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红军唯一女司令胡筠
胡筠，湖南平江县人，1898年2月出生，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经中共平江县委推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编入女生队，是黄埔军校生中少有的女杰，享有“神枪手”之称，连黄埔男生也为之钦佩。她曾担任中共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司令。她还担任过中共湘鄂赣苏区的红八师师长，是红军第一位女师长。她既是一位英勇善战、指挥有方的女中豪杰，又是一个能歌善舞、出色的妇女领袖。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1933年10月，胡筠被诬为“AB团”突遭逮捕，1934年1月被秘密杀害，时年36岁。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胡筠冤案终获昭雪，她被追认为烈士。1958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评价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本刊专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盐山县商业职工作风散忆
左德兴
1971年11月至1973年10月我在盐山县旧县（现千童镇）供销社当售货员时，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那个年代公职人员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廉洁清正的优良作风，那些一个个十分感人的真实故事，至今仍不时浮现在眼前。
工作服自掏腰包
当时，商业职工不能像产业工人一样发工作服，上班穿自己的衣服。旧县供销社只有单位食堂和两个国营饭店的炊厨人员及糕点房的糕点师，经主任会议批准，用随批发货物来的外层包装布，给每人做了一个能罩到胸的长围裙。像这样的包装布，凡与上级批发单位有大宗批发业务的零售门市部都有，如百货的布匹包装，食品的奶粉包装，等等。至于我所在的生产门市部，随整箱整桶整捆的玻璃、染料、铅丝等等而来的包装布，更是几乎天天收到，几天攒一大摞。即使这布料稀松如蚊帐、色彩不灰不白、脏兮兮皱巴巴且印有洗不掉黑字的包装布，我们都没自己占用过一块，别说做围裙，连副套袖都没做过，除部分按规定交回原批发单位再次使用外，其余全部按国家价格售给群众，所得收入一律交公入账。
1972年，有人向社领导反映，许多部门的营业人员干的活很脏，天天油污、锈垢、尘土缠身，衣服脏了很难洗净；特别是经常抬、扛、挑、搬、挪货物，衣服磨烂得比常人快几倍，请求领导考虑给发工作服或做围裙。
时间过了不长，职工们得到消息，全社除行政干部和财会人员，每人给做一件工作服上衣，而且很快就有裁缝到各门店逐人量尺寸。人们十分高兴：这可是多年没有过的大好事！大家还纷纷猜测，可能会是什么面料的？有的猜是蓝色劳动布的，有的猜是草绿色的确良的，有的则猜测是或蓝或灰或黑色的新型布料涤卡的，大家光把颜色和布料猜了个遍，就是没猜到事情的关键——做衣服用的布钱、布票和加工费由谁出。
之所以大家对单位给做工作服这么高兴？第一，大家工资都很低。尽管每尺布贱的才四五角钱，贵的也只有一两块钱，做一件衣服，少的三四元，多的也不超过十几元，但有些人真要从连当月糊口都几要借债的工资里挤钱买件衣服，不会不头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布票奇缺。当时无论买成衣还是买布料，都必须拿布票，买一寸布拿一寸布票，少一点也不行。每人每年只发17.3尺布票，小孩还好说，一个成年人，刚够一身衣服，做了单，就做不了棉；做了表，就做不了里；做了衣，就做不了被。受布票限制，人们添件衣服也十分不易。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既是光荣传统，又是现实写照。自从有了的确良和涤卡之后，这种情况有所缓解（每尺布票给3尺这类布，且比其他类布幅面宽），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工作服做好了，原来真是蓝色劳动布的。不管猜对的猜错的，大家都在喜气洋洋的领衣服，有的还当场穿上“走两步”，得意极了。但财会人员一宣布，不少人愣了神。原来，所有费用和布票都由自己负担。要求身上带着钱和布票的，当场交清；没带着的，回去抓紧筹措，近几天交齐。除少数人早些知道“内幕”有所准备当场交清外，多数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有的想不通，说如果自己花钱花布票，工作服还用得着单位集体做？有些爱美的年轻女同志更有想法，嘟囔道，早知这样，还不如自己买布做个花方格褂子呢！有领导解释：虽然费用自付，但仍有好处，一是统一着装，既促使大家有集体荣誉感，又落实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二是集体批量做比个人单做加工费要省，样式也规范；三是个人单做还得跑这买那耽误工夫，不如这样既省时又省心。失望归失望，议论归议论，毕竟大家还是有觉悟的，急着回单位边筹措钱、票，边上岗工作了。记得我的工作服用了8尺劳动布、1.5尺兜布（一般白布），劳动布0.56元一尺，白布0.33元一尺，加上加工费，大概5.8元钱、9.5尺布票，我当时找了几人才借够，直到年底发下新布票才把欠别人的布票还清。
是因供销社经济状况不好不允许给大家出这件衣服钱？一年几十万的利润全部交给了国家，出这点钱还不是从牛身上拔根毛！是因本社不交布票买不到布？百货门市部掌握着大批零售布匹资源，从上级站每次批发来的布匹与所收布票挂钩既不同量又不同步，如果近水楼台先得月，别说每人做一件衣服，就是做几身都挤得出来。那是为什么？后来社主任一番话说得大家疑懑冰释、心悦诚服：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给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半点动用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权利和资本。穿着公家的衣服能为人民服务，穿着自家的衣服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看看焦裕禄、王国福、杨水才、李月华，哪个不是穿着自己的衣服为党和人民奋斗，最后献出生命？大寨人，全国的农民，正在咱家门口漳卫新河上治河的民工，天天都在战天斗地，哪有什么工作服？现在我们苦，群众比我们更苦，我们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公家的人要给老百姓做榜样，老百姓买衣料要布票，如果我们自己不要，就是搞特殊、以权谋私、脱离群众，说重了，就是吃私贪污、监守自盗，不光上级不允许，群众也不会答应！
那件工作服我一直穿到由商业进党政机关后，几年已洗得发白都没舍得脱下。
“煤油炉”名副其实
当时，社里四五十号人所需的饮用开水及洗手洗脸洗脚用热水，全凭一只小锅炉烧，不但容积小供不上饮用，而且为节省开支，只用一名老年兼职人员烧。他还有主营业务，忙不过来，往往烧火的时间少，闷火的时候多；加之小锅炉还要经常停火检修，造成开热水时有断档。冬天还好说，各门店点有取暖煤火炉，可以自烧水，但春夏秋三季，特别是夏季，一线职工工作忙碌出汗多，没有开水喝不行。增司炉人员、增锅炉或更换大容量的锅炉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但主任们不同意，认为年初没有预算，不能突破，凡事要考虑勤俭办商店办一切事业，最大限度的为国家节约和积累财富。最后还是采取精打细算的办法，决定给每个部门每月发几十张开水票，到西街大队茶炉打开水。这办法不错，但由于社驻地离茶炉太远，打一趟来回得半个小时；有时忙起来，顾不上打水，去晚了还可能遇上封炉;赶上刮风下雨，打不了水。特别是财会室，白天出来进去报账的人多；和主任们住在一起办公，主任们几乎天天研究工作到深夜；紧靠会议室，每周一个半天和3个晚上的全员学习雷打不动，开水需求比其他部门多出几倍，根本打不上喝。社统计兼出纳于香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自决定做好人好事，自己花几元钱买一煤油炉放在财务室，一旦开水供不上就自己烧，他本人则成了“业余锅炉工”，工作、烧水两不误，不但能基本满足本室和会议室的需要，而且后来如哪个部门临时需要开热水，也可以提壶到他那里取。
于香亭不但用自己的钱买煤油炉，还用自己的钱买燃油。更可贵的是，在选择用什么油上，他充分体现了那一时代公职人员“身处膏脂不自润”、影正端表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高风亮节。当时，煤油炉在一些城乡开始应用，是比较时兴的生火炉具。该炉在用燃油上，既可以用煤油，也可以用柴油，因而也称“柴油炉”。用煤油价贵，每斤0.365元；用柴油较便宜，+10#的每斤才0.085元，0#的才0.1475元，-10#的最好也最贵，也只有0.225元。但是，煤油是一般民用商品，群众一般用于无电和临时停电区域的点灯照明，但也可作他用，国家不限指标，不控制销售，敞开供应；而柴油属定向供应商品，专门供给生产队抗旱排灌和公社拖拉机站耕耙打轧，国家严格控制销售，按指标供应，凭公社革委会介绍信购买。在一般居民和农民那里，点煤油炉除了用煤油别无选择。可在于香亭那里，供销社既经营煤油又经营柴油，完全可以买柴油。全公社的柴油供应全部在本供销社所属的生产资料门市部掌握着，上级虽有指标限制，但为应对特殊情况，公社下分每批指标都留有余量，且滚动批售，上批尚未售完，下批又至，当中有可利用的时间差，只是全社无一人占过此类便宜。于香亭虽然自己出钱为大家做好事，但也不例外，每次都是自觉坚持买煤油。虽然一次只买3斤，多花不了几角钱，但在工资普遍偏低，一分钱都攥出汗来的经济条件下，哪怕省一角也是人们所望。给他打油的同志知道他是为“公”烧水，于心不忍，要给他打柴油，他坚决不干，说群众点炉买煤油，我们不能比群众多长俩“岬岬”（盐山方言，指牲畜的角，即比别人特殊的意思），用于农业生产的柴油比煤油再便宜也不能挪用，不能与民争利，弄得卖油人员毫无办法。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被主任知道了，非常赞成他不打柴油打煤油的做法，表扬他这种不因自我和“小公”而牺牲群众利益这个“大公”的精神；而且上升到人民公仆决不能滥用人民给的权力与岗位谋求特殊的原则高度来认识，让全社所有人员受到教育。但不同意油钱由他自己出，而是最后由几位工资高的领导强逼着给他分担了支付。后来，即使单位出钱开票打油烧炉，也没有用过一次柴油，旧县供销社的“煤油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好的公职人员之风，带动了好的民风。在我对两年售货员生涯和燃油销售的记忆中，除经公社党委特批，给一名曾参加过宁都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县唯一的红军老战士，退休定居旧县西街的孙玉亭供应过柴油烧水做饭外，无任何改变柴油用途的事情发生。
做糕点不解嘴馋
上世纪70年代初，糕点是乡村婚丧嫁娶、走亲访友、人情往来、探病祭祀、个人解馋最好最时兴的礼食品，市场需求量很大。旧县供销社糕点房担负着全公社29个大队、几十家社直单位及周边附近农、居民糕点市场需求的成品制作和货源供应，但只有一名年已60的老糕点师兼烘烤工，平时已忙得跟头骨碌、焦头烂额，若赶上中秋或春节，走亲串友送礼的多、儿娶女嫁待客的多，需求大增，一人烤制更是供不应求。于是，两个主要节日之前及期间从各部门抽人帮忙做糕点，就成了解决当务之急的应对措施。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我作为当时全社最年轻的一线工作人员，理所当然被第一个抽去帮忙，也是唯一一个安排在夜间协助老师傅制作的人，从晚上7点上岗，一直干到次日早晨8点，通宵夜战。有几个中秋和春节的各十几天时间里，白天当生产资料门市部的售货员，夜晚当糕点房的烘烤工，不但经受了黑白干、连轴转紧张工作的考验，还经受了“面对香甜忘肚饥，手把糕点不解馋”的特殊考验。
我的任务是看烘炉，翻倒炉盘。摆满生坯“炉花”（一种类似饼干的糕点）的四层炉盘，每经过几分钟的烘烤，就上下移动一次顺序，并把已熟的搬出来，再把生坯续进去。不但不断折腾，十分劳累，而且要求极严，不能打盹，否则一不留神一盘“炉花”就会烤煳。这些再苦再累都能坚持，困了、累了，喝口水、冷水擦把脸也就挺过去了，可就是面对糕点这一美味佳肴的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抗拒。
当时由于国家经济条件限制，上级规定用于做糕点的油、糖比例很小，特别是食用油，每百斤面粉用量不能超过3斤，也就是说每斤面粉只能用3钱油，所以做出的糕点硬而不脆、焦而不香，当时流传一句笑话：“糕点比砖硬”。但是，油糖再少，在成天吃粗粮为主的日子里，糕点也是人们舌尖上最奢侈的向往。走进糕点房的炉旁，面粉、食用油、糖烤制后特殊的香甜味迎面扑鼻，烤好的糕点金灿灿、红嘟嘟令人垂涎，不想多抽一鼻、多瞅一眼都不行。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晚饭吃的几个窝头早已被不停地劳作消化殆尽，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大堆烤好的香喷喷的糕点，真恨不得抓两把放嘴里解解馋。帮忙的第一个夜晚，老师傅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到大约凌晨一点时分，他给我抓了几块“炉花”，并倒了碗水，说，你先歇歇，吃几块点心，喝点水，我替你看一会。并像做贼似的小声嘱咐，慢点嚼，千万别出声，别让别人听见。本来糕点就硬，不出声根本嚼不动，他这一嘱咐，让我放在嘴里半截的“炉花”嚼也不是，不嚼也不是。我问他，您怎么不吃？他说老了，牙口不好，嚼不了了。我指着案板上他刚做成的一堆“排糕”、“软糖”（均为糕点的一种，相对“炉花”油糖较多，但制量很少，只是作为每包糕点的点缀）说，那个不好嚼吗？他支吾了半天，只说了句，我不饿，你们年轻爱饿，别看我!我登时明白了，不是老师傅牙口不好、不爱饿才不吃糕点，而是认为这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能随便动的！我顿感羞愧。其实，我早知道这糕点不能吃，要不早先吃为快了，不是老师傅给我，我是不会动一屑一沫的。但是，老师傅给就吃吗？这叫意志不坚定!在一种极其内疚的窘态中，好不容易咽下一块“炉花”，再不想吃第二块了，赶忙把其余的全部放回糕点箱里，暗下决心今后再饿再馋也不白吃糕点房的点心了。从此，再没有在制作糕点的岗位上吃过一块糕点。
自律自觉，不依赖别人约束；防微杜渐，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当时旧县供销社人普遍做到的行为准则。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沧州抗日英烈】
王远音 优秀政工干部 著名抗日英烈
1942年6月8日拂晓，在冀中平原河(间)肃(宁)公路雪村北，展开了一场日军“合围”、“扫荡”与八路军反“扫荡”的恶战，年仅26岁的他在战斗中以身殉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王远音。
王远音原名王鸿业，幼名龙文。1916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蒋坊乡泗阳村的农民家庭。幼年在五台县豆村镇读小学，1931年入太原成成中学读书。1934年夏，王远音入三晋中学读高中。1935年夏，王远音出席太原反对学生军训的会议，8月参加党领导的外围革命团体“社联”，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1936年3月，山西太原发生大屠杀，遭到反动派通缉，王远音潜回五台，6月赴北平。10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接受党的派遣，到西安张学良的学兵队受训，并做东北军的工作。西安事变后，王远音离开东北军回北平，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7年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在此危急之际，王远音接受党的指示，带领北平城里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北平西郊组织抗日武装。在王远音等的争取说服下，使赵侗游击队接受了改编。王远音先后担任党的队委委员、队委书记，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对这支部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参加夜袭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二道河子战斗，建立宛平根据地，进袭石景山发电厂，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王远音政治上敏感，看问题尖锐，当时，这支部队的领导人赵侗是个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党对他做了大量团结工作，但他始终貌合神离，暗中勾结国民党，企图将党员干部一网打尽，尔后叛变投敌。王远音对赵侗的阴谋早有察觉和警惕。赵侗要调亲信任警卫连连长，王远音等坚决抵制，使其阴谋未能得逞。赵叛逃时只带走了卫士亲信10余人，由于党的坚强领导，部队未受重大损失。
1938年8月，王远音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到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对分区所属部队八路军正规化和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远音到冀中三军分区工作时，分区部队系由人民自卫军和游击军合编组成，单纯军事观点、军阀残余和游击习气较为普遍。当时，三分区地处冀中平原，是敌伪统治的腹心地带。日军为了摧毁这块根据地，不断调集重兵进行分割、封锁、“蚕食”，斗争环境极其险恶，部队极需建立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高军政素质。王远音是第三军分区的第一任政委，到任后，大力宣传部队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他亲自陈述主要论点，让宣传部门整理成文，印发部队广为宣传，进行教育。他十分重视支持政治机关的工作，政治部开会、讨论工作或布置任务，他每请必到。行军宿营，经常主动深入政治部了解情况，解决疑难。对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威信很高。当时三分区是敌后根据地，他能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将每个时期的部队工作安排得很条理。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分区“抗敌剧社”每到一村唱歌、演戏，十分活跃。《前进报》宣扬军民抗日英雄事迹，鼓舞激励军民艰苦卓绝地坚持长期的敌后斗争。
王远音是知识型干部，能写能讲，精明干练，生活上平易近人，官兵关系密切。一次，司令部干部政治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没有矛盾”。大家看法不一致，争论热烈。王远音主动地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了启发同志们发言，对大家说；“我是来同你们一起学习的，工作上要严肃，有上有下各尽其职，学习可没有上下级一说，是平等的，都是学生。”爱护下级干部，指导工作具体。每次机关组织干部下部队，王远音都要亲自交待任务，不厌其烦地教给工作方法，尤其强调注意的问题。他经常向干部讲，下部队“第一不能有架子，要同部队生活打成一片。工作组的任务就是了解部队情况，帮助部队领导干部树立威信，走时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向部队领导干部汇报，有问题就地解决，要你们(工作组)带回情况，不带回问题”。
平时，王远音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一次王远音问一参谋，大曹庄离深县有多少里路，参谋回答不准确。王远音当即严肃地指出：做参谋工作是首长的耳目，不仅要熟悉敌我友情况，还一定当“活地图”。这一来，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除工作外，积极学习参谋业务，有时间就背地图，行军走路，互相提问，人人争当“活地图”，大大提高了机关干部的业务水平，很快适应了敌后斗争环境。对有缺点的干部，王远音总是严厉批评，耐心教育，用其所长，委以重任，使干部本人感到党信任自己，心情舒畅，积极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0年8月，冀中各分区与晋察冀军区统一编序，三分区改称八分区。王远音任冀中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分区每次组织战斗，他都积极和军事指挥员一起研究决策指挥，在指挥战斗的实践中提高指挥艺术。那时，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在一个村庄最多只能驻两三天，为了防敌合围突袭，被动挨打，有时天天转移驻地，时间都在夜间。到达宿营地后，王远音总和军事指挥员一起，首先察看地形，连夜搜集情况，分析敌情，定下或驻或走的决心，拟出作战方案，才去休息。在战斗中，他总是拿着望远镜到前沿去指挥。频繁的野战生活，使王远音由青年学生变为革命军人，进而成长为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日军为了摧毁八分区根据地，不断抽集重兵进行分割、封锁、“围攻”、“扫荡”，尤其是子牙河以东的青县、沧县、交河、建国(已撤销)和平大路以东的河间、大城、文安等县，成了日军“蚕食”进攻的重点地区。根据上级指示，王远音和军事指挥员一起，具体组织分区所属部队，在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下，发起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也称青纱帐战役)，在任丘、河间、文安、青县等广大地区向敌展开进攻，端岗楼，拔据点，恢复被敌人“蚕食”的地区，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这块根据地的阴谋。以后又组织指挥分区部队开展了青(县)大(城)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使这块无险可据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始终巍然屹立于敌后，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王远音身为军分区政治委员，参加地委领导，十分关心地方建设，关心人民群众，注意团结地方干部，特别在我军发起战役或进行战斗时，他主动邀请地方干部开会，协调关系，进行总体战。针对日军的“蚕食”进攻，根据上级指示，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方针，分区先后组织派出了任河大支队、青建交支队、清河支队、津浦支队(后改为津南支队)。各县先后组建起县大队，各区组织区小队。这些部队深入敌占区，在县大队、区小队和村民兵的紧密配合下，歼灭日军，打击汉奸，建立地方政权，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发展人民武装，对开辟新区、坚持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次，部队在敌人一据点附近的村内设伏，一举歼灭据点的大部日军，取得了在敌碉堡群中作战的首次胜利。日军进行报复杀害该村30多名无辜群众，全村房屋被烧光。王远音亲自总结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和经验教训，指出：我军今后尽量不在村中设伏作战，以免群众遭受损失。分区部队在战斗中有缴获时，都能照顾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一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有数十匹军马，尽管分区部队十分需要，但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群众牲畜农具奇缺，王远音当即命令将这批军马无偿送给当地群众，发展生产。
日军为把华北变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纠集重兵，从 1942年5月1日开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首先由外向内逐步向我中心地区八分区压缩，“扫荡”重点是“饶武献”地区，想找我主力决战，妄图将我军主力一举歼兴。王远音与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地委领导认真研究，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关于反“扫荡”的指示，布置分区反“扫荡”的军事、政治工作，精简机关人员，并按分区所属三个地区队(任河大、青建交、饶武献)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力量，王远音和司令员常德善率主力二十三团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机作战。从4月底到6月初，一直转战活动在子牙河以东地区。尽管环境残酷，王远音不愿离开中心地区，总想离中心区近些，能多坚持一天就多坚持一天，多收拢带走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伤病人员，坚持反“扫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司令员率领分区机关和二十三团二营，转移到河间、献县、建国三县结合部沙河桥以南地区，接着又隐蔽地转移到献县商家林。王远音和常德善司令员一起分析敌情，研究部队行动计划。6月7日晚上，他和常德善司令员把侦察员叫回司令部，听取了河间、献县、肃宁等地的敌情，判断分区机关已被发现，敌人可能合围。于是分区机关部队继续向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公路南之顶汪、雪村宿营。当时的部署是：日军合围路南，部队就跳到路北向外转移，如敌合围路北，部队即在路南待机歼敌。6月8日凌晨4点多钟，天刚发亮，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至雪村，与我军遭遇。战斗打响，肃宁、河间、献县臧桥和饶阳等四面点碉之敌蜂拥而至。王远音当即指挥机关部队从雪村向路北突围。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无险可据，日军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王远音腿负重伤，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他从容地举起手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国，年仅26岁。
雪村战斗，使八分区受到了重大损失，但全区军民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在党的领导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击败了日本侵略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年轻负胆气，慷慨志犹存”，王远音烈士永远活在全区军民心里。1964年8月1日，王远音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王远音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沧州党史大事】
1991年至2000年发生在3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91年3月18至19日 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对黄骅港进行视察 18日下午，邹家华等领导听取了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叶连松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神木煤下海外运黄骅路港方案的汇报；听取了交通部水规院和河北省有关部门关于黄骅港建设神木煤下海外运港前期研究的情况汇报。省委书记邢崇智、代省长程维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沧州地、市委书记郭枢俭、赵金铎，行署副专员薄绍铨和黄骅港务局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听取汇报后，邹家华称赞河北省、交通部等有关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在深水港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作面做得非常广，而且做得很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19日上午，邹家华等到黄骅港进行了实地考察。
1992年3月10日 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作会议 传达贯彻省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和省“面向市场、挖潜增效”广播电视大会精神，并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安排布置本年全市工业经济工作。副市长高尧隆、代市长李瑞昌做了重要讲话。
1993年3月10至11日 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沧视察 视察了任丘市、河间市、青县、沧县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10日晚上，在下榻的沧州武术院观看了由沧州市老、中、青武术家和武童表演的传统武术，并为沧州武术节题写节名。
1994年3月 黄骅市正式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全国13个县（市）级综合改革试点之一，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全国试点市（县）。
1995年3月13至17日 市六届政协三次会议召开 政协主席马景洲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大会还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沧州市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沧州市199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市本级预算及市总预算(草案)的报告》的说明。大会通过了市政协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提案委员会提案审查情况报告。
14至18日 市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沧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沧州市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沧州市199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市本级预算及市总预算(草案)的报告》、《沧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1996年3月8日至12日 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通过关于沧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纲要报告等6项决议。张云山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宝良、高慕娟当选为市政府副市长。
1997年3月初 全国妇联授予沧州市妇联“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1998年3月24至28日 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孙瑞荣当选为七届政协主席,选举董世荣、高尧隆、王香玲、周振德、刘云成、洪鹤成、牛玉芝、元柏民、董广恒、姚增驰、阎梯云为副主席，选举田大风为秘书长。
25至29日 市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 白清安当选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华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仝连香、张云山、杜润明、张润江、王普敬、刘树廷、杨进勇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逯汝汉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宝贤、王宝良、王增明、魏振宗、张春荣、赵振国、赵国岭、宋晓明、蒋桂芳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兴华当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郑治国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1999年3月2日 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到任丘市出岸村实地考察旱情和抗旱春耕备播情况 检查了白洋淀千里堤梁沟险工险段和枣林庄闸除险修缮加固情况。汪恕诚对我市的防汛抗旱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0年3月5日 市委召开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动员大会 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的对象是16个县（市、区）和市直60个单位；第二批开展“三讲”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市委、群体系统共计40个单位，从6月初开始，到8月底结束。同时，各县（市、区）组、宣、纪、公、检、法六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参加了这次“三讲”教育。
【信息窗】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打造“五位一体”党史宣教平台 针对新形势下大众传播和党史工作的特点，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积极探索党史宣教工作的新途径，从2011年至今，先后创办了《鉴政沧州》内刊、沧州党史网，开通了沧州党史博客、沧州党史官方微博和沧州党史微信，形成了纸质文本与多个网络交流平台相呼应、协调联动的“五位一体”的沧州党史宣教平台，党史知识受众群体不断扩大，党史工作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取得较好效果。河北党史网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先后发布了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这一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