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见证红军食之难的半截皮带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展示的一条被截去一段的老式牛皮皮带，非常引人注目，因为皮带的背面烙有“长征记”3个字。这条皮带的主人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战士周国才。这条皮带，真实见证了那段艰辛的岁月。

　　野菜、草根毕竟不顶饥饿，实在饿得不行时，有的红军战士便想到了吃牛皮——将做草鞋底用的牛皮或者身上的皮带切成细条烹食充饥。红军吃牛皮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煮着吃。先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然后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二是烤着吃。红军战士回忆说“烤到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费了。”三是先煮再烤。先把牛皮剪碎，放在开水里煮，然后，再埋在火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烧熟。烤熟扒出来，你一口我一口谦让着咬。红军将士曾回忆说，这是草地上最抗饥的东西。四是先烤再煮。“先用火烤热，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锅里煮，等煮软了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一起。大锅里才飘着几根牛皮丝，看得见，捞不着……”他们还据此创作了一首《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

　　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很多红军将士直到老年，仍然还会唱这首“美味佳肴”歌。

　　周国才当时只有14岁，他所在的班原有14名战士，可到达草地时就只剩下7个人了。进入草地不久，他们班的干粮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吃草根、啃树皮。到后来连野菜也找不着了，只好开始吃枪带和鞋上的皮子。可这些东西也没多久就被吃光了，于是大家解下自己的皮带煮着吃。6位战友的皮带吃完后，大家对周国才说：“该吃你的了。”战友们都知道，周国才的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周国才实在舍不得吃掉自己的心爱之物，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战友的生命，他只得将自己的皮带贡献了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细细地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国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皮带第一个眼儿前面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着做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去见毛主席。”就这样，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

【本刊专稿】

回民支队纪事

马进坡

　　七七事变的这年秋天，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雨，子牙河的河水四处泛滥，整个冀中平原变成一片汪洋。人们本来就够心焦的，又听说日本鬼子快打来了，个个愁眉苦脸，心里拧个大疙瘩。

　　我家更是祸不单行。二哥马本斋到献县城里看亲友，好久没有音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能担保不出差错?妈妈一向刚强，再难过也不露声色，可这回却常常背着人叹气。大哥也慌了神，站不稳，坐不安，跑东跑西地打听消息。

　　一天，妈妈忽然喜笑颜开地对我说：“老三，你二哥有信来，他还在献县城里。他说，想回家有人不放，让你去帮个忙。”二哥有了下落，自然全家高兴，可心里也嘀咕：谁不放他回家呢?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挑拨，回汉之间有些隔阂，莫不是和汉人闹纠纷出了什么事?

　　我跑到城里，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二哥。他比以前瘦多了，胡子老长，满面愁容，使我一阵心酸。我刚叫了声“二哥!”他用手指指窗外，我一看外边站着两个挎枪的彪形大汉，歪戴帽子，挽着袖口，一副凶煞样子。二哥小声说：“土匪头子周朝贵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搞什么‘抗日军’，其实是明抢暗夺，糟蹋百姓，还想拉我入伙。我不肯，就不放回家。”他说到这里很生气，额上的青筋凸暴起来：“真是抗日，我情愿肝脑涂地；要干不仁不义的勾当，别来找我!你回家写封信来，就说母亲病重，我自有办法。”

　　我回家照办。二哥拿信去见周朝贵，说要回家探亲。周朝贵知道二哥对娘孝顺，没敢执拗，但要二哥“速去速回”。

　　那时，我们那里乱得一团糟，真是“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扛起一杆旗就是什么“军”；名目虽多，而无一不是挂着“抗日”招牌，极尽敲诈勒索、奸淫掠夺之能事。一到夜里，四处枪声不断，弄得鸡犬不宁。一天，我们东辛庄的乡亲来找我二哥说：“本斋啊，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你当过团长，带个头保保咱们村子吧!”

　　二哥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团长。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蒋介石却倒行逆施，偏去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简直是丧心病狂!于是，他离开军队，回家务农。眼下乡亲们一说，二哥没有推辞，就搞了几条枪，组织十几个人，成立了个联庄会。

　　在咱那个小地方，一个团长非同小可，方圆百十里，人人知晓。别看我们联庄会人不多，可那些“司令”们却没人敢惹，反而为了拉二哥下水，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登门拜访。二哥可不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不管“主任”也好，“司令”也罢，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他总是一声不吭，临走连送也不送。我有些不解地问：“这么多人，难道连一个真心抗日的也没有?”他摇摇头，叹口气，说：“指望这些人抗日，中国就完啦!真正抗日的不在咱们这里，你记得从咱庄逃跑的那个教员吗?”我当然记得，那个教员年纪不大，懂事不少，尽说老百姓的心里话，跟二哥也有交往，人家都说他是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要抓他，二哥偷偷帮助他逃走了。二哥见我一时没言语，又说：“那时，他讲了许多话，咱半信半疑，看现在这个局势，想起他的话，真是一百个对!”说到这里，二哥激动而又感慨地说：“他们来咱们这里就好啦!”

　　旧历年底，河间城方向枪炮整天地响。人们纷纷传说：“游击军在打河间城，往后该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有人说：“这年月难说，谁知游击军是啥馅的?说不定也和土匪队伍一样。”也有的说：“操那份心干啥，谁胜都一样。反正快过年了，他们放枪放炮，倒省得咱们买鞭炮放了!”

　　过了两天，枪炮声停了。从河间城来的人说：“游击军是八路军派来打鬼子的，司令是孟庆山，劝说高顺城抗日，高顺城不听，开了火。后来又从南边开来一股抗日军，领导人是吕正操，帮助游击军把高顺城赶跑，开进了河间城。”二哥听了之后，就告诉我说：“是八路军就好了，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的。你快进城去看看是真是假!”

　　我进城一看，果然满街都是身穿灰军装、袖子上戴着“八路”臂章的队伍。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在大街上往来又规矩又文明。我第一次看见这样好的队伍，无怪二哥说：“他们来咱们这里就好了”。正走着，只见一所学校门旁，挂着“回民教导队”的木牌子，字迹新鲜，想是刚挂出来不久。一些戴白帽的回民，挎着枪出出进进。奇怪，过去哪个朝代把咱“穷回回”当人看，难道八路军刚来两天就给咱成立一个教导队?不是眼花了吧，擦擦眼睛再看，没错，还是那五个大字。

　　“进坡!”我家的两个亲戚喊我。他们都挎着枪，兴致蛮高，一走近就说：“看什么?想参加吗?来吧，这里是咱回民的正路。”接着又讲了很多团结抗日的道理，还说这是刘主任告诉他们的。我问刘主任是谁，他们说：“有要紧事，晚上再谈!”

　　哪能等到晚上，我赶忙跑回村向二哥报告消息。村里清真寺的门大开着，乡亲们都从门里面拥出来，一边走一边还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我心里想：今天又不是“主麻”，怎么这么多人?因为有事，没顾细想，拐弯抹角，就往家跑。刚到门口，正巧二哥送一位八路军出门，他俩并肩而行，有说有笑。看那个八路军的装束和城里的士兵一样，只是背后多个草帽，腰间带着一支小手枪。外表挺普通，可我觉得不简单，要不二哥不会亲自送出门，前些日子来过多少“大人物”，二哥从来都不曾这样高看过。

　　二哥送走客人回屋，我正想说城里的情形，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必啦，刘主任都说了。”我忙问：“那人是刘主任?”二哥点点头道：“对，他就是河间回民教导队的刘文正主任。孟庆山司令让他来组织咱们回民抗日。他刚才在清真寺讲演你没听到，真可惜。共产党懂得咱们回民的心哪!句句话都说到人心上，把乡亲们都说哭了。”停了一会儿，他让我把联庄会员们都找来。我问：“干什么?”他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会员们到齐，原来二哥和他们商量出去抗日的事，并说他要领头。大家听过刘主任的讲演，都打定了主意，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别庄的小伙子听说，也跑来找我们，一计算，足有五六十人，只是枪支不多，七拼八凑，还不到10支。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担心她老人家难过，“儿行千里母担忧”嘛，何况我们出去动刀动枪呢!不料，她很平静，并且鼓励我们说：“走的是正道，妈不拦你们。俗语说：‘国破家亡’，鬼子要是占了中国，你们也就没有家、没有妈妈了。去吧，好好打鬼子!”说完，她还亲手做了我们最喜欢吃的饭菜，犒劳我们一顿。

　　第二天，我们一列队，有枪的扛枪，没枪的腰挎大刀，刀把上系着红绸子，随风飘飘荡荡，倒也威风。队伍开到河间城东门，那里老早就站满了人，喊口号，敲锣打鼓欢迎我们，里面有很多汉族兄弟。我们非常感动，心随着鼓点“咚咚”地跳个不停。

　　我们进城之后，并入了回民教导队，二哥被任命为队长。上级很关心我们，发给我们崭新的军衣，每天每人支给7分钱的菜金；别的部队的菜金只有5分钱。按说差两分钱倒是小事，但是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说明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是多么深切!大家都说，跟共产党走对了。二哥也感动地说：“过去，我在旧军队里当团长，不敢说自己是回民，要不连个班长也当不上。现在，正因为我是回民，才叫我当这个队长。共产党信任咱们。咱们也要对得起共产党，和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鬼子!”

　　我们教导队一边训练，一边分头到定县、安国、藁城、青县、交河县等地搜集枪支，扩大队伍。不久，就有了300多人。几个月后，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安平“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我们在河间合编成立“回民教导总队”；年底，雄县、霸县一带的“回民大队”又跟我们合在一起，编了3个大队，共1000多人。1939年7月，由晋察冀军区正式命名为“回民支队”。二哥任司令员。

　　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回民支队一直在子牙河东岸发动群众，配合一二〇师打击侵略军。今天攻这儿，明天打那儿，神出鬼没，使日本鬼子蒙头转向，饱尝苦头。日本鬼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1939年春天，像疯狗似的从河间、沙河桥钻出来，到处乱咬。于是，成立不久、武器装备不好的回民支队，转移到河西邢邑一带，进入了艰苦战斗的年月。那些日子，不是打仗就是跑路，一天一个地方，吃不好，睡不安，生活挺苦。本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政府禁止宰牛，可是上级还特别允许我们宰牛，改善伙食。但到哪里去找阿訇呢?不经阿訇宰的牛羊回民不吃，有时就是找到一个，没等宰完牛，部队又转移了。日久天长，战士们都有点瘦了。个别人吃不得苦，偷偷地往家里跑。支队里的军事干部，连我二哥在内，多少都带点旧军队的影响，跑了人就简单地采取“抓”的办法；虽经政治工作人员一再制止，可一时还扭不过这个弯来。有人说我们军事干部有军阀残余，当时我听了心里还有些不服。就说二哥吧，他对战士们真是实心实意，可是谁要犯了错误，他也照样关，为啥说咱“残余”呢?左思右想，有些烦闷。有次见了二哥，本想向他倒倒肚子里的委屈，可是话刚一开头，他就先问我：

　　“又抓人了?”

　　“抓了!”

　　“绑了没有？”

　　“绑了。”

　　“亏你说得出口!”他额上的青筋凸起，说明他真生气了，“对战士们要耐心说服，要有阶级感情!”

　　我心想：怪事!你在节骨眼上连我都骂，再说你也抓过人，发火的时候还用马鞭子抽哩，现在怎么讲起阶级感情了呢?正想着，一抬头，正好看到了墙上挂的马鞭子。

　　“看什么?马鞭是不是?”他说，“还在，可就是不打人了。你呀，得好好向郭政委学习，来点群众观点。没有群众，别说打日本，你连米汤也喝不上！”

　　“群众观点”，又是新词!二哥变了。本想诉诉委屈，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我转身走出来。

　　门外站着个值班参谋，朝我伸伸舌头，眨了眨眼，贴我耳朵说：“挨训了吧，他可不是从前的马司令了!”我说：“是啊，变了，变得真快!可他是怎么变的呢?”“怎么变的?你认识郭政委吧?就是郭陆顺同志!”

　　回民支队谁不认识他!前不久他来的时候，在树林里给全体人员讲过话。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穿双草鞋，又稳当又朴素，说话湖南口音，脸上带笑，谁都觉得他挺亲热。就是二哥的变，不知道跟他有啥瓜葛?

　　参谋见我纳闷，就继续说道：“自从八路军一二〇师来到咱这里，马司令员就相中人家那股上下一致、生龙活虎的劲头了，总想咱回民支队也跟八路军一样才好。他每次到军区开会，都缠着程子华政委要老红军干部来给咱们当政治委员。好说歹说，算是请了个郭政委。嘿，别看郭政委人瘦小，可是个好样的……”接着，他告诉我说，郭政委虽然是汉民，却能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体贴战士。行军的时候，他的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枪，他自己病了也不骑马。宿营后，他按班检查，给战士挑脚上的泡，还念着快板：“游击战，真正好，敌进我们退，敌驻我们扰，敌疲我们打，想跑也跑不了。游击战，真正好，就是不能怕跑道，腿疼痛，脚打泡，咱们有法来治疗，热水洗完用针挑，睡上一觉保管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天的疲劳全忘了。对待战士态度不好的干部，看到郭政委这样，心里发酸，晚上睡不着觉，后来就学郭政委，抢着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战士在干部的关怀下，也克服困难，很少掉队。他还说，政委要请位阿訇来民运股工作，兼宰牛羊，同志们不愁吃不上肉啦!

　　“快说说我二哥的事吧!”见他半天说不到正题，我插嘴道。

　　“你听着。有个战士家里生活困难，开小差回家了。司令员又动了肝火：‘孬种，怕困难就别出来打鬼子，真给咱回民丢脸，把他给我捆起来！’警卫排只好执行命令，拿绳子要去抓人，刚巧路上碰到郭政委。郭政委知道这件事后，嘱咐排长，找到那个同志不要捆，也不要打骂，要耐心说服；他家如果有什么困难，请政府帮助解决。警卫排照办了。那个战士回来，一见到司令员，便沉痛地检讨：‘司令员，我对不起你，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连句重话都不说，还派人给俺家解决困难。往后啊，你用鞭子赶我也不回去了。’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马司令员。以后，司令员处处学郭政委，晚上他俩一谈就是大半夜，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说到这里，参谋又贴着我的耳朵说：“咱们司令员入党了，你知道吗?”

　　他一本正经，不像假话。怪不得二哥教我要有“阶级感情”、“群众观点”哩!说实在的，这下子给我的刺激不小。我想：到底是当哥哥的，跑到我的前头去了。我抬头朝屋子里看看，二哥正隔窗向我笑着。我心里说：别笑，兄弟也能克服缺点，赶上你!

　　回到队上，觉得部队天天在变，时时在变，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军爱民，民拥军，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拧成了一股劲儿。军事行动，也机智灵活，在青(县)、沧(县)、交(河)三角地带，打了很多漂亮的仗。

　　记不清是1940年哪个月了，只记得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天夜晚，风清气爽，部队悄悄摸过敌人封锁的沧石路，插入深县南部地区。这个地方，是我们冀中和冀南的联结枢纽，敌我力争之地。我们一到，敌人就展开了大“扫荡”。他们“扫”，我们反，一战王家井，再战南花盆，给敌人当头两棒，然后迅速转移。盘踞在深县、护驾池、魏家桥、束鹿的敌人，这时也倾巢出犯，企图找我决战，可是东转西转，不见八路军的去向了。

　　这时，司令部决定在衡水至安家村的公路上打伏击。说来也很巧，敌人正强迫老百姓在这一带公路两旁挖护路沟。司令员将计就计，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把沟挖了一丈多深。敌人不知是计，看了非常高兴，翘起大拇指，连说：“良民的顶好!”

　　这天黎明，我们埋伏在康庄附近，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安家村。安家村敌人向衡水打电话求援。衡水的敌人正愁找不到八路军，接到电话，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大队人马牵着一串伪军，带着一门加农炮，渡过滏阳河向北扑来。别看敌人来势凶猛，但是他们早被我们吓破了胆，没走进我们的伏击圈，便停了下来，大炮、机枪不住点儿地向公路两旁瞎打；光那门炮就不紧不慢地打了百多发，他们还不敢前进。

　　慢慢的，烈日当头。没有一块云，也没有一丝风，阳光透过伪装，晒得我们满身大汗，又急又闷。可是谁也没有动，静静地等着。敌人折腾了大半天，见没有什么动静，才掉转炮口，扛起机枪，集合队伍沿公路前进。我们亲眼看着领头的敌人进了伏击圈，接着，敌人的大队又进了伏击圈，后卫也进了伏击圈。这时，司令员亲自守着几挺机枪，喊了声：“打!”我们手指一动，子弹一阵暴雨似的飞过去；胳膊一抬，手榴弹在敌人堆里开了花。敌人马上乱成一团。后来发现了护路沟，像找到救命星似的，也没看沟有多深，闭着眼睛就往里跳。这倒好，一进沟脑袋离沟沿还有好几尺，拿枪只能向天上打，想跑又爬不出来。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近护路沟，不住地往沟里甩手榴弹。只听沟里“吱哇”乱叫，很快就把大部敌人炸死了。有几个伪军在沟底下拼命喊：“我们投降!不信打死几个鬼子给你们看!”我们刚喊要捉活的，他们已经向剩下的鬼子开了枪。这样一来不要紧，结果使我们只捉到了5个伪军，一个活的日本兵也没捞到。

　　没有多大工夫，我们便拖着加农炮——第一次缴获这么大的炮，戴上钢盔，扛上缴获的枪支、弹药又转移了。

　　就这样，在上级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我们回民支队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使沧石路的敌人昼夜不得安生。深县南部人民受到极大鼓舞，青年纷纷参军，支队一下子扩大到2300多人。同年秋季，我们回师青、沧、交三角地带，又打了许多伤亡少、缴获大的便宜仗，弄得敌人大伤脑筋!我们的战士们可乐了，都说马司令员的游击战越打越巧；甚至还有人煞有介事地传说：马司令员做了一个梦，梦到白发仙翁教给他不少打鬼子的秘诀。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二哥在郭政委的帮助下，学习了不少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倒是真的。

　　武斗不行，鬼子就来“文”的，搞逼降、劝降，企图消灭回民支队。一天，我们正在子牙河岸布置防务，通信员忽来报告说，司令员叫我到指挥部去一趟，有要紧事商量。我连忙赶去。

　　走进指挥部，见大哥也在，坐在椅子上低头抹泪；二哥靠桌子站着，牙齿咬着嘴唇，像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空气沉闷。心里慌乱，我站在中间傻愣着。许久，二哥才开口：“老三，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要坚强点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莫名其妙地点点头。他说：“前两天，敌人闯进了咱们东辛庄，火烧了咱们家的房子和清真寺，还说这全是因为我马本斋抗日!”他额上青筋凸起，声音提高，“这还不够，临走时把咱母亲抓去了。”这句话一出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哥也泣不成声。像有人在我头上打了—棒，只觉得天旋地转，几乎栽倒。二哥抢上一步扶着我：“冷静点，老三。母亲是有骨气的……”他原原本本地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敌人把母亲押到河间，威胁她给我们写信，劝说我们“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母亲很刚强，淡淡地说：“儿大不由娘啊!”

　　“马本斋是孝子，一定听你的话。共产党消灭宗教，还有你们回民的好处?”

　　“闭上你的狗嘴，我耳不聋，眼不瞎，东辛庄的清真寺是你们烧的，多少回民也是你们杀害的，想让我们当亡国奴，休想!让本斋投降，万万不能！”

　　“八格呀鲁!你不写信，皇军也能把他们统统消灭!”

　　“那你们还逼着我写信?有本事去打回民支队去，告诉你们，中华民族你们是消灭不了的!”

　　二哥接着说道：“母亲已经绝食了，她给咱们捎口信来说，是孝子就听娘的话，为国家、为民族，狠狠地打鬼子，多多消灭敌人给娘报仇，给千千万万的同胞报仇。老三，只有一条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跟敌人拼到底!你回部队去吧，家里事有大哥，你别操心。”

　　我茫然地走出来，头昏脑涨，不知怎样回到了部队。

　　没几天，传来了母亲牺牲的消息。战士们非常悲愤，纷纷要求“为马母报仇”！二哥用从来没有过的激昂声调，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为我母亲报仇，我感谢大家。可是，被敌人残害的母亲何止千万，又有多少母亲要我们去保护! 同志们，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母亲，我们要狠狠地打击敌人，直到革命胜利!”

　　敌人阴谋失败，又想出个“车子马快速战术”来对付我们。

　　这个“战术”听起来挺唬人，其实不过是让敌人骑上自行车，采取急袭的手段，想趁我不备捡点便宜。我们开头没有经验，有人吃了点小亏，有的战士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些顾虑。有次到杜林附近执行任务，部队情绪很高，认为为马母报仇的时机到了，但也有些人总觉得两条腿斗不过“车子马”。于是二哥就把队伍召集在一起开会。他嗓门挺高，说：“怕车子马吗?没啥可怕的。第一，骑自行车不能打枪；第二，路不好他得推着车子走，还不如咱们干净利索。不信试试看!”他拉过一辆自行车，叫一个战士骑上。正巧前边坑洼不平，自行车颠颠簸簸，歪歪扭扭，险些跌了下来，样子相当狼狈，根本不能射击。看着看着，战士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二哥说：“看，这就是敌人的车子马!”又是一阵大笑。他回头看看郭政委，郭政委朝他点头。他又说：“咱们把路破坏了，埋伏在两旁，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同志们! 大家都有信心吗?”

　　“有!”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像雷鸣一般。

　　部队赶到了韩村一带的张白村。我们侦察到敌人会来偷袭，就连夜破坏道路，挖工事。天刚蒙蒙亮时，我们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都准备停当了，部队按指定地点埋伏在公路两旁。果然，太阳刚刚出山，只见从公路那头上来一队敌兵，个个骑着自行车，阳光照射，银光闪闪。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又加上公路平坦，他们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转眼就来到了我们预先设好的伏击圈内。因为车子蹬得特快，所以等发现前边有沟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领头的几个家伙先跌进沟里了，后边赶来的也一串俩、俩串仨地倒了一大片。这时，我军一声令下，战士们先打了一阵排子枪，就随手榴弹的“轰轰”声跳出工事，大喊“抓活的”，扑上前去。敌人顿时乱了手脚：顾车?不能打抢；把车丢掉?又怕跑不回去。没等他们算好这笔细账，战士们一阵冲杀，把他们都撂倒在路上，只有最后头的几个转过车头往回返，算是逃跑了!

　　敌人的“车子马快速战术”，就这样破产了。回民支队活跃在晋察冀和冀鲁豫边区，配合兄弟部队不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正像吕正操司令员在一次庆祝胜利大会上所说：“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郭陆顺同志是个模范政治委员，马本斋同志是我党的优秀的指挥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位人民的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中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郭陆顺和马本斋永垂不朽!冀中人民、全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作者系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弟弟，曾任河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

【忆昔话往】

创建北白塔惨案纪念地始末

李忠智

　　日前田大哲托人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北白塔村志》。

　　这是一个普通村庄的志书，内容却十分丰富，里边记载着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一起惨案——北白塔惨案，也记载着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创建北白塔惨案纪念地的过程。

　　1940年，八路军在附近抗击日军，引起日军的恐慌和仇恨。在一个天还没亮的长夜，日伪军突然进村庄大肆杀戮，26位村民被杀，村房焚烧殆尽，牲畜掳掠一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在沧县境内制造的杀人惨案就有几十起，北白塔惨案属于诸多惨案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沧县县委组织部工作，部长赵亚平策划在全县农村树立10个红旗党支部，北白塔村党支部是红旗党支部之一。我参与其事，多次去北白塔和时任支部书记的田绍维晤面交谈。期间，我对当年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北白塔惨案”有了更深的了解，写过一篇通讯《在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在沧县电台播放。

　　199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北白塔村党支部、村委会计划在惨案发生地建纪念设施。早在1964年，驻村“四清”工作队就主持刻制了一块由该村书法家刘钜潢先生书写的简略纪念文字的木牌。这次他们打算在惨案原址建个纪念亭，把那块木牌竖立在里边。

　　党支部书记田绍维找到该村书法家刘化一商量具体办法。正在沧州市开办汉宝堂书画店的刘化一提议找我商量这件事。我当时在民政局任副局长。我觉得此事意义非凡，应作为全县的大事来办，于是向局长汇报。局长于万生和刘化一是沧县中学的校友，他对此表示支持。于是我和刘化一、田绍维又找县武装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沟通，决定几家协力而为，共同承办这件事。由于宣传部和武装部的主要领导都是县委常委，这事被提交常委会研究，县委决定，就此机会在此建一处沧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事办大了，就得认真对待。我和刘化一、董乃先（县武装部政委）商定具体方案。决定立一通石刻“北白塔惨案纪念碑”，碑身高1940厘米，宽81.5厘米。碑阳（正面）碑文由董乃先书写，碑阴（背面）由我撰文，刘化一书写。因为惨案由原土地庙贮藏八路军军装引起，并且惨案就发生在土地庙附近，所以还要重建一座土地庙。重建土地庙有搞封建迷信之嫌，于是决定由我写一篇《重修题土地庙记》刻石镶嵌在庙的墙壁上。

　　方案既定，紧锣密鼓地实施。199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50周年到来之际，一切安排就绪，惨案纪念地初步建成。随后县委正式行文，正式确定此处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以沧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刻碑树立标志。1996年冬季的一天，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沧县北白塔惨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碑仪式”。北白塔全体村民和小学生参加了揭碑活动，县委副书记赵沧来等领导出席，大官厅乡党委书记刘宝森在仪式上讲话。

　　这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之后，来此祭奠者络绎不绝，来者有惨案遇难者的后人，有本村和附近的中小学生，有沧州市的文化人，也有远道赶来瞻仰的外地人。村领导班子在刘化一、田大哲等该村热心者的配合下又做了很多后续工作，先后立起“北白塔惨案始末纪事碑”“不死树纪事碑”，还建起“北白塔抗战事迹展览室”。沧县政府先后在这里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碑”“文保碑”，沧州市把此地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总之，这里已经成为一处初具规模的教育景点。

　　2010年北白塔惨案70周年之际，沧州市诗词学会来此举行诗会，我再次来到这里，目睹此处扩建的变化，倍感欣慰。当年我的努力起到了启动的作用。勿忘国耻，发愤图强，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会长久地发挥作用！

附录：

《北白塔惨案碑记》

　　北白塔惨案，盖日寇侵华罪孽之一也。有亲历其难而尚存者，于今提及，犹怀愤愤。

　　一九四零年，共产党八路军于此方开展游击战，曾于村北击毙三日军。敌窥见村西土地庙内藏有八路军军装，恨及村民，伺机报复。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夜，近千名日伪军包围村庄，强将未及走脱之村民驱于此处，刀枪相向，威逼恫吓。村民心存爱憎，怒对强敌，昂昂不屈。八旬老翁田存泰挺身瞋目，痛斥寇匪。倭贼疯狂滥杀，枪弹扫向人群，复用刺刀挑扎，顿时血流注地，哀声恸天。二十六位同胞殉难，三十余人伤残，牲畜粮食被劫一空，村房化为焦土。

　　嗟夫！国惟强，民始安；国即破，家何存？劫后村民，切感悲苦。家仇国恨塞于胸，化为火。蹈死不顾，毅然投身抗日洪流。

　　岁月倏忽，天地翻覆；旧貌无踪，新村富庶，唯渗于此地之殷血斑泪，化为民族怨愤，长存不泯。值此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由北白塔村委会首议，经县政府批准，于惨案旧址，勒石树碑。以祭悼惨死亡灵，警策子孙后代：毋忘国耻民辱，振我家邦祖国。

李忠智撰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作者系沧县民政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