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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肃宁那方热土
发布时间: 2017-2-6 14:21:28

难忘肃宁那方热土

王培仓

  1982年9月,组织上调我到肃宁县任县委副书记。肃宁县是革命老区,干部素质高,民风淳朴。我在肃宁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主管生产责任制

  我调肃宁工作时,正值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县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干部、社员集体主义观念较强,搞农村改革较晚。我在献县时,因曾给前来视察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汇报过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越拖损失会越大。为了帮助人们解放思想,了解我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把农村改革推广开来,我天天下乡,深入不同生产水平的社、队搞调查,并潜心研究中央文件精神,了解全省、全国各地动态和经验,写了一个近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议。县委决定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让我主讲。由于我事先做了大量调查,把中央精神、外地经验与本地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七八个小时的讲话中,大会秩序井然,还不时出现热烈掌声。比如,当时不少社队干部思想还是“门户半扇开”,强调各户承包的地必须实行统耕、统种、统收、统打和统一品种“五统”办法。我根据群众要求和上级精神,提出“可分、可统,本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有些干部主张牲畜、农具不能分,队里的畜棚、仓库不能处理。我根据县委讨论的意见,提出牲畜、农具可以分,没有使用价值的仓库、畜棚可变卖,也可扒掉,把檩木封存,以免造成丢失。大家反映,这样的意见,很符合群众要求,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因此,肃宁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起步晚,但因借鉴了各地的经验教训,少走了很多弯路,进展比较稳妥,“后遗症”较少。

大刹毁林歪风

  林业在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展林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70年代初,各级大抓植树造林,经几年的奋战,林业才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由于不少人对保护林业的措施有所放松,破坏林业的问题较为突出。1983年春的一天晚饭后,我在从献县回肃宁的路上,看到献县境内不少生产队在抢刨公路边和田间林网的树。有的路段还被刨倒的树堵塞了交通。我对林木情有独钟,见到自己亲自参与组织发展起来的林木被破坏,痛苦万分,一路上气愤难消。当我走到肃宁城东玉皇庙村边时,听到路北树林中人声嘈杂,传来“噼噼啪啪”的砍树声。我立即下车查看,只见几十个人正在伐树。我立即严厉进行了指责和制止。回机关后,我找到了已经入睡的县委书记邸茂林同志。他对此更加重视,连夜召开常委会研究刹这股歪风的措施。还叫来公安局、林业局的同志,对已发生的几起毁林事件立即出动调查。第二天就召开了全县干部、社员参加的广播大会,宣布了保护树木的办法,提出再有破坏树木的,要逐级追查,严加处理,并对几起破坏林木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实施了拘留。这次会议对全县干部群众震动很大,效果很突出。开会之前,有些大队已在做刨树安排,不少树木上都刮掉了一块树皮,写上了分配的人名和编号。大会的第二天,有关大队都出动大批劳力,把树上的人名和编号都用泥涂盖了。加上各级干部积极宣传贯彻国务院“关于严禁砍伐树木的紧急指示”和做具体组织工作,刹住了这股刚刚刮起的歪风。几年前我又去肃宁“旧地重游”,看到我县光秃秃的田野和肃宁境内道道林带,心中感叹不已。

两个“双千户”

  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是各级党委的首要任务。在人们思想还比较禁锢的时候,如何贯彻中央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1983年前的社会上和干部党员队伍中还有惧怕的心理,甚至存有抵触情绪。这时,仝连香同志调来肃宁任县委书记。他思想解放,政治敏锐。他在调查研究后,与县长贾志、县委副书记高锡增和我进行商讨,提出县、乡先抓“两个双千户”(工业企业两千户,种植养殖两千户),实行“全面号召,以点带面”的办法,用榜样的力量,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打开局面。这个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

  县委首先从传统产业入手,在北部村庄抓了尚村皮毛市场。尚村及其周围村庄是传统的皮毛集散地,很多农民有经营和加工皮毛的技术和经验,在大办农业时市场和加工业被取消了。仝连香、贾志、高锡增等同志都亲自到那里帮助研究恢复市场的办法,并拨出经费解决筹建中的困难,使这个市场很快恢复起来,皮毛加工业也随即发展起来,不但家家走上了富裕路,财税收入也大幅增加。在这同时,县委还在南部村庄官亭公社支持和树立了内衣加工户王福贤这个典型。王福贤有制内衣的精湛技术和很好的销售门路。在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只是偷偷摸摸地小干。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仝连香等领导同志亲自找他去做工作,讲解党的富民政策,帮助解决困难,使他的制衣厂从暗处走到明处,从小走到大,从本乡走到县城,还在承德等地建了分厂,也从单一制内衣发展到多个品种,不但在国内市场热销,在国际市场也很抢手,资产积累超亿元,还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两个企业的大发展,不但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也对个体企业的大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

  在抓种植和养殖业上,我们也坚持了典型引路。如在养鸡事业上,我们首先支持养鸡个体户办起了一批养鸡厂,其中上万只到几万只鸡的养鸡厂就有好几家,而且都取得较好的效益。我们及时推广他们的经验,使全县养鸡业获得快速发展,户均养鸡数为全地区第一位。在鸭梨、辣椒、花卉等种植业上也创出了名牌。

  为了及时交流和传播经验,我们还办了一个《双千户快报》,每周双刊。所报道的主题和大部分重要稿件,都由我主持确定,小报发行数千份,受到农民欢迎,对活跃农村经济也起了推动作用。

处理史立刚事件

  我刚兼任纪委书记时,县纪委已积压了十多起案件,时间长的多达一年之久,使这些涉案干部在很大的压力中等待结案。

  根据县委书记仝连香的意见,我一接手,就组织纪委的主要力量,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不多久就全部审结,虽有少数同志受到党纪处分,但都放下了思想包袱,恢复了正常工作。其中,县医院支部书记史立刚强占住房问题最棘手。他以原住房坏了为由,不经批准强行搬入了一所新建公房。房管部门多次做工作,他硬是不搬出。后来发出公告,他也不执行,在全县影响较坏。县委曾议论,先给其纪律处分,再强行让其迁出。为了慎重起见,我和县纪委副书记陈云通,翻墙进入了史立刚的老住宅查看,只见房顶有两个洞,有几棵檩木已下沉折断,墙山裂了若干缝,确已成为不能居住的危房。我们立即把看到的情况,向县委书记仝连香做了汇报。仝连香是位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我们都认为,史立刚同志是参加革命几十年,入朝参过战的老干部。他长期住在危房里无人解决,是我们关心不够,我们应做自我批评,不应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常委在讨论时,陈云通首先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使很多同志转变了看法,决定撤销对史立刚进行组织处分意见,不再让他搬回旧房。事后,我陪仝连香主动找到史立刚家,一方面检讨了县领导对他照顾不周,一方面也指出了他擅自强占的不妥。他一方面感谢县委的关怀,一方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对此事的处理,虽然有的同志想不通,但在多数干部中树立了县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公正形象。

两户农民重新握手

  农村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各社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肃宁县县委、县政府的成员,同主管部门一起经常深入基层,过细地做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初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河北乡一个大队有两户世代友好的社员,自愿调换了责任田。后来两户因故反目,一户硬要把地换回;另一户因做了田间工程,培肥了地力,坚持说不能再调回。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连续两年使土地撂荒,双方吃饭都发生困难,公社、大队多次调解无效。他们又多次到地、县上访,有关同志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各不相让,矛盾逐步升级,声言要到省里“讨公道”。这时,又将到种地季节,再推迟解决,不但贻误农时,也会给上级添麻烦。这件事虽然发生在一个村,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和农村经济指导部部长张文品找到仝连香商量,决定到这两户家中去解决。仝连香和我们一起赶到了河北乡,在分别对两户做了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又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回顾了世交的历程,启发他们珍惜前辈的遗愿,继承和发展相互间的友谊。给他们大讲“友谊高无价,仇恨祸根深”的道理,双方都流出了悔恨的泪水,表示要和好如初,两只交恶二年之久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在场的社队干部和部分社员,为他们热烈鼓掌。这天,我们回来得很晚,但大家的心情却非常轻松。

扩街工作遇阻

  肃宁县城建设比较滞后,县城素有“大村”之称,没有整齐的街道和像样子的建筑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县委、县政府多次酝酿,把弯曲、狭窄的东西北大街拓宽、取直。经过人代会和县委会反复讨论,取得共识,做出了决议。随即成立了拆迁指挥部,常务副县长王铁檩任总指挥,我为指挥部的顾问。接着,县委召开了扩街动员大会,各方工作在正常运作时,一位同志在四套班子会议上陈述了不扩街的理由,不少同志低头不语或随声附和。仝连香面对这种局面,难以表态,只好暂时休会。会后,我们分头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发现有的同志是因涉及亲属的切身利益,思想产生了动摇,于是我们便分别做思想工作。

  在接着召开的四套班子会议上,我第一个发言,我除了重申扩街的必要性外,还讲了人代会、县委会都做出了决议,工作正在进行中,不便再有变更。仝连香和县长宋国平也先后讲话,动员大家顾全大局,从发展全县经济出发,多做群众思想工作,坚持两个会上做的决定,把扩街任务完成,使会议气氛一下子变过来,坚持原定计划。在以后的扩街工作中,再没遇到新的阻力。

还是不抓人好

  肃宁县境内的油井较多,石油总部经常有多部钻机在这里作业,井队与当地社员的矛盾时有发生。1986年秋,石油三部一个井队在湾里公社尹庄大队境内作业,与干部、社员发生矛盾,并大打出手,互有伤害。发生矛盾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动手打架的责任也难以分清,被打致伤程度,各方也大体差不多,都属轻伤。主管石油工作的副县长王俊奎找我商量县公安局的意见,打算对双方各抓两个人,进行拘留,体现对等原则,问我是否同意。我感到抓人只能加剧矛盾,不利于钻井队继续在那里作业,对社员也无好处,还是通过调解,搞团结好。王俊奎也同意我的意见,立即与石油三部联系,得到石油指挥部领导的热情支持。当晚,我和王俊奎及公安局长赶到了湾里公社,石油三部赵总指挥和党委书记等也随即赶到。我们首先批评了社、队干部的错误,指出支持石油开发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占地赔偿要执行国家规定,任何人不准敲国家的竹杠,并说明损害油田建设,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赵总指挥也对井队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承担了没把井队人员管理好的责任,诚恳地向公社、大队和社员道了歉。接着,根据我们事先商量的意见,召开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和石油干部、工人参加的“工农共建文明”的联席会。会议还没结束,双方都派人到医院看望、慰问对方的受伤人员。从那以后,井队和尹庄村成了互相支援、合作的典型单位。

(作者系献县政协原主席,曾任肃宁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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