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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24期
发布时间: 2017-12-25 17:14:23

 

【学习十九大精神】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简要历程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36年来首次发生变化。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我们党确定的中心任务、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理论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里提到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

  根据这一理论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伟大斗争,保卫了国家安全,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安定了社会秩序,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党的八大明确阐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1956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尽管八大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在表述上还不尽完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论断突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其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论断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直接启发了改革开放后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规范地确立在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之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端。

  在八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三、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由于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加之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已经变化的思想并不巩固,八大和毛泽东关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未能坚持多久。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说法在翌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被正式确认,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则进一步被系统化。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主要矛盾,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对我国社会发展直接动力问题上的根本性错误,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遭受了极大挫折。

  四、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经典论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解放了思想。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五届二次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新论述是认识转折的开始。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把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地规范于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克服了八大表述的缺憾,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的具体历史性。这一论断被写进了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总纲,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基本形成。之后,这一经典论断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五、十九大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和重大战略判断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新变化,为新时代我们党制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为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奋斗方向,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3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方面也都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社会生产方面,我国已经不再落后。一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二是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三是产业结构逐步迈向中高端。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落后面貌彻底改变,但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一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二是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三是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

  在人民需求方面,我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整体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人民群众需要的品质层次在不断提高,生存需要正在向享受需要、发展需要拓展,内涵在不断丰富,物质需要正在向政治、文化等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拓展,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此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带来贫富差距拉大,人民群众不同需求主体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群众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时还会引发新的矛盾。

  总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现阶段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病根。

 

【党史珍闻】

 

曲折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党代会制度

 

  回顾党的历史,概括地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初创时期、发展时期、曲折时期以及新的发展时期。

一大到六大:初创时期

  党的一大不仅宣告了党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全国党代会制度的产生,但此时的党代会制度还只是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17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并对党代会召开时间以及它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作了原则性制度规定,使全国党代会制度初具雏形。党的三大、四大和1927年6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对党章进行修改,通过了三个修正章程,特别是第三次修正章程,对全国党代会的召开和工作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专门设立了“党的全国大会”一章(第九章)。由此可见,党的一大到六大时期,随着党章关于党代会的制度性规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略到详,党代会制度逐步得以创立。

七大到八大:发展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由于严酷的斗争环境和其他诸多因素,全国党代会年会制已经难以执行。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17年间只召开了7次党的中央全会和一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国党代会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和1956年在京召开的八大,把全国党代会制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七大比较完整地构建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制度。八大党章决定实行全国党代会常任制,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是对全国党代会制度的重大创新。

九大到十一大:曲折时期

  党的八大以后,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不但全国党代会常任制未能坚持,而且全国党代会制度也逐渐遭到破坏。特别是“文革”时期召开的九大和十大,对党章进行了许多错误的修改,使这一时期的全国党代会制度遭到严重挫折。

十二大以后:新的发展时期

  从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到2017年召开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在35年内连续召开了8次全国党代会,是全国党代会制度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恢复和不断规范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全面恢复了七大所构建的全国党代会非年会制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制度。从十二大到十九大,全国党代会按时召开,再没有出现拖延的现象;另一方面,全国党代会制度不断走向规范。从十二大开始,历次党章对全国党代会的职权都作了完备的规定。在实际运行中,全国党代会也都能够按照党章规定认真履行职权,充分发挥其最高领导机关的作用。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党必须牢固确立全国党代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观念,严格遵守党章的规定,切实维护全国党代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充分发挥全国党代会议党之大事、定国之大策的重要作用。

 

【本刊专稿】

悲壮的雪村战斗

孙福军

  初夏时节,笔者怀着十分沉重和无比崇敬的心情,前往肃宁县窝北镇雪村战斗烈士墓地,祭奠为争取民族解放,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英勇献身、长眠于此的英灵,追寻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悲壮的突围战斗,缅怀革命先烈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事迹,告慰那些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

雪村见证日军罪恶

  从踏上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雪村”,沿着雪村突围的路线寻觅,我的心,就像这广袤大地上的层层麦浪,逶迤起伏;又如同这波澜不惊的滹沱河之水,流淌在历史的深处。

  1942年,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和太平洋战争的深入,使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军兵员匮乏,财力枯竭。为挽救危局,日军企图以富庶的冀中作为其后方供给基地。于是调集5万余兵力,由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对冀中腹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形势骤转直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在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八分区首当其冲成为敌人“扫荡”突击的重点。

  遵照上级指示,冀中军区各主力部队大多跳到外线作战,敌之“扫荡”基本扑空。冀中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分区机关和所属二十三团二营本已转移到任(丘)、河(间)、大(城)地区,为寻找在饶阳遭受严重损失又失去联系的所属三十团,于6月初返回中心区,驻献县泥马头一带,并与于6月7日进驻雪村。部队立足未稳,就频频接到敌情急报,敌人从梁家村、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以数倍于我之兵力向雪村压来,敌人依仗其数量(我约六七百人,敌有4000人)和装备(我无重火器,轻、重机枪也很少,且弹药奇缺)上的绝对优势,精心摆下了一个四面包围的“铁桶阵”,妄图“围剿”第八分区于雪村。

  6月8日拂晓,敌人以步、骑、炮、坦诸兵种配合,向雪村展开猛烈进攻,雪村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见情况紧急,立即率领分区机关和部队且战且走,向河(间)肃(宁)路北突围。从6月8日拂晓到黄昏,战斗的硝烟一刻都没有停止。激战的枪炮声、飞机的呼啸声、子牙河的咆哮声以及人喊马嘶声,构成了一个最为残酷的战争场面。司令员常德善抓过一挺机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八路军将士在司令员的带领下,以勇猛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雪村村北的开阔地上、沟渠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拼杀,许多战士赤膊上阵,挥舞着大刀,扑向敌人;将士们冒着敌人的四面围堵,呼啸轰爆的炮火,奋勇冲杀,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八路军将士毫不畏惧,仍然浴血奋战。由于地形开阔,敌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侧击堵击,常司令员的右脚、左手多处受伤,仍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突围至河肃路以北张庄村一带,身中20多弹,壮烈牺牲。政委王远音身负重伤,饮弹自尽。三十团政委汪威、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二十三团二营长邱福和、分区侦查股长杨克夫等为国捐躯。三十团警卫连,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也全部以身殉国。

  黄昏,战斗基本结束,当地村区干部和群众,冒着敌人连续“清剿”“扫荡”的危险,连夜打扫战场,收容失散人员,掩埋烈士遗体,掩护救治伤员,免遭敌人第二天挨村挨户搜查时的损失。有个老百姓找出个棺材,为常司令员收尸并掩埋。但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把尸体挖出来,把头砍去,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雪村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和罪恶,也见证了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抗日英烈们英雄事迹流芳百世,永远使人怀念。

可歌可泣的不朽英魂

  追寻着当年八路军将士血战雪村的战场遗址,带着满心的虔诚,来到当年八分区众将士血染疆场的地方。当敌人向雪村发动进攻时,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带着部队向村北往外冲,在村东北角,有个破砖窑,常司令在这里先用机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驳壳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然后率部突围越过河肃路,就是在这个路段,由于地形开阔,敌人的骑兵轮番冲击,密集的炮火将这里染成了“红色”。将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一批一批倒下,又一批一批往前冲……

  雪村的可歌可泣,雪村的彪炳史册,让我深刻领悟了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的力量,即使惨遭重大的牺牲,也不可能阻挡八路军将士勇往直前的步伐。

  在雪村突围的开阔地上,现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因为这里曾经用烈士的鲜血浇灌。我绕着麦田一遍一遍地走着,一次一次地心潮涌动。用鲜血染成的红色是先辈们的颜色,鲜红的颜色渗入了八路军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并根植于我们的骨髓,滚烫着我们的血液。

  雪村战斗是八分区组建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八分区指战员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一整天,司令员常德善全身20多处受伤,仍然用肩膀顶住机枪向敌人扫射,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政委王远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被鬼子抓住,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常德善是山东峄县(今江苏省邳州市)人,家庭贫苦,两岁时父母双亲即去世,从六七岁开始就给人家放猪放牛。1929年17岁时参加红军。开始给关向应当勤务员,后当警卫员。继而在警卫团升任排长、连长、团长等职,作战机智勇敢。贺龙曾说:“在湘鄂西转战时,一次常德善把我背扶出来,把余秋里扛出来。常德善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仗来非常骁勇,真可谓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余秋里和我贺龙。”长征中,常德善任红六师参谋长,担任阻击敌人追击并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立下不朽战功。1939年随八路军一二○师到冀中,在平息柴恩波部叛变中战绩卓著。任八军分区司令员后,在历次反“扫荡”和任河大战役、青大战役中,都以机智果断的指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在八分区干部战士中,享有极高的威望。2014年9月,入选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王远音是山西省五台县人,七七事变前,是北平的中学生,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地下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参加组织北平西山游击队,后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精明干练,善讲善写,是当时人民军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2014年9月,入选全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三十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优秀红军干部,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政治科长。雪村战斗中,他指挥三十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全部是16岁至20岁的青少年),与敌顽强拼搏,全连壮烈牺牲。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二十三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均在战斗中顽强作战,英勇牺牲。分区教育股长赵庚林,在河肃路上指挥部队掩护分区突围时,双腿负伤,仍奋力爬出重围。分区电台和机要股的同志,在“人在电台在”“誓死保住党和军队机密”的坚强信念下,不顾生命危险,在部队和敌人已经形成交错混战的紧急关头,烧毁密码本,把收发报机和二三十公斤重的手摇马达,背离危险区,分散坚壁,第二天取回,未遭丝毫损失,但电台分队长关福才、政治指导员赵宪彬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报务主任庞树楷、报务员张冠儒、摇机员小高等同志,为保护电台英勇献身。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每一位英雄都值得仰望。雪村战斗的悲壮与残酷,只有踏上这片洒满了烈士热血的土地,才能切身感受到铁血将士铁一般的信仰信念,才能有沉重的历史感,产生崇高的使命感!

  雪村之战,第八军分区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但没有失败,反而由此开始走出低谷,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不断迎来曙光,走向胜利。当时突围出来的科、股长、基层干部以至普通战士,有的还带着伤,只要能行动,都自动联络失散人员,不分建制单位自动组织起来,昼伏夜行,躲开敌人“清剿”,不避千难万险,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千方百计寻找部队。很快又集结编起了三个大队三四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二十三团、三十团及分区直属队的失散人员。第八军分区部队创造出交通破击战,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组成武工队插入敌人心脏,克据点、拔炮楼,发起青纱帐攻势等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直到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立碑建园昭示后人

  雪村战斗已过去了75年,雪村战斗的时钟指针虽然早已凝固,但烈士们的英雄壮举无时不在警示着后人——胜利来之不易。在掩埋烈士遗体的地方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附近的乡亲和学生前来扫墓,祭奠英烈。2009年4月,肃宁县委、县政府作出决定,为在雪村突围战中牺牲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等众烈士立碑建园,供后人永远凭吊。

  雪村战斗烈士墓园位于窝北镇,墓园坐北朝南,墓呈梯形,南北44.18米,东西33.25米,四周用铁栏杆围护。南北两面,上边长26.97米,下底长29.64米。东西两面上边10.20米,下底12.82米。墓高2.60米。整个墓表面均镶黑色大理石。墓南面墙上刻有“雪村战斗烈士墓”七个烫金大字,右下角落款“中共肃宁县委、县人民政府敬立。”南面为广场,广场东西长33.25米,南北宽20.58米。广场与墓之间为二层台阶的平台,东西长33.25米,宽3.40米,平台背面为梯形烈士墓,墓前平台上竖立烈士纪念碑,碑高2.5米,宽0.8米。碑的正面刻有“抗日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阴为“雪村突围战烈士纪念碑记”。瞻仰着巍然耸立的石碑,凝视着历尽沧桑的碑刻,抚摸着浸染鲜血的记述,倾听着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段用血肉铸成的不朽传奇,那幅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历史画卷,胸中热血不由得因八路军将士用生命铸就的壮举而澎湃激荡!

  烈士墓园建成后,肃宁县委、县政府以褒扬革命先烈、激励教育后人、弘扬先进文化为宗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优势,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201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三个“烈士公祭日”,也是肃宁解放72周年纪念日,肃宁县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县委书记戴树胜在烈士公祭仪式上宣读祭文,回顾了战争年代,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400多名革命战士将英灵永远留在了肃宁这块热土上,1500多名肃宁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先烈们用不畏牺牲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全县人民一定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弘扬他们为国献身的革命精神,把缅怀革命先烈的热情化作加快肃宁发展的巨大动力,为建设经济强县、美丽肃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沧州军分区军志办主任、沧县武装部原政委)

【岁月回眸】

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吕少军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每读到清代诗人高鼎描写儿童放学后情景的诗句,就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是轻松快乐的,但也留有深深的遗憾。

  我于1966年夏季入小学,1976年冬季高中毕业。曾戏谑地说: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锣鼓声中背起书包走进学校,是在粉碎“四人帮”的鞭炮声中离开校门走向广阔天地的。

  读了近十年书,考了八次试,其中六次是小测验。四五十年前的基础教育和现在基础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学校硬件还是教师水平,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知识的难易程度,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培养学生的目标,都与现在大相径庭。

  那个时候,一般是小学不出村,都是复式班,即一个班有两个不同的年级。老师先给一个年级上课,讲半个小时后,学生做作业。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同学们的作业在课堂上就完成了,没有或者很少家庭作业。放学后,小的孩子就会聚到一起疯玩,大一点的就去打草、捡柴等劳动。

  课程也简单,从小学到初中,语文课基本上有四类:一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等,二年级升三年级就是看谁背诵了《纪念白求恩》作为升学的标准。二是英雄人物的事迹如《邱少云》《刘胡兰》《刘文学》《蔡永祥》《焦裕禄》《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都进入过我们的课本。三是关于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半夜鸡叫》《一块银元》。四是少量古文《卖炭翁》《黔之驴》《愚公移山》等,还有就是毛主席和鲁迅的诗词。老师只是教文章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要确保里面的字都认识。语法,学的很少。古文只译成白话即可,不教语法。那个时候会古汉语语法的老师也很少。汉语拼音学的不多,以至于什么叫介韵母还是跟上幼儿园的孙女学的。记得当时流行个笑话,老师把“免”读为“兔”教学生,就叫学生跟他一起念“mian—tu”,人们就管这个老师叫“摸眼兔”。

  我们这一代学生常把字读错。记得1979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当时《解放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哪吒闹海》在上海电视台播出,我顺口念出了“哪托闹海”,在旁边的司务长张耀光(唐山人)告诉我,那不叫“哪托”,应该读作“哪吒”,他又补充了一句:“你这高中是咋上的?”我脸红了好一阵子。从那以后,不认识的字,可不敢读半边了!数学也很简单,小学掌握四则混合运算,面积、体积运算,初中掌握一元、二元一次方程和简单的三角函数知识,每个教学单元,只有十几道练习题,没有课外辅导材料,老师基本不出课本以外的练习题,学生们掌握基本原理即可。

  物理被《工业基础知识》代替,学些机械原理,如滑轮、杠杆、摩擦力、电学基础原理,如欧姆定理、左手定则、右手定则和电路知识等;化学被《农业生产知识》代替,了解物质的元素,原子、原子核以及核外电子的分布、化合价、溶液。习题很少。记得当时,学习养猪的知识不少,如猪的品种“巴克夏”的特点、习性。怎样做“无粬盐水发酵饲料”等。

  小学、初中的课外活动还是挺多的,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节假日拥军优属。学习针灸,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几十个穴位及其治疗的病症等。有一年腮腺炎(俗称痄腮)流行,同学们挖生地(俗称九不拉颗根)捣烂外敷,效果不错,还将枣树皮烘干研磨用于止血。再就是学习军事知识,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每个学生学习“三防”知识,防核武器、防生化武器、防细菌武器,挖地道、防空洞是每个学生共同的经历。学习农业知识是必须的。当时学过植物的嫁接,前几年我还根据原来学的技能,嫁接石榴树,成活率70%以上。

  那个时候学生放假是麦秋假和大秋假,假期作业很少,学生们组织起来勤工俭学,拾些麦穗、打草作为收入,为同学们添置笔墨纸张。1975年初,初中毕业升入盐山中学就读高中。升高中不用考试,由学校、大队共同推荐,但是家庭出身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家庭成分高的子弟,基本上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入学率约为60%-70%。

  高一阶段,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评《水浒》批宋江活动。每个班都参与到运动中,主要是写批判稿,反击“回潮”。文化课很少,每个学期有2周的劳动课,到学校菜园劳动,有的去喂猪积肥,还去大韩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数学课学习三角函数以及如何认识工业产品零件的识图和绘图:如左视图、右视图等。英语课仅学一个学期就取消了。物理课一天没有开,只发过不足百页的教材,记得里面有一个插图是一个农民在斜坡上推粪,后来知道那是力的分解。政治课主要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一些概念。

  到了高中二年级开始分专业班。我们这一届,盐中的六个班分为文宣班以学文为主,机械班学习农业机械原理和电工知识,农机化班主要学习农业土壤、化肥等相关知识。我是红医班,学习医学基础知识、常见病的诊治,以及输液打针、传染病预防等,我们学了半年后就去卫生院实习,一直到毕业。红医班有的同学在县医院实习,正值唐山大地震,部分伤员转运到盐山县医院救治,红医班的学生做了大量护理工作,受到好评。红医班的同学毕业后很多当了赤脚医生,机械班的同学毕业后多成了农机手。

  二年的高中没有考过一次试,好像毛主席说过,不要对待敌人一样,搞突然袭击去考学生。我能够感觉到有些老师希望学生们学些基础知识,老师常说学生以学习为主,要又红又专,不能只红不专。

  高中时期多数同学是住校,大通铺,不生炉子,屋里很冷,虱子、跳蚤是少不了的。吃是以窝头为主,学生们在家带玉米面兑换饭票,国家给补点豆面和面粉,每周可以吃两次馒头,但限量每人三个。早晚餐是自带的咸菜,中午是炖白菜或者茄子,基本上是学校菜地自产的蔬菜,很便宜,每份菜2分钱,这也有很多同学舍不得吃。

  那个时候还有一项最大的改革就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高中是“工宣队”进入学校,参与学校管理。

  在我们需要学习科学基础知识的时候,应学的知识学得很少,特别是高中阶段,掌握知识更是匮乏,在后来高考中我们这一届很少有人考上大学。

  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爱国热情,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集体主义精神。

(作者系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

 

【信息窗】

  

  我市在全国党史网络宣教干部培训班介绍党史网宣工作 12月4日至8日,全国党史网络宣教干部培训班在山东省滨州市举行,全国31个省市近百名党史干部参加。会上,我市就党史网宣工作如何更好发挥新媒体作用作了发言。这是培训班上仅有的两个地级市(主办地滨州市)之一,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领导的充分肯定。

  发言中,重点介绍了沧州在全省地级市率先建立“五位一体”宣教平台、推出《鉴政沧州》掌上版以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案例——一图知晓沧州抗战那些事等,通过新媒体打造沧州党史工作新亮点,推动党史工作全面发展。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领导认为沧州党史网宣工作成绩突出,而且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同时也受到广大学员的肯定。

  在培训班期间,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史工作者如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工作、加强网宣平台建设等,充分认识了新时代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了政治站位,增强了做好新时期网宣工作的能力,对我市党史工作的发展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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