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贺龙诗“哭”关向应
1946年7月21日,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与世长辞。不幸的消息传到部队时,正值贺龙在一次会上作报告,悲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散会后,贺龙在院子里急速地来回踱着,脸色变得阴沉,连续几天吃不好,睡不安。在晋绥军民悼念关向应政委的大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只得由别的同志代致悼词。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悼念诚挚的战友,贺龙用他那粗犷有力的笔触,连夜写完了血泪交融的悼念文章——《哭向应》,文中写道:“……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川黔,云贵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本刊论坛】
莫让抗战遗址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抗战遗址保护开发,发挥各类抗战纪念设施作用,为开展抗战研究、展示研究成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阵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要使人们记住历史,不忘国耻,珍惜和平,激发开创未来的热情,组织参观抗战遗址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方式。站在遗址旁,能使人们切身感受到往日岁月的峥嵘,聆听到无言的低吟和教诲,产生无尽的深思和警惕,树立起强烈的忧患意识。遗憾的是,在有些地方,一些抗战遗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致使有些抗战遗址在岁月流失中黯然失色,甚至有的正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一现象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我市曾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成千上万英雄的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赞歌。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组织的齐会等著名战斗,同时也埋下了杨靖远、黄骅等许多为国捐躯抗日英难的忠骨。我军民的英勇抗击,遭到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报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惨案。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都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汇集成口口相传的故事,集结成代代相传的文字,成为进行爱国主义的重要历史教材。
为了让世世代代永远记住那段历史,保护利用好抗战遗址十分重要。比如在一些重大抗日战斗发生地修建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对一些重要机关工作过的遗址做好修缮保护工作,进行革命文物展;对一些零散的抗日烈士墓集中起来,修建烈士陵园;对一些重大惨案发生地修建纪念碑等。这样,一处处抗战遗址,就凝聚起了往日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让人切身感受到当年抗日战争的惨烈,成为进行抗日历史教育的鲜活载体,并永久传承下去。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河间市关工委、民政局等部门,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抢救性地对多处抗战遗址进行修建,并充分利用这些遗址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作法值得赞扬、学习和推广。
应当看到,随着岁月的增长,当年的抗战老兵以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越来越少,即使健在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抢救抗战遗址已是刻不容缓。应以县为单位,组织宣传、党史、民政、关工委等部门,成立调查小组,通过深入访问,尽快摸清包括一些重要战斗发生地、重要机关办公遗址、革命烈士墓地、重大惨案发生地等在内的抗战遗址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修建纪念碑、纪念馆等,为我们和后代留住真实、全面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家园。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忘记历史就是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先烈,也对不起未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以对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借全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机,坚持“立足抢救、突击修建、注重保护、充分利用”的原则,千方百计提升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水平,扩大保护利用效果。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而抗战遗址就是最好的老师,它所产生的作用是永恒的。倘若那一任领导能够办好这件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抗日革命烈士们也会含笑九泉。
作者:武金琢 (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本刊专稿】
退休老干部梁印诗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河间市位于华北腹地,是冀中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年代,河间大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留下了多处革命战争遗迹和许多革命先烈的斗争故事。近些年来,为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建立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深入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一位退休老干部付出了很大心血,他就是河间市原人大主任、市关工委主任梁印诗。
一
2003年,河间市关工委换届,梁印诗担任了关工委主任。利用红色资源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梁印诗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上任后,就组织人员对河间境内的革命人文资源进行了认真考察,从中发现一些红色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例如:一些著名的战斗发生地没有标记,没有可供后人瞻仰、凭吊的任何纪念物;一个事件存有几种说法,让人无所适从;几处现成的纪念场馆数量太少,不能满足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需求。为了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就近接受到直观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梁印诗和关工委一班人经过研究,决定从实际出发,本着“就地取材,建设基地,布局合理,方便教育”的原则,在境内建设和命名一批青少年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勘察和认真筛选,最终确定拟规划建立15处青少年教育基地。计有:冀中烈士陵园、白求恩战地手术室遗址、明树珍烈士墓碑、张克烈士墓碑、西刘庄村抗战烈士纪念碑、翟生惨案发生地和翟生村抗日烈士纪念碑、齐会战斗纪念碑和纪念室、黑马张庄战斗纪念碑、纪念室和烽火黑马纪念墙、龙关无名烈士墓碑、沙河桥战斗纪念碑和李小里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小柴惨案发生地、丰尔庄惨案发生地、北太平庄惨案发生地。
二
在确定建立的15处教育基地中,除几处只需稍加修整命名外,大多数要从头建设。搞建设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面对市财力紧缺的实际情况,梁印诗带领有关人员四处奔走,积极筹措资金。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对此举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和支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筹措了近40万元的建设资金。资金基本就绪后,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建设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为保证质量,节省资金,在选址、选材、施工等环节上,梁印诗亲自把关,毫不含糊,甚至连选一块纪念碑石料都几经讨价还价才定下来。
1941年,八路军在龙关村与日伪军进行过一场激战。在与数倍于我之敌进行的激战中,有49名八路军战士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烈士的遗体草草地葬在了村南的高岗上。因缺乏有效地管护,致使烈士墓地年久失修,蒿草遍地。如无人指点,旁人很难知道这里是烈士们的安身之地。梁印诗多次到这个村进行考察了解,当村干部和群众得知要帮助重修烈士墓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整理烈士遗骨和修筑烈士墓的十几天当中,每逢星期天,一些老师和中小学生也前来参加劳动,场面非常感人。墓碑落成后,庄严大方,很有气势。曾有当年亲历战斗的老同志多次前来拜谒牺牲的战友。2013年春,在河间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又将墓前广场和通道整修一新,使其更加宽敞整洁。
齐会战斗是我八路军创造的平原歼敌的“模范战例”。为刻立“齐会战斗纪念碑”,梁印诗带人两下曲阳,选石料,定工匠,要求甚为严格。纪念碑高5米,宽1.2米,厚0.4米,底座高1.2米。落成后的纪念碑雄伟庄严,蔚为壮观。央视一套“红色记忆”栏目中曾展现过“齐会战斗纪念碑”的英姿。随后,在梁印诗的组织下,由市关工委委员、退休干部孙正开设计完成了齐会战斗纪念室。纪念室设在大队部的三间正房内。百余张珍贵的图片资料,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齐会战斗激烈的战斗场面。八路军一二〇师指战员浴血奋战,当地群众踊跃支前的场景历历在目,使参观者的心灵受到深深地震撼。
1939年3月,贺龙师长率领的七一六团在河间城西黑马张庄设伏,击毙日寇130余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在“黑马张庄战斗纪念碑”的造型上,梁印诗和关工委的同志们很是费了一番心思。经过集思广益,最后决定将纪念碑设计成利剑型。当纪念碑矗立在战场旁的公路边上,如一把利剑直刺苍穹,造型奇特,气势雄伟,展示了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揭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革命真理。又是在梁印诗的支持下,退休干部孙正开经过数月的辛苦努力,查阅和搜集了大量资料,设计完成了黑马张庄抗日纪念室。2010年,梁印诗和黑马张庄村干部一起,经过多方努力筹措资金,建设完成了“烽火黑马纪念墙”。纪念墙高6米,宽12米,庄严恢宏。正面刻有毛泽东同志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描金大字。背面所刻文字详尽地记载了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黑马张庄指挥革命战争的光辉历史。
“沙河桥战斗烈士纪念碑”和“李小里村革命烈士纪念碑”,也是在梁印诗的亲自组织下进行设计施工的。在施工的日子里,梁印诗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李小里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启始终坚守在施工现场,对整个施工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两座纪念碑并排坐落在村东的一片高地上,占地近千平方米。四周有矮墙护卫,墙内红砖铺地,内置花坛。纪念碑四周遍植树木花草,干净整洁,俨然一座小型陵园。
对几个惨案发生地,在梁印诗的组织下,将详细说明文字制作成匾牌,悬挂在当地村委会或村小学,以便随时对村民和青少年进行教育。截止目前,河间市共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2处,每一处教育基地都留下了梁印诗的足迹。
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后,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梁印诗都会对青少年教育基地巡查一遍,并对基地的修缮美化、绿化等问题和当地乡村领导交换意见,制定方案。使所有的青少年教育基地状况完好,随时可以接待参观和受教育者。
每年的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一批批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教育基地,缅怀和祭奠革命先烈,听“五老”宣讲团的老同志讲先烈的斗争故事,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扩大和巩固教育效果,在梁印诗的建议下,还在河间电视台开播了“历史风云”专题栏目。节目全面展示了青少年教育基地的风貌,用生动的图像和深邃的语言讲述了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使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另外,梁印诗还组织关工委有关人员编印、出版了四本近30万字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发放到基层关工委和全市中小学。
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建设,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爱家乡、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优良品德已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形成风尚,争做“三好少年”和争当“青年标兵”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社会好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梁印诗和关工委的同志们一起,制订了新的活动计划,决心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深入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并把青少年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引导到积极投入家乡建设中来,为建设美好河间做出积极贡献。
(沧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沧州抗战史料】
贺龙师长在冀中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贺龙师长率一二○师主力在冀中平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斗争,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一二〇师的三大任务,对于稳定冀中局势,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起了关键作用。八个月的战斗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贺龙师长的英雄业绩和光辉形象,犹如一座丰碑永存冀中人民心中。
延安受命 挺进冀中
1938年9月中旬,贺龙师长同关向应政委、肖克副师长到达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召开的。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除听取贺龙、关向应有关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情况汇报,主要同他们讨论了一二○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问题。讨论后的一天,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龙、关向应、肖克的住处,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彭德怀说:“中央决定一二○师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要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吕正操的部队只有两个营。部队新,力量薄,在敌人回师的时刻,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一二○师到那里去,自己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你们晋西北地薄,人不满百万,要大发展是很困难的。”
中央的决定,正对贺龙的心思。六中全会闭幕后,他和关向应、肖克在延安整整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了挺进冀中等有关事宜。
回到岚县,贺龙便忙起来了。
从岚县到冀中有700余里,要越过两条铁路,无数个敌人据点,重重封锁线。他想带走的七一六团在滑石片战斗消灭日军蚋野大队700余人以后,刚刚调回晋西北,还来不及休整。因此,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侦察敌情,制定行军计划,安置老弱病残,进行思想动员,补充给养弹药等等,他都要在事前或事后过问一番。
12月11日,贺龙主持召开了一二○师团以上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部署和讨论了东进冀中的任务。会议开了7天。这期间,贺龙和关向应还召集了一个旅以上干部会,着重讨论带哪些部队去冀中;一二○师主力离开以后晋西北怎么办?贺龙、关向应都主张:中央赋予到冀中去的任务必须完成,晋西北根据地也要坚持,一二○师必须两者兼顾。因为晋西北是延安的屏障又是重要的战略区,也是中央与华北各战略区联系的重要通道。贺龙说:“晋西北的天下是我们打开的,晋西北根据地是我们东进的依托,不能丢给别人。把三五八旅留在这里,让群众知道,贺龙去了冀中,一二○师还在晋西北。”
会议同意贺龙、关向应商定的方案:由贺、关率领七一六团、七一五团两个营(留一个营在大青山)和独立一支队去冀中,张宗逊、张平化率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并统一指挥独立一团、独立二团、警六团和独立六支队留在晋西北。
会上认真讨论了去冀中的部队如何深刻领会和认真执行中央赋予一二○师的三大任务:一、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二、帮助冀中三纵队的整训和发展;三、扩大自身力量。
会后,贺龙立即命令紧急进行三项准备工作:一、派师侦察连侦察忻县到阳曲铁路沿线的敌情,拟定通过同蒲路的具体计划;二、司令部编写出平原游击战的若干教材,供部队学习教育;三、筹集、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安置老弱病残人员。由于考虑到国民党政府派驻一二○师有位叫陈宏模的上校参谋,贺龙强调,这些工作必须秘密进行,按期完成。
出发前一天,陈宏模才知道这件事。他很不满意地去找贺龙,问他:“师长,听说明天要出发?”
贺龙笑着风趣地说:“明天一早就走。再这样老吃山药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陈宏模只好怏怏地走了。 、
这个小插曲,反映了贺龙坚持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党内的一些重大决策,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必须瞒过这些联络参谋,这是斗争的需要。挺进冀中是中共中央新的战略部署,目的在于发展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当时,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正在同日本人勾搭。为了取得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贺龙下达“秘密准备”的命令,正是他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精心细致处置问题的独到之处。
12月2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发出了东进冀中的命令。22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一二○师挺进冀中的部队,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浩浩荡荡从岚县出发了。同时,命令王尚荣、朱辉照率七一五团主力从大青山前往冀中。
1939年1月2日,贺龙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峪口村,稍事休息,即同关向应、肖克去阜平会见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北方局书记彭真,一起商讨了挺进冀中的具体事宜。聂荣臻还风趣地对贺龙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员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去。一二○师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些。”贺龙诙谐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准备,贺龙决定,l月15日黄昏,从新乐以南、平安车站以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中。为了行动方便,贺龙将部队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贺龙率独立一支队为中央纵队,七一六团掩护师供给部、卫生队为右路纵队,教导团为左路纵队。部队急行军140里,由长寿车站与安丰车站之间,越过平汉铁路。l6日凌晨,到达安国县邢邑镇、贾村。
19日,部队到达安平县东西辽城、子文镇一带。第二天,贺龙与甘泗淇去任丘县大王果庄,会见了冀中区的领导人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王平等同志。会见中商定,在任丘县惠伯口村与冀中军区会合。
1月25日,一二○师到达惠伯口,受到冀中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至此,一二○师挺进冀中700多里的征程即告结束,开始了冀中平原英勇抗战的新篇章。
五战五捷 威震平原
贺龙率部刚到冀中,日军就开始了“南号作战”计划。日军分三路大军“围剿”冀中,声势浩大,不比往常。面对这种形势,贺龙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打几个胜仗,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稳定冀中军民情绪,增强一二○师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为此,1月28日,贺龙在肃宁县边寨村果断做出决定:(一)、集中兵力先打击献县、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命令黄新廷、廖汉生在河间以西待机歼敌。(二)、派常德善、余秋里率领七一六团三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一二○师独立第三支队,到大清河北霸县、雄县地区,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行动;肖新槐、苏启胜率师直两个直属连组成一二○师独立第二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冀中第三军分区活动;派杨嘉瑞带领一二○师独立第一支队,到武强、深县、饶阳、献县一带,配合冀中第一军分区活动。贺龙给他们规定了三条任务:协同冀中部队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帮助冀中部队整训和巩固;扩大一二○师并协助地方抗日政权开展工作。(三)、命令已经从大青山到达晋察冀三分区的七一五团,星夜赶赴冀中。
这几项决定,不仅正确选择了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方向,派出主力团队寻机作战,而且通过派出三个支队,组织外线兵力,造成了一定范围的回旋余地。从而,为争取战场主动权准备了条件。
31日,贺龙从边寨村转移到万里村,得到报告说:占领河间城的日军第二十三师团的宫崎联队,经常出动部队出城抢粮,修筑工事,企图巩固对河间的占领,进而进攻肃宁。贺龙认为是一个战机。他命令黄新廷、廖汉生迅速率领七一六团去曹家庄地区待机作战。
2月2日,河间日军200多人,沿通往肃宁的大道向西进犯。黄新廷、廖汉生立即部署战斗,在曹家庄出其不意给这股日军以沉重打击,毙伤日军l40多人,并跟踪追击,直到河间城下。
日军遭此打击,恼羞成怒,4日拂晓,出动步、骑、炮兵千余前来报复。贺龙对此早已料定。曹家庄战斗一结束,他即命令黄新廷将七一六团移往曹家庄西南4公里的大曹村,伏击可能前来报复的日军。因此,日军出河间不久,即同七一六团遭遇。在日军大量施放毒气的情况下,黄新廷、廖汉生以顽强的防御,一连打退日军4次进攻,挫伤了日军的锐气。然后,乘其久攻不下、气衰情急之际,从侧翼实施反击,占领日军进攻出发地,形成对峙。黄昏后立即发动总攻,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退回河间城。这次战斗,共歼灭日军300人,打死日军大队长1人。
随后,贺龙率师部及冀中军区转移到饶阳地区。2月7日,日军合击饶阳,师部和冀中军区机关落入日军合围之中。贺龙判断:从日军进攻速度来看,他们对饶阳地区的情况并不清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摆脱敌人。他下令两个指挥机关组织力量准备抵抗,一面急电刚刚到达安平以西苦水、中央地区的王尚荣部星夜南下,与师部靠拢。王尚荣率七一五团一夜行军l00多里赶到饶阳邢家庄,随即主动攻击日军后背。七一五团打仗勇猛,激战一天,消灭日军l30多人,日军被迫退往安国。师部及冀中军区机关转危为安。
2月下旬,师侦察连得知,河间的吉田大队每天到城周围村镇抢粮抓丁。贺龙觉得可以抓住敌人单日出西门、双日出东门的规律,出其不意地打一次伏击。他又命令黄新廷去执行这个任务。
3月1日,黄新廷、廖汉生选择了河间城西的黑马张庄作为伏击点。部队一进村,立即进行严密封锁,准进不准出,并派出化装侦察员去河间城边,掌握敌人动向。7时许,日军120多人进入伏击地域,七一六团以猛烈射击袭击敌人。日军据守村外坟地顽抗,并连续三次增兵,兵力多达450多人。见此情景,黄新廷命令冀中军区三十一大队佯攻河间城,迫使日军顾此失彼。乘此机会,黄新廷率部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害怕丢失河间,遗尸30多具,夜半退回河间城。这次漂亮的伏击战共歼日军130多人。
四战四捷后,贺龙根据冀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将七一五团与冀中独立第四支队合编为一二○师独立第一旅。不久,又将七一六团与冀中独立第五支队合编成一二○师独立第二旅。
4月22日,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携带山炮两门,北犯三十里铺。贺龙决定乘敌孤军深入,集中两个旅的兵力,在这狭小地域内消灭这股敌人,要求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
23日拂晓,敌人向齐会村发起攻击。驻齐会的七一六团三营在营长王祥发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与打开日军包围冲进村内的七一五团七连并肩战斗,坚守齐会。吉田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下令火烧住房,向周围村庄发射大量毒气弹。齐会一带火光冲天,毒气弥漫。
这时,在大朱村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的贺龙师长及其左右的参谋人员都中毒了,一时头晕目眩,呼吸窒息,泪流满面,极度疲劳。医务人员赶来抢救,要求贺龙立即撤离阵地。贺龙不同意,向他们摆了摆手,从卫生员手里拿过一个蘸了水的口罩戴了起来,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休息片刻,便又起身观察战局、指挥战斗了。
晚8时,黄新廷指挥七一六团一、二营发起攻击,王祥发在村内进行反击,战至第二天拂晓,吉田坚持不住,率部南逃,遭到七一五团伏击,七一六团又紧追不舍,只得东逃到找子营村。贺龙下令实施第二次包围,日军死伤惨重,无奈25日凌晨又向东南冲击南留路村,企图夺路逃跑,遭到三团顽强阻击,只得退到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的张家坟顽抗。
傍晚,八路军对残敌发起总攻。由于平原大风骤起,不见天日,吉田带领剩下的80多人乘机突围,经沙河桥逃回河间城。
齐会战斗歼灭日军700余人,生俘7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是一二○师在平原上进行的一次大兵团运动战,打得十分漂亮,创造了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震奋”。“我贺师长更于河间战斗中,亲率全体官兵,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虽不幸中毒负伤,但这是光荣伟大的,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证明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
中共中央书记处亦于5月3日致电贺龙说:“电讯传来,惊悉在此河间战斗中,你亲临前线,冲锋杀敌,致中毒负伤,其他指战员同志亦多中毒者,我们无限系念。尚望悉心治疗,为革命保重。同时,需代中央向一切负伤指战员致亲切慰问之意。”
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卓著战功。蒋介石分别致电阎锡山、朱德及贺龙,对一二○师和贺龙予以表彰和慰问,对贺龙深表钦佩。
英明决策 赤诚深情
2月14日,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肃宁县万里召开。会议由程子华主持。贺龙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军委赋予一二○师的任务,关向应传达了北方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斗争的意见。
贺龙在会议讨论冀中问题时,提出两点意见:一、关于反“围攻”的作战思想。他主张尽可能地保持现有地区,相机收复敌新占区,使主力部队有回旋余地。可以先在内线作战,必要时转移到日军侧后,引诱由据点伸出之敌,找其弱点袭击。贺龙说:要避敌锋芒,同它多打圈子,看准机会消灭它一部分,削弱它的有生力量。二、虽然一二○师初到冀中,经过长途跋涉,部队已十分疲劳,而且又不熟悉冀中的环境。但是,贺龙考虑到冀中军区部队成立不久,党的力量薄弱,政治工作也不够强,两个月来,日军又连续进行了四次“围攻”,部队急需休整,因此,他毅然决定由一二○师承担当前的反“围攻”作战任务,让冀中部队利用空隙加紧整训。这件事,使吕正操、程子华甚为感动。吕正操说:“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群众利益为重。”
会议根据北方局的意见,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王平、黄敬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书记,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军民的工作。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意见,成立了以贺龙为总指挥、吕正操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
会议还决定,立即深入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地方武装,破坏道路,扰击日军。各级党政机关立即实行精简,保持精干,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贺龙领导的这次会议,不仅统一了冀中区党政军领导的思想,从组织上解决了冀中区的统一领导问题,而且就对敌斗争的方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对于稳定冀中局势、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冀中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冀中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是一二○师来冀中的三项任务之一。贺龙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作了大量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贺龙推动冀中部队正规化的措施是:
一、主动承担战斗任务,保证冀中部队顺利整训。整训是八路军总部下达第一期整军训令的要求,也是冀中部队正规化过程之急需。可是,由于日军的频繁“围攻”,冀中部队忙于作战,无法执行。贺龙主动提出:冀中区的反“围攻”任务由一二○师承担,冀中部队抽出身来进行整训。根据这一提议,三纵队十六团、十七团、二十团、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边区整训;在冀中的部队由一二○师帮助整训。后来,冀中军区又抽调各分区9个大队和l个营到边区整训。整训后,冀中军区共建成l4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战斗在冀中平原上。
二、抽调干部,加强冀中部队的领导力量。新部队多,老干部少,骨干力量薄弱,这是冀中军区领导在部队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难题。贺龙到了冀中,吕正操、程子华就向他要干部。贺龙说:“你要哪个,我就给你哪个。”贺龙从一二○师先后抽调了常德善、吴西、肖新槐、郭陆顺等50多名领导骨干到冀中军区。
三、言传身教,具体帮助。贺龙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吕正操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就经常与贺龙在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
贺龙更加重视以一二○师的模范行动影响冀中部队。贺龙一面强调一二○师要成为好榜样,要求极严;一面通过吕正操、程子华发动三纵队组织参观团,到一二○师学习、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此基础上,贺龙指示一二○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培训班,帮助三纵队训练干部。贺龙还亲自去训练班讲课,传授作战经验。
四、加强改编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冀中部队正规化进程中,冀中军区将高士一领导的独立第四支队、魏大光领导的独立第五支队、张仲瀚领导的津南自卫军以及江东升领导的独立第六支队拨给一二○师,进行整编训练。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上层人物的阶级地位不同,政治面貌各异。根据这些情况,贺龙采取了“八面玲珑”的方针,即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贺龙与关向应、甘泗淇商量了几条办法:在团结问题上,一要表扬他们的抗日行动;二是对他们批评要谨慎;三是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改编部队问题上,一是上层领导不变;二不是一二○师吃掉他们,而是把一二○师的部队编给他们;三是下面干部成份不纯需变动者,必须通过他们,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一种“八面玲珑”的方针具有很高的策略性,在团结整训这些新干部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贺龙还把主要精力用于做上层人士的工作上。
独立四支队司令高士一,是任丘县有名的士绅,为人仗义疏财,有正义感。贺龙鼓励他坚持抗日,不断进步。贺龙说:“高士一呀!你来抗战,地主生活不好搞了,你得过农民生活了,这很不容易,说明你抗日坚决。大家都很佩服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噢!”高士一说:“我是跟师长抗日到底了。”为了帮助高士一带好这支部队,他把幸世修等十几个红军干部拨给高士一。贺龙担心高士一的妻子杨启遭到不测,亲自动员高士一将其妻送往晋察冀边区,并亲自指派部队将杨启护送过平汉铁路。在政治上,贺龙也信任他。独立四支队与七一五团合编时,贺龙亲自呈报中央军委,提议由高士一担任独立第一旅旅长,而让他老的部下王尚荣当高士一的助手。高士一在贺龙、关向应帮助下,不断进步,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士一由一个地主绅士转变为共产党员、八路军旅长,经历了艰难的思想历程,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的变化与贺龙、关向应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独立第五支队司令魏大光,讲哥们,重义气。贺龙了解这一点,着重教育他树立处理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常对魏大光说:“你过去同一些人磕头、拜把子,大哥、二哥都不错。但是,你现在参加了革命,就要反对这些东西。封建式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只有阶级感情靠得住。现在抗日,这是民族战争。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坚持打日本。打不打日本,这是当前一条辨别是非的标准。什么大哥、二哥,都要用这条来衡量。”魏大光钦佩贺龙,听他的话,正确处理了与一些把兄弟的关系,坚决站在抗日一边。l939年4月,魏大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同年8月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朱德、彭德怀为此通报全军,予以褒扬。
冀中这些部队上层人物的改造成功,推动了整个部队的成长。后来,经过几年战火的锤炼,这几支部队都成了一二○师的主力团队。
果断平叛 坚决讨顽
2月22日,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变。柴恩波曾在军阀吴佩孚的队伍里当过排长。七七事变后,当上新镇县保安队长,后任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司令。1938年8月,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第二支队,柴恩波任司令员。此人利欲熏心,官迷心窍,总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日军和国民党都看准了这一点,分别与柴恩波秘密勾结。柴恩波见风使舵,两面周旋,待价而沽。当国民党给他个“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衔后,公开叛变,扣押冀中军区派到二支队的全体干部和文安县县长、县大队长等领导干部,散发反动传单,声称脱离冀中军区,扬言“拥护鹿主席统一河北行政”,文安、新镇两县归他管辖,“直属省政府”,表示投靠国民党。
柴恩波叛变后,在冀中区造成了一些混乱。贺龙及时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上,对是否使用武力解决叛乱意见不一。因为,柴恩波是公开投向国民党,有人怕影响国共两党的关系,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贺龙针对这种思想,严肃指出:“解决柴恩波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情,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确已通敌,扣押我抗日干部,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讲客气吗?”但是,贺龙通晓斗争策略,在与关向应等同志商量后,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先设法争取柴恩波,以避免事态扩大;争取无效,第二步坚决以武力解决。这个方案得到与会同志一致同意。
然而,柴恩波已不可救药,只能付诸武力。贺龙问吕正操说:“你是否有力量解决?要不要一二○师帮助你?你要一个团,我出一个团,要一个营出一个营。”吕正操说:“没一二○师帮助怎么行?”于是,贺龙命令肖新槐支队和三支队的一个连协助冀中三军分区部队平定了叛乱。
叛乱平息以后,贺龙、关向应马上提出了几项善后措施,主要是:一、就此事的性质进行解释,安定人心;二、柴恩波是个汉奸,组织者必须逮捕,不准捕捉附和者及家属;三、对叛乱者的处罚,统一由抗日政府处理,不得擅自行事。这些措施,政策性很强,保证了部队和群众的安定。因而,柴恩波的叛乱不仅没有引起不稳定情绪,反而,使冀中区的一些领导认识到整训部队的重要。
张荫梧是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称之为“磨擦专家”。柴恩波叛变也得到张荫梧的指示,他是这次叛乱策划者之一。张荫梧不但从内部分化、破坏冀中军区部队,还公开发动武装进攻。七七事变后,冀中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权畏敌如虎,在日军未到之前,早已携眷南逃。共产党、八路军奋勇杀敌,夺回被侵占的广大领土,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l938年6月,国民党打出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省政府委员,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其后,蒋介石又委任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张荫梧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他们拼凑反动武装,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各级抗日政权。1938年l2月,张荫梧带顽军3个团进入冀中根据地,抢占冀中二分区的安国、博野、蠡县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群众,制造磨擦。冀中军民忍无可忍,进行反击,将其全部消灭。l939年6月,张荫梧又乘日军“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机会,亲自带领顽军3个旅,偷袭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冀中军区部队和一二○师正与日军作战,只有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在7天之内,惨杀八路军官兵4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
张荫梧如此丧心病狂,配合日军“扫荡”根据地,屠杀抗日军民,激起了冀中军民的极大愤慨。贺龙对吕正操说:“对国民党就得有两手,抗日咱们欢迎;捣乱,咱们就打。"他还说;“根据地是人民的,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这股坏水流进来。”6月21日,贺龙、关向应派一二○师七一五团、第二团配合冀中第一军分区赵承金部将驻在深县张骞寺、马庄一带的张荫梧顽军分割包围。各村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22日拂晓,八路军对顽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激烈的炮火中,顽军官兵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战斗中,八路军共毙伤顽军500余人,生俘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作恶多端的张文祥、李侠飞两个反动团长当场被击毙。平时耀武扬威的张荫梧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化装成逃难百姓,带领十几个亲信,逃出重围,侥幸漏网。至此,张荫梧的顽军土崩瓦解,冀中境内的顽军被彻底消灭。
联系群众 鱼水情深
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尊重群众。他常说;“坚决地依靠人民,紧密地联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决不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冀中工作期间,他是军政委员会书记,是冀中区的最高首长,但他却处处以普通一兵自居,群众亲切地叫他“贺老总”。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每当战斗的间隙晨昏之际,在村边、地头,总能看到贺老总和老大爷促膝谈心的动人情景:他一面和老大爷拉家常、评品着庄稼,一面掏出自己的旱烟斗,装满烟丝亲切地送到老大爷手里。不熟悉的人咋一看,真分不出哪是司令员,哪是老百姓。由于他平易近人,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解决。贺龙对干部和军队要求很严格,要他们注意政策,尊重地方政府,不以功臣自居。l939年7月,独立三支队七团扩兵小组到蠡县招新兵,当时扩兵单位很多,该小组未与蠡县抗日政府联系而被扣。地方政府查明情况后,立即将他们释放。但扩兵小组不服,又把蠡县县长抓到部队关押。贺龙得知后,立即与周士第召集独立三支队领导和七团负责同志开会,解决扩兵小组与蠡县抗日政府的误会。会上,贺龙指出:在艰苦的战争中,地方政府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军队极大支持,军队要尊重地方政府,保护抗日政权。当军队与地方发生矛盾时,军队应首先作检查,切不可指责对方。一二○师在冀中期间,根据贺龙的指示,政治部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经常邀请当地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座谈,征询批评意见,一发现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及时给予纠正;同时,还派出工作团协助地方进行民主选举,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一二○师和冀中军民,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颂歌。
贺龙热爱人民,关心群众,和冀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深情。l939年1月底,师部转移到肃宁县大曹村,贺龙住在曹老府家,曹家前院西厢房安着一盘石磨,村上的乡亲们每天都到这儿来磨面。贺龙每天忙完工作,便到磨房跟乡亲们拉家常,有时还跟大家推一阵子磨,与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不久,师部转移到万里村。后来,贺龙听说在大曹村战斗中,曹家前院的磨房和石磨被日军的炮弹炸坏了。第二天,贺龙找来警卫员,派他带几个战士把那盘石磨修好,并说:村里的乡亲们每天都要用那盘磨磨面,磨炸坏了,乡亲们怎么用,一天修不好,乡亲们就不能用,吃饭就有困难。警卫战士很快完成了任务。村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贺龙给大家修石磨的事,后来便给那盘磨起名叫“将军盘”。
同年春的一天近午,师部转移到曹家庄,贺龙在曹家庄村北梨树林里支帐篷休息。警卫员把贺龙的马拴在梨树上,便去准备午饭,谁知马啃了树皮。贺龙知道后,便派警卫员到村上找梨树的主人赔礼。警卫员一打听,原来这片梨树林是侯嘉宾老先生家的。侯嘉宾是肃宁县的知名士绅,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卢沟桥事变后,回到家乡避难。警卫员带上赔偿费向侯老先生道歉时,由于侯老先生对一二○师不了解,发生了误会,警卫员回来一说,贺龙站不住脚了。他吩咐警卫员带上一坛酒,跟他再去拜访。贺龙与侯嘉宾一交谈,侯老先生便被贺龙那开朗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朴素的作风、抗战至诚的精神所感动。他不但不收赔偿费,还把自己已收藏多年的一块端砚送给了贺师长。贺龙把那坛酒留给候老先生。这坛酒侯老先生放了多年一直没舍得喝。一二○师连续与日军作战,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三战三捷,把侯嘉宾感动了。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贺师长,代表家乡父老向将军祝贺。他还给部队送了自己亲手书写的一块“国之干城,民之精英”的大匾。贺师长热情款待了他,鼓励他坚定抗战胜利信心。侯老先生聆听了贺龙的教诲,参加了抗日活动,多次拒绝给肃宁日军当翻译。贺龙与侯嘉宾的交往,在当时传为佳话。
5月中旬,贺龙率师部转移到博野县的宋家庄一带活动。l8日,日军进攻驻宋家庄的一二○师司令部。贺龙指挥部队反击。在战斗中,宋家庄的乡亲踊跃参战。贺师长在战斗一开始,首先想到全村群众,派部队护送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区,对于坚持要求参战的民兵,贺龙也命令说:可隐蔽在河堤东面,不许过河堤,要保证安全。这次战斗,消灭日军70多人。宋家庄群众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一点损失。战斗结束后,乡亲们纷纷前来慰问,称赞一二○师是人民的好子弟兵。
贺龙及其领导的一二○师,在冀中人民中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肃宁县北曹庄、中堡店、管中堡、都中堡的人民就自动集资修建了一座“中堡店战役(即曹家庄战斗)殉国四十八烈士碑",由晚清贡生张春轩老先生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碑文,赞扬一二○师捐躯烈士“取义成仁,永著千秋”,“光明皎洁如日月,英明长存若山河”。这是冀中人民对一二○师及其殉难烈士的赞扬,也是对贺龙师长的赞誉。
作者:刘继堂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日军侵沧暴行】
河间翟生惨案
1939年1月,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来到河间一带。在冀中部队的配合下,一二〇师先后在河间、肃宁之间的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继而又组织了著名的齐会战斗,给河间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河间人民的抗战热情,迫使日军和伪军龟缩到了各个据点内。敌人采取了所谓“突击扫荡”的方法,对村庄进行包围突袭,烧杀抢掠,制造流血惨案。翟生惨案就是其中一例。
翟生村位于河间县城东北25公里处。1939年夏,日军在翟生村西四五公里的小店村建立了中心据点。据点里常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中队。日军中队长北桥是个非常凶狠残暴的家伙,因为他头顶上有一条大伤疤,人们暗地里称他为“一道口”中队长。
1939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清晨,小店据点的日伪军近100人在北桥中队长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翟生村。他们进村以后,见柴垛就点,见房子就烧,整个村子顿时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人们被日伪军赶到村西街口土地庙前。日军让翻译官拿着本子念人名。念着的人站在队伍的东南边,共叫出了72个人。日伪军把这72个人带回据点后,又从里面叫出32个人来关进一间屋子。一个一个地拷打、审问,问他们在村里担任什么职务,干过什么抗日工作。其余的40个人用绳子串起来,让他们靠北墙根站着。
25日上午,日军在小店村抓了20多个民夫,让他们在村西挖了一个两间房子大小、两人来深的大坑。晚上,日伪军把屋里关着的32个人押了出去,带到坑边后一个一个往坑里推。这时日军翻译官从中拉出6个人,其余26个人全被推入坑中。日伪军先向坑里的人们扔手榴弹,后用枪朝没炸死的人射击。然后把民夫叫过来,强迫他们填坑,填满之后,还强迫他们在坑上踩,直到踩实了。就这样26名无辜群众身遭残害。
就在这天晚上,日军把翟生村没被杀害的那40多人赶进一间屋子,又关了两天两夜,直到12月27日下午,乡亲们联保花钱,给他们每人交了46块大洋,才把他们赎了回去。
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26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其中4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被害的杨明辉已达古稀高龄。
1944年,小店据点的敌人被抗日军民赶走,翟生的乡亲们把被害者的尸骨起回翟生村,并把他们合葬在一起,称作“肉丘坟”。
“肉丘坟”至今犹存,它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
(金银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