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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建港初期测量工作的日日夜夜
发布时间: 2013-3-13 11:27:44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矗立在我市沿海的彪炳史册、造福万代的黄骅大港,凝聚着我市前后多届领导班子坚持不懈、奋斗拼搏的心血,更是成千上万建港人艰苦卓绝、无私奉献的结果。是他们公而忘私、港而为家,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玉汝于成,是他们“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步步推进了大港建设,还是他们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满腔赤诚镌刻在辉煌的历史丰碑上。
  黄骅港务局原副局长王秀清,是大港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在下面的文章中,他以深情的笔触、生动的事例、感人的细节,客观翔实地记叙了建港初期测量工作创业维艰的过程,袒现了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股无畏无私的革命劲头。温故而鉴今,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所倡导的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和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爱沧州、做贡献、干成事、出亮点”活动的今天,读来令人垂泪,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大有教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部中共党史,既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奋斗史,又是克勤克俭、艰苦创业的清廉史。正如方志敏烈士在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的《清贫》中坦言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就是一切共产党人的廉政宣言,也是党的所有干部的创业誓词!

  我是1983年3月11日由黄骅县调来建港指挥部。此前两个多月我就接到了通知,一直拖着,我是真不愿意上这来。对这块地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1965年筹建现在的冯家堡水产养殖中心,那时叫养殖场,我来管财务,只呆了半年,就要求调走了。吃咸水,拉肚子,路又难走,没菜吃。空旷、风大,那时没有开虾池,都是盐碱地,春天风卷着黄土对面不见人,生存条件太艰苦,赶上连雨天闹急病都出不来村。我也向上头发难,强调老婆病孩子小,近期去不了。就这么拖着不动,可能是有春节隔着,一连拖了两个多月。一天,黄骅县海堡区工委书记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还在强调理由。他说县委邓书记找他了,要我马上去,不然就处分我。总不能闹个处分吧,就这样被逼来了。
  来到后一看,什么也没有,就是新村乡政府给了两间房,几个人就那么挤着,上级若来人或专家技术人员来了还得让给他们,我们这些人只能找个地方整宿整宿打扑克,有时客人们也不得不如此。水还是咸的,菜依然很少,路照样难走。有些外地的技术人员在这里呆上几天叫苦不迭,说这个地方别说还干活,能呆着就了不得。在这里吃粮吃菜都是由沧州运来,断菜是经常的事。冬天还有虾酱吃,夏天虾酱放不住,有时候就馒头蘸酱油,还有一次竟断了粮。我赶紧打电话让后方指挥部转天早点送粮到靶场,我们再找新村的拖拉机拉回来。
  到建港后,我在前方指挥部工作。那时指挥部分前后方,指挥们在后方,前方王玉舟同志负责,叫前方指挥部主任,我给他当副手。起初就我们两个带着一些人在前方工作,到1984年下半年组建测量队我去当队长才分开。1986年组建港务监督站,就是现海事局的前身,我任站长。
  谈起建港,我敬佩当时沧州地区领导的决心和毅力,因为这个地方国家有建港禁区的定论。在这建港河北省的专家和省交通厅的领导都一致反对,地委和行署领导不信这个“本本论”,一步一步地加大推进力度。为打破禁区论,组建了测量队,用翔实资料来证实大口河能够建港。建设1000吨级码头,在国家港口中占有位置,使沧州打进了港口系统,提高了沧州乃至河北在港口界的知名度,同时也促进了省领导建港的信心。建设3000吨级河口码头是我们争取大港落户的重要条件,在大港比选中必有的一项。在陆地修建了石港公路沧州段,水上陆上都为争取大港创造了有力条件。
  黄骅港建设的第一功臣——许景新 许景新是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的老所长、沧州建港的顾问。是他挑战并打破了黄骅海域建港禁区的定论,使大口河取得了建港的资格,这才加入到西煤东运出海港的比选行列,并最后成功获选。没有许景新所长扎实的工作,黄骅港乃至渤海新区就没有今天。
  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南科院和苏联专家对黄骅海域定论为建港禁区,理由是受黄河泥沙的影响,回淤太大,不能建港。许景新认为禁区的定论是30年前做出的,30年来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黄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黄河了,没有那么大的水,也没有那么多的沙了。黄河口的烂泥滩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另外大口河和天津港相距30多海里,天津能行黄骅港为什么就不行?
  1984年5月7日,年过花甲的老所长带着一批科技人员乘着小渔船,由大口河出发,进行海上观测和泥样采集,一直到黄河口。在海上漂泊了十来天,取了1000多个泥样的化验数据。数据出来以后,老所长高兴得指出黄河泥沙影响范围到不了黄骅港。但是要推翻禁区论还需大量的较长时间的水文气象资料。长期聘请测量队来测取资料需要一大笔费用,当时的沧州行署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地区领导也没有了办法。许所长建议自己组建测量队,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钱来完成这个大项目。
  测量队于1984年7月20日组建,人员上午报到,下午许所长就带着人们登船出海勘察地形。在购买的仪器设备未到的情况下,他出面向水科所等单位去借用。测量队的人员除3名复员军人在部队干过勘测工作外,其他人员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大学生,很多是初高中学生,此前都没有见过测量仪器,更不用说操作了。许所长亲自编写教材,聘请有关技术人员来授课,并手把手地教给人们实际操作。为抢时间,在我们刚刚能操作以后,老所长带着我们布设测绘控制点,在泥泞的海滩和河沿上跋涉,整天跟着跋泥滩,遇到软泥陷下去拔不出腿来。劝他不要去,他不肯,恐怕我们搞得不精细,我们只得两个人架着他跋涉。夏天太阳烤的盐碱滩烫脚,在泥地出来后没法穿鞋,老所长还幽默地说他老皮不怕烫。外出测量我们每人背一行军壶,大热天一天就这一壶水,我们常给老所长多带一壶,但是他一口也不肯多喝,说年轻人比他更渴,年轻人应该多喝。60多岁的老人这种吃苦耐劳的作风、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技术上提高很快,不久就能独立完成各项测量任务。
  自建队以来到1985年底,1年零5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按年365天计算)。完成了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多种要求的测量,取得了翔实的资料,证明黄骅港海域的泥沙是本地泥沙就地移动,彻底推翻了禁区的定论,奠定了黄骅港建设的坚实基础。许景新同志功不可没。
  王玉舟——一千吨码头立首功 一千吨码头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举措,需要沧州自己拿钱来建。1983年末地区做出建码头的决定,计划1984年初春在开海之前先在海滩的潮间带上修筑起一道围埝,挡住潮水,开辟出一片修建码头设施的场地。这是一千吨码头的前期工程,行署挤出了20万元来搞这项工程。找施工队,黄骅水利局报价42万元,其他队报价相差无几,甚至还高。请再增拨费用,行署说一点儿也多拿不出来了。找了多少个施工单位都说相差一半,没人敢承担。这个活开海前完不成一拖就要一年,指挥们犯愁,我们也着急,都愁都急也没办法。这时王玉舟同志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组织干的设想,经过详细计算周密安排,他果断地承担下了这项任务,决心带领我们干成干好这项重点工程。
  任务接下了,困难是多方面的。这时离农历二月的天文大潮日只有10多天的时间,实行农业责任制后,组织民工又较困难。直到3月16日,民工才基本到齐,这时距天文大潮日农历二月十五只有一天,要是潮水淹了工地,一切都泡汤,很可能要等第二年的初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可越怕的事越发生,3月18日(农历二月十六),刮起了六到七级的东北风,天文大潮加大风,浪头涌着冰块小山似的“咔咔”地吼叫着向岸滩扑来。陆地的人们哪见过这样的场景,吓得推着小车就跑,边跑边喊“海啸来啦,快跑哇!”有的连工具都扔了。这时我和杨文祥正在现场,见此情景真是急涨了眼珠子。当时和文祥同志说,我俩分头迎民工回去抢险,告诉他们这不是海啸,不要怕,潮水没有人跑得快,赶紧回去打小埝挡住潮水,要不就前功尽弃。我们俩迎着人流边跑边喊,我说:我是海堡上的人,开海大潮没有什么危险,潮水没人跑得快,潮水到了脚下再跑也没问题,大家赶紧回去抢修小埝,挡住潮水不成问题。见有人迎着向回跑,人们也就很快稳定下来。我们赶紧让带工的领导组织人抢修险工险段。最严重的是许官公社的工段,1150米工程还有三分之一是空白,一锨土没有。此时潮水已经到了围堤埝的边上了,情急之下我从民工手里夺过一张锨来,拉着带工的队长奔向围埝,民工们也紧随而来。经过二至三小时的抢险突击,终于将潮水挡在了施工区外。这一个潮退了,下一个潮水将会更大,只能连夜进行加高加固。王玉舟同志组织全体建港人员同民工一起干了一夜。2月的天气,夜间还是零下几度,干起活来一身汗,一停下来就冻得打颤,我们和民工们一块儿干,一块儿在工地上顶着。一直到21日,民工休息了,我们还带着赵景明、郗东升等几个新来的大学生在围堤上巡视,检查有没有险情。耳朵冻了,脸肿了,潮水被战胜,为完成任务打好了基础。40来天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绕围埝走两遍。上午一圈,下午一圈,50多里路,监查施工质量,每天工作都在13~14小时。
  整个工程就聘用了4个技术员,我们前方指挥部的五六个人,既当后勤人员又当技术员,缺什么人我们都去顶,什么活都干。为节约开支精打细算,打断面用的1000多条木桩,我们自己拿劈材做。夯土用的羊角碾到处去借,化验用具也去各处求援。4月13日围埝胜利竣工。动土15万多立方,(夯实后土方13.177万立方),最后结算总费用18万多元,拨付的20万元还剩1万多元。王玉舟为黄骅港的建设立了头功,受到地委的记功表彰。后来孙华峰同志专门来前方传达地区领导对我们的表彰和奖励,每人奖励一个8元钱的提兜。
  测量队的几件事 要推翻建港禁区的定论,必须要用现实的科学数据说话。要证实黄河泥沙现在已经影响不到大口河海域,就必须要取得较长时间的实测资料。但这需一笔巨大的开支,请人来测量,沧州地区花不起钱。根据许景新同志建议,组建了自己的测量队,并任命我当队长。这可真叫我哭笑不得,因我一没学过测量,二没干过这活儿,根本不懂行。不管你怎么说,领导上就是让你干,不干不行。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干看吧。白手起家,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一切都得从基础开始,并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门外汉。好在许景新同志做指导,天科所支持,很快将国内能买到的测量、化验仪器设备搜罗齐了,需进口的测深仪也请天科所帮助办理了,但暂时不能到货。天科所很慷慨,把他们的借给暂用。人员各处搜罗,从沧州抽调来在部队曾干测量的闫慕刚当副队长,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从农村招来十来个人,其中有3个复员军人,在部队干过测量,成了宝贝。其余是刚毕业的初高中生。7月20日上午报到,下午许所长就带着出海看地形熟悉情况。
  新组建起来测量队所面对的是“一大、一紧、一少”的形势。“一大”是工作量大任务重。那时还没有卫星定位,是用经纬仪定位,水准仪测高程。港区内没有较精确的控制点,需从外引入到港区内,然后建起一套控制系统。测量航道需设立导标,沿河两岸还要埋设断面测量的标石,这些都是需要做的基础工作。二是时间紧。要在大港比选前拿出有说服力的资料来打破建港禁区的定论。要做多次全潮试验,大风后泥沙追测,直到1985年的任务都排得满满的。三是钱少。行署拿不出太多的钱来,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叫做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所以测量队与生俱来就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测量队在花钱方面是相当算计的,但是在购买设备上不吝啬。测深仪要当时较先进的,从日本进口;流速、流向仪是国内最先进的;经纬仪、水准仪也是国内最好的,其他方面我们真是一分钱掰开花了。设立导航标,也叫叠标,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在海滩建4座导标,如找相关施工单位来实施,要几万元。我提出改为简易型导标,因是一种临时性质的,只为测量专用。由我自己设计,请南排河船厂制造,带领测量人员自己施工,只用了3000多元就建成了。海上测量离不开船,当时来不及造船,租船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每天一条船租金300~700元上下。基本上每天都要出海,至少要常年租用一条,测全潮要租三四条,多的时候七八条。为减少租费,我们买了两只废船拆下来的人工浆救生艇,把其中的一只改装成机动艇,新村船厂不愿给改,我自己动手,买来挂桨机、195柴油机,自己把它改装成小机船,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一条船的租金,而且在内航道测量时更灵便好用。
  测全潮是一项较大项目。测全潮分横向和纵向,横向就是在同一水位上设几个点,也叫垂线;纵向就是在航道不同的水深线上设多个点。每个点有一组人员,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海潮的流速、流向,要分层测,1米深、2米深、3米深……每米一测,测量这些地方的水文数据是什么情况,测取每个潮段高低潮的精确时间。现在国家使用的潮汐表中,黄骅港潮汐就是依我们测量的数据制作的。在测量流速和流向的同时,还要分水层的取泥沙水样,这是确定回淤情况的重要资料。每次都要取上千瓶水样。这是一项要连续作业很辛苦的活。我们队人少,天科所的专家们确定每次就做一个13小时的全潮,就是一潮一落。这样人不至于太疲惫。做一次全潮一般要设3~6个站,多的要设8~9个站。为减少支出,我们提议把13小时全潮改为25小时全潮,也就是把两个全潮一气做下来,既节约了时间又降低了费用,并且测量效果更确切。因为我们这带海域是不规则半日潮,就是一天24小时内两潮。两潮的时间和潮位不是一样的,一潮一落所反映的情况是有一定差别的,还是25小时精确。专家们当然高兴了,只是我们自讨了苦吃,说是25小时全潮,实际工作时间要30多个小时的连续作业。究竟做了多少个全潮,我现在无法确定,我查到了组队后刚开始做全潮的工作布置,1984年9月20日至29日不足10天的时间,做了两纵两横4次全潮,这可能是最集中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做的不会少。同志们真是辛苦了。租船费用差不多要比原计划降低一半。控制点和水准点用的水泥墩,我们自己设计出模具,自己动手浇铸;测水深用的水砣也是自己买铅来熔化自己铸造。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东西,我们决不多花一分钱。正是因为这样,测量队用钱上级从未驳过,也未拖过。
  任务大时间紧怎么办?只能使用当时那个年代通行的法,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现在这个话听起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刺耳朵,但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喊的最响的口号。近30年前的建港指挥部测量队也不是空喊,首先就建立起一种吃苦的信念、奉献拼搏的精神。在海滩上立导标,打水泥基础,石子、水泥和淡水都是靠人背进去的,上千斤的铁架子也是十几个人一步一步地抬进去的。特别是漳卫新河和宣惠河分界处的三角嘴上的导标,是在淤泥里建起来的,清除多半米的软泥打基础,船靠不上,人们背着石子、水泥只能爬行。爬行也下沉,后来想了个法子,用木板垫起了一条滑道,把石子、沙子、水泥等东西放在滑道上,人在泥里爬,拉着物资在滑道上滑着行进,就这种干法打起了基础,立起了导标。
  陆地测量全靠两条腿跑,当时没有车,有车也用不上。搞控制点和水准点,附近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立的等级点,要从关家堡和狼坨子西的两个点上引过来,而且要测一个闭合,也就是测过去还要测回来,误差要在规定范围内。我们的人员抱着仪器、扛着塔尺一步一步丈量,大夏天气温30多度就在露天晒着,人人的脸上都是黝黑铮亮。在建港指挥部找测量队的人不用问,一看摸样就知道。当时有一种鞋油叫“黑又亮”,大家说我们要是给它做个广告准能挣大钱。
  沿河两岸滩涂测量,既有干地又有淤泥,跑塔尺的队员只能光着双脚跑路,一会儿到泥里边,一会儿又到滩上,夏天滩涂晒得烫脚,一天下来双脚又红又肿,都不敢再穿鞋,就这样还是咬着牙坚持天天干,没有人请假、退缩。任务重时间紧,只能减少休息时间,延长工作时间来解决。每天天一亮就出发,看不清了后才回来。吃凉馒头喝冷水,就着一点儿咸菜,要命的是冷水不管够,每人背一个军用水壶,要用一天,夏天出汗又多,海滩荒野没处找水,只能渴着,每天回来嗓子都在冒烟,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抱怨。
  测大港港址,就是现在神华码头的这块区域,在零位水深线以上,设计码头需这一段的地形图。这一段涨潮有水,落潮很大部分露出泥地,有水的地方也只有几十公分,用船板测上不去。只得靠人工来测,就是在岸上立杆,标示导向,人们拿着水准仪和标尺,标着导向标的方位,用皮尺量长度,追着退减的潮水,一步一步地向东推水准。直追到涨潮开始,再随着潮水回岸。每天要有七八个小时泡在海水里,跋涉在泥泞中。上岸以后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坐着的劲头都没有了。刚好岸上有一块沙滩,被太阳晒得要有五六十度,这时谁也顾不得是热还是烫,一上来就躺在上边。有一天大学生郭喜双(现在海事局任办公室主任)突然诗兴大发:“啊!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这就是无比的幸福!”他这一喊,差点儿让我掉下泪来。多么好的年轻人啊!我真是又激动又自豪。
  陆地测量大多是提前吃早饭走,太阳落山前能够回来,一般11~12个小时。海上测量时两头都见不到太阳,因为是经纬仪交汇定位,靠人眼观测,在船上立一面大大的黑旗做目标,10公里海外目标一般情况下很难观察到。最好的时候是太阳欲出未出和欲落没落的这两段时间。这一来,夏天夜间凌晨一点多、两点来钟就得动身(根据测距远近定),回来时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一天工作18~19个小时。本该干一半的时间,只测日出或是日落,为了赶任务,我们就坚持由日出测到日落。其间视线好时测远处,视线差时测近处,尽量把时间都利用起来。
  这么长时间的观测,两测站的同志很苦,一个在龙王庙,一个在老狼坨的废墟上,无遮无挡,只能任凭风吹日晒,还要加上雨淋。夏天气候变化无常,天下着雨也要出去,各自都到岗上等着,因为雨后天一放晴的时候是视线最好的时机,我们决不放过。两测站的组长姬新华和高福恒两同志,各带着两名队员,在空旷的荒野中,只能任凭风吹雨打,耐心地等着老天放晴的那一刻。观测水尺的人员也和他们一样栉风沐雨。这种测量我们叫做水深测量,实际是海底的地形测量。港区海上陆上的地形图基本上都是我们测量的,12公里以外是请海军海测大队帮助搞的(因为在岸上用眼观测不到了)。这种测量的滋味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做全潮和水文观测要比这个还苦。1985年8月,计划要做一次大风情况下的潮位观测,就选定了这一年9号台风影响到北部海域的时机。从16日到19日做一次连续54小时的大风潮位观测。测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进行了动员。我对全队下了死命令,各测站只要还有一个人喘气,就不许缺测一次数据,丢掉一个数字,谁缺了就处分谁。16日下午3点左右开始出发,共4个测站。海里一个,在河口向外6公里的地方。船锚泊在挖泥试验的试坑里,我带着两个不太晕船的队员在船上;河口一个;宣惠河大浪淀闸下游几公里一个;漳卫新河在海丰水产码头附近一个。4个站只有船上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他站基本是在露天地里。到站后不久风就开始增大,雨也随着下个不停。到17日晚上风力增大到11级。我们队的气象站记录到的是11级,而瞬时的实际超过12级。大风掀起了大浪,船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好几个人“哇哇”地吐,站不住立不稳,趴着进行测试。就在风力最大的时候,海丰站在对讲机里报告,风太大,潮太高,流太急,把水尺冲走了。我说赶紧打新水尺,把水位高程点接上,不能耽误下一个时间的测试。回答说太危险了。我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别人帮不上你们,要想法保证安全,还不能中断观测。他们组3个人,人拽着人下到河里把水尺打好,没有影响观测。
  17日前半夜前后,海丰组又报告说,穿的棉大衣都湿透了,三人冻得直磕牙,实在受不了了。我问他们雨衣干嘛了,他们说就是穿着雨衣湿透的,十一二级的大风加大雨大潮,是三碰头的强风暴潮,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还要干活,能湿不透吗?夏天冻人更厉害,这方面我有过亲身经历。不过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办法,只有鼓励他们坚持,决不能泄气。于是我狠着心说,你们还在喘气吗?只要还喘气就不能丢一个数据,谁丢了就拿谁是问!他说了声“坚持吧”把机关掉。死令下了,我的心可滚起来,船在浪中滚,人在船上滚,心在胸中滚,一直滚到19日下午4点,我把他们接回来为止。整整3天,72小时的时间,再见到我们这些同事们,真是让人心碎:一个个面色灰暗,两眼呆滞,疲惫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太狠了。不过这次资料是格外珍贵的,11~12级的大风,4.96米的大潮,天津港被淹,这对大港的定址、港口设计都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再讲一件测冰的事。参加神木煤下海港址比选,黄骅港没有供施工船作基地的码头,成为竞争中的一大缺陷,为此行署决定建设3000吨级河口码头。测量队的工作量又在加码。经过拼抢,设计单位所需的大部份资料都按时完成了,就缺一项冰情外沿线的资料,就是冬季海冰冻到什么地方,距岸多远。怎么测呢?想从天津港租船来测,因为冬天大河口结冰出不去船了,从天津租小船出不了海,租大船,我们这水浅靠不近冰区。用船测不了,冰情又是影响航道的重要因素,必须要有实测资料。这可急坏了指挥部领导,也让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犯了愁。
  1985年11月,指挥部与渤海石油联系到了用他们的直升飞机进行航测。这种测法精度可能差些,但也只有这样了。总算是有法解决了,我们都挺高兴。测量队副队长闫慕刚对我说:“王队长,你没坐过飞机吧?航测你去吧!”我说“还是你去过过飞机瘾吧”,他说他晕飞机,我说:“那就我去,不过等过了春节咱再测”。“为什么?”“因为过了春节我就40岁了。我们老家的风俗40岁死了不算少亡,就能进祖坟了。”“你说的太吓人了。”“不是吓人,我遇的事挺多了,坐汽车就不用说了,坐火车两车还对头跑到一条线上,差一点就撞上,幸亏两边司机都提前发现急刹车。在船上6级风掉进过海里,就是没有上过天。我自己有个规定,40岁以前不坐飞机,就别违犯规定了”。说来也巧,就在12月份,说是渤海石油的飞机掉下两架来,被禁飞了。我真是暗自庆幸。可是测冰的计划也泡汤了,指挥们急得不得了。总工程师宁植更是如坐针毡,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1986年元旦过后,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负责大口河冰情项目的王安龙和陈云飞两位工程师,来到黄骅建港指挥部。因为是他俩的项目,也很着急,测不了一等就是一年,大港比选等不得。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俩要是有胆量,跟我去冒一回险,咱从冰上走着去,可是出了事别后悔。他俩倒挺痛快:“咱就去一回!”于是开始了准备工作。测冰外沿线需要定位,要去一名经纬仪观测员,这是个危险活,叫谁去呢?最年轻的是王世彬,又是我侄子,他不去别人可能会攀,那就上阵父子兵吧!各自分别准备,我借了一双翻毛大头靴子和皮帽子,两双厚袜子,从头到脚都进行了武装。1月11日早上我反复检查完准备工作,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写了一张纸条放在房子抽屉里,留给领导,说我们去冒险测冰外沿线,如有不测请照顾一下我们的父母和子女。吃完早饭,带着王安龙、陈云飞和王世彬,扛着仪器拿着工具出发了。
  走了十来里路到达大口河口,大家都感到很累,我没让休息,要向前赶时间。我在前边探着路,从冰上横穿过大口河上了龙王庙,王世彬在测绘点上架好经纬仪,和陈云飞做好跟踪测量的准备。我拿着测量花杆,沿着航道的走向,向大海的深处走去。王安龙拿着照相机紧紧跟着,不时地拍照着大风把冰块堆积成的一排排小山。这些冰山高的有五六米,低的也有两三米,我们只得一座座的向前翻爬。越向大海深处冰山越高,好不容易爬出了冰山,向前看一片断裂冰面,就是由冰块拼成的冰面,再向前看清彻的海水碧波荡漾。啊!我们看到外沿线了!我们的心激动起来,真想不到大口河还有这么清彻的海水。“走!向水边靠近!”我招呼王安龙,试着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安龙,你离我稍远点儿,我要是掉进去了,你看着能救就救,不能救赶紧返回,不能两个人都留在这儿。”“你一定小心点儿。”我俩一前一后探索着行进,尽量避开大的冰缝,选择凸起一点儿的冰块落脚。
  越往深处冰越透明,越让人心颤,脚步也就越慢。好不容易接近了边沿,我用力踹了踹脚下的冰,挺结实,就试着靠近了水边,把花杆插入水中,花杆没够着底,我又向下探了探胳膊仍没够着底,王安龙赶紧用相机拍下了探测的动作。抓紧定位,我把花杆举起来,岸上的两人没有反应,又把棉帽子顶在花杆上使劲摇晃,岸上仍没有按规定信号回答。看来他们看不到我俩。没办法往回返吧。我只得又回到冰山站在高处。只见岸上的俩人蹦了起来,边跳边抡胳膊,看来他俩激动极了。我高举着帽子又向水边走去,见岸上停止挥手时,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我了,就向冰峰低的地方绕一绕,就这样在岸上的追踪下又回到了水边。第一个测点很快测完了。
  岸上要把仪器挪向第二个测点,因为是三角交汇定位,只带了一台仪器。这时我发现海水已经退潮了。不好!被潮水推紧的冰块会随落潮散开,那我们就要随冰块漂向东去了。这时恨自己怎么没注意时间,用时太长了,赶紧回撤。不行!都到这个时候了,可不能功亏一篑。我望了望王安龙,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倒挺安然,看来他没有意识到当前的险境。无论如何也要测完再走。我下定了决心。又嫌岸上太慢,又怕他们抓不到目标。还好,终于等来了测量完毕的信号。
  我转身就走,招呼王安龙一定跟紧我。这时冰缝已经开裂,冰块已经游动,我告诉王安龙选大的冰块踩,不要停顿,不要拍照,加快速度赶紧上岸。走过断裂的冰面,爬上了冰山,我的心稳定下来了,因为冰山再难走,没有掉进海底的危险了。翻过一排排冰山,上了龙王庙,看到世彬激动得眼睛上挂着泪珠,陈云飞说刚才看不到你们的那会儿,世彬哭起来了,说你们准出事了。我说看来你们比俺俩还紧张呀!现在记不清是下午几点回到的指挥部,回来后就立即计算出海冰外沿线的经纬度,交给指挥部领导时,指挥们高兴极了,不停地说“可解决了,可解决了”。总工宁植拉着我的手说:“奇迹!奇迹!人家是坐着船下海,你们是穿着鞋踏海呀!了不得,了不得!”任务完成了,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
  时隔6年后,《河北日报》记者来黄骅港采访,在《河北日报》第二版开辟了“黄骅港建设者礼赞“专栏。1992年11月12日以《人们心中的丰碑》的标题,记述了这次外沿线测冰,并配发了我扶杆定位时王安龙拍的照片。《沧州日报》也予以了转载。


作者:王秀清(黄骅港务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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