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任弼时 先替别人打算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延安王家湾，任弼时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任弼时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任弼时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任弼时远远走回。任弼时和周恩来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本刊专稿】
忆一次不成熟的改进农村经济体制建议
左德兴
1999在东光县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曾针对当时农副产品卖难和剩余劳动力缺挣钱门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业产业化受阻，同时国内消费动力不足，国家采取投资1300亿搞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不可能起到明显拉动国内消费增长作用等问题，在农村经济体制方面做过一番思考，并且写了简单的文字材料，让县委办公室作为基层的建议和呼声直报中央。由于思考和建议与大气候不甚合拍，石沉大海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至今不认为是杞人之忧和管窥之见，特别是面对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仍认为有继续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的必要。现将这次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方面建议的来龙去脉回忆如下。
是年，国内消费动力严重不足，工业品市场低迷，销售疲软，出现了某些在我看来是经济萧条的迹象。正如我们一位县委领导同志所说，现在是卖什么都卖不动，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受此影响，一些生产企业开工不足，下岗增多，有的干脆停产或倒闭。农副产品销售更不乐观。粮食和棉花，是东光县的主要农作物，也是当时全县农村占大多数农民家庭收入和增收的主要来源，一度出现了销售上的困难。粮食方面，战胜了春季的严重干旱，取得了小麦丰收，尽管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行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小麦保护收购价提升到每斤0.52元，高于集市贸易几分（东光集市贸易小麦斤价为0.48元），各级粮食部门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敞开收购，但由于找不到对外销售出路，只收不出，造成大量积压，收购难以为继。而在农民那里，别说粮食不好卖，即使好卖、不折潮去杂，斤顶斤按保护价卖，也普遍叫喊赔钱，因为按国家计划或指导价格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柴油等逆农副产品价格下跌之势上扬，不是国家调节而与之有关的农业生产费用也大大增加。如雇用收割机收割，每亩由20元、30元上涨到40元甚至更多，仅此一项，一亩地80斤小麦白种了。在粮食生产上，不仅增收无望，而且要维持原来的收入水平也难。棉花，虽然取得丰收，但由于国家纺织品出口受阻，一些棉纺厂停产或减产，加之新疆棉花丰收，影响到籽棉收购价格。东光籽棉收购价由往年的每斤2.80元最贵时到过3.20元降到2.40元甚至更低，加工厂加工后的皮棉外销价每吨直降3000元到5000元甚至更多，还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下家。农民盼好价，惜售，不愿卖；加工厂怕赔钱，不敢给好价，收不到。县供销社作为东光“银宇”牌棉花对外销售的主渠道，为拓展市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受全国市场形势的影响，不可能立收见影之效，棉花增收也出现困难。畜牧养殖业，畜产品一是价格低，二是不好卖。那年号召种苜蓿，但本地养殖户嫌牲畜喂苜蓿成本高赔钱，往外地销又不及时，苜蓿产业化受到影响。至于瓜果蔬菜特别是高档一些的瓜果蔬菜，销路也不是很好。在调查中看到，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靠种植业或养殖业或种植养殖兼有的人群，由于农副产品卖难或者说价格倒挂，不但传统农业生产再生产和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而且奔小康的步伐受到阻碍，市场购买力也受到严重抑制。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挣钱的门路，普遍的突出问题是缺钱，想消费也消费不了。
党和国家针对国内城乡消费动力不足的迫切现实，及时出台了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供养人员的购买力等，应该说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农村、农民这个当时在全国还算大头的主要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收入与增收问题没有妥善解决，难以起到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这就产生了工农业相互影响的连锁反应和不良循环：农民产品卖不出去或卖不上好价钱，找不到挣钱的门路，兜里没钱，买不了工业品（几年以后实行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下乡，向农民补贴销售，与此有关）；工业品没人买，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关门，工人不能按时足额发工资，甚或下岗失业，也缺钱买肉禽蛋奶和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反过来影响农业发展，更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些现象确实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出现了。
对此，在一个县来说，国家的扩大内需管不了，但解决当地农民的当务之急则是义不容辞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县委县政府主要和有关领导均感焦虑。作为一名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压力巨大。从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和迫切愿望出发，一方面，要求各涉农部门迅速转变过去重在号召扶持种养的工作理念，实行“反弹琵琶”，确立重在帮助农民搞好销售的服务方向，提出谁帮助农民把产品卖出去且卖出好价钱谁就是合格的服务部门，并且撰写有关文章在各级报刊和内刊发表。一方面，率先垂范，亲身实践，分别带领县粮食局、供销社的领导到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石家庄市的棉纺厂，通过找老领导老同学中间介绍，销售粮食、棉花。在跑外地销售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坝上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以土豆、玉米碴为主粮不常吃面粉，不仅仅是个生活习惯问题，而主要是条件所限，不是不爱吃，实际非常爱吃，但运输困难，运价高，更重要的是收入低，缺钱，吃不起。从“实惠”上说，当时玉米比小麦价格低近一角，而且玉米是“实粮”，可以不出渣麸，一斤原粮能出一斤成粮；小麦却是“暄粮”，必出渣麸，一斤原粮出不了一斤成粮。还有，同样的饭量，因好吃、柔软，吃面粉比吃玉米碴吃得多，用农民的话说叫“口细”，吃饭比较成本高。这就打破了人们早几年流传的“中国的粮食太多已成负担”、“小麦生产严重过剩”的神话，说明不是什么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是生产和销售区域的不平衡、消费触角的不到位，特别是部分潜在消费对象消费能力的受限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假象。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小麦主产区把小麦或面粉运过去，让农民好买；二是当地再在提高农民收入上做文章，让农民有钱买，这些地方就会成为大批量的销售旺区。
这些工作虽说起了一定作用，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尤其是如何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找活挣钱的问题，仍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块巨石。除大力支持劳务输出之外，就是狠抓乡镇企业的逆势发展。不想，天上降下一个机遇。就是这个机遇，引发了我对农村经济体制的一番思考。
这次机遇是国家为拉动消费，决定投入1300亿搞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按当时的货币发行量，1300亿已是不小的数字。与此决策有关，从东光县经过的京沪高速公路建设全面动工。该路纵贯东光全境，过境段约长30公里。因这是国家的工程，招投标都由上级业务部门直抓，即使征地拆迁赔偿等大量具体问题协商协调也主要是政府的事，县委不具体分管，只负责平息征地拆迁建设中群众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打击干扰破坏和侵害高速公路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具体每公里造价和其中的路基土方工程费用我不清楚。但即使按最低几百万元，30公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对于农副产品卖不上价去，又找不着打工挣钱门路的全县农村群众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当时，我在心里暗算了一笔账：如果施工让全县7.5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参与，每个人就得挣几千，对于农民来说，既有了扩大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以及农业产业化再生产的资本，又使部分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对工业消费品市场是一个不小的拉动；对于国家来说，不仅仅解决确保GDP增长幅度不下降的问题，更主要能解决因国内消费动力不足而出现的“通缩”问题，以切实的措施避免和消除“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但这一念头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是毫无根据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几万劳动力以什么形式参与施工挣钱？现在是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施工的时代，他们一不具备使用这类机械设备的技术，更不拥有这类机械设备，有的只是一身力气、两手空拳，铁锨、挑筐、小推车，假如在几十年前一搞大型水利或公路工程或许还能用得上，现在都机械化作业了，力气再大、剩余劳动力再多，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现在是讲效率的时代，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理念下，绝不可能为了让底层群众都有一个平等创收的机会，而无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去重拾生产力低下的劳动方式。事实与结果也正是这样：打路基的活，只能由在全县占极少数的拥有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载重汽车等有关机械设备和使用技术的人来干。即使拥有这些机械和设备及技术，也不一定全能中标，只能是好中选优，何况还有大量外地甚至“中”字头、“国”字头的施工单位竞标。国家投资中所付出的这部分报酬，当然也只有这部分人获得，对绝大多数剩余农村劳动力来说，一分钱也挣不着，只能是望“活”兴叹。
这就出现了一个“马太效应”：国家投这么大资金，没有落到最缺钱、甚至连基本消费都受到一定限制的绝大多数人手里，而落到极少数有钱、钱多的人手里，出现了更大差距的贫富悬殊。如果说这符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那么，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角度说，国家这一决策的初衷没有达到，至少是没有完全达到，它只拉动了GDP的增长，没有实现把最广大群众的消费潜力变为消费现实的目标，没有起到这一措施在解决“通缩”中应起到的作用。事实正是这样：拥有施工机械的人，由于是“有钱户”，该买的一般早就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房子家具小汽车，往往什么都不缺，挣得钱再多，除了豪华型、奢侈型甚至畸形消费，购买国外的高档物品，一般也不会再有大的消费欲望；而无此设备的人，合理的生活消费品的消费欲望再高，也等于零。如果说，一次在一个县的高速公路建设，仅仅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事，带有极大偶然性，还不足以上升到从常态上考虑如何给农民群众提供普遍有均衡创收机会的必然性，那么，从国家到县一级的其他建设项目（仅指属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不包括民营、私人投资的）几乎年年都有，即使乡镇一级，“普九”达标、养老院达标、卫生院达标、派出所达标等各种达标项目接踵而至，意味着建设项目的投入很多，这么多的投资，只让少数人干、少数人得，绝大多数人无缘享受，不但不会提高广大群众的购买力，推动市场形势的好转，实现真正的“产销两旺”，而且还会使大量资金加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更加影响生产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加大经济危机某些特征的明显化。
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这些本不是一个基层干部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我经一段几近痛苦折磨的考虑，忽然想到了农村经济体制问题。要想让广大农民群众有均衡机会享受国家投资的果实，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稳定，既不用削足适履、抛开先进的机械设备不用而迁就落后的劳动方式让人工干，又不用“一平二调”、无缘无故地将钞票平分给不参加相关劳动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经营的道路，实行农村重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和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的集体统一。试想，如果各种机械设备是全村集体所有的，施工人员也是作为集体经营的一种不同分工由集体派去的，施工所得收入不归个人，而是归集体进入统一按劳分配，考虑到参与施工人员因持有别人没有的操作技术和比别的行业劳动复杂，付出辛苦较多，为调动其积极性，可以实行奖励工资或总额分成，但必须集体拿大头，个人拿小头，结果肯定使这一矛盾有效解决。华西、刘庄、南街村、周家庄等多年的实践，都为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但这就触及到一个最敏感也最忌讳的问题:改革后实行的、现在仍在运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否再改革？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否定改革、走回头路之嫌？
作为一个从农村改革中走过来的人，我对农村改革有着切身的体会。我见证了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巨大收益，而且当时也为这一改革极力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与之有着深厚感情，绝不会轻易动摇对改革正确性的认识。但是，有两点也应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一是，后来主流媒体总结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一包就大丰收的原因，总说打破了集体经营时助长懒汉思想，形成既养懒汉、大家又一起发懒的旧局面，农民一下子变勤了，才使土地猛地增长出许多东西，其实只说对了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我认为没有说到点子上。集体时有懒的不假，但绝不占大多数，而且种地也不可能一不懒就马上成倍增产。真正的奥秘在于，实行个人耕种，大大增加了对土地的当年投入。过去生产队时，只发挥集体投入的积极性，不好挖掘个人投入的积极性，投入总量远没有像后来这样大。从用工这个政治经济学中的“活劳动”投入来说，过去只是部分男女整半劳力上工，改革后却是大忙时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出动，远近的亲戚朋友都来帮忙。而最重要的是物质上也就是农业生产资料上“物化劳动”的投入，总量都在成倍成几倍的加大，小麦由集体时只浇一到两水变成三到五水，追肥由集体时一到两遍变成三到四遍，过去几亩地一袋化肥，现在一亩地几袋都不够。改革初的几年，化肥抢购，供不应求，有钱的买，没钱的借钱也买，家家不光购下当年用的，还大量储存下第二年用的。其他生产资料如柴油农药薄膜地龙，也是如此。可以说，那几年农民几乎把所有的家底都投到保证粮棉增产上了。我弟弟全家是农民，我母亲起初也有地，当时传统耕种农具耧犁耠耙加潜水泵柴油机电线电缆等，满满当当挤了一大院子，而且家家如此，牛驴马车、机泵管带，应有尽有。所以，与其说责任制调动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不如说调动了临时投入的积极性（之所以说临时，是指由于缺乏行政组织和集体力量，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战略性、长远性投入远没有集体时高，这些还大都是吃的集体时的老本）。还必须说明，丰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在改革前给创造的化肥生产、农田水利建设等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发挥了作用，否则就是农民个人想多施肥多浇水，上哪儿去找？如果怕重蹈养懒汉就不敢考虑对现行农村体制的再改革，既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又看不到南街村等先进地方长期实践展示的社会进步潮流，会造成新的思想僵化。如果从保护种粮投入的积极性，确保粮食生产计，可以由大户或专业合作社承包，实行农场化、集约化经营（当时已有土地耕种可以向种粮大户转移集中的提法和政策）。二是，实行农村改革几年后，粮棉产量“到顶”，出现卖难，而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涨价，种植粮棉赔钱，至少粮食赔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已远没有改革初期那么高。特别是随着各个工序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除草剂等新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的“有机构成”（借用工业的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用工即“活劳动”投入的要求越来越低。相反，对机械作业和应用新实用技术的依赖性却越来越高，也就是对物质投入即“物化劳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这些投入是要用钱的。因此，人们的注意力开始往增加现金收入上转移，在一些地方，也可能是局部，家庭承包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低，而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增加收入、缩小差距的呼声变得强烈起来。而且在国家不断出台拉动内需政策措施的新情况下，要防止更大更深的两极分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走集体经营的路子。时变我变，与时俱进，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当然，即使变，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哲学上“彷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即否定之否定的实质是螺旋式的上升，不是原点的再次重合，不可能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一定会有更完善的办法把弊端克服掉，把优点利用好，实现扬长避短，除弊兴利。
基于以上思考，我动笔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关于改进农村经济体制的思考和建议。由于是按报送信息写的，不可能展开说，也没有把上述思考的论点论据完全无保留地写出来，但还是讲了一些在现有体制下不可能起到拉动消费作用的客观理由。尽管后来没有下文，但我仍然觉得这一由现实问题倒逼出来的思考和建议还是值得的。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沧州抗日英烈】
郭永一 威逼利诱不能降 视死如归显英豪
她年纪虽小，但对党坚定忠诚，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敌人意志顽强，被同志们亲切称为“铁郭”。她就是郭永一。
郭永一，原名儒彦，1920年生于河北省定县吕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她自幼勤奋好学，15岁进定县师范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定县。1938年春，又包围了她家所在村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郭永一悲愤交加，为了抗日救国，毅然离开了家乡，和几个同学进入抗日干部学校。不久，郭永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永一在干部学校毕业后，到肃宁县一区任妇救会主任。她脱下学生装，换上了农村妇女的打扮，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对广大妇女进行耐心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在一区各村相继建立了妇救会，使妇救会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郭永一关心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她经常帮助妇女干部学习文化，给她们讲解《论持久战》，教她们唱抗日歌曲，精心照料伤病员。同时，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征兵、支前、破路等工作任务。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她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意志。
1940年春，县妇救会主任常峰调走，县委决定由她任县妇救会主任。1940年9月，肃宁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布置开展普选运动。会后组织了工作团，分赴各区协助工作，郭永一担任了第二工作团团长，负责二、三区工作。
郭永一先协助三区区委召开了全区干部大会，接着就准备到二区去。二区地跨河(间)肃(宁)公路，又有梁家村、丰乐堡等据点，是敌人控制最严密的一个区。郭永一和徐春到二区泥洞村找到区委书记齐纳，召开区委会议。会议还没结束，敌人就来了，齐纳跳下炕来，拔出腰间盒子枪说：“收好文件，准备战斗！”他们跳墙后向村北撤。男同志们都翻过墙了，齐纳和张仲德爬上墙头刚要向下跳，回头一看郭永一等四位女同志爬不上来，就急忙转过身来拉她们，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村子，不能翻墙出去了。她们跟着齐纳冲向大门，齐纳右手腕中弹，血顺着手往下流，郭永一坚定地说：“王玉、秀荣，你们护理齐书记到北屋去，我和仲德掩护。”他们刚撤到屋里，一阵手榴弹响，大门被炸倒了，涌进来30多个敌人，疯狗般地扑向北屋。郭永一、张仲德等人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齐纳、张仲德不幸牺牲了。郭永一、王玉、许秀荣、徐春4人被俘。
在敌人监狱里，郭永一觉得肩上担子更重了，大家在战斗中都表现的很勇敢，可是到了敌人的监狱里会怎么样呢?郭永一轻轻地把王玉、秀荣、徐春叫到一起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们虽然被捕了，但我们的意志并没有被敌人动摇，我们只是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要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一天，监狱的门忽然打开了，一个端着枪的汉奸说：“哪个是姓郭的？跟我出去。”十几个日本兵恶狠狠地瞪着眼，十几把刺刀直逼郭永一的胸堂。郭水一横眉冷对，毫无惧色。审讯时，她被吊在屋梁上，任凭敌人用皮鞭抽打，她一言不发，直到昏死过去。敌人把她拖回牢房，直到深夜郭永一才苏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她看见王玉、秀荣、小徐都躺在地上，王玉的衣服被撕了几道口子，身旁还有一团脱落的带血的头发，秀荣、徐春两人也都满身伤痕，躺在地上。这时郭永一才知道，自己昨天受审时，她们3人也未能幸免。
敌人不分昼夜地轮番审问她们，醒过来便拉出去，死过去便拖回牢房，所有的刑具都用了，但一点口供也没问出来。敌人无可奈何地说：“共产党员真是硬骨头，不怕受酷刑，不怕死。”
第四天上午，门外忽然传来吵嚷声：“郭主任在这里为什么不告诉我？快给我开门！”随着说话声，一阵杂乱的脚步向牢房走来。开门后，两个特务领进3个穿长衫的人来。一个特务指着郭永一说：“她就是郭主任。”“你们混蛋！”其中一个黑胖子瞪起三角眼，大声训斥两个特务：“怎么把郭主任折磨成这个样子了！”黑胖子转过身来，向郭永一说，“哎呀！这……实在对不起郭主任，我知道得晚了一步，刚刚听说就马上赶来了……”郭永一等4人更加警惕，她们注视着来人的一举一动。一个穿长衫的指着黑胖子对郭永一说：“忘了给郭主任介绍，这就是咱们孙县长，他特地来请你……”伪县长将郭永一“请”到伪县政府，早有一群穿长袍大褂的人在那儿等候。
鸡鸭鱼肉摆满了桌子，伪县长请来人一一入座，郭永一靠椅侧立拒不入座，神态威严。伪县长百般逢迎，小心地把桌子移到郭永一面前，斟满一杯酒，双手捧给郭永一：“郭主任，请吧……”郭永一猛然一脚将桌子踢翻，厉声喝道：“中国人民是要审判你们的！”
郭永一被“请”到县政府后，王玉、徐春、许秀荣3人也被敌人分开，单独进行劝诱，她们也都和郭永一一样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再把她们关进监狱。郭永一等4人被捕后，中共肃宁县委曾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力量营救未果。
一天早晨，敌人用武力从肃宁城内和附近村庄赶来成千上万的群众，并强迫人们在县城十字街围成圈子，当中一字摆开四口铡刀，准备在这里杀死郭永一等示众。郭永一等昂首挺胸走在通往刑场的路上，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民族仇恨的烈火在整个十字街口燃烧起来，群众悲愤已极，不约而同地涌进刑场，将郭永一等4人围拢起来。敌人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一面命令士兵把群众赶走，一面又偷偷地命令立即把郭永一等拉到西关外枪杀。郭永一、王玉、许秀荣、徐春高呼口号，从容就义！
当天夜里，县委派游击队到肃宁西关，在群众的帮助下，把烈士的尸体运到袁家佐村安葬，并召开了追悼会，哀悼这4位抗日的女英雄。解放后，肃宁县修建了烈士塔，以纪念郭永一等坚强不屈的烈士。
【沧州党史大事】
1991年至2000年发生在5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91年5月8至9日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考察任丘市的教育发展情况 首先考察了任丘市东八村和三塚村小学，孙起孟说：“像三塚小学完全可以作为全国农村小学建设的典型。”9日上午8时整，孙起孟等又参观了任丘市职业技术学校，称赞学校建设有长远规划，可以做到20年不落后。
1992年5月15日 地委召开第一期农村社教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了在社教中做出突出成绩的94个先进工作队、组和152名队员。至此，全区第一期农村社教工作圆满结束。
1993年5月31日 市召开县处级以上行政干部及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省人大会议精神 市长李瑞昌发表讲话，提出了全市开放的总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复关”为契机，以取得综合效益为价值目标，充分利用两环(环渤海、环京津)优势，紧紧抓住基础设施、化工基础工业、房地产开发和引资融资“四大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挥人的因素，找真伙伴，交实朋友，搞大合作，求超常发展；通过抓住实效来抓住机遇；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力求在本世纪末把沧州市建成现代化的多功能的临港工业城市。
1994年5月21至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吕枫到沧进行调研 先后召开了部分县、市委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并在市委书记吴振华的陪同下，到黄骅、河间及部分乡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充分肯定了黄骅市常郭乡李子扎村发展乡镇企业、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经验。在此期间，吕枫就干部工作、党建工作、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用人标准、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农村如何发展等六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1995年5月23至26日 中共沧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吴振华代表市委向大会做了题为《创新务实，开拓进取，为把沧州建设成沿海开放的现代化强市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张云山代表市纪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沧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和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中共沧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和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吴振华主持会议，薄绍铨致闭幕词。
在当日举行的中共沧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吴振华当选为市委书记，薄绍铨、冯金声、王国强、孙瑞荣、赵维椿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吴振华、薄绍铨、冯金声、王国强、孙瑞荣、赵维椿、李安、张云山、蔡华、许文博、董世荣、李宝贤、王宝良、王其江等14名同志当选为市委常委。
在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云山当选为书记，吴文华、刘彦怀、苏玉甫当选为副书记。
1996年5月29至6月3日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到河间市和肃宁县 重访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二○师曾经战斗过的黑马张庄埋伏战、齐会歼灭战旧址和屯庄白求恩手术室纪念馆，并向牺牲在这里的八路军指战员献了花圈。
1997年5月16日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应《将军世纪行》摄制组特邀，在省市人大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河间 记录廖老参加肃宁的北曹庄、大曹村战斗，河间的后黑马庄伏击战和齐会歼灭战时“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事迹。
1998年5月 河间市聘请386名农村离退休党员干部担任党课教员 培训农村党员1.5万多名，参训面达87%。
1999年5月1日 北京市文物局为修复中共中央原华北局城工部旧址(在泊头市内)划拨了专项资金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为便于支援三大战役迁到泊头。当时主要负责人刘仁、荣高棠，为解放北平、天津作了大量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有力地领导了平津地下党的工作，培养了周南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并接纳了周建人、吴晗、兰天野等爱国民主人士。旧址修缮工程历时两个月，7月1日竣工。
2000年5月29至31日 省纠风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沧州召开 副省长、省纠风办主任何少存对我省十年来的纠风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就2000年纠风工作准备和要求讲了意见。部分省直部门和市县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开展纠风专项治理的经验。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吴野渡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郭汝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宝贤做了典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