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皮定均的特殊“遗书”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7个整编师发起总攻击，妄图在两天之内一举歼灭刚刚建制的解放军中原军区主力。
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旅长的皮定均临危受命，率部向东行动，以造成主力东进态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在旅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皮定均提出了“誓死决战”的铿锵誓言，要求主要干部都预先留下“遗言”。皮定均在和战友相互拥抱、握手后，从挎包中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写下了几个字：“活着的要给牺牲的送一支鲜花。”
皮定均率领全旅将士不顾艰险，不怕疲劳，英勇机智地与前堵后追之敌周旋，历时24天，行程两千里，大小战斗数十次，胜利完成任务。到达苏皖解放区后，皮定均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举办任何庆功仪式，而是在烈士英名前摆满了野菊花和金针香，以示真诚的追悼。
1976年7月7日，因飞机失事，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不幸因公殉职。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本珍藏多年的笔记本，在“遗言”那一页，依然夹着野菊花。
【本刊专稿】
参加制造中国第一辆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的记忆
程 铨
我出生于1933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许多往事已如云烟过眼，踪影全无，但参加制造中国第一辆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以下简称大板车）的一些记忆，却依然常常在脑海中浮现。
一
我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1958年在清华大学附设工程力学研究班读研时被打成“右派”（1979年清华大学予以平反），下放到河北省，先是在静海县良王庄乡四小屯筹建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1958年2月被安排到沧州化工学院当老师。1962年学校下马，我被分到已下马的沧州钢厂改建的沧州铸造厂。后来铸造厂又下马，在原址改建农机修理厂。我在农机修理厂工作几年后，先被抽调参加沧州市小化肥厂建设，这个厂投产后，又在北侧空地建起化肥设备配件厂（就是后来的化工机械厂），市里要扩建沧州发电厂，我又被抽调去搞扩建电厂。
1974年1月2日，沧州化肥厂开工建厂大会在新华礼堂（现建设银行沧州分行址）隆重召开，领导上让我参加了大会。那会开得非常隆重，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地、市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沧州要建设年产30万吨的化肥厂，在进口设备中，有许多超长、超宽和超重，其中最重的是从荷兰进口的氨合成塔就重372吨，最粗的加热炉直径5米半，最长的氧化碳再生塔58米。从海边运到市内，铁路不能承运，必须有承载400吨的大板车，从公路运输。但当时不用说沧州，也不用说河北省，就是全国也没有如此庞然大物。地、市领导决定由沧州市自己制造大板车。谈何容易？沧州市当时是个县级市，人口十几万，工业基础差，工人队伍年轻，技术力量弱。沧州地市领导迎难而上，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认为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有广大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平板车一定能造出来。于是成立了沧州市制造400吨公路平板车指挥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怀忠任主任，贾耀华、张文戏、刘少农、张广彤、王健民、王景龙、刘志强、张寿凯、李振国、周长湖、白雨田为副主任。当月中旬在新华礼堂召开了有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发出大干100天，造出大板车，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号召。各单位和部门代表纷纷上台表决心，发誓言，决心不负上级领导希望，如期制成大板车，向“五一”劳动节献礼。
会后，领导让我到会战指挥部看看，有什么建议说完即回，不宜久留。我明白，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极左思潮尚未消退，我在清华大学读研时被错划的“右派”尚未平反，领导不光是怕担错用人之嫌，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没想到这一去看看就被留下，可能领导考虑我是哈工大学机械系毕业，又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读过研，算是有一技之长；下放十多年来，虽工作调动频繁，但也没离机械、化工和电力系统，因此把我分到了“三结合设计小组”，作为主设计。小组其他成员还有锻压厂、机床厂、泊头机械厂和市交通局的同志共8名，现在记起名字的有闫润议、汪义海、谷林、张孟赳、王福生等，其他名字已记不太准。但应当说明的是，许多名义上没在设计组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工人师傅们都参加过设计，他们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在工作中不断提出改进设计的建议，所以应该说最后的完整设计方案，是众多群众的智慧结晶。
当时我40岁，政治上经历了风风雨雨，生活中看过了眉高眼低，如今被领导如此看重，让我任主设计，实际就是设计组长，觉得非常感动。但感动的同时也压力很大。谁都知道，任何机械设备的制造，设计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即铸成大错。当时我们并没有任何犹豫，决心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斗，鏖战100天，完成上级交给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大家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从领导到工人和技术员，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看到各种车辆的特点，琢磨大板车的雏型，有的做模型，有的试画图纸。我自己也根据在大学学的知识和搜集到的大型汽车制造的报章杂志，进行了认真研究，摘录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期找到设计大板车的突破口。
二
很快到了旧历年底，地、市领导决定，让我和于坤标、李民奎、张孟赳、王福生等5人，到上海参观取经。那里虽然没有承载400吨的大板车，却有300吨类似车可供参照。于是我们日夜兼程，坐火车直奔了上海。
下了火车，我们顾不得休息，草草吃了点东西，就直奔上海交通局。那里的领导和同志们非常热情，一连多日，陪同我们参观了300吨的大板车，介绍了车的各部位情况，看了在公路上的运行，回答了我们的各种疑问，给我们讲解了关键部位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最后把极具参考价值的设计图纸，无私地交给我们。用当时的流行话说，那真是发扬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
从上海乘火车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的除夕之夜，我和家人总算在除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吃了顿年夜饭。
当年有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又动手。”谁都知道这在许多地方纯属极左做秀，但我们大板车会战，是真真应了这句口号。有不少人是大年初一在会战指挥部吃的饺子。初一刚过，大板车会战指挥部的人马就紧急集合起来，当然设计组也不例外。
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没有高大厂房，工人们就战斗在自搭的席棚里。设计组还算不错，在工人们的席棚旁不远处，占用了三间小平房。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煤火炉，工作台就是一个搭起的木案子。我和设计组同志们，一天到晚，就穿着那件蓝色的棉大衣，翻查资料，研究从上海带回的图纸，讨论此前搜集到的外地经验，联系我们实际，千方百计寻找突破。晚上加班时，屋里很冷，同志们脚凉了跺跺脚，手冷了搓搓手，渴了喝几口煤炉上铁壶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有人曾问过我，你们每天都加班，给多少加班费呀？我说40元。对方说，一天40元不少，那时钱实呀！我说，不是每天40元，是100天给了40元。对方听后愕然。说实在的，那时人们天天加班，根本没考虑过钱的事，只想早一天设计好，早一天造成大板车，向“五一”献礼。
外地经验可以参考，尤其上海的经验十分宝贵，但依然不能照葫芦画瓢。因为我们要制造的大板车需承载400吨，并能分成两截运60米长的再生塔。 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和创新，在外地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当时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全组同志日以继夜地研究谋划，到工人群众中征求意见。如我们的大板车的转向需是全轮转，计算起来非常复杂。我们没有这样的计算机，怎么办？在焦急中我想到可用精密作图法来求得全轮转向机构的设计参数。我把这想法对全组同志说出，大家一致认为可行。于是我把这绘图任务交给了汪义海。他果然不负众望，日以继夜地研究，起早贪黑地绘制，仅用了三天时间，就以精密绘图法求出了大板车在各种状态下转向所需的参数。
这三天三夜汪义海是怎么过来的，他家属说：“汪义海三天三夜没脱衣服休息过，总像着了魔一样，吃着饭还端详图纸。”大家听后都确信不疑。因为我们每个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家中老婆孩子顾不得管，自己感冒发烧也不对人讲，吃几粒药片就咬牙坚持。我作为主设计，更是每天早出晚归，一日天黑我回到家，见十几岁的儿子正呜呜大哭，问其原因，才知是被人打了，额头上还有血斑。这是我唯一的儿子，平日里视为眼珠子，见状当然非常心疼；但晚上说好，还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全轮转向问题，就只好给儿子擦洗干净，哄他吃了饭，便匆匆赶回设计组，直到半夜才回家。
大板车转向所需参数求出来，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一连串儿的难题还在后面。可以这样说，在大板车的设计中，每天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度过的。就是一张局部的图纸，都要多次绘制、修改和完善；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纠正，一个小小的漏洞被填补，一点小小的缺失被完善，也要许多人反复磋商和讨论多次，有时愁得在屋里打转，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才得以解决；有的即使如此也未能很快解决，只好第二天接着探索。如解决牵引车传动“心脏”——分动箱的设计方案，我虽然在从上海归来的路上就有了腹稿，但真正操作起来，却未能如愿以偿。我们设计组的几个同志，在工地上的三间平房里，研究出一个方案，经过讨论，又推翻从头思考；绘制出一张新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经和工人们进一步研究又觉得不妥。为解决分动箱的散热问题，我们和李明奎同志，从白天研究到夜晚，又从夜晚研究到天亮，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再比如大板车的轮胎需要很多，平板车13排，每排8个，就是104个，加上牵引车的12个，总共116个。按设计要求，其规格与普通解放牌汽车的轮胎大小一样，但负荷却要提高到3倍多，由1.5吨增加到5吨，就好比让小马拉大车。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小马”。设计组和红旗橡胶厂的工人们共同研究，根据多年来翻修各种轮胎的经验，提出了通过增大内压，增加帘子布层来增大负荷的设计方案。经过多次试验，反复修改，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其增层不增厚，最终制出了适用于大板车的轮胎。
1974年4月21日，大板车全部组装完毕。仅仅99天就胜利完成了500马力牵引车、400吨公路平板车的制造任务。
三
1974年5月1日，一辆中国史无前例的超宽超长能承载400吨的大板车，与大家见面了。车上彩旗飘扬，100多群众代表在车上招手欢呼。所经之处，市民们锁门闭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赶到公路两旁大饱眼福。当大板车开到东体育场时，数千名群众早已赶来参加这次隆重的庆祝。主席台上悬挂着“400吨平板车试制成功暨‘五一’节庆祝大会”的巨大横幅。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出席并剪彩，市革委会领导在大会上讲了话，隆重庆祝磨合试车成功。
“五一”节后，国家交通部和省交通局来专家对大板车（包括500马力的牵引车和400吨公路平板车）进行技术鉴定。大板车上装载了411吨钢圆盘，在经过公路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时，有一对两支车轮咔嚓一声将铁井盖压碎，陷入井口。可喜的是有惊无险，经检查车轮毫发无损，而且车轮驶出了井口照样继续前行。这说明大板车支承系统非常可靠，经得住突发情况的考验。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是沧州人民的大喜事，我记得一连好多天，大家都在为此奔走相告。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为此编排了许多文艺节目在礼堂和街头演出，与市民分享这收获的喜悦。沧州市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各单位发扬制造大板车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也是全国的喜事，《红旗》杂志、《河北日报》、《沧州日报》等各级报刊相继报导，鼓舞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士气。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把沧州化肥厂所需各种大型设备从海边顺利运到厂区，确保了国有大化肥厂的如期开工建设和投产。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还先后承担完成了任丘、石家庄、广东、新疆等地多家国家重点项目大型设备的运输任务。
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大板车研制项目光荣获奖。当时的沧州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市交通局副局长徐宗余等同志，代表指挥部去首都参加了会议和颁奖仪式，还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参加这次大板车制造的单位大约200多个，除了工厂企业，还有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涉及人数逾千名，时间长达99天，可算得上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其场面的巍巍壮观，过程的艰苦卓绝，成效价值的巨大，对人民精神上的鼓舞和理念上的启发，需有专著书写。我以上所述，只是个人的一些零散记忆，这是必须说明的。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忆昔话往】
回忆东光县的合作化运动
牟清朝口述 王云熙整理
我叫牟清朝，今年90岁，在东光县人大科长岗位上离休。我刚参加工作是在教育系统，后被调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当时农村工作部干部队伍很精干，由5人组成，部长李连奎，副部长李耀林，3个干事：张宗霞、王仕平和我。工作忙不过来时就从其他部门抽调部分同志协助。县委农村工作部职责范围很广，所有涉及农村的工作都管。县委领导也非常重视，几乎每周都要听取农村工作汇报，部署和检查农村工作。这期间，我参与了我县合作化过程，东光全县合作化情况可以说比较熟悉。
东光县合作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之前，组织的是互助组，几家情投意合的农户联合在一起，一起下地一起收工，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比单干强多了。劳动中，组员们有说有笑，积极性很高，效果不错。1954年春，上级要求加快合作化步伐，建立初级合作村。县委首先在一区的王桥村抓试点，县委宣传部长高新生带队亲自抓，随后扩大试点范围。各区区委也搞合作化试点，如龙王李乡在龙王李村和大孙村试点。我就是那时由教育系统被抽调到驻大孙村工作组配合搞合作化的，群众动员大会上领导还让我讲了话。我向群众宣传合作化的好处，描绘合作化的远景，郑重承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取得经验基础上，1955年全县推广试点经验，东光县合作化全面铺开，大张旗鼓宣扬合作社的优越，动员全体农民加入合作社。全县447个自然村普遍建立了合作社。合作社的构成当时基本以自愿结合为基础，一个自然村两到三个合作社不等。
就在这一年，全国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全面开展起来。但是，毛主席不满合作化进度。他发表讲话，指出合作化步子太小，批评有些同志思想保守，像小脚女人走路，要求加快合作化步伐。于是，许多地方不顾农民意愿和实际情况，加快合作化力度。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高级社，简单说就是打破自然村界限，不征求农民意见，几个村合并建立一个高级合作社，实行统一分配。我记得初级社分配原则是“人五劳五”，就是50%按人头，50%按劳力分配。牲畜农具作价寄予户主名下。高级合作社改变了这种分配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全部按劳(劳动力出勤天数)分配粮食和付劳动报酬，土地不再分红，作价的牲畜农具也不再有明确说法。由于急躁冒进，简单粗暴，发展速度过猛，管理水平跟不上，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现象，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农业收入大幅减少。
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通知，并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中央开始批冒进，纠正高级合作社脱离基层干部、管理不善的弊端。全国又开始分社，恢复原有的一村一社规模。
那年，地委书记王路明到东光县任家坊乡抓分社试点。县委派组织部长杨辅臣、农村部副部长崔殿升和我陪同，协助工作。蹲点期间，王路明深入基层了解农村农民以及生产生活情况，尊重农民意愿，撤销了联村高级社，按照自然村范围，重新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他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个别基层干部简单粗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提出严厉批评。怒斥个别村干部腰挎大砍刀，动辄吓唬百姓，恐吓群众的恶劣行径。意味深长地教导干部当夹尾巴狗，不要当疯狗，做人民的真正公仆，真正为人民服务。他还批评有的干部春节不准群众相互拜年的错误。他说，年节了，乡里乡亲见个面，平时的磕磕绊绊都化解了，有啥不好？我没听说哪里拜年拜出反革命来。我赞成拜年。他及时制止极左思潮限制农民相互交往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7年春，部分地方出现退社潮。县委领导带队到小崔村调查，发现这村有几户农民要求退社，态度十分坚决，经几次劝说教育无效。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合作化中的新动向，小崔村也因此被称为“小台湾”。县委领导认为此事性质严重，立即派工作组进驻，指示工作组重点解决部分人退社问题，打掉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刹住农民退社风。工作组成员11人，我任组长，副组长高景林。
小崔村是个小村子，全村65户人家，其中有三户农民强烈要求退社，多数户暗中观望。地委领导和县委领导亲自收听过这村有关情况汇报。领导认为，小崔村退社风刹不住，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那些观望形势的农户就会一涌而上，发生退社潮。如邻村大宫也有四五户农民跃跃欲试，准备跳出来要求退社。
那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要求各级组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小崔村土地肥沃，农业种植条件较好，被称为中农村。但高级社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大幅减产，粮食不够吃。驻村工作组进村后不自己起伙，实行派饭制，工作组成员被分派到农民家中和农民一起吃，同吃同住同劳动。小崔村农民生活很苦，天天吃野菜团子，哪有好饭让我们吃?入驻20多天我们没吃过净面干粮。工作环境也不行，怕人偷听，我们研究工作时在村外找个小瓜屋。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一起干活，夜晚大家凑村外的小瓜屋里开碰头会汇报情况，研究下步对策，就像敌占时期做地下工作一样。
县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曾到小崔检查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作为组长，我每周要向县委主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汇报小崔村工作情况。一次他听汇报后，发觉工作组有畏难情绪，大为生气，强调工作组无论如何麦收期间解决退社问题，不能拖延。他指出，麦收在即，退社农户可能要强行播种玉米，工作组要坚决顶住，不能允许农户抢种。工作组要死盯死守，11名队员分为三组，每个小组负责一户，日夜监视。
我和两位同志具体负责要求退社的其中一户。我们和那户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歇息时和他聊天，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很有情绪地向我们诉说前几年做小买卖卖糖葫芦，起五更睡半夜，暑天寒冬不敢歇，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二亩地。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轻易被拿走，心里疼得慌。我们就给他讲共产主义吃面包喝牛奶、住楼房用电话的幸福远景，说将来集体种水稻、种果树收入高和集体人多力量大的好处。聊着聊着双方争论起来，脸红脖子粗，各不相让，没啥效果。小麦收割完，那户农民果然瞅空子牵着牲口带着种子到地里强行播种玉米。我一看急了，忙上前阻拦。但那农民人高马大，我一人拦不住，两个队员跑来帮忙，拉拉扯扯，差点儿打起来。那户农民毕竟不敢过分和政府对抗，看看没法播种，气鼓鼓牵着牲口回家了。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挑筐两头放两个孩子去县里告状，说日子没法过了。县委书记亲自接待的他，安排他和两个孩子在招待所里好吃好住，好言劝他回家等候消息。县里随后派人来村调查了情况。这次风波过后部分人要求退社的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工作组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苦着脸想不出办法，最后我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应该来文的，说服动员。我先去，不行再你们，响车轮战。
我们继续尽心尽力做那户农民工作。我坐在那人炕头上，实实在在和他谈了一天一夜，他态度才有些松动。我看火候已到，说，你只要不退社，有啥要求尽管说，尽量给你办。他提出多留一亩自留地，保留一条驴腿，满足这些条件就不退社。我都爽快答应了。另两户要求退社的农民也参照这模式解决了。
后来，邻村穆庄也有几户农民要求退社，驻村工作组采取了另种解决模式。工作组和要求退社的为首农户约定：就合作化问题双方公开辩论，辩论失败方服从对方。一天晚上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开始辩论，民兵持枪保卫会场。要求退社一方为首农民一上台，民兵一声唿哨一齐动手把他抓起来。我没在现场，不了解真实情况，听说抓他的理由是他企图抢夺民兵的枪。被抓的农民被扭送到县里，判了五年徒刑。
从那，部分人要求退社问题解决了，合作化巩固了。紧接着就进入了惊天动地的“大跃进”年代。
（牟清朝，东光县人大离休干部；王云熙，东光县工商局原局长）
献县蔡东村第四生产队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回忆
王焕臣
198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村也顺应历史大潮，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把一部分土地承包给单户社员，把一部分财产合价也分给单户。
一
当时从干部到群众都觉得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也很复杂。因为实行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土地、财产都由集体管理，现在搞土地承包，分财产到户，如兄弟分家一样，开始怎么分、怎么分合理，社员分什么、集体留什么等等都存在一系列问题，觉得很难理出头绪，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干部社员思想都很迷惘，真给干部出了个历史大难题。后经上级指导，村干部和社员多次反复学习讨论研究，才逐步理出头绪，实施了承包政策。当时根据大队讨论的分配办法和本小队实际情况相结合，再制定小队实施办法，由各小队队委会领导执行。
为搞好土地承包工作，一是成立了以队委会成员王秀忠、王俊杰、王焕臣、舒永忠和群众代表参加的领导小组；二是摸清底数，确定了受益人员总数和需分配的土地、牲畜、房屋、车辆等。当时分配政策按成人分配，未成年人折成人标准按岁数划分，1～3岁折0.5成人，4～6岁折0.7成人，7～9岁折0.9成人，10岁以上算成人。
二
春天，根据上级指示，承包责任制工作开始了。先将一部分土地按联产承包的方式包给单户，其中有瓦刀地、黄芦铺道、大破方及一部分零散地共计167亩，平均每成人分地0.89亩。预定产量按原地定产，瓦刀地定产210斤，黄芦铺道定产190斤，大破方定产80斤，零散地定产40斤。规定价格按玉米合价，单价每斤0.09元，每亩补贴工分250分。各种果木树也逐棵合价，按折成人分配包给单户管理。秋后和社员结算上交公粮、农业税和集体扣留，社员总收入5350多元，总用工13376个劳日，日值0.40元。3月份逐步分每人0.15亩的自留地和养猪饲料，每养一头母猪补地0.2亩，公猪补地0.15亩。
9月，将一部分财产合价，按折成人分到单户。其中，两台12马力机器各带水泵、真空井一套，每套合价200元，然后进行抓阄，抓阄前自由结合组。第一组结合了16户，81.2人，每人应摊款3.26元；第二组结合了12户，40.3人，每人应摊款4.96元，应摊款收交集体入账。将牲畜分给单户9头，按好坏合价后，按成人搭配分了7个组，进行抓阄。第一组舒振山组，7户、22.9人，分牛2头，合款160元；第二组，王广图组，5户、22.8人，分红母马一匹，合款250元；第三组，王洪图组，4户、24.5人，分润红马一匹，合款200元；第四组，王俊生组，4户、24.7人，分驴两匹，合款300元；第五组，王兆图组，6户、26.9人，分青儿马一匹，合款220元；第六组王俊明组，4户、23.9人，分小公驴一匹，合款180元；第七组，王俊杰组，7户、27.4人，分黑母马一匹，合款250元。七组共计合款1560元，按每成人应分款9元，户与户之间进行了差额找对。还有一部分小型农具，如犁、耙、喷雾器、洋镐、粪扠、铁扒、牲口套等共37件，按物件合价，共合款47.50元，按户抓阄，每户一件，所收款交集体入账。
1981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剩余土地和财产全部分给单户。当时四队将北洼方、孟家坟、邓家洼共地69亩，作为种植花生地分包给单户，还有一部分零散地56亩，共计地125亩，按折成人173.1人，每成人分包地0.7亩，粮食定产按1980年定产标准，花生定产每亩75斤，单价0.48元，每亩实补贴工分200分，年终和社员结算，只扣上交公粮农业税，集体不再扣留，户与户之间找对差额。
财产方面，有3匹牲畜合价卖给单户，按成人搭配，将各户分成3组抓阄。第一组，王秀更组，10户、50.6人，分黄儿马一匹，合款400元；第二组，王焕臣组，10户、50.8人，分青骡子一匹，合款600元；第三组，王福图组，12户、51.4人，分老骡子一匹，合款200元，共计合款1200元，收交集体入账。大车两辆，分两组抓阄。第一组王俊青组，22户、96.6人，分新车一辆，合款300元；第二组，舒振杭组，20户、75.5人，分旧车一辆，合款150元，共计合款450元。房屋和其它物件，按成人分成9组，合价后抓阄。第一组，王俊青组，4户、19人，分房一间合款55元，电机一台，合款10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158元；第二组，王广图组，7户、189人，分房一间合款55元，机磨一台，合款7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28元；第三组王洪图组，4户、19.4人，分房一间合款70元，其它物件合款57元，共计合款127元；第四组，王俊兰组，4户、19人，分房一间合款85元，其它物件合款45.5元，共计合款130.5元；第五组，舒振杭组，5户、18.8人，分房一间合款16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63元；第六组王俊奇，3户、19.8人，分房一间，合款100元，其它物件合款27.5元，共计合款127.5元；第七组，王秀峰，4户、18.9人，分房一间，合款165元，其它物件3元，共计合款168元；第八组，王俊杰组，6户、19.2人，分房一间合款16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63元；第九组，王兆图组，5户、19.1人，分房一间合款97元，其它物件合款25元，共计合款122元。房屋和其它物件共计合款1287元。库存小麦，1731斤，单价0.142元，合款245.8元；玉米2025斤，单价0.103元，合款208.5元，共计合款454.3元。按人平均分给单户。到此集体财产彻底分清，以上各项财产合资，暂时纳入集体收入入账，以后再做社员分配。
三
1982年，根据中央指示，对粮、油征购实行“大包干”，办法是自1982～1984年一定三年不变。粮食作物定购任务，小麦168斤，大豆202斤，谷子202斤，山芋干10斤，共计582斤。油料作物定购任务，花生7608斤，芝麻34斤。定购任务按承包地亩分摊到户，上交农业税及各类摊销648元、教改费714元、大队摊销989元，共计2351元，按人、地各半分摊。
1984年，承包地又做了新的调整，承包人按现有人口。当时四队现有人口增到202人，为了方便耕种将原来一些零散地块，分类规划成大块地进行分包。如瓦刀地45.6亩、黄芦铺道55.7亩、北洼方51.1亩、大破方99亩、北树园65.5亩、北河洼66.6亩等这些大块地划成一类，各地块按户抓阄。李坟西、段疙瘩南头、猪占地、种子站、孟家坟、邓家洼等规划成二类地，共计379亩，按户统一抓阄。北树园子南头西面、郝家园、南洼渠边、崔家坟、大东南窑东、大垄地、大东北等地块规划成三类地，共计地41.1亩，按户统一抓阄。这样分包耕种方便，达到了省时、省力、省工的目的。
1985年春，将村东碱地分给单户，规划成两份。第一份比较平整的高地分给单户使场用，总长500米，按199.5人，每人应分2.5米；第二份，零散洼地，计地42.8亩，每人应分0.214亩。后经改造，有的地块已改变成良田。
1992年8月，因我村人口有所变动，经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和群众讨论，将承包地按现有人口找齐，规定用大破方和北沙洼两块地找齐，按1.2亩折好地1亩计算，当时人口增到53户226人，所有零散地、树地、沙洼等都包括在内，总承包亩445.22亩，每人平均1.97亩。国家征购任务，小麦4167斤、玉米842斤、大豆248斤、芝麻44斤、花生3620斤，应交农业税及各项摊销共计5832.35元。
直到1999后3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和群众签订了承包土地30年不变的合同。
家庭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发展。
（作者时任蔡东村第四生产队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