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开国大典大阅兵的方阵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备委员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阅兵中，展示我军新形象，指战员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突击训练。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军统一的用简洁条文规定动作的《队列条令》，就临时找来一本国民党军队和一本苏联军队的队列条令现学现用。67军199师，有幸成为全建制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唯一一支部队。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经常“盯”在训练场，一招一式都不放过。贺龙和聂荣臻一起，亲自做了最关键的各项考核。
受阅部队训练期间，正值酷暑。199师的干部战士们，每天都顶着烈日，汗流浃背。有的战士不到一个月就磨破了五双新布鞋。但他们心中有一个近乎神圣的念头：一定要在天安门前走出人民解放军的威风!
那时候，方队的横排面、竖排面究竟多少合适?谁都心里没底，翻来覆去不知道改了多少次。怎样背枪、怎样甩袖、怎样迈步……许多人觉得远不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来得痛快。有段时间，训练方案几乎天天改，天天检查。训练到一定阶段时，还在西苑机场试阅过两次，并在深夜到天安门广场试阅过一次。经过反复实践，直到正式阅兵前几天才确定为12×12的方队。
训练过程中，朱德曾亲临现场，观看了队列演习。他热情鼓励了199师的全师官兵，但也指出了应当修改的几处。不久，陈毅也来观看演练，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的畏难情绪说：“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走好队列吗?我们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要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工作存忆】
南皮县第三次农村社教简记
赵树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分別为1957～1962年、1963～1966年、1991～1992年。
南皮县的第三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下简称“社教”)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90年12月25日至1991年1月20日；第二阶段为1991年11月9日至1992年5月12日（选择在105个村进行，占全县总村数的1/3）。因笔者曾亲历第一阶段的社教活动，故予以简记。
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通知中部署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根据中央通知精神，中共南皮县委研究决定，结合南皮实际，春节之前在全县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时间为1990年12月25日至1991年1月20日，共25天的时间。
为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在全县农村组织开展好这次社教工作，中共南皮县委将之作为阶段性的中心工作，建立起了社教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胡雅轩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宋国平，副书记石宝华、杜中洲、张大平任副组长，县委其他常委和县政府副县长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县委宣传部)，县委副书记杜中洲兼任主任，县委常委王淑凤、田树浦，副县长刘瀛涛、杜思仁为副主任；组、宣、纪检、农经等17个部门的副职为成员。办公室分为四个组：资料组、政策组、后勤组、组织组。笔者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而作为社教办公室的成员，直接参与了资料组及有关的协调工作。
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各乡镇也都建立起了相应的领导小组，由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任副组长，其他领导、组织力量统一调配，合理分工。
为将社教工作尽快铺开，使之扎扎实实、富有成效，南皮县委于1990年12月24日召开了“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动员大会”，县委书记胡雅轩在动员报告中强调了社教工作的“三个有利于”和“九个结合”。“三个有利于”即：社教活动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九个结合”即：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相结合，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和断层的问题;与贯彻落实农村各项政策相结合，解决对政策的曲解和执行“走样”的问题；与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解决农村社会化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与壮大集体经济相结合，解决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相结合，解决农村社会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及农民安居乐业的问题；与提倡社会主义新型生活方式相结合，解决农村道徳风尚和思想意识滑坡的问题；与加强民主、法制相结合，解决农村民主、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与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相结合，解决农村基层组织断层、断档的问题；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相结合，解决农村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和有章不循的问题。
这次社教活动时间比较集中，为提高教育活动的时效性，中共南皮县委研究并采取了四项措施。
1.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为使全县农村社教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中共南皮县委于1990年12月22日作出了《中共南皮县委关于在全县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并以县委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文件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对教育活动做出了30条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社教活动要重点解决的八个问题：一是解决轻视农村党支部核心作用问题，二是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和断层的问题，三是解决对党的现行政策曲解和执行不力的问题，四是解决社会化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五是解决集体经济削弱的问题，六是解决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七是解决农村治安中存在的问题，八是解决农村道德风尚滑坡的问题。
为使社教活动健康有序的开展好，中共南皮县委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动员、宣讲阶段。从1990年12月25日至1991年1月5日，用10天的时间，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教育。其中用3天的时间调查研究，做好安排，并通过召开党员会、群众会的方式，提高认识、消除顾虑、统一思想；利用7天的时间分7讲(每天一讲)向干部群众面对面地讲清3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怎样坚持社会主义？为提高工作效率，坚持白天宣讲，晚上讨论。
第二阶段为自我教育阶段。从1991年1月6日至10日，共5天的时间，组织干部、党团员、群众分层次进行自我教育。其中，利用两天的时间，以“自我教育100题”为蓝本逐人进行自我对照、自我教育；用一天的时间组织干部和党员以党的好干部傅显忠为镜子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用两天的时间组织群众对干部、党员、团员进行民主评议。
第三阶段为组织建设、建章立制、搞好规划阶段。从1991年1月11日至20日，共用10天的时间搞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其中利用5天的时间搞村级组织及群团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利用5天的时间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定，包括工作制度、管理制度、活动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和乡规民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好全年农业生产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
2.选编教材，突出重点教育内容。在社教开始之前，中共南皮县委就做了充分的准备，责成社教办公室有针对性地选编了教育活动中的宣讲教材，其中包括中宣部编写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百题解答》和《农民教育丛书》，河北省委农工部编写的《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教材》，时任地委书记郭枢俭主编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纵横谈》和地委宣传部编写的《社会主义若干问题通俗讲座》。此外，县社教办还根据南皮的实际，组织编写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教材七讲》及《农民自我教育100题》。
在具体宣讲活动中，以本县编写的教材为主，重点突出了6个方面的教育内容：①教育党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②教育群众认清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③教育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适应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要求。④教育干部群众认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消除思想顾虑，积极搞好农业投入，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⑤教育农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抵制歪风陋习，搞好社会治安，稳定农村社会秩序。⑥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自觉地同庸俗落后、封建迷信思想以及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和文化阵地。
在社教活动中，南皮县除坚持利用教材面对面宣讲外，还充分利用乡（镇）党校和村党员活动室为阵地，举办演讲会、报告会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有形教育；同时，还充分运用和发挥了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的载体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以增强、巩固和扩大教育效果。
3.组建坚强有力的工作队伍。南皮县的这次社教活动，共抽调了县、乡（镇）两级机关干部千余名下乡包村，其中县直机关干部300余名（其中局级干部百余名）、乡（镇）机关干部600余名（其中乡局级干部200余名）。县、乡两级抽调的社教干部都进行了混合编队，每个工作队由一名乡局级领导带队，进驻到了全县的312个村。
社教工作队组建后，中共南皮县委坚持加强队伍管理，严格组织纪律，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责任，要求工作队员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干实事、出实效。县纪检委专门研究制定了十项具体规定，明确工作队进驻到村后，一要摆正位置，处理好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指导而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代替；二要彻底与本单位工作脱钩，以“社教”为中心任务，不再参与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未经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离岗；三要注意指导、引导农民自我教育，不介入、不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四要加强责任感、使命感，多干实事、少添麻烦，蹲在基层、少跑县城；五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正廉洁，不吃请、不受贿；六要密切联系群众，交知心朋友，做贴心队员，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好干部的形象。这样，就为全县农村社教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社教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有效提供了组织保障。
4.掌握政策，坚持两个为主。南皮县大张旗鼓开展的这次社教活动，既是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也是一次集中的思想整顿。南皮县委始终坚持了正面教育为主和自我教育为主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使干部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清理、自我纠正、自我提高，杜绝了借机整干部或整群众，泄私愤、图报复现象的发生。
第一、坚持正面灌输为主。南皮县这次社教工作，始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不同的受众，利用多种阵地、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正面灌输教育，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灌输教育中，坚持突出四个重点、采取六个方法。
四个重点是：从坚定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好”的教育；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出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从强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出发，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从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出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教育。
六个方法是：①贴近难点、疑点、热点问题，使灌输教育具有现实性。社教工作队员深入到户后，都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并掌握长期困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再根据这些现实问题进行解惑释疑。②注重面对面宣讲，使灌输教育具有系统性。各社教工作队都以县社教办公室选编的教材特别是“七讲”和“100题”为蓝本，逐村逐题、面对面地向农民群众和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全面地宣讲。③开展回忆对比，使灌输教育具有感染性。全县各社教队在充分利用宣讲教材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革命斗争史、村史、家史、个人成长史“四史”对比教育活动，既增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感染力，又适应了广大农民的接受力。④结合农民特点使灌输教育具有通俗性。宣讲时，各社教队都注重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土话”进行灌输教育，增强了宣讲效果。⑤运用多种形式，使灌输教育具有灵活性。通过组织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政策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唱、书法歌咏比赛等各种活动形式和广播、电视、幻灯、板报、橱窗、墙标、专栏等多种宣传载体和平台，营造一个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大气候”，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全县的村村落落、家家户户。⑥注重办实事，使灌输教育具有说服力。在社教活动中，全县社教工作队坚持“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力所能及地、满腔热情地帮助农民排忧解难，把解决实际问题做为教育活动的一项内容，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坚持自我教育为主。为使社教活动能够健康、有序的开展，南皮县注重掌握政策、把握方向，按照自我教育为主的原则，做到自我对照、自我整顿、自我纠正、自我提高，既不整干部，也不整群众。
在自我教育的方法上，南皮县运用并坚持了四种形式：一是“对号入座”法。对照的内容，按照《农民自我教育100题》，发动农民群众摆表现、论危害、找原因，在将问题摆正摆全摆透的基础上，然后每个人再对号入座、自纠自改；二是“典型引路”法。先抓好骨干，让典型现身说法，解剖自己，引好路子，进而达到众口齐开、人人自纠的目的；三是“点题引入”法。由基层组织和社教工作队联系实际，点出题目，让大家共同讨论，共同查找，共同纠正；四是“党员带头”法。社教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做好干部党员的工作，让他们带头摆、带头查、带头改，以带动群众自觉地进行摆、查、改。
社教结束后，各乡镇先用两天的时间搞好各村的检查验收，在此基础上再由县社教办公室组织分片抽查验收。验收不达标的进行了补课。
由于南皮县这次社教活动准备充分，安排具体，措施有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普遍提高，爱党、爱国家、爱集体的意识明显增强，社会风气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健全，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明显进步。
南皮县社教取得显著成果的做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河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李鹏图专程到南皮考察、调研，对南皮的社教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91年夏，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张家口市主持召开了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经验交流会，南皮县为全省十个先进单位之一，县委书记胡雅轩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了南皮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南皮县委又选派了100名机关干部，于1991年11月28日至12月18日，深入到县经委、县社、县商业局所属的35个企业单位，集中开展以端正经营方向、转变企业内部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内容的社教活动。至此，南皮县本阶段的社教活动圆满结束。
（作者系南皮县职教中心原书记）
【忆昔话往】
黄骅文工团：我最难忘而珍重的岁月
李凤珍 口述 崔怀洲 整理
年过八旬，时常想起一些埋在心里的陈年老事。这本《狮城回眸》，就是沧州摄影家、老朋友杨长林通过朋友转赠给我的，还飘着油墨的芳香呢。书中有两张黑白照片令我老泪纵横：一张是我和老搭档张文甲表演的小话剧《岗旗》剧照，另一张是我们文工团员在打麦场上晾晒丰收的画面。我百看不厌，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如电影镜头，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外埠村姑“刘巧儿”
我于1937年出生在故城县青罕村，从小父母双亡，靠婶子大娘拉扯成人。翻身解放后，我的天性变得开朗活泼，扫盲班里学拼音，夜校灯下练写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睡梦里都在蹦蹦跳跳、说说唱唱的，最耳熟能详的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我是村里的义务宣传员，写板报，演节目，走村串户，高房喊话，积极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村里排演歌剧《刘巧儿》和《小二黑结婚》，我分别扮演女主角，甜润的歌声如小河流水，长辫子摇摆着打屁股，一招一式蛮像那么回事儿。结果一下子走红，成了三里五村小有名气的“刘巧儿”。现在想来，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情窦未开的“黄毛丫头”。
1955年，我担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妇女会主任，工作热情高，上进心很强，凡事从不甘落后。就在这一年，上级组织青年男女去天津南郊的北大港开荒，我带头报名，踊跃参加，第一次背上行囊离开家乡，过上了集体生活。我们睡窝棚，喝咸水，啃窝头，白天开荒挥汗如雨，晚上挑灯夜战群情激昂。“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赤胆忠心为人民……”的歌声，伴着燃烧的篝火在荒郊野外回荡不息。
我是这个团队的活跃分子，独唱、领唱、说快板、数来宝样样都敢耍活一番。在那个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特殊“舞台”上，“刘巧儿”的艺术细胞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滋润和膨胀。伴随年龄的增长，我向往着人生更大的舞台。
不穿军装的“文艺兵”
1958年，“大跃进”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黄骅县组建文工团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个角落，我似乎听到了命运之神的召唤。经领导推荐和我积极报名应试，最终被正式录取。20岁的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独自在夜幕浓重的大洼里喊哑了嗓音。
十月遍地金黄，黄骅文工团的锣鼓正式敲响，初创时期的“班底”，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阵容强大。这些老师们多数来自中捷农场劳改队，别看他们头上戴着没有“光环”的乌纱帽，却个个都是文工团的“四梁八柱”。我至今还能想起，他们当中有原总政话剧团的老演员李季，他瘦小的身材里满是“艺术细胞”，表演、导演样样精通，他客串的反派人物“水鬼”，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常引起满堂喝彩。他的音容笑貌，我每每想起都忍俊不禁。那位男歌唱家周美昭，人长得潇洒，嗓音雄浑嘹亮，一展歌喉就引来如潮的掌声。还有编剧高志强、曹洪昌等等，他们能编能导能表演，都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范儿”，或是后起之秀。我敢说，是他们点燃了黄骅文艺的火种，是他们开启了“大洼文学”的先河。
黄骅文工团实行军事化训练、军事化管理。冬季发棉衣，夏季发单衣，吃住不要钱，按月发津贴，津贴分三等，分别是12.5元、7.5元、4.5元。团长兼书记名叫赵默田，部队转业的，对下属要求很严，定有“约法三章”：团员之间不准谈恋爱，不准吃零食，不准走亲访友。一旦被发现，就要大会点名，小会批评，检讨书写个没完没了。还实行一年一整顿制度，表现好的留下，表现差的卷起铺盖走人。
整来整去一年间，100多人的文工团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40几人。1959年冬季，原天津专区的霸县、河间、交河、黄骅4个文工团，在河间大礼堂举办集训班。李季老师给我们这些“生坯子”们上表演课，进行专业训练，这期间排演了小歌剧《木匠迎亲》、独幕话剧《捉水鬼》等。那时，我们都是忍着饥饿登台演唱，冒着寒风入户借宿，这些不穿军装的“文艺兵”，如同散兵游勇一般狼狈不堪。
饥荒年代的“草台班底”
1960年，“低指标、瓜菜代”蔓延流行，黄骅文工团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县委领导舍不得这个“草台班子”，不忍遣散这些有文艺之才的年轻人，就把我们暂先安置到南大港农场撒农药的飞机场，所在地是孔庄子村。基本要求是，保留黄骅文工团的牌子，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这样，40多人，一辆马车，两匹骡子，几条小木船，是上级配给这个团队的全部家当。在老团长赵默田的带领下，我们白天种水稻，兼顾打鱼摸虾，填充辘辘饥肠；晚上欢聚一堂，偷着排练文艺节目。在“鱼米之乡”孔庄子，我们借天时地利排练歌剧《洪湖赤卫队》，我扮演女主角韩英，张文甲扮演男主角刘闯，袁琳扮演天真可爱的三妹，真得把这出戏演活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拿手戏被“腰斩”了。还排练过歌剧《红珊瑚》、《黄骅》等现代剧目，均没有“闪亮登场”。
在这期间，有人不怀好意告发，说黄骅县委对文工团态度暧昧，明散暗不撤。那时的政治压力山大，县委只得忍痛割爱，于1962年春宣布解散文工团。看到演出服装在大街上拍卖，我们欲哭无泪，心里真说不清是个啥滋味。
我和13岁的孤女袁琳投亲无门，无家可归，便被好心的领导安置到南大港农场六分场。一个铁炉子、一个小木箱、一条蚊帐和一把铁铣，是我们姐妹俩的全部“嫁妆”。在分场大食堂一侧，用三合板一罩，苇苫子一盖，就是我们的“巢穴”。姐妹俩相依为命，时常低吟浅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袁琳到邻居家串门，正巧遇到时任南大港农场场长龚玉楼的女儿，说起文工团的兴衰，不由得伤心落泪。这位小妹是个热心人，很快捎来龚场长的回话，他老人家说，黄骅养不起文工团，我们养得起。你们写信，快把原班人马给我叫回来。就这样，1962年秋季的一天，黄骅文工团死而复生，改称为南大港文工团。李季老师任导演，我任歌唱队队长。
我们仍然坚持边劳动，边排练，演技水平不断提高，尤其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丰富多彩，百姓喜闻乐见。到各个分场、海堡渔村、驻军哨所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我们编演的小话剧《让房》，从地区演到省城，一直演到北京。更意外的收获是，我们耕种的200多亩水稻喜获丰收，打了14万斤粮食。此事震动了沧州地区，时任行署专员阎国钧在大会上说：南大港文工团几十号人马，竟打了14万斤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啊！
告别舞台的“郭大娘”
由黄骅文工团起家的南大港文工团身手不凡，名声大震。转眼到了1964年，沧州地区筹建文工团，便以汇演的名义从中选拔演员。我和张文甲合演的小话剧《岗旗》，歌颂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内容生动，情节曲折，获得男女演员一等奖。包括我和张文甲、袁琳在内的6名南大港文工团演员，很快调入沧州地区文工团。在这个新的团队里，我先后参加过话剧《代代红》、《豹子湾的战斗》等剧目的排练。
记忆最深的是，我在沧州地区文工团演过话剧《槐树庄》，扮演剧中的女主角郭大娘。我们曾专程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现场观摩学习，向素有“老太太大王”之称的胡鹏大姐当面求教，不耻下问。回团后连夜排练，轮番演出。结果《槐树庄》刚刚登场，“文革”风就冲天而起，沧州文工团被活活刮散了。我由此含泪告别了舞台，随着岁月的更替，慢慢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老太太。但是，此后多年没完没了的政审填表中，我都郑重地写下自己人生的第一步：黄骅文工团。
（李凤珍，退休于沧州地区工贸集团；崔怀洲，退休于沧州市发改委）
【基层视点】
扶贫解得百年怨
胡志通
在河间市沙河桥镇域内，源自子牙河的一条河，官方标注任河大东支渠，当地老百姓叫它周家河。沧保路青年桥5华里北的河两畔居住着两个千余口人的村庄，河西胡官庄，河东周官庄。世世代代，多少年来，两村三姓胡、许、周为房基地界，水流去向，小孩子吵架，大人们传言，鸡啄磨眼，狗舔碾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老年间常为不大点的事聚众斗殴，打伤人，毁坏庄稼，无事生非，不得安生。百年来，村挨这么近，人口这样多，很少往来，儿女亲家只有十来户人家，恩怨多多。
老辈的能人们，两村干部多年来想了许多法，费了好大气力，没有解决得了。老百姓几辈希望几辈愁，多年心事付东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治穷致富，换了思想，换了人间。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河间市地税局、劳人局、交通局先后来到胡官庄、周官庄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村民经济发展大力支帮促，治穷致富。2012年前后两村来了扶贫队，沧州市委商书记带队，沧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驻村，对胡、周两村精准扶贫。他们入村到户，调研了解到过去的小农经济、落后思想导致村民各顾各，矛盾越积越深，话不投机半句多。如今改革开放，共同致富，大经济，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合作共利，互惠互赢。扶贫队全力帮扶，建起了农业合作社，组织土地流转承包，兴办汽配业，办起西五官庄的中心小学。扶贫致富，解得百年怨。
两村庄共建的致富桥似纽带联结了村民。村与村相隔河上的砖拱桥年久失修，行人过桥甚是危险，沧州市委扶贫帮扶修桥铺路，大家的事大家办，两村的百姓志愿修桥，出工出力。胡官庄胡振菊主动拆迁桥头杂物，周官庄周国春组织民工力所能及做勤务。水泥石桥修成，两村及十数村众敲锣打鼓，百姓心心相印。两村办起自来水，流水通道入村过户，管理维修，百姓共同的利益，村民以大局为重，集体事业第一。村民的土地共同耕种在北大洼，流转承包，需要人人献出热心、诚心、爱心，不然地成不了大方田，零星的尤其是插花地解决不了。共同致富把人们组织起来，协同办事，事情办得各方满意。在各级各队的扶贫帮助下，胡、周官庄人，齐心协力，共同奋进，圆就小康梦。
两村的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先富帮后富，共同脱贫致富。村办的工厂企业，先在两庄村民中招募员工，知根知底，办事可靠，方便了厂方又方便了村民。丈夫在村厂做工，妻在家中种大棚，富了农家，有存款余粮，还有汽车新房，红火日子，喜气洋洋。村貌巨变，树绿水清。枣柿槐柳，矗立挺拔；月季冬青，叶绿花红；鱼翔浅底，岸柳垂影。村在林中，林在花丛，人在福中。
来到中心小学接送学生的家长，聚在门前谈天说地，老者点头心中乐，儿童拍掌笑歌声。哥俩好，村民亲，和睦和谐，皆大欢喜。老百姓心中放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敬祝习近平大福！
（作者系河间市税务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