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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6期
发布时间: 2017-8-22 15:46:38

 

【党史珍闻】

“三会一课”的历史沿革

  “三会一课”指的是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作为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三会一课”历经起落沉浮而后砥砺升华。

“三会一课”的产生和初步确立

  基于马列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定期召开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作出了规定。同时,领导干部讲党课也随着党的队伍建设需要而出现,比如1925年就创办了北方区委党校。古田会议前,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队伍。古田会议上他总结出召开“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等18种进行党性教育的方法。延安时期,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党内教育办法。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曾先后十多次到抗大授课。这些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虽然未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结构,但其历经磨难的精神底色和实践成效,为“三会一课”制度夯实了根基,更注入了灵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各地党员和党组织可以公开活动并加强他们的联系,“三会一课”自上而下推而广之。至1957年,包括新疆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党组织都建立了生动活泼的“三会一课”,成为全党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基本制度。

“三会一课”一度中止后重焕生机

  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使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环境遭到破坏。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严厉批评了当时“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的现象。随后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党内生活遭受重创。1977年2月,一封来自河北蔚县南双涧大队的信引起了《人民日报》编辑的重视。信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几近瘫痪的支部组织生活忧心如焚:“有的单位长期不开党的支部会,不过组织生活,不上党课……这种状况应该马上改变。”《人民日报》果断地刊登了这封来信,在社会中引起反响,表达出当时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的心声。

  与此同时,中央正在酝酿如何整顿混乱的党内政治生活。1980年2月,经过两年多酝酿、起草和征求意见,集中全党智慧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其中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设立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总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以及组织开展党内学习教育。至此,一度荒废的“三会一课”在上下呼应中回归党内政治生活,为整治基层党组织涣散、重建党的统一权威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三会一课”的新使命

  一段时间以来,“三会一课”在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渐渐出现制度创新滞后、本质认识偏颇等问题。一些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呈现出僵化、空洞化、庸俗化的趋势,有的甚至脱离实际,出现“空对空、两张皮”。还有些基层党组织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结果矫枉过正,将“三会一课”变成工作述职会、经验总结会,失去了讲政治、讲党性这个精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着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正本清源、净化政治生态,继续凝聚下一轮改革共识,成为党内各项制度的全新使命。2016年10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布,将“三会一课”列为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事项,要求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强调要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这为“三会一课”这项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积淀的制度在当下的发展指出了重点,明确了方向,赋予了新的使命。而如何理解好、利用好“三会一课”等传统的党性教育手段,创新形式、释放优势,使之在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上再立新功,考验着当代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

 

【本刊专稿】

风雨海河十七年(下)

刘玉琢口述 杨学新 李宝春整理

 

民工们的生活和对挑河的态度

  过去挑河最苦最累的是1959年到1960年修岳城水库,正是“大跃进”刮“五风”(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产生的新词,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时期。那时民工们黑白干,吃不饱饭,不让睡觉,天天“放卫星”。与岳城水库工程同时期还有一批民工去挑黑龙港河,我们北台村的武荣庆、张树森、阎中如等人去了。他们活累,还吃不饱饭,晚上饿急了,有时就嚼咸萝卜喝凉水。到我们根治海河时,条件好多了,起码吃饭管饱。

  根治海河肯定接受了1959年挑河“大跃进”的教训,人们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河北省根治海河副指挥长谢辉要求不准晚上加班,怕民工劳累过度,但也有为了赶进度晚上加班的。

  根治海河前期,因为1963年大水危害严重,群众治水愿望强烈,而且海河工地上生活有保证,所以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家庭困难的都愿意到海河工地上去,这样可以带出一张嘴去,而且每天能记10分工。实际上,上海河待遇比在生产队种地好,这是当时不少人同意上海河的最主要原因。但是,人们争相上海河,都说是为国为民,不说是为了能吃饱饭。凡是上海河的民工,不管在外头干多少天,在家里就按每天10分工记工分。大小伙子在家每天能吃顿饱饭吗?小伙子们在家都饿得够呛了,到了海河头几天,哪个一天按干面说不得吃个3斤多呀!过四五天,人们吃得肚子里有了底了,吃得就少了。工地上还定期改善生活,每星期吃一顿馒头,这里的馒头就是刀切卷子,一斤多干面一个,一尺多长,上面用刀切几个印。海河粮食供应也有变化,总体上是一年比一年好。挑宣惠河主要吃红高粱面,别的工程主要是吃玉米面。挑永定新河,河北出人,天津、北京提供物资、设备,负责粮食蔬菜供应等后勤保障,生活标准稍微高一些。他们等于是粮站、煤站,我们从他们那里买粮食、买煤、买东西。海河工地上按工程量计算报酬,这些活用多少人,给多少粮款都事先定好量了,提前干完的,就节省了粮食和生活费,这些节余的粮食和钱由带工的扣下一部分置办东西外,剩余部分就给民工们就地平分了。民工们挑完河,都推着小车带着粮食揣着钱回家,全家都很高兴。在北台村,凡是没上过海河的,平常在生产队干活,一般不给10分工,凡上过海河的,回来后每天都按10分工算。民工到了工地上,一般是不允许换人的。除非有严重的疾病,或有婚丧嫁娶等大事。

  当时民工们上海河要自带一部分口粮,从生产队或个人从家里捎去。1964年秋冬到1965年春天的宣惠河工程是以工代赈,其它海河工程要求民工们按每人每天7两的标准往海河工地上带粮食。民工不是直接把粮食带到工地,而是开工前,民工们根据工期长短把应带的粮食卖到国家的粮站,再把卖粮食的条拿到工地的伙房入伙。一个人每天交上这7两粮食,在海河工地上就尽着吃,更不用吃糠咽菜。真到挑河,一个人别说7两,就是1斤7两也吃不饱,差出来的粮食就由国家供应。

  根治海河后期,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好转了,群众上海河的积极性不高了,大多数社员不愿意去挑河受累,所以,各个生产队就用抓阄、排号等办法让社员们轮着去。

  河北省和各地区海河指挥部在根治海河中后期还都建有专门的海河医院,县团有卫生科,每个营或连也有医生。民工们小病在工地就地治疗,大病就转到县医院,县医院不行就再转到地区医院。盐山指挥部有几个拿手的好医生,有县医院的内科主任、外科主任。我们尽量防止出现死人事件,海河上也有得急症死人的,但很少。

  根治海河也有妇女参加,有的叫“红色娘子军”,有的叫“铁姑娘班”等,这也是跟电影里学的。但是到外地挑大河,咱们沧州地区基本没有出动女民工,别的地区有出的,不是太多。挑县里的小河出女民工不少,但那是各县水利局的事,与县海河指挥部没关系。

海河系统未搞“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但是根治海河指挥部系统基本没受影响,除个别地区外,海河工程没有耽误一点儿,各县该出民工还是出民工。这是因为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通知,要求海河系统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也是当时“文化大革命”那么热闹,我为什么一直没参与的原因。再说中央又有专门的要求,这才没掺和进去。当时各地都是搞“文化大革命”,每天打派仗,争斗不止,时不时还出人命,人们既不能安心吃饭,也不能好好干活,光斗争了。因为有中央的文件,所以地方搞“文化大革命”再热闹,再胡折腾,谁也不敢到海河系统去扰乱。我们海河指挥部的人一年春冬两季挑河,多半时间不在县里,再加上中央有文件,所以我们不用去斗争别人,也不用担心被别人斗争。在机关工作的时候,我们每天按时上下班,组织政治和业务学习,谁也不出去参加那些活动。上班和下班时常听见有人说谁谁又挨打了,谁谁又被斗了,我们就假装听不到,怕被别人找到借口也跟着挨斗。县海河指挥部的领导更不愿意折腾,他们也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要不是中央有红头文件,像我们这些人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能行吗?人家都“革命”,你不“革命”,人家不说你是“反革命”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论全国搞什么政治运动,在海河工地上只有面上的政策和上级精神的传达贯彻。最早是批判刘少奇,1963年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好像还说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治理好海河,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决心以20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把河北水利建设好。”后来就批刘的“少慢差费”,有人说他故意和毛主席的“多快好省”对着干,他说用20年时间,这是故意给人们泄劲,是想让群众多受几年罪。实际上从1963年毛主席题词,到1980年结束,基本上是接近20年时间,这说明刘少奇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我们还批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还搞过“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

  海河工地没有像地方一样搞武斗,不斗人。你想想,要是海河工地上也都贴大字报,也斗人,那不乱了大套?这些挑河的民工都是庄稼人,也没什么文化,那要是打起来,还不都动铁锨呀!那还不知道得出多少人命呢?这样不管领导干部还是技术力量都被保护起来了,没受冲击,就是出身不好的也一样被保护起来了。有一年,孟店公社党委赵书记调到盐山县海河指挥部。他在孟店公社曾被批斗,到了海河指挥部以后,孟店公社又有一些人追到盐山县海河指挥部,要把他揪回去继续批斗。县团派我与孟店公社来的人交涉,我向他们讲了政策,怎么讲他们也不听,我说,现在允许你们革命,也允许我们革命,你们有权力批斗,我们也有权力批斗,我们把他留下,由我们批斗。这样就把孟店公社的人撵走了,实际上我们也根本没有批斗。

  海河工地上注重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都学习,一般各营连的指导员在吃饭的时候给民工们读。因为上级还要求工程进度,所以不能整工破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免耽误工程。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全国各地都兴起每天三次“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活动,海河工地也照章行事,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有一天,盐山海河团办公室主任郑某到伙房吃饭来晚了,就自己一个人站在毛主席像前“祝愿”。这时,一位同志看到了,就开了一句玩笑,被伙房的一个大师傅听见了,说:“你刚才说的嘛?”这位同志也觉得十分不妥,连忙说:“我犯了错误了!我犯了错误了!”随即向毛主席像又鞠躬又认错,十分认真。

  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根治海河还是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沧州专区根治海河指挥部指挥长、副专员王清在海河工地非常认真负责,大约是在1967年,海河工地上正是工程紧张时期,他儿子得了重病,在天津住院,生命垂危。他非常着急,可是工地又不能离开,因为擅自离开工地要受处分,领导不力影响工程进度也要受处分。有一天,王清和别人说闲话时说:“人这一辈子是为了嘛呢?还不是为儿女蹬跶(读deng da,方言,指用脚踢蹬)吗?”不长时间,这句话成了别人的把柄,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很大打击,被批斗。1969年5月,我们驻在天津大港区的北台子挑独流减河,保定地区由于武斗,没有组织起民工来,我们盐山县和其他几十个县派出一部分精干人员支援独流减河保定工地。在其他工地也出现过保定地区组织不起民工来的情况。盐山有个民工叫小刘秃,特别爱开玩笑,人家说上句,他老爱接下句。有一天,在工地上干活.他又接下句,顺口说了句对毛主席不雅的话,结果被当场斗争,又被保卫科绑起来。后来又有人揭发他推车子时故意撞倒毛主席像,还推小车从毛主席像上轧过去。还有人揭发他干了其他坏事,事情闹大了,小刘秃被转到县公安局,最后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75年,我本人也因1968年盐山县县长投井自杀而被无端牵连,受到严重迫害,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打击,也给家庭带来极大痛苦。

  “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讲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我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但是我对地富家庭出身的那些同志很同情。那个时候讲“成分论”,参军、上学、提干、招工、入党,甚至谈对象都要看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我当时就想,这些年轻的“成分”不好的人,他们没有享受过去剥削的成果,也不知道剥削是什么事,却不让升学、不让参军、不让提干,很好的小伙子眼睁睁说不上媳妇来,很好的姑娘也找不到好对象,这样合理吗?我的同事中有几个“成分”高的人,一个是王汉章,一个是李永顺。王汉章比我大十来岁,家庭出身是富农,他工作尽心尽力,不辞辛苦,我很尊重他,我们关系也很好,我每次称呼他都是叫“老王”。李永顺是黄骅县人,比我也大十来岁,定的成分是富农,是新中国成立前盐山中学毕业的。他大哥在陕西省水利厅任总工程师,他也在陕西水利部门工作多年。他家属是盐山人,因为李永顺家庭出身不好,怕去黄骅会挨斗,李又在陕西,所以住在盐山娘家,后来李永顺就调到了盐山工作。李永顺脑子好使,办事认真,遵章守纪,他1985年退休后又参加《盐山水利志》的编写,1992年3月,盐山县水利局召开《盐山水利志》研讨会时,他当天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把一生献给了水利事业。我对王汉章和李永顺他们很同情,他们也都很自觉,工作非常出色,这可能与他们的“成分”有关系。因为中央文件要求海河系统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单位同事们也都很注意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在这“十年浩劫”中未受任何冲击,要不然,他们的情况一定十分糟糕。

  当时政治形势很紧张。1971年,林彪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当时,我们指挥部在盐山县城正南的漳卫新河工地施工。有一天,县里突然把我们指挥部负责人全部召集到盐山县委开会。会议室门口有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站岗,凡进入会场人员都全身搜查,非常紧张,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会议由沧州地委派来的人传达上级关于林彪摔死的中央文件,只是一字不漏地宣读,半个字也不作解释。一听说林彪死了,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大家都支起耳朵听,每个人心里都震撼很大,会场静得吓人。会上要求严格保密,不许外传。以后,消息一层层传达下来,人们慢慢都知道了。

  根治海河工地上不搞“文化大革命”,不仅稳定了队伍,保护了技术力量,也推动了根治海河事业的进程。

注重思想政治工作

  海河系统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每个县团都有专门的政治部。海河工程早期,每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经常搞忆苦思甜教育,用苦大仇深的典型和海河水害事例鼓舞士气。忆苦思甜等思想教育活动在那个年代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激发了民工们根治海河的热情。县团有人讲,各营连也有人讲。有一次,盐山县指挥部一位姓赵的副政委看到一份外地的材料,认为不错,就组织指挥部机关全体人员和各连队带工的领导干部开会,由政治部的工作人员给念了一遍,结果,不少人听了还哭起来。

  海河系统经常评选和宣传劳模。海兴县刘王庄的民工班长李清义是挑海河劳模典型,多次受到省、地区和县海河指挥部表扬,后来直接提拔当了海兴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副团长,成了副局级(副科级)干部。那时讲“推大车,迈大步”,人们都进行劳动比赛,都怕落后,他是“推大车,迈大步”的典型。有人说他曾经多次半夜就起来干活,做“无名英雄”,当别人起来干活时,他已经把班上的20多辆小车全部装满,还又推了四五车子土。我到海兴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工作后,和李清义在一块,他身体并不多强壮,是个细高个子,有点单薄。他说,当时确实是经常比别人早起干活,多受了很大累。

  海河工地还办有毛泽东思想展览室,有讲解员进行讲解。工地上还专门设有广播站,广播站有广播员,定时广播上级的文件精神,让民工们了解国家大事。广播站也安排歌曲、戏剧等文艺内容,也广播县团和各连队通讯员写的稿件,表扬好人好事。这些讲解员和广播员一般都是从农村找来的有文化的女孩子。

  海河工地上有文娱活动。县海河指挥部后期有了电影队,经常给民工们放电影,在工地支上杆子,挂上银幕就地露天放电影。放电影要提前在广播里下通知,有时放电影还要提前收工,因为不能让民工们睡得太晚,有时省和地区海河指挥部文工团还来演出。

  有一个县团写报道的,记不清是哪个县了,写了一首打油诗,把村上的人分成十三等,地区海河指挥部知道了,就派人来调查。这下把他吓坏了,以为写东西犯了错误。实际上地区海河指挥部并不是要处分他,而是知道他有才干,把他调到地区海河指挥部写材料了。

  政治部管评先进,评先进的标准叫“三高一少”。“三高”就是高风格、高质量、高工效;“一少”就是少花钱。地区评先进县,县里评先进营,营评先进连,连评先进班,评先进个人,实行层层评议。符合“三高一少”的就是先进,不符合的就是落后,差一条也不行。省、地、县海河指挥部每年都有表彰,当时不搞物质刺激,只发奖状或只是口头表扬,不发奖金。

  我在根治海河开始不久给省海河指挥部《海河战报》写了一份材料,叫《我对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理解》。我说,毛主席说的这个“一定”,就是决心,就是行动;“根治”,就是质量。我的这个文章刊登后,被很多人引用,好多文章都说“一定”,就是决心,“根治”就是质量,省里和地区写总结都常用这个话。

几位熟人

  我的老同事孙凤元很有才干,比我大十来岁,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水利,原来是国家干部,50年代因为和领导怄气,与时任小营乡妇联主任的妻子辞职回家务农。盐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成立后,孙凤元作为聘干参加盐山县团工程科技术工作。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但是很注意学习,方法很多,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善于沟通,是我在海河工地上的好帮手。别看我当科长,好多难事都是他解决的。1974年挑宣惠河,我在工地上因劳累过度,突然得了重病,人事不省,人们想把我送到盐山县医院,但是盐山县医院距离太远,就把我就近送到海兴县医院,那些日子,孙凤元一直守在我身边。

  1965年挑宣惠河时,全沧州地区唯一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吴善,很能干,是专家。他常到工地上查看各公社进度和施工情况,我常陪他转。有一次我们转到宣惠河高湾桥,看到农民们干活收工,都扛着锄。吴善说:“你看,现在种地还是传统的方法,自古就是这个方法,到现在几千年了,要是改进改进,发明一种药,洒上这种药,光长庄稼,草就不长了,这样节省下劳力干点嘛不好?”

  我有两个天津农学院同班同学,一个是王惠之,一个是高洪周。l962年毕业后王惠之分配到盐山县农林局技术股,高洪周去盐山县大韩庄农场。1965年成立盐山县海河指挥部,我当工程科科长,因为缺技术人员,就把王惠之调到海河指挥部,随后又把高洪周调到海河指挥部。几年后,王惠之当了工程科副科长。我和惠之、洪周从上学到盐山上海河,再到我调到海兴,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们没有抬过一次杠,没红过一次脸,他们对我工作非常支持,是我工作的左膀右臂。我调离盐山之后,王惠之接任工程科科长。前几年见面,王惠之还说:“你在盐山干得好,是省劳模,与俺也有关系,俺是真支持你啦!”

  还有个王赞寻,是聘干,工作很辛苦。他曾对我说:“大哥,我们这帮哥们可跟你受了累了。”我说:“我也知道,我也没法!”

  我们盐山海河指挥部的团长姓于,是副县长。他老实巴交,军人出身,没有文化,当海河团团长10年,实在难为他了。过去在部队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屡立战功,曾经刀劈铁丝网为部队冲锋开辟道路,也曾经只身炸碉堡扫除部队前进的障碍,后来,在部队担任团长。进入新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他到地方工作,他的知识就跟不上趟了,但为人正派。每次开工前县团召开全团誓师大会,最后他都让我代表县团作动员报告。有一次,一个民工与带工的连长矛盾激烈,连长动手把这个民工打了,被于正好看到,他对那个连长说:“快别打了,你这样干犯错误!”那个连长说:“不让干就是干!你再说,我就炖了他!”于没法,就跑来和我说:“某某打民工啦!你去说说吧!”还是我去解决了问题。有个聘干想调到税务局去,找他办手续,于团长不放,说:“在哪里不是干革命?为什么要到那里去?”那个人一再找他,他最后也推给了我。那个年代物资缺乏,木材更缺,但是海河系统不缺木材。盐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有个小伙子家里盖房需要木料,一天中午,他拉着小拉车到海河指挥部偷木头,装了一小拉车。他拉车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于团长吃了午饭到单位睡午觉。看到这种情况,于说:“你这是干吗?这不犯错误吗!”小伙子说:“怎么着?我要是犯错误,有的人就得蹲大狱!”于又赶紧来找我,说:“玉琢,他往家拉木头,你管管这事吧!”我让人把小伙子找来,和他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那个小伙子把木头拉回来,写了个检查。

  盐山县海河指挥部调来一个副政委,原来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他是个老同志,1973年省里召开根治海河十周年表彰大会,我被评为省劳模,沧州地区海河指挥部又安排我作为盐山县团的带队领导出席会议。那次表彰会实际就是犒赏三军,我们在省里住了十来天时间,每天生活标准相当高,最后还发了海河纪念册、纪念章、书、本等纪念品。我在省里开会期间,这个副政委对县海河指挥部的人说,海河指挥部工作是大伙干的,凭嘛荣誉都算他的?我回来后,听说了这些情况,心里很不高兴,那时年轻,有时说话也带出情绪。他就托财务科的会计老姜说和。老姜说:“政委觉病了,他要和你讲和,给你道歉。”后来,他道了歉,我们的关系又相当好了。

  根治海河的确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原省政协主席赵金铎就是献县海河指挥部的工程科科长,他是河北农业大学农田水利专业毕业的,技术水平很高。每次海河工程开工前,地区都有一个动员会,往各县分配任务。县里主要领导和县海河指挥部负责人都参加,县海河工程科长也必须参加。地区海河指挥部还要进行技术培训,讲解施工要点、工程标准、施工方法。施工期间各县经常联查,看进度,比质量。每期工程结束后地区海河指挥部还要开会总结。我和赵金铎同志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工作经验和方法,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后来他当了沧州地区行署专员,社会上有人知道我们都是学水利的,而且关系很好,还传言说我们是同班同学。

对家庭的愧疚

  由于我常年大部分时间在外施工,工作紧张,完工返回机关后,工作也很繁忙,因此对家里的事过问得少,管得就更少。父母那边的事情主要都是我弟弟们操办。农村盖房搭屋是大事,盖房子一般都在春天或秋后,这也正是根治海河施工的时候,因此,这17年,家里几次盖新房或翻盖旧房,我一次都没管。我有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外,其他四个出生时我都没在家。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有一回,我回到家,这个孩子病得很厉害,因为工作忙,我没顾得在家照顾,就连忙回盐山,第二天,孩子就不在了。我很痛苦,也很懊悔,但那时的工作纪律就是这样严格,我工作自觉性也很强。第二个孩子从小是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这是多重的家庭负担啊!我也没时间在家照看。最小的儿子出生时,正赶上过年放假,这也不是专门回来的。那时为了工作,家里一切都抛到脑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对不住他们。

  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大有人在。那时大家在“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大背景下,理想信念坚定,思想观念纯洁,一心向公、一心为公的人比比皆是。我所做的一切也就微不足道了。

  1978年我离开了盐山县,但仍然干的是根治海河工作,任海兴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工程组组长,不再担任副团长(副指挥),专门搞技术。1980年,海兴县宣布水利局与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合并,但仍然独立办公。1981年7月,海兴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正式停止办公,并入海兴县水利局,我随之到县水利局工作。

(作者系海兴县原副县长)

 

【史料求证】

“泊镇市”名称初考

刘德峰

  在一些资料中称,1946年5月10日,冯(家口)泊(镇)战役胜利,泊镇解放,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决定,成立泊头市,建立中共泊头市委、市政府,张子善任书记,康修民任市长。但笔者初步接触到的一些档案资料,泊镇解放后,应该建立的是泊镇市,而不是泊头市。

  一是一些区划沿革的档案资料中明确成立的是泊镇市。①1946年5月31日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签发的《冀中区行署关于区划问题令》(民行字第1号)中,指出“泊镇、河间二市归行署直接领导”。这份历史档案是在泊镇解放后不久,有非常强的说明力。②1947年5月16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劭文、副主任委员胡仁奎签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行政区划的通知》(战民行字第24号),其附《晋察冀边区所辖专区县统计表》中,冀中区第八专区辖“河间、交河、青沧交、任丘、大城、建国、文新、静海、献县、献交、任河、泊镇市”。此时,泊镇市已由冀中区直辖,改为冀中八分区领导。

  二是在其他档案资料中明确成立的也是泊镇市。①1946年7月29日边委会民政处《晋察冀边区所辖专区、县统计表》,其附《晋察冀边区所辖专区、县名称》中,明确指出“(冀中)行署直属:河间市、泊镇市”。②1946年8月8日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签发的《冀中区行署关于改为冀中区行政公署及组织领导变更令》(民行字第12号)中,“决议取消实业科设农林、工商两科的县份有宁晋、束鹿、深县、晋县、高阳、安新、安国、定南县、河间市、辛集市、胜芳市、泊镇市等”。③1946年8月10日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签署的《冀中行署为确定新编制与领导上几个问题的指示》(民行字第11号)中,关于市政府的编制为96人,并指出“泊镇、胜芳设区,其余不设区”。

  三是从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中明确成立的也是泊镇市。①曾任渤海一军分区司令员的傅继泽在其《军调十八执行小组在泊镇》一文中,指出“泊镇解放,随即组成了中共泊镇市委和市人民政府”。②曾任渤海一军分区十七团一营教导员的丁兴在其回忆录《回望烽烟》中,写到“我军占领泊镇后,在泊镇建立了我们的政权机构,张子善任中共泊镇市市委书记”。

  综上,冯泊战役结束,成立的是泊镇市,而不是泊头市。但什么时候改称泊头市,笔者认为是1948年2月,泊镇市重新直属冀中区领导,改称泊头市。①1948年6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其中在各市代表部分,明确指出:“石家庄市、阳泉市各2人,邢台市、邯郸市、长治市、临清市、辛集市、泊头市、安国市、晋城市各1人”;在商会代表部分,也明确指出:“石家庄市6人,阳泉市、辛集市、泊头市、邢台市、邯郸市5市各3人”。可看出,这时已是泊头市了。②194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在区域代表部分,指出:“每县、每市(石家庄、阳泉、邯郸、邢台、临清、长治、辛集、泊头、安国、晋城)各1人”。③1949年2月26日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签发的《冀中行政公署令》(民行字第3号),指出:“为了便于领导工作,兹决定沧州、泊头二市划归第八专署直接管辖,希即遵照执行为要。”

  故此,泊头市名称的历史沿革应为,1946年5月,泊镇解放,成立泊镇市,直属冀中行署领导。1947年5月,冀中区划调整,改归冀中八专署领导。1948年2月改称泊头市,复归冀中行署领导。1949年8月,泊头市改称泊镇(县级),1953年11月复置泊头市,属沧县专署领导。1958年12月20日,泊头市撤销(改为镇),并与交河县、阜城县及东光县、南皮县各一部分合并为交河县。1982年12月,恢复泊头市,属沧州行署领导。1983年5月,撤销交河县,其辖区划归泊头市。1993年7月,沧州地区撤销,归沧州市政府领导。

(作者系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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