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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7期
发布时间: 2017-9-13 14:39:15

 

【党史珍闻】

习仲勋以“牛雕”寄托情怀

  习仲勋作为党内资深革命家,却一直戏称自己为“小牛”。他说,从小养牛放牛时,就经常抱着三弦对牛弹“琴”。他最爱唱《放牛的孩子》,因为这个民谣中有一句:“与牛通情永远年轻……”。

  习仲勋早在延安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时,便自己动手,用杨树木疙瘩,雕塑了一头“孺子牛”。尽管他的刀工粗糙,亦缺乏美术天资,但是他琢磨了好久“牛雕”的形象竟也栩栩如生。那头小牛低着头,正在传神地啃着身边的青草。习仲勋在一篇《拓荒牛》的杂文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孺子’的奉献精神,默默无声地吃草,为人民大众提供充足的奶源。”

  这件不惹人注目的“牛雕”,如同习仲勋的座右铭,一直放在他的案头,伴随了他的一生。习仲勋在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阿沛•阿旺晋美曾开玩笑地向他索要这件“古董”。习仲勋颇认真地说:“我一直视牛为生命,见到它人心不古,似乎又回到青春岁月!”

  阿沛•阿旺晋美听了习仲勋的诠释,心情触动,也请人模仿雕刻了一个,并且作诗赞曰:同为孺子牛,战友不老情。人生乐知己,晚年红烂漫。

 

【本刊专稿】

沧州建材厂工作回忆

张国志

  我原名叫李荫阁,1945年参加革命队伍后化名张国志,70年代在沧州地区计划委员会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自报奋勇挑重担

  那时正值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沧州地区每年需要水泥20万吨左右,可是省计划委员会每年分配给我们地区只有3000吨到3500吨,杯水车薪。因此,沧州地委决定在石家庄获鹿县牛山村的山沟里建一个建材厂,主要生产水泥。于是派李亚卿、宋兰阁、梁文如等同志去牛山村建建材厂。建材厂开工以后,因机械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生产出来的水泥质量不达标,无法使用。地委又派员去建材厂蹲点督导生产,但因约谈的领导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只好找到地区计委,召集8位主任、副主任开会商议,意派一位副主任到建材厂工作。我看大家沉默不语,便自报奋勇去建材厂。

争取资金 更换设备

  建材厂离家远,条件差,困难多,工作起来很不方便。领导决定后,我立即带着基建科长许文石去了获鹿县建材厂,看到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还糟糕。用的是小土窑,生产出来的水泥是黄面子,没法用。再看看工人们住的所谓宿舍是用自己生产的黄面子掺上买来的水泥做的檩条,上面搭上苇箔,有些檩条已经断了,既不能遮风又不能挡雨。我心里直发酸。马上给地委领导打电话反映这些情况,申请100万元用于更换生产设备、盖职工宿舍。地委书记说:国志同志你应该知道,咱们沧州现在很困难,拿不出钱来,你自己想想办法吧。放下电话我心情非常沉重。没有钱就换不了机器设备,换不了机器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不给职工解决住宿问题,职工怎么能安心生产呢?这回可真把我给难住了,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来想去,我决定到省计划委员会跑跑试试。

  说走就走,我一连到省计委跑了三趟,反复说明了我们沧州多么需要建一个建材厂以及所遇到的困难,磨得省计委的领导没办法了,对我说:国志同志,我们看你是个不辞辛苦干事业的人,就支持支持你们吧。省计委给拨了150万元。有了钱,我马上派人到沈阳水泥机械厂购买了一台机械化立窑定型设备,按照图纸进行组装,轴有弯,取直以后才安装的,经过检查调试,一次试车成功,年产水泥13.5万吨。又用剩余的钱给职工盖了宿舍,改变了生产生活条件,工人们也很满意。

修铁路专用线

  投产后,地区计委按照计划将水泥分配给各县市。各县市每天都有大概100辆汽车、拖拉机到建材厂拉水泥,不仅影响了建材厂生产,还给沧州地区的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我想如果修一条铁路专用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给地委书记张屏东同志打电话做了汇报,张书记很赞成修铁路专用线这个办法。我说地委、行署得拿钱,张书记对我说:你为咱建材厂确实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应该想千方百计地支持你,但是咱们沧州太穷了,只能拿出5万块钱,其它的你还是自己再想想办法吧。我又跑到省计委寻求资金支持,省计委马恭轩副主任说:我很少看到像你这样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人。马主任亲自带领工程师和测量人员到建材厂进行测量,选了一条最省钱的线路,做了预算,需要投资240万元。马主任说不巧得是今年的资金都已经分到各地市了,除非是等明年再列入年度计划。我说等明年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我们今年就得上马。马主任又说:这样吧,省计委只有几十万元了,都给你们。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再到省建委和省建工局争取争取。我又跑到省建委和省建工局请求支持。这两个单位都给了几十万元,还是不够。我又跑到省财政局(当时不叫财政厅),省财政局的钱也都分配给各地市和省直部门了,只有小项目办公室还有几十万元,局长拍板给了建材厂。就这样,东拼西凑,凑够了240万。修专线的资金难题终于解决了。

征 地

  接下来就是征地。当地群众说这些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在山沟里开垦的一点点保家的田,单产高,不同意修铁路占用。经过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做通了两个村村民的工作,但牛山村仍然不同意,村支书说去东北了,不见面。我一看怎么办呢?就带着修建铁路指挥部的两位同志抱着铺盖卷儿住到了村支书家里。很快,村支书的家属就把支书叫了回来。支书终于被我们说服了,同意征地,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给牛山村买两台小床子、一台适合山区用的小型拖拉机。我们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村里和乡里都同意征地了,地总算是征下来了。

平息村民和民工争斗事件

  专用铁路开工后,按照地委的意见,派河间和沧县1000多名民工去筑路基。虽然村干部和村民已经同意征地了,但是当看到破土动工的时候还是心疼了。施工时间不长,有些冲动的当地村民就夺了民工的铁锨和抬筐,民工就往回夺,牛山村和宜安村的村民全部出动,都扛着铁锨要铲我们的民工,事态很严重。当时我正回沧州物资局跑修铁路所需要的物资,地委接到建材厂的情况报告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带着河间和沧县县委书记去处理。我们晚上9点出发赶夜路,第二天早上5点才到达施工工地,双方的民工还在支着架子。我马上对咱们的民工说:“老乡们,你们先把铁锨放下来,咱们修铁路占用了牛山村和宜安村的一部分土地,村民心疼,我们应该理解呀。你们也是农民,你们想想,假如要是占用你们的土地,你们也会心疼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才对呀,怎么能和人家动手呢,你们先回去,听到我的话以后再复工。”民工走后,我向当地的群众赔礼道歉。牛山村的村支书对村民说:“乡亲们,国家搞建设占用了我们的土地,给我们补偿,是征得了我们同意以后才开工的,我们动手不对呀,人家张主任也跟咱们赔礼道歉了,咱们不能再闹了。”这样,村民和民工的争斗事件也平息了下来。

再次与获鹿县委领导沟通协调

  村民和民工的争斗事件虽然平息了下来,但是没过多久,获鹿县领导又通知立即停工,原因是获鹿县领导不同意修铁路。在这以前我曾找过获鹿县领导,当时县委副书记不在机关,我找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征得了同意后才动工。据说县委书记刚上任,有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是他让停工的。怎么办?谁能说服县委书记呢?我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徐建中同志是从沧州调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的,他过去曾经在宁晋县担任过县委书记,现任的获鹿县委书记当时是宁晋县委副书记,他们非常熟悉。我就借着这层关系去找徐建中同志。我到石家庄地委和他家里三次,终于找到了徐书记,徐书记帮了很大忙,说服了获鹿县委书记,路基才得以复工。

建大铁路 修拐弯桥

  接下来,我又马不停蹄地到处跑修铁路用的材料。开始的时候,沧州地委的意见是建小铁路。我建议建大铁路。理由是如果建小铁路,还得买小火车,造价就高了,况且还得倒车。建大铁路就不用这些了,火车可以直接开到厂里。地委同意了我的建议。建铁路需要钢轨,我去省计委找负责物资的韩燕北副主任,韩主任说一次要这么多钢轨他做不了主,得兰主任批。兰主任是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我只好去找兰主任,听说兰主任是位很严肃的人,没想到他对我们沧州建建材厂、建铁路很支持。兰主任对我说:“你回去计算计算,大概需要多少根钢轨,告诉我,我到张家口钢轨制造厂给你们调来。”我说:“那太好了,太感谢兰主任对沧州的支持了!”兰主任又说:“我支持的是事业和脚踏实地干事业的人!”

  钢轨有了,但还需要什么零部件我一无所知。我又到沧州火车站找了一位铁路技师,请他给列出了单子。我按照单子跑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天津铁路分局以及安徽铁路局等很多地方才凑够了这些零部件。

  问题又来了,建这条铁路还需要建一座桥,这座桥还有一个弯度。找了好几位设计师都说设计不了。我四处打听,总算打听到任丘建筑公司有一位学铁路桥梁专业叫陈俊明的大学毕业生。我把他商调来。他看了现场,说能设计。我把陈俊明、建筑公司经理、施工队长都找到一起,对他们说:“咱们建这条铁路、建这座桥是百年大计,一定要保证质量。我有个条件,这座桥第一次通过载货火车的时候,我和你们三位站在桥底下,你们愿意吗?”他们回答:“愿意。”建筑公司经理提出,按照设计钢筋这么密,倒上混凝土得有小重夯,但当时没有这种小重夯。我说必须得找到小重夯,建筑公司找来了小重夯。铁路桥施工期间我白天黑夜在工地盯着,按照设计要求是层土层夯,夯打下半尺深后再上混凝土。但是到了夜间尤其是后半夜,工人们困了、冷了,有时候上两层混凝土再打夯。我就一直盯着,让工人按设计要求施工。铁路竣工后,请了石家庄铁路分局的马工程师对铁路进行验收。马工程师说:“沧州建的这条铁路是国家级大铁路,是高标准的、一流的,年通过能力在100万吨以上,可惜的是专用线,建材厂调出调入能力不过二三十万吨,潜力还很大呀!”铁路第一次通车运货的时候,我和陈俊明、建筑公司经理、施工队长真的站到了桥下面,安然无恙,就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我得谢谢你们呀!”

  铁路专线的建成,为建材厂再扩建提供了有力条件,我也信心百倍地谋划着扩建的计划。正在这时,沧州计委主任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沧州,说地委成立了地区建委,建委要派一名副主任接替我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我三年半的建材厂工作。

亏 欠

  许文石同志跟我去建材厂的时候,他老伴正病着,他二话没说,把唐山老家的儿子、儿媳调到沧州侍候他老伴,跟着我在获鹿县山沟里一呆就是三年半。他是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兼财务工作。他每天和我同工人们一起在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工人们吃啥,我们吃啥,从来没有怨言。等到他回沧州的时候,老伴已经去世了。我觉得挺亏欠他的,这样的好干部怎么不令人敬佩!

  建材厂投产以后,姐姐托人捎钱来,让我给她买两袋水泥。我捎信给姐姐说:“水泥是按计划供应的,什么时候供应到你们那里,姐姐在当地买吧。”又把钱捎了回去。尽管姐姐了解我的秉性,但还是很生气。

  建铁路节余了20多万元,地区计委有人提议要盖一栋宿舍楼,并说先记着我和许文石同志挑。我没同意,我建议给建材厂盖一个大仓库。宿舍没盖成,有的人说我太耿直了,太傻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傻人,但就是改不了这个傻脾气。

  在沧州建材厂工作已过去几十年了,但三年半的日日夜夜仍历历在目,感触颇深。作为一个领导,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亲力亲为,千方百计,事无巨细,认认真真,不袖手旁观,不发号施令,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作者系原沧州地区劳动人事局党组书记)

 

【知青岁月】

一个老知青的真实回忆

吕少军

 

  “上山下乡”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到今年3月6日整整40年了。在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高潮,绝大多数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练红心”。小学——初中——高中——下乡,这就是当时“非农业户口”青年的轨迹。农村青年则没有其他选择,都直接回本村务农。尽管每到毕业季盐山中学的领导要组织即将毕业的学生表态发言,“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去扎根农村一辈子!”有的学生也用大字报形式写决心书、倡议书,其实就是营造一种氛围。只有少部分学生按照政策留在城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会发言,不会倡议。

  那时大家都会把留城的机会留给弟弟妹妹。

  1977年3月6日,在县人民礼堂召开了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县领导、机关干部、老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参加,隆重热烈。我们下乡的青年前排就座,胸戴光荣花。新知青、老知青、贫下中农代表、县领导都讲了话。每人发了一张铁锨,锨把上拴着红花。我被分到小营知青点。

  到1977年,各地的知青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都集中在青年点管理。当时盐山有5个知识青年点:前王知青点(在曾庄公社前王村,又称新村知青点)、小营知青点(在小营公社曾小营村)、于庵知青点(在望树公社于庵村)、韩桥知青点(在马牛公社韩桥村)和新建的常金知青点。

  每个知青点多则七八十人,少则十多人。知青点都是双重领导,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委派脱产干部带队,他们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主要了解知青生活、劳动、思想动态。再就是所在村派出村干部、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管理知青,并指导带领从事生产劳动。小营知青点,曾小营村有近20人参与管理和劳动,他们在本生产队记工分,不参与青年点的分配。

  欢送会结束后,小营知青点用点上的拖拉机把我们12位新知青拉到青年点。那个时期,有拖拉机的生产大队可谓凤毛麟角。青年点有一部拖拉机就很不简单了。一路上接我们的老知青有说有笑,其中有位女知青说:“今天沾新知青的光了,可以吃顿包子了!”这大概是新来的知青给他们带来最直接的实惠了。当时从盐山县城到曾小营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多数是老知青们谈笑,感觉他们很泼辣。新知青唯唯诺诺。我想:这大概就是广阔天地锻炼的结果吧。

  其实我们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或者说我们就是农村人,因为户口是非农业被称作“知识青年”罢了,走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也有很多类同的青年回到本村,但是他们仍是知青身份,关系在知青办,称为回乡知青。

  在小营知青点,盐山籍知青有三批,分别是1975、1976、1977年下乡知青,共36人,18个男知青18个女知青。还有十多个天津知青,1969年来自于天津红桥区,原来分散在各村,知青点建立后都归点管理。有的已经结婚住在村里,租社员房子居住,未婚知青都在青年点吃住,感觉他们在农村多年,棱角没有了,有些大龄青年有些暮气。他们后来都回城了,大多应在街道集体企业,后来企业改制,下岗首先受冲击的应该是他们。

  我们很快融进了这个群体。到哪个知青点下乡,一般是按父母工作系统分配的。高中也分别在盐山中学、庆云中学、圣佛中学、韩集中学、望树中学五处高中毕业,上下届同学,有的父母也熟悉,有的还都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大家相处得很好,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过有的知青点,知青们也分派分伙,参杂了一些大人的因素和社会因素。譬如,大家都力争上游,就会出现竞争,产生矛盾在所难免。经过岁月的洗礼,那时候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保留下的是那段“青葱岁月”的友谊!

  各知青点的劳动形式不尽相同。韩桥、于庵知青点的知青分到不同的生产队劳动,参与生产队的分配,把分的粮食蔬菜集中到青年点共同开伙。小营和前王知青点类似农场性质,有自己的土地大约五六百亩,集中劳动统一核算,知青记工分,年终核算。小营知青点已经有拖拉机、柴油机、水泵等机械化农具,另外畜养了骡、马、牛、驴牲畜补充劳力,还养了 20头猪用于改善生活或交食品收购站作为副业收入。到1977年,小营知青点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经济实体,知青的工分一般是每天8分~10分之间,10分工是一个整工,分值按曾小营村11个生产队最高分值计算,1977年终核算时,每个工值是0.35元,就是每10分工价值0.35元。余缺粮是按预支粮票和代金券多少来确定的,一般男知青余粮少,女知青余粮多,因为男知青饭量大、支出多。天津知青缺粮的也多,因为他们休假多,有的结婚有了孩子,也按人口分粮。就是缺粮款的知青也不会从家里拿钱补上。因为一个小伙子干一年活还缺粮是说不过去的,就免了缺粮款了。到1978年春,我如果不参军入伍,还是缺粮户,缺粮款6元多,因为入伍,最后结算余粮12元多。余粮的知青,可以领到余量现金款。

  小营知青点,是劳动强度大的知青点。老知青们自己脱坯盖房,最后,还盖了12间大瓦房。曾小营的东北洼300多亩地,原来是荒碱地,经过知青们挑沟淋碱,改造土壤,几年下来,成了高产田。1977年盐山东部大涝,很多土地绝收,由于这几百亩地排水系统完善,反而获得了大丰收。知青们每天早晨、上午、下午三出工,有时晚上还要加班浇地、轧麦子、剥玉米,开会学习也都安排在晚上。

  下乡的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起床了!都起来干活了!”高亢的声音把我们吵醒,以后的日子,每天清晨都是在这样的呼号声醒来。这是我们生产队长的声音,50多岁,是小营村的“庄稼把式”。他小的时候,在本村组织的剧社演过戏,有童子功,声音特别嘹亮。在麦收和大秋的时节,劳动强度大,年轻人又贪睡,他就去男知青宿舍拉耳朵,把知青们整醒。女知青也睡不醒,就喊女知青队长,叫她把知青们叫醒。我到知青点第一次劳动是码坯。知青点依然在建设中,自己脱坯。小营一带的坯一般在60公分长、40公分宽、20公分厚,当时已晾七八分干,把它码起来晾干备用。一个坯大约五六十斤,一早晨下来筋疲力尽。

  因为我身体比较瘦小,分配的活也比较“轻松”,积肥搞“土包氮”。 “土包氮”是当时的高效农家肥料,就是把人、牲畜、猪粪便混合在一起,堆积起来泼上适量的水,外面用泥封起来,经过日晒发酵提高肥料效能。平时,我和另一名知青推土垫猪圈、往猪圈泼水,还要定期用泥叉把猪圈沤好的肥料甩出来。这是个力气活,出一个猪圈的肥要用一天时间,下工后腰酸腿痛,特别是两个肩膀涨疼的厉害,到了后来,也不感觉怎么累了。

  下乡后,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出厕所”。把厕所的人粪尿用木桶挑到粪堆,然后与牲畜粪便拌匀。冬天臭味小,到了夏天,戴上口罩闷得喘不上气来,厕坑里的氨气刺激得睁不开眼。挑粪的木桶和粪便共有100多斤,当时我体重只有90多斤,压得东倒西歪,只能咬牙坚持。“不怕脏、不怕累”是当时知青的口号,大家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知青点生活是艰苦的。每周可以吃到一顿面食,其余都是窝头,早晚有玉米粥,每位知青都备有一只“大蒜碗”,三四个窝头再加一大碗粥就是我们的一顿美餐。有一次,两个男知青打赌,一个吃了12个窝头,一个吃了11个窝头两碗粥,一直成为笑谈。1977年春季挑沟,我曾经吃过2两一个的6个窝头。早晨咸萝卜条非常咸,蛆很多。中午、晚上是大锅炖菜,油很少也没有肉。冬天白菜,其它季节都是时令蔬菜如茄子、豆角、青椒等。每个知青都有一把暖壶,喝的是蒸窝头的笼锅水。盐山籍的知青,休假回家后也会带些咸鸡蛋、炸干鱼、炸酱,因每排房子的知青都蹲在院子吃饭,所以从家里带来的东西也就“共享”了。

  知青们的精神生活是快乐的。知青们尽管对自己的前途未卜,不知今后去向何方。按照当时的标准,有的知青表现好,可以保送上大学、参军、参加工作等。下工后,知青的业余生活也比较丰富,多半时间是打扑克听收音机听小说。记得当时正播出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自己还演节目,如反映阶级斗争的小戏《渡口》,我还说过相声《帽子工厂》,还有的知青演讲当时流行的传抄小说《南京长江大桥爆炸案》《绿色尸体》《一双绣花鞋》,深受知青的喜欢。女知青以织毛衣为多。村里青年人对知青们还是羡慕的,集体生活对青年人具有吸引力。尽管知青们穿的衣服比较整洁,特别是天津知青把大城市的服式传过来很受青年人喜欢。知青们积极参与科学种田、科学除虫,掌握庄稼的病虫害防治。有的担任了民办教师和乡村医生。

  由于我自小学过一些中医知识并在高中时读过“红医班”,也常为社员(村民)治疗常见病。如一位老年妇女胃病久治不愈,我用西药制酸、用中成药祛寒,并告之忌生冷硬食物,治疗效果甚佳,一时名声鹊起,常有人来求医。一位菌痢病人长时间治疗效果不佳,一个壮劳力,以至于连穿衣服的力气都没有,经过我的诊断,按大肠湿热,重用黄连和马子苋两味中药,两副药后病人症状明显减轻,后经过调理很快恢复健康。

  知青点不相信爱情。因为男女知青有一个共识,就是前途未卜。对待爱情,都表现得非常理智,就是爱慕对方,也会把这份爱深深埋在心底。也有的知青后来恋爱成为了夫妻,那也是离开青年点以后,爱情的火花重新迸发的结果。

  选调开始新生活。1977年冬季,知青返城政策开始逐步落实。高考恢复,1978届高中毕业生不再下乡,天津知青也陆续返城。盐山籍知青陆续分配到盐山的工厂企业、供销系统、卫生系统、银行和华北石油,有一大批男知青于1978年和1979年参军入伍。当时知青们比较喜欢进工厂当工人,社会地位高,可以学到一门技术。很少人考入大中专院校。由于知青点人员只出不进,于1979年春天开始并点,到1979年9月25日最后一批知青选调后,知青点完成了历史使命。

  “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城镇青年1800万人。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每位知青对这段经历也有自己的认知。我的感触是:一是体会到了粮食来之不易,农民是艰辛的,农村是贫困的;二是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三是收获了友情;四是增强了集体观念。缺陷是知青们的体力劳动过于繁重,生活条件艰苦,对知青管理存在简单粗暴现象,用劳动改造方式管理知青。由于开始确定知青的上升渠道是在劳动中的表现,特别是政治表现,忽略知青的文化学习,以至于恢复高考后多数知青对考试知识知之甚少,当然这与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

  我理解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推行的主要目的,一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叫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教育,不脱离人民群众,避免“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同时用知识青年的知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中的城乡差别,实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目标。
现在有些优秀知青成为国家栋梁与行业精英,多数知青默默无闻已至暮年,但他们为共和国那个火红的年代贡献过青春,不管别人是否记得,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段青葱难忘的岁月。

(作者系盐山县政协副主席)

 

【忆昔话往】

师爱永铭

胡志通

 

  人间有几个最庄重的称呼,老师即是其中之一。老师使学生由无知到知之,由不才到成才,由不懂事理到知书达理。尊敬和膜拜老师,几乎是所有当过学生的共同心理。
忘不了恩师盖增恩。

  1964年秋天,我考上了河间县行别营初级中学,划分到26班。班主任,代数、音乐课老师是盖增恩先生。“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岁月,我们在初中读了四年书。1966年在升初三时开始了“动乱”,折腾了二年多。“初中求学怎能忘,文革兴起四年窗,忆记五十年前事,恩师助我鼎力帮。”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瓜菜代”自然灾害刚过,我们家乡又遭受了特大洪涝,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缺衣少穿。家无隔夜粮,手无分文钱,如此困难,再有个中学生读书,不能参加劳动,不能照顾家庭,还要花钱,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入学通知书”要求学生报到要交齐书费学费6元钱。没有钱,娘就给在津当兵的舅舅去信借钱。后来才知道舅舅出差重庆,没办法东摘西借了3元钱,娘嘱我要和老师好好说,实在不行就回家,等舅舅寄来钱再去上学;父亲告诉我,到校实在不行就找找校长,是老亲,老姑奶奶家表叔。

  本来考上中学到新校去读书,是非常高兴的,可交不上学费又没吃喝,真的高兴不起来。在学校高年级生指领下我们到了26班办公室,一位高高的个子,四方脸堂,声音宏亮的老师在招呼我们,他就是班主任盖增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了终生忘不了的老师,成长路上的领路人。由于未带足书费学费,我显得很不自在。盖老师明白个中情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俺叫胡志通。”盖老师非常高兴,“你就是胡志通?!考的成绩不错,好好学习,更大进步。”我和登记的老师说了最不愿说的,拿出了攥得温热的4元钱并流出了眼泪。盖老师掷地有声地说:“冯老师,先给学生报上到,钱的事再想办法。”我有学上了,有书读了,后来学校又为我解决了助学金,我的助学金是校、班里的一等,开始每月8元后来5元。雪中送炭,助力我学习求知,使我在艰苦的岁月里能够读书,享受着学习的快乐。

  盖老师和同学们推举我进校学生会,在学生会我当选了副主席。还培养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政治上关心,给我莫大的政治营养,负责办理的黑板报,给了我锻炼的平台,使我健康成长。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6月,学校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时风云突变,乱哄哄,“大串连”,停、复课闹革命。学生狂热了,学校动乱了。师长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又怕我们逍遥,又怕我们出格。记得盖老师多次找到我们,既鼓励参加运动,又告诫谨言慎行。要我们讲团结讲文斗,看大局看长远。他大无畏地敢于给我们泼冷水、敲警钟,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那时反感不理解,过后看是对我们最大的关心爱护,真正的厚爱。我们班同学“文革”中也分两派,自立山头为王,观点相左,争论不止。在老师的教导下,我们从没做过出格的事,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没有违心说过做过不应该的话和事,相互间尊重对方,重情重义。师生谊在学校里如此,毕业后,四十余年,友谊长存长青,情同手足。

  我的文科较好,如语文、政治、史地以及外语考试成绩不错,可是偏科,代数一般,物理更差些。盖老师为我费了心,给我开“小灶”。对我讲,偏科是个大问题,不解决好升高中有危险。出习题,释疑解惑突出重点,指出数学的规律所在。他说,数学规律万变不离其宗,多做习题方能入门。师父领进门,温故知新,大有进步,各科成绩保持在良好以上,德智体全面发展。

  盖老师多才多艺,文武兼备。代数专长,音乐也拿得起放得下。就是语文也功底深厚。他是名师,中学高级教师。专教数学兼教音乐也属正常,可那年代他改科教语文,这在“文革”前正式中学里大改数学科立马登台授语文课,能文能武的老师是不多见的。他知识丰富,阅历广泛又努力践诺实际。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活报剧“千万不要忘记”,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内容丰富,道具新颖。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扬州某部政委,留给了他换装的一身校官服,盖老师从箱底取出“宝”衣让我穿上,饰剧中军官角色。大沿帽,黄泥子服,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我们师生同台共演,多姿多彩,给人教育,启迪、鼓舞。

  盖老师在学校无微不至地关怀关心于我,就是在我毕业后也经常对我帮助支持关照。我1968年秋毕业,回村没几天,教上民办小学,是三、五年级复式班(没六年级,五年级为毕业班)。那时老师全部回本乡本村教学,盖老师回到了我的邻村教学。我求助老师指导,盖老师无私支持。他教我:对低年级生务必严管,特别是安全无小事;对高年级生需要在“活”字上做文章。他要我:实行三、五年级的学生前后坐位,勿左右分坐。这样当哪个年级上课时,另个年级背靠背,效果好。遵师嘱,践实际,学生们学习认真,聚精会神,成绩突出。或许是那两个班学生聪明,在乡、片的统测中,考试成绩都名列在先。五年级7名学生全上了初中并考上了高中,其中4名考上了大学、中专。

  1972年我投笔从戎,盖老师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当兵”。在我入伍的年月里,有几年他在我村教学,盖老师经常和我的爷爷、父母谈心聊天,分享我在部队成长的快乐。唐山大地震,我在唐山兵营,通信全无,铁路中断,盖老师到我家,给予问候、帮助。当得知我房倒屋没塌,家破人没亡,他喜极落泪,还给我写去了信。

  甲午清明节,同学张春峰、杨润海、马瑞恩等倡行26班师生聚会,盖老师到了,宫老师来了,师生共欢乐。老师即席发言,感人至深。一向豁达开朗的盖老师,晚年最叫人伤神的是老伴先他驾鹤西去,他行动也多有不便,同学们都心疼盖老师,大家多次去看望他。

  盖老师今年79岁,属相牛,丙申年80大寿。甲午清明师生相聚时,同学们齐说先生八十,前去祝寿。盖老师善增福、德增寿,上善若水,大德寿长。值先生八十大寿做诗文致贺:“盖老寿老不老,师教师德师恩,传知传业传道,真情真意真心。”“师尊盖老,乐于奉已。弯腰作桥,站立为梯。”

(作者系河间市地税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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