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十九大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习近平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党史珍闻】
战争年代，他们这样过春节
春节，应该是喜庆祥和全家团圆的日子。在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将士们过年把胜仗当礼物，他们的年味里有光荣传统在积淀，有铁血军魂在凝聚，有信仰之歌在传唱……
土地革命时期 绝地反击凯歌声中度佳节
1929年1月，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向井冈山发起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撤离井冈山，以期出击赣南，粉碎“会剿”。
敌人很快就察觉到红军分兵作战的意图，赣军4个旅随即轮番追击，紧咬不舍。此后半个月里，红四军在经粤北南雄向赣南信丰、寻乌转移途中，不断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前后包抄和突然袭击。
2月9日，正值农历除夕，红四军主力进抵瑞金城北约60里的大柏地山区，而身后的“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部穷追不舍，孤军冒进，与红军相距仅有一天的路程。
大柏地附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十余里长的峡谷，四周山高林密，是个打伏击的理想场所。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三营指战员纷纷请战，击垮尾追敌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向朱、毛报告了这一建议，得到采纳。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山区的有利地形，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大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布成长形口袋阵，以一部分兵力引诱追兵进入伏击圈，予以围歼。
时任红二十八团三连连长的粟裕曾回忆：“这天正是农历除夕，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但一直等到下午，敌人也没有来。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红军继续设伏。天上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刮起了风，风停了又下雨。红军指战员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浑身冰凉，冷透筋骨，直打哆嗦，但他们依旧趴在凉气袭人的泥地和山石上，严阵以待。
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显得格外漫长。下午3时许，刘士毅旅2个团被红军诱进了口袋阵。东、西两侧伏兵立即向后迂回出击，紧紧扎住“袋口”，然后发起猛攻。尽管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连战不利，弹药匮乏，身心疲惫，但全体指战员抱定必胜之心，“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鏖战至次日正午，歼灭刘士毅旅2个团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8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余支，重机枪6挺。刘士毅残部溃败赣州。
大柏地之战，红四军绝地反击，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为新春佳节平添了不少欢乐，并一举扭转被动局面。亲历此战的陈毅称此役“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毛泽东重返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军民一家双拥热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公约》，确定从1月25日到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10天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一连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确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就这样，在军地双方的相互推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在陕甘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时值新春佳节，有的部队组织了新年军民同乐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热闹非凡，关系融洽。各地驻军领导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向当地政府和居民拜年，给抗属和群众发放贺年片和慰问品、写春联，邀请邻近党政机关人员及居民家长来部队驻地聚餐。在部队送给群众的贺年卡上，一面印着“恭贺新禧”四个字，一面印着“拥政爱民十大公约”；在送给抗属的贺年片上则写着：“你们的儿子、兄弟出门抗日，我们就像你们的子弟一样，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我们一定尽力帮助。”群众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请老百姓吃饭的事，这还是第一次哩!”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和群众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优抗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临南泥湾慰问官兵。许多政府机关给部队赠送锦旗、慰问品，开展慰问演出；给抗日军人家属、烈属送年礼，贴春联，请吃饭；许多老百姓也带着子女，穿着新衣服，到部队拜年，并给部队赠送锦幛；有的商人还举行义卖。《毛泽东年谱》中是这样记载的：“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
解放战争时期 不扰市民北平城外学礼节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当天，国民党军开始陆续撤离北平城，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解放军原本计划于29日进入北平接防，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初一，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由第四十一军担任警备北平的任务，进城与傅军交接防务。
警备北平的任务非同一般。政委莫文骅从政治工作的角度，阐述了这次进城的重要意义：“我们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们政策纪律之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影响。”“我全军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其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破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
之后，第四十一军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各师团层层动员，教育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二一师采取“政策点名”的形式，把全师官兵集合在操场上，念一个名字，提问一条政策纪律，要求对答如流。战士们把警备城市的政策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一二三师则采取“评入城资格”的做法，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驾驶员，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不能入城执行任务。
莫文骅回忆：就在我们准备进城的时候，总部来电，称傅作义的部队撤离时，为了给市民留下好印象，尽量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我接到电话后，即对参谋长李福泽等人说，“好哇，他们预先给我们敲了警钟，立即通报各师，要求部队以更加严明的政策、纪律，让北平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
一二一师买来白布，扯成崭新的背包带和绑腿，分发给每名战士。战士们想出一种新的打背包方法，用竹棍绑成一个五星架，把背包往上一搁，既方便又美观。一二二师也是一派繁忙景象，烙高粱面饼的，买青菜的，打油的，称盐的，准备马草的，好不热闹。一二三师抓紧时间进行礼节教育，战士们演习走方队，操正步，干部则练习骑马入城。官兵们表示：我们进城要走出军威来，让人们看看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2月3日，农历正月初六，天空格外晴朗，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发出的电稿是：“中国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本刊专稿】
海河往事回眸
索金栋
光阴似箭，转眼已近古稀，回眸人生的往事，弹指一挥间，几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有的已经遗忘，有的如同烟云，有的日渐模糊，但有一件大事，使我难以忘怀，这就是参加根治海河的战斗。
根治海河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
1963年夏秋之交，河北省中南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倾盆大雨，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造成严重水灾，继而河堤决口，冲毁了北京至邯郸之间、北京至沧州之间的铁路，导致京广线、京沪线中断，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数万间房屋，漫过了几乎整个河北平原，洪水直扑天津市，从沧州市至天津市之间，一片汪洋。突如其来的洪水使海河流域的五大支流河水猛涨，险情不断，天津市危在旦夕，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危急时刻，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保卫天津”的号召，解放军指战员和全省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的抗洪抢险，天津市总算保住了，但是这场特大洪水给河北省、天津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了根治海河流域的水灾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老百姓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11月17日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河北各地成千上万的治河大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海河工地，拉开了根治海河的序幕，开始了长达十几年艰难而豪迈的治河持久战。
根治海河是一场战天斗地的战役
从1963年开始到根治海河基本结束时，先后对北运河、南排河、子牙新河、清凉江、大清河、永定新河、漳卫新河、滹沱河、滏阳河等河流进行了开挖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根治了海河流域的水灾隐患，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实现了旱涝保丰收，老百姓从此结束了担惊受怕和忍饥挨饿的日子。根治海河之前，我们家所在的黑龙港流域经常遭受水灾，加之土地盐碱瘠薄，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每亩地产粮只有一二百斤。根治海河以后，盐碱地变成了粮仓，每亩地产粮五六百斤，现在有的亩产已经超过了千斤。老百姓深有体会地说：“根治海河后，我们的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为了打好根治海河的战役，治河大军实行半军事化建制，县级建立根治海河民工团，设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下设办事机构；县级国营农场建立民工营，设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人民公社建立民工连，设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下设民工排。一切行动半军事化：奔赴海河工地，一律不准坐火车、汽车，也不准村里用拖拉机接送．而是像军队拉练一样，推小车步行往返。在海河工地，民工们累得爬不起来，但每天早晨必须把被子叠整齐。参加县民工团召开的全体民工大会或晚上看电影，民工们必须打好背包，整队入场，活动结束后，再整队退场，真像没穿军装的“兵”。
治河任务每年春、秋两季，每季工期两个多月。参加根治海河民工的年龄条件是18到50周岁，身体健康。因为挖河非常艰苦，劳动强度大，有些人不愿去，所以对参加挖河的民工给予优惠待遇，当时农村整劳力每天最高工分是10分，而参加挖河的民工每天记12分，在海河工地管吃饱，不定量，工程竣工后，还能分点节余的钱和粮食；有的工期每人可分得几十元钱和几十斤玉米面。民工的选派也因各大队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工作先进的大队，由生产队统一选派；工作一般的大队，让青壮年轮流去；工作落后的大队，实行抓阄，谁抓上谁去。
根治海河是场硬战役，实行统一指挥，民工统一进场，施工统一标准，大坝统一碾轧，竣工统一验收，确保了工程质量。
根治海河又是政治任务，所以海河工地政治氛围很浓。每期工程开工后，县根治海河民工团都要召开全体民工参加的誓师动员大会，团长、政委作动员讲话，民工代表作表态发言，气氛非常热烈，以此鼓舞士气。民工进场后，先召开忆苦思甜大会，邀请解放前苦大仇深的老贫佃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然后，各民工连组织讨论，启发民工的阶级觉悟，激发民工的积极性。县海河民工团办有广播站，每天早、中、晚广播新闻和好人好事，工棚上书写大幅标语；民工连每周召开一次总结动员会，每月演一到两场电影。各级领导对根治海河非常重视，地区、县、公社等各级领导每工期都组织慰问团到海河工地进行慰问，因此，民工们的情绪高涨，干劲十足，任劳任怨，连续作战，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根治海河是艰苦磨炼的机遇
我从1964年开始，就在黄骅县参加了挖河战斗，当时才16岁，是全村年龄最小的。我第一次正式上海河是1970年春天参加大清河工程，时年22岁，当时黄骅县城关公社党委决定公社干部臧玉桥任城关公社根治海河民工连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贾兆荣任连长，协助臧玉桥管全面工作；韩树勋任副连长，负责工程实施；我任副指导员，负责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孙振德开始任民工排长，因为特别能干，以后接替了我的职务。我们民工连下设6个民工排，每排60多人，可算得上“加强连”了。参加根治海河的战斗，是党组织给我的一次经受艰苦磨炼的机遇，为了做好出工前的准备工作，春节前，我们认真搞好宣传发动，落实了治河民工队伍和各种物料、工具。春节后，正月十七日，下起了鹅毛大雪，我们民工连每人一辆小推车，装上铺盖、干粮、柴火、工具、炊具，顶着大雪出发了……路上步行走了4天多，两脚都磨起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用针尖儿把脚上的血泡扎破，继续前进。从黄骅出发经沧县、青县、任丘到达了文安县大清河工地。
到达工地后，在雪地里搭起了“一窝笼”，这是黄骅人独创的一种民工住的工棚，半地下半地上，省工、省料、省时，住着能挡风遮雨。当天晚上在地上铺点麦秸，盖上被子就入睡了。大雪虽然停了，但天气更冷了，我们一宿冻得都当“团长”（是当地人对冬天在被窝里被冻得缩成一团的戏称）了……
开工了！大清河工地上，人山人海，车轮滚滚，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任务是挖河筑坝，把河道在原有基础上再挖深5米多，然后在河底再深挖2.6米的河中河，供船航行。在河口500米外，筑起7米多高的大坝。我们每天早晨满天星星就出工，晚上满天星星才收工，两头不见太阳。推一车土往返二里地，一天推土50多车，光走路往返就100多里，人均每天推土7到8立方，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挖河最艰难的是“战流沙”，当河挖深到3米以下时，遇到了流沙，地下水位上涨，流沙一见到水就塌方，泥浆顺水而流，从地下直往上冒，越挖泥越多。虽然有抽水机不停地从河里往外抽水，但河道里还到处是泥浆。
大家纷纷献计献策，经过集思广益，在当地买来若干大竹筐，在泥浆里挖一个深坑，把竹筐放进去，再从竹筐里往外抽水，竹筐外的流沙离水后就成形了，这样才能把流沙挖上来。为了小推车能行走，泥水里铺上多道30多厘米宽的木板，车在板道上走。有时一不小心，车轮就滑下板道，陷进泥水里，就得众人用木杠撬，用手架，才能把车轮重归板道。推车上河坡和上河坝时，开始，在十几米高的坡顶和坝顶上埋小推车当支架，车圈当“滑轮”，从轮上绕过的钢丝绳用挂钩钩住上坡的土车，推车的人驾着车，拉坡的共4个人，其中2人正方向往上拉，2人反方向倒栽着往下拉，土车缓缓升上堤坝，大家已汗流浃背了。我们每天在泥里、水里，在河道、陡坡、大坝之间奔走，刚开始感觉非常吃力，但干不了几天就练得浑身是劲。
民工们劳动强度大，饭量也特别大。我们民工连每人日平均用粮3斤多，早晨、晚上每顿吃2两一个的“小火轮”(玉米面饼子)5个，再加一大碗玉米面粥，中午吃2两一个的卷子6个，再加一大碗炖白菜。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早晨每人一斤二两干面的锞子饼，中午每人一斤二两干面的包子，饭量大的，再加一个“小火轮”。当时，黄骅人能吃能干是出了名的。
我当时任民工连副指导员，一方面，做好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宣传教育，书写标语，办黑板报，撰稿送县根治海河民工团广播站，宣传典型，表扬好人好事。另一方面，每天与民工一起推土车，做到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早起晚归，带头推大车，带头做好人好事，主动关心民工的思想和生活。如有的民工想家了，有的民工闹矛盾了，有的民工有了不顺心的事了，情绪低落了，我就给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民工感冒了，我就让伙房给他们做“病号面”，并亲自给他们端去，有的民工磕着碰着了，我就叫医生给他们上药。由于我的热心肠，赢得了民工们的信任和支持，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所以，我说的话，民工们听，我安排的事，民工们干。
按上级要求，大清河工程任务是春秋两季完成，由于黄骅县根治海河民工团的正确指挥，全团民工苦干实干70天，两季工程一季完成，受到了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表彰，黄骅根治海河民工团成为全省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民工团，因此，凡是施工难度大的地段，就安排黄骅民工团承担。
1971年秋至1972年春，我又参加了漳卫新河开挖工程，我们公社民工连的工地在盐山县旧县公社（今千童镇）小陈庄附近。我记忆比较深的有6件事：一是我们民工连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我们班子成员之问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友谊。俗话说，打铁首先自身硬，身教重于言教。指导员臧玉桥是一把手，人品好，正直厚道，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关心下属，是我们尊敬的好“班长”。连长贾兆荣德才兼备，工作能力强，坚持以身作则，赏罚分明，坚持自身革命化，从不搞特殊，坚持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民工的知心人。副连长韩树勋年龄最大，对工程施工质量一丝不苟，坚持科学施工，质量第一，他是我们民工连的“土专家”。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在民工中树立了威信，这是胜利完成治河任务的关键所在。二是带出了一个好民工队伍。我们公社根治海河民工连由后进变先进，由让其他连队帮工到给别的连队帮工，打了翻身仗，全连民工都感到很自豪。三是劳动和生活异常艰苦。1971年秋季工程到大雪节还没完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河道内已经上冻结冰，每天早晨上工先用铁镐打开冻土层，然后才能挖土。平时还好一些，最可怕的是遇上大风沙和暴风雪天气，我们顶风冒雪，推着几百斤重的土车，真是寸步难行。但为了赶工期，大家迎难而上，战风沙、抗冰雪，誓与天公比高低!到了晚上，西北风吹得透心儿凉，在连部工棚里，只盖着一床被子，冻得睡不着觉。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穿着裤衩到工棚外，围着工棚转圈，冻得浑身颤抖，实在坚持不住了，再进工棚钻进被窝，趁被子热乎赶紧入睡，真是“苦中生智”啊。四是自己带病坚持劳动。有一次感冒了，高烧到39.8度，头晕、头疼、四肢无力，我仍然坚持出工，一出工棚，就摔倒了，爬起来继续上工地，我把车装得满满的，连续推了两个多小时，出了满身大汗，内衣全都湿透了，结果，高烧退了，没吃药打针，感冒就好了。这就叫我们的劳动不但改变了自然条件，而且还能祛病除灾。五是接受记者采访。1972年春季工程期间，河北日报社记者到漳卫新河工地采访我，跟我说：“为纪念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发表十周年，河北省在石家庄举办大型图片展览，我给你拍一张特写照片参展。”我当时感到非常荣幸，照片放大后，送到河北省博物馆参展。六是民工们回家的心情急迫。从黄骅县城到漳卫新河工地约130多里地，进工地时，我们走了近三天，竣工后，大家精神振奋，归心似箭，腿上生风，一天就走到家了。
根治海河对我的深刻启迪
经过了海河工地的磨炼和洗礼，使我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启迪：一是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关爱，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回应了老百姓的呼声，所以得民心、顺民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历经十几年，全省几十万治河大军战海河，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历史诗篇，这是根治海河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二是根治海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据当时有关专家测算，根治海河完成的总土方量，如果筑成宽和高各为一米的土坝，长度可绕地球36圈。这样宏大的工程，都是海河民工一锨一锨挖出来的，一车一车推出来的，凝聚了全体海河战士的心血和汗水。实践充分证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旦迸发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什么艰难困苦都不会压垮他们。人民群众是战天斗地、改变世界的真正英雄。三是根治海河的磨炼成为我人生前进的动力。经过海河工地的艰苦磨炼，使我坚强了，成熟了，同时，也进步了。从漳卫新河工地回来后，我被黄骅县革委会政治部选调到岭庄公社任团委书记，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参加根治海河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前进道路上的加油站，是我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精神力量。
从务农到从政，从普通一兵到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进步，还是受挫，只要想起在海河工地经受的艰难困苦，我就感到知足，就感到人生没有虚度，一切烦恼都能解脱，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一切打击都能承受，心态总能保持平衡，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海河工地是历练我的大熔炉，根治海河使我走上了正确的人生路，海河精神永远激励我不断前进！
（作者系沧州市畜牧水产局原局长）
【忆昔话往】
沧州花生米炒进天津卫
王洪茂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沧州和天津之间，活跃着一支长途贩运的“铁驴”骑行队伍，将沧州西部一代生产的花生米，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天津卫，在人群穿梭的大街小巷摆摊销售。这个千载难寻的商机，被独具慧眼的有心人发现，因而致富一个村，惠民一大片，拾遗补缺，收到两地双赢的效益。40年后的今天，寻找那一段难忘的记忆，再现老前辈们走过的艰辛历程,让子孙后代知恩图报再创大业。
日历回翻到1978年，那时的乡、镇是人民公社，村一级叫生产大队，最基层的就是生产队。农村男女老少到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每个工值两三角，农民的庄稼日子紧紧巴巴，连打醋买盐的钱都没有，很多人都想找个发财之路，当时上级禁止外出搞“小自由”，只好作罢。
沧州市肃宁县的河头店村，有一个叫郭永辉的人。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回乡之后，不断寻找致富门路，正在踌躇之际，天上突然飞来横祸，他刚10岁的儿子不幸被砸成重伤，夫妻俩东奔西跑给儿子治病，使这个原本人多劳少十分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在天津跑了好几家大医院，都未能治好，可是钱没有少花。时至今日，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因祸得福，他为儿子治病，虽然借了一大堆外债，整天发愁怎么偿还，但也偶然发现，天津医院门口有很多卖花生的乡下人。他又到天津农贸市场考察，详细了解了花生米的城乡差价，天津与本地相比每斤有两角利润空间。于是他一边为儿子治病，一边尝试着将自家的花生剥皮，用自行车驮运到天津，交给批发商，来回不过三天，获利80余元，这是他挖到的第一桶金。尝到甜头的他，一发不可收。因此，他在三乡五里出了名，成为全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郭永辉初试成功，把信息告诉好友刘宗孟、李建中，并邀请他们结伴而行，三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长途贩运花生米的经营生意。经过一段时间，虽说收入不错，但没有满足贩运生花生米，又尝试着将花生米加工成五香熟制品，直销给用户，这样做利润可以翻倍。于是着手学习五香花生米的制作，一方面去临县饶阳拜师取经，一方面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经验，终于找到了制作熟花生米的秘方，得到了“天津卫嘴们”的好评。郭永辉致富不忘乡亲，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左邻右舍，还带领大家一起闯市场。具体做法用六句话概括：选择花生严把关，作料品种要齐全；冬夏水温有区别，包装运输最关键；服务周到讲诚信，酥脆香甜齐称赞。
炒花生米在天津卫一炮打响后，人们纷纷上门取经，家家户户忙活起来。有买花生的、有剥皮的、有烧火的、有翻炒的、有包装的，又有专门贩运天津卫的。整个村子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参战，呈现勃勃生机的繁忙景象。信息不断外溢，周边村庄的亲朋好友，相继效仿，踊跃加入这支队伍，一起走上长途贩运之路。入津闯卫的人员中有刚下学的毛头小伙，有六十花甲的老者，还有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同上路，大家不期而至结伴同行。每人一辆铁驴水管自行车，后边驮着两个大筐，装上400余斤花生米，外加一口袋熟花生，有时还要带些衣物，天亮出发，天黑赶到天津郊外，满载着货物日行150公里以上，体力消耗非常大。李建中回忆说，有一次路上遇到顶头大风，累得浑身大汗，饿得两眼冒金花，一口气吃下了37个炸糕，才把肚子填饱。
入津自行车队常住有两个基地，一是大城的德归，这里是西瓜产地，每人两角钱，随便吃个够，因为是打瓜，只是为了回收西瓜子。另一个是静海县的王口镇，店老板姓王，祖籍是肃宁县河头店村，这里不但照顾周到，而且免收住宿费。次日清早，到了市里之后将自行车寄存到存车处，入住洗澡堂，花两元钱不但住宿过夜还能洗个热水澡，一举两得，如今回忆起来，人们还觉得美滋滋的。
说到销售也不那么容易，要从市场租赁一个大筛子，将花生米装进用旧书报纸卷成的锥形筒里，摆放在筛子里，选址大多站在街头巷尾大路边，方便游客。情侣、上班族，他们是主户。每包1角，好吃又不贵，省钱又方便。购买花生豆每斤8角，炒熟后售价1元4角，卖家也算有利可图。在喧哗的大街上，风吹日晒，一趟卖完最少也得三五天，虽说辛苦些，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也是心甘情愿地付出。
最早发起人之一李建中回忆说：我从中受益匪浅，除去养家糊口，还买了一个院三间房，又盖了三间新房，不止我一家，炒花生炒富了一个村，这话一点也不假。炒花生兴起于70年代末，红火在80年代，其原因一方面国家政策鼓励，另一方面分田到户有大批剩余劳力，急需寻找生存空间。一个人带动一个村，一个村影响周边十几个村，肃宁县庞大的贩运队伍，覆盖了半个天津市，与最早卖花生米的唐山人平分秋色。
起初，他们大本营扎在河西区尖山路一带，逐步蔓延到南开、河东、西青、津南，后来进入汉沽、大港等区县。时至今日，天津人对果仁（花生米）的需求仍然是情有独钟。当时，有的人觉得在天津卖花生米的人越来越多，曾尝试到北京开辟新市场，结果是无人问津，无奈又返回天津。
这个村庄炒花生米一直持续10余年，至今还有人在加工批发，只不过是用滚筒代替了大锅，汽车换掉了人力车。亲身经历的老人们对贩运花生米情怀至深，念念不忘，每逢提起那段经历眉飞色舞，说起情节来滔滔不绝。
（作者系肃宁县委纪检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