熙
1984年12月27日，县委、县政府针对乡镇企业“大锅饭”“铁饭碗”“终身制”以及出工不出力和管理混乱、效益低下等弊端，颁发了《关于在乡镇企业中实行“一包三改”的意见》，决定对全县乡镇企业实行经济承包制，推行以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为主要内容的“一包三改”。
为取得经验，指导全县乡镇企业改革，县委抽调县委办、政府办、农工部、农业局、乡镇企业局等13名同志组成联合工作组。县委书记钱忠杰亲自带队，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宝良任组长，深入原大单乡(现大单镇)乡办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工作组1984年12月29号进驻大单乡，至l985年1月23日结束，历时25天。这次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达到了预期目的和要求，取得了企业改革的经验，对于指导全县乡镇企业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带动示范和指导作用，实现了乡镇企业由统到包的全面改革，为全县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单乡31个村，6100户，26000人。这个乡的乡办企业起步比较早，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就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到l984年全乡拥有乡镇集体和个体企业656家，从业人员5100人；其中集体企业21家。企业项目有油棉加工、汽车配件、五金锻造、油脂油酸、医药酒精、食品加工等十几个行业；企业技术人才、推销人才多于任何一个乡镇，全乡仅推销业务人员就有1000多人，业务关系几乎遍布全国。
大单乡乡村企业在粗放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集体企业的许多弊端：一是企业内部“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简单的管理制度治勤不治懒，企业和企业之间，车间和车间之间效益相差悬殊，年终却统一分配，职工不分贡献大小按一个标准领钱。二是“铁饭碗”，职工一入企业门就是终身制，企业不倒，饭碗照端。甚至企业倒了，饭碗也不打破，挪个地方待遇照旧。有个工人十几年不上班照样领工资。三是干部终身制。干部一旦进了企业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管企业搞得如何，待遇照旧，地位不变。还有的干部根本不懂企业经营管理，却是老资格不倒翁。乡办企业甚至成了农村干部养老处，一些不适应农村工作的老干部安排进企业，农业干不了，企业来养老。四是企业积累少，后劲不足。有的企业重分配，轻积累，不做长期打算，生产规模无力扩大，技术改造无法进行，企业没有发展后劲儿。五是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效益低下。企业厂长一人说了算，厂长管得紧企业就紧，管得松企业就放羊，没有什么规章制度约束。六是跑冒滴漏。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中饱私囊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职工积极性，阻碍了企业发展。
针对以上弊端，大单乡党委过去采取了许多措施，抓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一些成效，但终因改革不彻底，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县委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组12月29日进驻大单乡。具体成员有：县委办副主任齐天祥、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门金海、县农牧局长王汝亭、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赵书正以及温德胜、王宝池、杨玉华、黄立功、王金芳和我等同志，我们共同亲历了这项试点工作的全过程。
工作组进驻后，首先和当地党委统一思想，然后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发动，全乡形成浓厚的改革舆论氛围。会后工作组在乡党委、乡经联社的配合下，分成6个小组，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利用5天时间摸清了企业各种底数和管理状况，工作组将情况汇总后提交工作组和党委讨论，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确定改革方案。
大单乡党委认识到：时代在发展，企业管理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进和创造新的管理理念，加紧现代化步伐。党委决定遵照县委县政府决定精神，借鉴南方企业改革经验，大刀阔斧对企业进行改革，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改革中，工作组和大单乡党委坚持“四个一定”的指导思想，即：一定要认真学习堰桥企业改革经验，坚持效益第一，包字当头，改在其中的原则；一定要从大单乡实际出发，发扬学中有创、勇于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一定要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党风，以党风促改革，以改革促党风好转的原则；一定要讲究实效，不搞花架子，坚持出经验、出实效、出效益的宗旨。我们采取边走边看、边想边干的改革方法，勇于实践，大胆改革，快速推动大单乡企业改革进程。
“一包三改”试点工作大体分为6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统一思想认识。实行“一包三改”，企业全面改革，得人心顺民意。但毕竟有些人对改革的原则、意义、目的不了解，不清楚，认识不到位，怕自己吃亏，怕个人利益受损，怕企业改革走过场，怕官职丢了，怕饭碗砸了，怕企业改乱了。针对种种疑虑和误解，工作组进驻第二天就召开全乡三套班子和全体职工的千人动员大会。会上县委书记钱忠杰讲了话，工作组长王宝良做了动员，传达了中央十五号文件，介绍了南方堰桥改革经验，强调了“一包三改”的紧迫性。党委书记付如春针对大单乡办企业现状做了报告和表态。这次大会震动很大，揭开了大单乡轰轰烈烈的改革序幕。
二、选贤任能，全面推行厂长聘任制。“一包三改”是从改革乡镇企业干部制度入手。大单乡有乡办企业21摊，正副厂长(经理)47名。多年来实行干部任免制，缺少一套选聘、考核、交流和淘汰制度，致使部分企业干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干好干坏一个样。进了乡办企业就进了保险箱，坐上了铁椅子，严重障碍和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一包三改”彻底改革这种弊端，全面实行厂长聘任制。工作组配合乡党委深入企业，对原任班子进行考察和民意测评，发动职工自荐或他荐，不拘一格选人才。企业内企业外，本企业外企业，社会的外地的，只要有能力胜任，我们就大胆聘用。凡是不适应企业经营要求，不管关系多硬，资格多老，一律淘汰。
1月5日大单乡经联社隆重召开企业厂长经理聘用大会，对新聘任的厂长经理举行聘用仪式。经联社主任报告选聘情况，公布聘用名单，对新聘用的企业厂长(经理)颁发聘用证书。党委书记讲话，对新任厂长经理提出希望和要求。厂长经理登台发表施政演说，表明经营和发展目标。聘用证书不仅明确厂长经理职务和聘用期限，还明确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和职责，以及优胜劣汰条件。
三、对上承包，对下层层分解。企业经营实行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利润定额，联利计酬，超额分成。取消铁饭碗，职工报酬和企业利润直接挂钩，报酬随企业经营好坏、利润多少上下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个方法的好处有三：①打破了“大锅饭”。企业干部职工报酬和企业盈亏捆在一起，促使干部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经营，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②兼顾了多方利益。这种承包方法明确、好算易查，给工人报酬扣上个大笼子，左不能挤上缴利润，右不能挖企业留成，再不能巧立名目超发工资，滥发奖金，保证了企业发展后劲。③堵住了漏洞。过去企业上缴保不住，企业留成壳里空，原因是企业底数不清，缺少考核检查制度，企业经营情况任凭企业上报，往往水分多。现在承包办法以税后利润和税务部门核定列支工资为基数，掺不上水分，堵住了企业虚报或瞒报利润弊端，正确分配企业利润，保证上缴、自留、职工所得科学比例分配。
确定企业承包基数后，然后实行层层包，人人保，切实把承包任务落到实处。把承包任务落实到车间班组、摊点和个人，人定岗，岗定责，责定利。人人有责有利，个个都是企业主人翁。
四、清岗定员，改革劳动工资制度。针对乡办企业父子店、关系户、照顾工和人浮于事以及在其岗不负其责等弊端，改革了用工制度，把企业用工分为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学徒工，什么岗位使用什么工人，使其各得其所，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改革工资制度，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工资和贡献、工龄、技术、责任等挂钩，破除了“大锅饭”。
五、清产核资，建全规章制度。主要抓了“四清四看”：清库存看固定资产，看账实是否相符；清流动资金看周转情况；清债权债务看是否存在漏洞；清财务收支看资金使用是否得当。结合清产核资，针对乡办企业私人欠款问题，重点清理超支欠款。两周时间就追回钱款8万元。同时制定了《乡办企业有关招待的若干规定》，刹住了企业公私不分、大吃大喝、胡乱开支等弊端。
六、建立健全组织，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我们还抓了企业党团组织建设。企业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建立了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在搞好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和群团活动，加强对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整体素质。
工作组在乡党委全力配合下，白天深入企业做具体改革工作，晚上回驻地研究改革方案，整理各种材料。工作组成员自开始进驻到改革试点工作结束，坚持连续工作，不回家不回单位，没歇一天班没休一天假，夜以继日，埋头大干25天，顺利完成了大单乡“一包三改”试点工作。
大单乡办企业通过“一包三改”，面貌一新，风正气顺，干部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承包任务比上年增长40%，一月份各项经济指标增长31%，为全年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1月25日，县委在大单乡召开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和经联社主任大会。县委书记钱忠杰做了重要讲话，县委办主任、“一包三改”试点工作组组长王宝良介绍了大单乡办企业“一包三改”的经验和做法。大会号召全县推广大单乡办企业做法，全面开展“一包三改”。同时，县委责成县委农工部和乡镇企业局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全县乡办企业改革进行指导、检查和督导。
“一包三改”在全县乡镇企业中轰轰烈烈地展开，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系东光县工商局原局长)
我当妇女主任十年的回忆
王俊香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里，兄弟姐妹9个，由于生活困难，没能都上学，幸运的我上到高中毕业。1973年毕业后，17岁的我在村支部的推荐下担任了村妇联主任，因学习认真，工作积极肯干，甘于吃苦，两年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
回顾十年来的工作历程，自己付出了，成长了，也收获了。作为一名妇女主任，在70年代“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旧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开展计划生育也是主要工作。由于当时少数群众对计生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妇女工作的繁琐、自身工作经验的不足等，一度让我倍受挫折。为了顺利开展工作，除了耐心细致做好思想工作外，我们计划生育小组还着力树典型。在村里顾某某家女儿“男到女家落户”的婚礼上，我倡导村支部成员全部参加婚礼并致辞，讲了计划生育的好处以及家里只有女儿也可以有老年幸福生活的道理，为村民们上了生动一课，推动了村计划生育的开展。为了推进工作，我不顾家里的反对，去做二嫂的工作，劝她去做结扎手术，大伯(大伯无子无女，父亲把二哥过继给了大伯)骂我“六亲不认”“怕丢了官，拿自己的亲人开刀”，还说以后不认我了，最后将我赶了出来。回家后，我大哭一场，内心有过挣扎，也想过退缩，但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妇女主任、合格的党支部成员，要对妇女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于是，经过一番讲政策、摆事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努力后，我二嫂第一个去西城医院做了结扎手术，给广大育龄妇女带了个好头，妇女计生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为了有利于妇女工作开展，每个生产队选出了一个能干的妇女队长，定期召开会议，及时反映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为了更好地解放妇女劳动力，我和几个妇女队长协商免费开办一个幼儿园。当时一没资金，二没场地，我晚上睡不着觉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办法，利用村里闲置的房子和空地，天气好也可以在街上的大树底下，让孩子们尽情地玩耍。有了场地，还得找两个有责任心的老师，当时我想到了姬宝平，她是天津市的姑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嫁到我们村落了户，就让她和一队的妇女队长负责照顾幼儿园的孩子。没有玩具，我带着身上仅有的30元钱和刘花格一起骑车去城里买来了皮球等一批玩具，这样幼儿园就算办起来了。解放了一部分妇女劳动力，妇女跟男同志一样干起了收割麦子、挑水栽红薯等农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为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组织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由顾方平任队长，自编自演了三句半、快板、短剧、河北梆子等节目，主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生育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以及广大妇女在当今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既推动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欢乐。
70年代的农民吃“大锅饭”，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到头的收入也就是年底凭工分的分红，平时也没什么收入，日子都不好过。我一直想给大家找个能增加收入的活儿，就去了公社手工业社，联系到了做手工布花的活儿，学会后回村手把手地教给大家，慢慢大家都熟练了。我负责给大家领活、交活，支回钱来统一发放，妇女们拿到了用自己双手挣来的钱非常高兴，家庭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有了奔头。
在党的“抓革命、促生产、出大力、流大汗、战天斗地”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上级号召民兵和妇联参加挖渠排涝改造盐碱地。每个人一把铁锨，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一辆小推车。一声令下，我带领铁姑娘队出发了，目的地是我们公社的徐召村。第二天我们就参加了“战斗”，姑娘们个个精神焕发，挖土、装车、推车，来回穿梭，争先恐后，从不示弱。尤其是四队的妇女队长王俊缺，作为队里的老大姐，对姐妹们非常体贴和照顾，脏活累活抢着干，从没叫过苦、喊过累。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雨，俊缺推着一车土脚底下一滑，不小心摔倒了，腿上鲜血直流，大家都让她赶紧去上药包扎一下，她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只是擦破点皮，这点伤算不上什么”。第二天，带伤坚持去工地干活，怎么也不肯休息，她说：“姐妹们，我们不能落在别村的后面”。她的事迹得到了上级的表扬，给铁姑娘队树立了榜样，在她的带动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84年春天，我被选为党代表，参加了献县的第三届党代会。工作十年间，我虽然错过了上大学、城里化肥厂招工、去母校任教的机会，但是回顾自己十年间的付出，十年间村里的变化、十年间人们观念的转变，我觉得无怨无悔，没有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作者系献县蔡东村原妇女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