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朱德　长征中冒着生命危险试吃野菜

　　长征中，对布满死亡陷阱的大草地，朱德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体会更为深刻。他为争取红四方面军不脱离党中央领导，一直跟随红四方面军三爬雪山三过草地，多走了一万多里，终于在主力红军抵达陕北一年后，他带领着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与中央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经过松潘大草地大概需要七八天，每个红军带的干粮很有限，三天就快吃完了。为保证活着走出草地，上级下达命令，要减少吃干粮的数量，规定每人每天只准二三两。跟随朱德总司令的警卫们商量，决定尽量少吃干粮，留下一些干粮给朱总司令吃。实在太饿，就找野菜充饥。朱德很快就发现警卫员们这个举动。他对警卫员说：“小鬼，你们肚子空空的，而我的肚子饱饱的，那太不公平了。你们年轻人肚子饿得快，还是留着你们自己慢慢吃吧，还有好几天才能到的。”警卫员有些不忍：“总司令，让你挨饿我们心里不好受啊。”朱老总说：“让你们挨饿我心里就好受了?”

　　干粮吃完了，部队就开始吃野草。刚开始吃野菜有很大风险，一不小心就会把有毒的野菜挖回来吃，结果不少战士中毒，上吐下泻，有的把命都搭进去。朱德知道后说：“不能让同志们什么草都吃，你们先把找来的草拿给我，我先尝尝，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再拿个草样子发下去，就不会出问题了。”警卫员哪里肯让总司令冒这样的风险?要自己先尝野菜。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自己小时候在老家经常挖野菜吃，多少比他们有经验。于是让警卫员把采回的十几样草样全部拿来。朱德根据经验挑了四五种，让煮了给他先尝。大家紧张地看着朱老总吃下野菜，一个晚上警卫员谁也不敢睡觉，生怕朱老总有什么闪失。好容易熬到清晨，朱老总起来，笑着对警卫员说：“小鬼，发个通知，告诉大家这几样草可以吃。”警卫员们感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大家立刻拿着草样，向后面的部队传递——这可是朱老总冒着生命危险挑选出来的“救命粮”啊!

　　很多年以后，朱德对长征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回忆：当过草地时，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康克清甚至形容他们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

【本刊专稿】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巡礼

孙福军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坐落于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由于撰写沧州军分区历史的需要，前不久笔者专程去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参观，当我一踏进纪念园，立刻被眼前的园区惊呆了。一座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的纪念园立即映入眼帘：此时，我仿佛看到了冀鲁边区军民，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血染疆场的壮烈场面……

一座薪火相传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冀鲁边区是全国著名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战略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河北省津南地区的部分县与山东省北部的部分县合并建立起来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包括现属河北省的盐山、沧县、黄骅（原新海）、东光、南皮、吴桥、孟村、海兴和现属山东省的德州、乐陵、宁津、庆云、商河、临邑、济阳、齐河、平原、禹城、惠民、无棣、阳信、沾化和滨县等县市。因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北部接壤处，所以称冀鲁边区。1944年1月区划调整，冀鲁边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

　　冀鲁边区，地处津浦铁路以东，黄河以北。它的南北两端紧逼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据点济南和天津，东面濒临渤海湾，徒骇、马颊、鬲津等河流横穿其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抗战期间，冀鲁边区军民对日伪作战近千次，歼灭日伪军数万人，转移出部队15000人开辟鲁西、鲁南根据地，对开创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有90多名县团级干部、10多万战士和民众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史诗。在国家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中，其中8名牺牲在冀鲁边区，2名在冀鲁边生活战斗过。

　　解放战争期间，边区输送了17万人参军，出动了82万人次支前，成为整个华东战场的后方基地。减租减息、土改等工作在这里探索实践、率先实行，成为党由革命战争到执政后的若干政策实施的“实验田”。此外，还抽调数千名优秀干部随军南下，为祖国的建设大业奉献了青春和生命。冀鲁边区军民在中国革命史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一座永恒的抗日丰碑。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冀鲁边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铸了“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革命精神，其精神财富极其珍贵，历久弥新。

　　为牢记历史，缅怀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激发边区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斗志，2014年，乐陵市在原边区的盐山、黄骅、东光等县的鼎力协助和山东、河北两省的大力支持下，以开放、融合的积极态度，结合原乐陵挺进公园、乐陵革命纪念馆搬迁项目，建立了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

　　纪念园坐落于乐陵市朱集镇枣林旅游路东侧，主要有5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休闲广场(入口牌坊、主题雕塑)；第二部分，冀鲁边革命烈士纪念馆；第三部分，烈士碑林；第四部分，纪念广场(英雄纪念碑、烈士墙)；第五部分，常大娘展馆(体验式地道)。

　　走进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休闲广场上的主题雕塑，由昂首并肩的工人、农民、军人三个人物形象组成，雕塑下方有四面浮雕，彰显了根据地军民在抗击日军的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作战的抗战决心，再现了老区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坚持斗争的历史，浮雕栩栩如生，蔚为壮观。

　　纪念馆是整个园区的主题部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在馆的正中央，题刻着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整个展馆分为序厅和五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以图版、文字、实物及绘画、模型、场景、展柜、多媒体等形式，突出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著名人物，全面反映了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序厅中央雕塑前半部分展示的是冀鲁边区英雄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奋勇杀敌、全力支前的场景。第一单元主要展示边区所辖区域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第二单元重点展示边区抗日斗争历史；第三单元重点展示边区所辖区域解放战争史；第四单元重点展示边区革命英模及其典型事迹；第五单元主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和成果。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的落成，无论是在河北境内，还是在山东境内，都是边区人民多年以来的夙愿，也成为河北、山东地区大型革命纪念场馆的重要标志。这里不仅成为纪念革命先辈、告慰烈士英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也为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

　　目前，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已拥有“国家AAAA级景区”及省级“国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项称号，并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一首名载史册的英雄史诗

　　踏访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乐陵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首先带我们参观了园区内主题建筑纪念馆。走进这座环形纪念馆，就像走进了时间隧道，书本上的记载鲜活了，电影里的画面再现了，记忆中的尘封打开了。时光的流逝，非但没有使记忆风化，反而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历史正以它特有的震撼向我们走来。正厅中央，首先看到的是一面醒目的巨型浮雕，上面雕刻着冀鲁边（渤海）区军民团结、英勇抗敌的宏伟画卷。

　　冀鲁边因抗战而生，随抗战而长，为抗战而存。津南、鲁北，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南达黄河，域广人众，物产丰饶，扼华北之咽喉，御敌南下之门户。区位促使党中央作出重大抉择，三个月后迅速在此布局，冀鲁边成为抗战初期重要战略区之一。因冀鲁边的存在和壮大，党中央随派萧华率军挺进冀鲁边，同冀鲁边军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开创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

　　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展区，我们看到，在七七事变仅仅八天的7月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抗日救国军就在盐山旧县镇（今千童镇）成立。冀鲁边在这里首举抗日义旗，马振华、傅炳翰、邸玉栋、刘子芳等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高擎抗日的旗帜，驰骋东西，鏖战南北，奋勇战斗在冀鲁边的广大区域。

　　抗战时期的冀鲁边区流传着这样几句话：“谁不干好事，出门碰上仉鸿印。”仉鸿印是一位转战冀鲁大地，日伪闻其名丧魂落魄、抗日军民提到他眉飞色舞的传奇人物。他是盐山县小庄乡仉小庄村人。1900年出生于书香世家。在1919年，19岁的仉鸿印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勒令退学。抗战烽烟起，仉鸿印在家乡拉起了200多人的队伍抗击日军，1938年5月，仉鸿印率部200多人，加入了抗日队伍，先后任冀鲁边军区连长、营长、副团长、支队长、副司令员等职。1939年1月，日军调集一万多人，分进合击冀鲁边区。时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的仉鸿印和团政委陈德率全团和支队警卫连，在韩集西的盐山旧县公路上设伏。次日，趾高气扬的日伪军押着几十辆大车进入伏击圈，仉鸿印率全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群众也手持铁铣土枪冲上公路，击毙了日军西村中队长，歼灭日伪军2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日积极性。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抗日两年总结》中写道：“平原游击战是可行的。韩集战斗，是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范例。”仉鸿印也以“智勇双全”名震冀鲁边区。

　　在八路军挺进冀鲁边展区，我被“娃娃司令”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那是1938年6月，年仅22岁的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于7月中旬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晓行夜宿，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于9月27日抵达冀鲁边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没想到萧华如此年轻，说还是个“娃娃”，甚是轻视。但萧华满腹韬略，有理有节，说服沈鸿烈，成功分化瓦解国民党排挤共产党抗日的“冀鲁联防”。从此，八路军“娃娃司令”的名字便在冀鲁边不胫而走。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后，萧华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局面，促进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三打灯明寺”就是萧华在冀鲁边的传奇故事之一。灯明寺是津浦路上沧州以南、东光城以东30里处的1个日军据点，像一颗钉子楔在我根据地的边缘。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抗日挺进纵队一部在司令员萧华的亲自指挥下，采取“调虎离山”“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战术，于1939年“三打灯明寺”，歼灭日伪军400余人。彻底铲除了这颗钉子，狠煞了日军的威风，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

　　在冀鲁边（渤海）回民支队展区，详细记录了这支回民支队创建发展和英勇杀敌的事迹。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成立回救会，同时成立回民抗日大队，初建时仅有18名干部战士，来自津南支队和沧县县大队。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回民抗日大队针对沧县、盐山、新海一带回民多、受回奸刘佩忱迫害大、抗日要求强烈的情况，分成若干小组到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全民抗战方针、回民抗日大队的性质任务，发动回汉青年参加抗日。1941年9月队伍壮大到四五百人，冀鲁边军区批准回民大队升级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刘震寰任支队长，王连芳任支队政委，支队设4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后来军区又调来红军干部刘济民、何仕兴等充实回支领导力量。在艰难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中，回支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样吃的是枣糠、黄菜盘子、树叶、草根，可打起仗来个个生龙活虎，令日伪军心惊胆战。他们在沧（县）盐（山）公路旁智取姚庄据点，俘伪军百余人，缴获机枪手枪步枪数十支（挺）。接着，奇袭辛庄据点，俘敌30余。1943年在韩村伏击“扫荡”的日伪军，毙敌数百人。1944年和1945年在花寨、齐家务、吴庄子、北自来屯战斗中捷报频传，战果辉煌，多次受到军区表彰。抗战中冀鲁边（渤海）回民支队作战百余次，歼敌2300余人，队伍由初建时的18人发展到2000人，成为冀鲁边（渤海）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抗战胜利后，回民支队接受中央军委命令，整编后开赴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前方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烽火燎原”展厅里，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一个个震撼心灵的影视镜头，一张张生动感人的面孔，再现了当年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故事。1944年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参军抗战热潮，“好父母教儿拿起枪，好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口号，极大调动了青壮年参军抗战的积极性。

　　宁死不屈的女英雄崔兰仙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到访者。崔兰仙1915年出生于盐山县，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泊镇九师，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崔兰仙从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她在日记中写道：“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崔兰仙加入了共产党。在她的影响下，二弟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大哥也为救国军送情报筹粮款，嫂子和弟妹也都参加了抗日活动，并先后入党。从此，她家成了抗日堡垒户。1938年崔兰仙担任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她筹办了边区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解放》月刊，指导妇女开展抗日斗争。她先后指导组建了盐山、庆云、乐陵、沧县、南皮、宁津等县的妇救会。在她工作过的地方，村村建立了妇救会。经崔兰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20多人。边区妇女送夫送子参军、救护伤员、生产支前、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有力地配合了边区的抗日斗争。1942年6月9日，日军开始对冀鲁边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残酷的大“扫荡”。12日拂晓，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搏带领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从盐场吴村转移，行至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一带时遭敌袭击。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由于敌众我寡，她身负重伤，子弹也打光了。敌人叫喊着冲上来，要把她拉上马带走。她挣扎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当亡国奴！”敌人恼羞成怒，端起刺刀向她的腹部连刺数刀。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边区抗日女英雄崔兰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崔兰仙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她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人民将永远记住她的英名。

　　在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人民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高潮。1947年渤海区2.8万人参军，其中吴桥县一个月参军4570人，靖远（盐山）县5000多人。1948年又有1.67万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穿上军装参加全国解放战争。

一片可歌可泣的英雄丰碑

　　走出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我拜谒了冀鲁边革命烈士碑林。碑林共安葬革命烈士1003名，列入碑林的革命先烈只占十分之一，由于当时环境残酷，多数革命先烈牺牲后连遗体都未能找到。为了永远铭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烈士碑林前建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烈士墙。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高9.30米，代表着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碑前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两侧建有烈士墙，墙长24米，代表着冀鲁边区范围涉及河北、山东共24个县；高3.7米，代表着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形成于1937年。墙面刻有冀鲁边区24个县市区的30215名烈士名单，让烈士英名永世长存!

　　拜谒烈士碑林，我的目光停在了牺牲在冀鲁边这块土地上的烈士纪念碑上。这是在东光四柳林突围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也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领导干部最多、职务相对最高的战斗。

　　四柳林(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现属东光县大单镇，抗日战争时期曾属鬲津县三区。位于东光正东，南皮正南，宁津正北，相距东(光)南(皮)宁(津)均为50华里，是冀鲁边区一地委、一专署机关活动的根据地。1942年震惊冀鲁边区的“六﹒一九”突围战就发生在这里。

　　5月26日，冈村宁次乘飞机到达德州，策划对冀鲁边区的大规模“扫荡”。6月9日，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2万多兵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配以大批伪军，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残酷大“扫荡”。

　　为坚持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干部战士于18日下午转移到四柳林一带，机关就驻在大单村。

　　19日拂晓，据侦察员报，日军大部队已逼近四柳林，北面敌人已到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专署、地委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有些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突围不成，地委、专署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一专署专员石景芳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敌人两面夹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响个不停。专署机关见崔达家方向没有动静，就从王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狡猾的日军在这里设下了埋伏，日军隐蔽在沟里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身亡，一地委书记杜子孚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敌人打不着的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石景芳等带领剩余的人被压缩在赵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敌人端着机枪嚎叫着冲上来，他们在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人壮烈牺牲。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营盘时，邸玉栋胳膊负伤，这时前后受敌，形势紧迫。邸玉栋喊了声：“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拼啊！”率领同志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最后都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300余人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八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巡视团六七人和冀中二十三团一营一部。敌人亦伤亡二三百人。敌人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部分群众赶到现场，含泪辨认、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还派人把战斗经过向上级党委进行了汇报。

　　在烈士碑林，还有一位牺牲在沧州盐山的冀南六专署专员兼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杨靖远。杨靖远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杨靖远担任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后调到河北省委工作。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等5人赴冀鲁边区开展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4月底，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巧取庆云城，随即建立了庆云县政府。5月上旬支队又攻克乐陵，建立乐陵县政府。连战连捷，“三十一支队”声威大震。1938年9月，萧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命杨靖远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正当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日趋高涨之时，盘踞在盐山北部第四区的地主孙仲文却与周边土顽势力结合，组建起近千人的民团武装。杨靖远单枪匹马，先后两次深入虎穴，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又指出破坏抗战、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孙仲文冥顽不化，加入国民党所谓的“冀鲁联防”，肆意烧杀抢掠，劫留八路军粮款，甚至把机枪架在盐山五区区委门口进行要挟。12月的一天，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批准，杨靖远率500余人讨伐孙仲文。战斗中，杨靖远率部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腰部，他踉跄扑倒在地。敌人嚎叫着从寨门冲出，将杨靖远和因冲上去救援而负伤的警卫员杨炳章俘去。得意忘形的孙仲文来到杨靖远面前，假惺惺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怒目圆睁：“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站在孙仲文旁边的国民党参谋连开三枪，杨靖远和杨炳章壮烈牺牲。杨靖远生前胡须浓重，人们送他绰号“杨胡子”。他曾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刮掉胡子。杨靖远牺牲后，八路军将士义愤填膺，高喊着为司令员报仇的口号，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等地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孙仲文千余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了隆重的杨靖远追悼大会。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为杨靖远题词：“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1940年，为纪念杨靖远烈士，经上级批准，将盐山南部、乐陵北部划出，建立靖远县。

　　在烈士碑林，还有冀鲁边抗日元勋马振华、早期领导人于文彬、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王俊峰、新海县工委书记赵瑾生、壮志未酬的抗日县长刘宝田，三赴刑场、从容就义的东光五区战委会主任傅振武、南皮地方武装创建者连振明、新海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姜思民、冀鲁边回民支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张凤亭、南皮县三区区长王平、抗日先锋路牟班，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锄奸科长陈云彪、侦查股长崔光华、作战参谋董兴根，渤海回支的老红军何仕兴、誓死掩护群众的杨洪恩、靖远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张炳臣、舍家为国的革命者陈华亭，宁为烈士死、不为无赖生的李光前、吴桥抗日先驱王哲、冀鲁边《烽火报》社社长傅国光、永不叛党的女战士张秀玲、盐山县大队副政委于立平、勇挑重担的革命者南皮县县长王家骥、东光县抗日团体的创始人张玉梅、屡建战功的南皮县大队副大队长牟致祥、舍生忘死的东光县大队副大队长张建甫、智勇双全的敌工科长王仲兴、用生命谱写青春之歌的吕器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碑林的每一块墓碑，烈士墙上的每一个英名，都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座巍峨的丰碑！是一部英雄的史诗。

一座励志后人的殿堂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的建成，使冀鲁边区革命老区的辉煌历史得到更翔实的展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得到更生动的展示，冀鲁边区文化遗产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只有铭记历史、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才能勇于担当，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近年来，纪念馆注重整合资源，以馆藏大量历史文物实物、文字图片、影视资料、图版雕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运用声光电高科技手段，增强了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纪念园建成后，与本区域内以及原冀鲁边广大地区的党政机关、驻军部队、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建立共建共育关系，利用清明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全民国防教育日等时机，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每年联合多家媒体发起清明节“向烈士献花”、为“烈士寻亲”系列活动活动，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群众数万人次，成为乐陵市以及包括沧州临近的盐山、南皮、东光、黄骅等周边县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摇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今天，中华大地上的战火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是未竟使命。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作者系沧州军分区军志办公室主任、沧县武装部原政委）

【忆昔话往】

　　东光县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的村——后马

王云熙

　　1982年6月，东光县找王镇后马村在全县第一个实行“大包干”，成为全县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先进典型。

　　当时我在找王镇(当时为找王乡，1984年改为镇)任农经员，具体负责农村政策落实工作。那时，找王镇是县委书记贾耀新带领工作组亲自抓的农村改革试点，工作组成员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增岩，农村部副部长陶书起，农业局副局长卢龙章、程自修等。之前，工作组在小曹、大曹等村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联系产量承包到组、到户，克服了“大锅饭”，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增长。但是，承包实践中也暴露出承包时间短、调整频繁、投入不足等缺点。贾耀新书记决定再抓个“大包干”的试点，在东光推广安徽小岗村的经验。

　　那个年代，许多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干部对“大包干”不理解，认为“大包干”就是搞“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变天”。甚至有人公开发牢骚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相当部分干部抵制“大包干”。党委书记张东飞在全乡大会上动员各村推行“大包干”，没人表态，各村按兵不动，都持观望态度。

　　会后，后马村支部书记张治明找到我，说他觉得“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分田到了户，不用村干部；政府省心，农民实惠，好处多，他村愿意带头试着搞一搞。考虑到承包中一些细节问题难以处理，怕弄不好适得其反，搞乱了套，要求我帮助他们。

　　后马村，我了解，村小村穷，班子弱。几个月前刚调整领导班子，张治明是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年轻，有能力，责任心、事业心都很强。上任之初就办了几件大事，受到群众赞扬。一是那年春旱无雨，不造墒播不上种。村边河渠有水，但没提水工具，眼看着有水浇不上地。村里集体穷得叮当响，除了债务啥也没有。张治明设法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台六吋水泵，以义务工形式动员村民挖水渠2000米，修路2000米，不仅解决了浇地难，全村适时播上种，还搞了农田基本建设。二是他针对村里学校教室倒塌，孩子没地方上学，自己拿出家中积蓄，以榜样的力量号召村民集资，每人3元，修建了五间教室，解决了孩子入学难问题。现在他又甘愿当东光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试“大包干”。这种积极性必须支持和鼓励，因此我当即表示尽全力帮他做这件事。

　　我把后马村的想法及时向党委书记张东飞同志作了汇报，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早早来到后马村。村干部都在等着，坐下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可能是张治明提前做了一些工作的缘故，村干部中多数持怀疑态度，反对的人并不多。思想统一后，我们就开始研究“大包干”的具体方案，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形成了方案，紧接着我们召开村民大会征求意见。

　　后马村324口人，621亩土地，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所辖人口数量相差悬殊，人均土地不均衡，收入差别也很大(一队每个工值1元，二队工值0.48元)。包干到户，少用干部。村小人少，包干后集体事务少了，没必要保留两层管理机构，党支部决定撤销生产队。把全村土地集中到村，统一按人口分配土地。同时考虑上年联产承包地块零碎的弊端，不一定再户户有份，而是把全村土地按照土质、水源、远近、肥沃贫瘠程度等划分为三类，每户好中差三块地，特殊情况不超过五块，以便于农民耕作。又吸取上年联产承包农民不投入等短期行为的教训，大幅度延长承包年限，鼓励农民对土地长期投资。当然对承包中一些细节问题，如刚嫁出的姑娘、新娶进门的媳妇和外地人口、“五保户”待遇，以及坟场、水井、树木占地、村边鸡狗地等问题，都考虑周全，做出了相应规定。

　　包干方案经村民全体大会通过后，我们决定趁热打铁，落实承包方案。张治明对我说，你还得帮忙打算盘，我们对多边形、三角形也不会计算。我说，行。于是，大家马不停蹄立即行动起来，村领导班子全体参加，群众现场监督，所有参加承包户抓阄排号，然后按号分地。我打算盘，会计记账，村民代表丈量，一家一户落实。一共用了多半天的时间，所有土地全部落实承包到户。

　　从地里回来，张治明爱人早做好饭菜等着。她特意烙的大饼，给我买来猪头肉，说，你辛苦啦，多吃点儿。我又渴又饿，饥不可耐地抓起大饼就往嘴里塞，刚吃一口，进来两个村民(父子俩)。他俩对刚嫁出的姑娘不承包土地这一条有意见，气势汹汹找支书交涉，要求刚出嫁的姑娘同样分得土地。他说，村民讨论时没好意思提反对意见，后来越想越不合适。支书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反复要求包地。我不能吃饭了，接过话茬给他俩解释农村政策和村里的实际情况。费好大劲儿才把他俩说通。把二人送走，再想吃饭时天已经快黑了。

　　后马村“大包干”工作结束后，我向县委工作组做了全面汇报。县委农村工作部马上向沧州地委政策研究室写了专题报告，研究室的领导觉得这一做法很好，副主任李靖远、张荣弟专门把我叫到沧州，听取了我的具体情况汇报，当场肯定了后马村的做法，指示我把后马村“大包干”经验写成材料，以地委政策研究室名义报省委政策研究室。材料报上去，省委政策研究室很快在《工作简报》上进行了转发。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得到上级肯定，东光县大力推广后马村“大包干”经验，全县很快全面落实了“大包干”责任制。

(作者系东光县工商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