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中捷友谊农场（以下简称农场），现属沧州市渤海新区管辖。我1958年5月到这个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工作了25年。在分场、总场办公室当过干事，做文字工作，起草总结报告，参与起草经营管理制度，整理场史资料等。曾任场长办公室主任、总场副场长、副书记、代理场长、党委书记。1984年5月初离开到沧州专员公署工作。对这个场的发展变化、艰苦创业史有些了解，是见证者之一。

一

　　先从现在农场总场部的面貌说起。一排排、一栋栋办公楼、宿舍楼，二层别墅楼，砖瓦水泥结构的平方院落。有大小商场、超市、酒楼、旅馆、饭店、餐馆、副食部，服务型和经营型公司。街道两边门市林立，买卖方便。有文化娱乐中心、剧场、礼堂。高尔夫球场，体育场、中心广场，公园，广播电视台。幼儿园、小学校、中学、大学，中小学生免费入学。街道全部硬化，油路或水泥路面。入夜灯火辉煌，空中亮，道路明。已是一座小城镇。
　　总场部周围的生产队、厂、居民点建起了砖瓦平房、二层小楼，道路硬化。原有的土房矮屋、房前房后的柴火垛、土路等已少见了。
　　全场油面路网络化，通往外地有高速公路、铁路，交通发达，人车来往不断。
　　现在农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生产经营状况，仅举一个数据就能说明。2012年财政收入38亿元，全场4万多人，人均财政收入是相当高的单位。我每次回场，都看到一些新变化，新发展。
　　若问人们的生活怎样？也甭多说，我每次回场，从人们的穿戴、面容、精神状态表现上就知道人们生活得很好，幸福。

二

　　建场前是怎样的环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建场的呢？以前是大片盐碱荒滩，地面坑坑凹凹，片片积水，长着芦苇、野蒿、红荆、黄蕦菜。野兔成群，长虫（蛇）、蚂蚁等满地爬。没有一条正直的道路，多是人们下洼割草、拾柴、放牧踩出的弯曲小径，车辆轧出来的道。近百万亩土地上没有几棵树。有个高地叫“武帝台”（汉武帝登台观海处），台下仅有十几颗老榆树。人们在洼里干活，夏天没有个避凉处。此地过去是蝗虫滋生地，常年闹飞蝗成灾。“武帝台”上有座蚂蚱庙，一遇蝗灾，人们进庙烧香上贡品，祈祷蚂蚱神保佑草场、庄稼。周边有十多个村，人们住土房，很贫困。解放前这里的土地多为地主官家占有，多是佃户村，佃民为地主看草洼，代收租。土地不少，可耕种地不多，人们靠割草、收苇子、拾柴为生。年年有灾。当地人说：“涝年收点鱼虾，旱年收盐巴（地面一层土盐），不涝不旱收蚂蚱。”吃糠咽菜，黄菜盘子度时光（黄蕦菜的叶和籽可食）。地下浅层水都含盐量高，人们常年喝咸水。生活艰苦，洼大村稀，一片荒凉。“武帝台”附近有个村叫“扳倒井”，是这片海滩的中心地带。周边村的人们到这里来干活，路远，所以人们说：“到‘扳倒井’、‘武帝台’，不带干粮回不来。”过去人们春、夏、秋季在洼里干活或放牧，搭草铺，吃住在洼。海滩春、冬特寒冷，夏、秋蚊蝇多，人挨咬。
　　总场海拔最高，据说海潮、大雨没淹没过。因多年受海水浸渍，土壤含盐量很高，最耐盐碱的黄蕦也不长，光板不毛之地。四面地上被水淹以后，野兔、蛇、蚂蚁等来这里栖息“避难”。因为海拔最高，就把总场部选建在了这里。
　　1956年，中央批准建场并命场名。把捷克斯洛伐克赠给我国的可建一个7万亩地谷物农场的全套设备交给农场使用，因此1956年8月3日正式命名为“国营中捷友谊农场”。
　　一批批来开荒建场奠基的干部、工人们就在这荒凉的地方，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指挥部安在一个小村（邢庄科村），住土房和草屋，喝咸水。下地到洼勘查、测量、绘图的人们，在阴雨或大雾天气或天黑收工迟了，辨不出方向，迷路，回不了营地。因此，在营地竖一根高竿，挂上红旗、围灯，为下地工作的人员指引回营地的方向。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由民工组成的开荒建场大军，冒严寒酷暑，住窝棚，苦干两年，于1957年基本建成一、二、三分场。 1958年扩建了四、五、六分场。场建成以后开始经营，从全国各地陆续调来些干部、技术和管理人员，从老农场调来一批骨干和农业机械驾驶人员，从北京国家机关调来十多人，全场人员来自全国19个地区。

三

　　1958年建场工作基本完成，1959年转入以生产经营为主，到1967年，整9个年度。这9年是农场最困难的9年，徘徊不前的9年，9年中7年亏损。7年中最多的年度亏损几百万元，一般年度亏二三百万元，最少年度亏百万元左右。
　　从1956年开始试种农作物，高粱、玉米、棉花、甜菜等，1959年试种水稻。盐碱地用淡水泡田洗盐压碱以后，种水稻成功，产量较高。 1958年种稻几万亩。这年大旱，6月中旬才引来水，插秧期将要过去，秧苗生长期又因旱缺水，大部分稻秧没有长出穗，有些没有长粒，造成严重减产，亏损达几百万元。1960年遇大旱，水稻大减产。农场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不能自给。这年我国进入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人的口粮供应指标降到一天8两，吃不饱，挨饿。牲畜没有饲料，农场千头猪饿死大半，号称万只鸡鸭几乎全部饿死。这年又是亏损最多的一年。
　　没有水不能种水稻，改种旱作物。从1961年开始以种小麦、高粱为主。由于土壤盐碱量高，出苗率、保苗率很低，产量低，平均亩产100多斤，投入多，产出少，亏损赔钱，农场更困难了。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提出了农场何处去，出路在哪里，还能否办下去等问题，工人们懈了劲，对办好农场失掉了信心，人心惶惶不安，议论纷纷。“农场要停办，散摊了。”“要和别的农场合并，搬家。”等等。这情况反映到省农垦局、中央农垦部。 1962年秋天，农垦部姜副部长率一行人来到农场考察调研，住了几天，深入到分场、生产队了解情况，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最后在总场召开了全场干部大会，给人们鼓劲。我记得他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农场已办到这个程度，要继续办下去，有这么多的农业机械，难移，搬不动呀，不能搬家。没有水不种水稻，种旱田作物，水路不通走旱路。实行小麦、高粱、玉米、豆类轮作制，改良土壤。总有办好的一天。要有信心，鼓起干劲，办下去。”稳定了人心。1963年收成较好，但也经营亏损。这年搞成了从南大港农场水库引水到中捷农场的工程。有了水源，1964年种水稻3万亩，插上秧，苗长到吐穗的时候，水库干了，大部分稻秧没长籽粒，又赔了几百万元。这年初冬，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到沧州视察海河工程，地委领导陪同路过农场用晚餐，他问到农场情况，知道了经营亏损数额大。他说：没水种旱田，总亏损不行啊。他关心农场的经营情况，后来他来黄骅市看打深机井，还问黄骅领导：“中捷农场还赔钱吗？”中捷农场赔钱是出了名的。
　　农场从1959年转入以生产经营为主以后，所以徘徊不前，步履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开荒建场刚十来年，因缺水源盐碱地不能很快改造成良田。种水稻高产，又能加快土壤改良，缺水不能种。只好种旱作物。因为土壤还没改良好，土壤含盐碱量高，种旱作物出苗率低，保苗率更低，下种不出苗，出了苗碱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河尚未得到彻底根治，农场处在下游，地势洼，雨水多的年头，上游洪水下泄，农场被“泡汤”，受灾；旱了没有水浇，禾苗被旱死、碱死。那年代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还落后，还没发展到现代这个程度，农用物资缺少，实行计划供应，供应量小，化肥少。种地没肥料用，“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发生病虫害，没有农药，防治不及时。“六六粉”、“敌敌畏”，这些毒性大的农药都供应很紧张，因病虫害减产；农场有几十万亩耕地，一个农业工人人均负担耕种管理几十亩，靠人工种不过来，主要靠农机耕耙播种，中耕收获，但因常缺油料，柴、汽油供应量小，农机因缺油料不能正常作业发挥作用。农机大修缺配件，零件磨损坏了，买不到配不上，农机“趴窝”。物质条件不具备，所以农场难办，领导干部难当。经营亏损了，找原因，做检讨，向上级打报告，受了累，不讨好。我在中捷农场工作了20多年，和全国全省农垦战线上的干部多有接触，对农场难办有体会。我曾说过，中国农垦战线上的干部工人所付出的艰辛，不亚于石油战线上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把农场折腾得更困难了。1964年冬，农场开展“四清”运动，上级派来“四清”工作团。一切权利归“四清”工作团。农场党政领导干部“上楼”，停止工作，学习、交待“四不清”问题，接受审查。1966年“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全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波及到农场。“造反派”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踢开党委闹革命，夺了农场党政领导权，成立了以“造反派”骨干分子为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党政主要负责人被揪斗、批判、“专政”，有的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大特务”，被关押或限制活动，没有了人身自由。每天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造反派”监督劳动。“造反派”们说“农场是被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势力控制着”，必须造反，说“农场要大乱，不乱则变（变成修正主义）”。生产经营指挥系统被摧垮，生产经营不能正常开展了，乱起来。“造反派”们天天开会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把管理规章制度说是对工人们管、卡、压，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把搞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说是利润挂帅。说开展工、副业生产搞多种经营是不“以粮为纲”，对发展经济搞生产说是反对政治挂帅，以“生产压革命”，横加批判。还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天天开小会、中会，常开千人大会。工人们开会或学习为出勤，照领工资。把国家的资金用在空喊口号上。因此，虽然天天喊“抓革命、促生产”，但生产总促不上去，年年低产赔钱。
　　搞“文化大革命”运动10年期间，农场没有搞一项建筑工程，“江山依旧，面貌未改”。到70年代末，全场还都是土路，下雨人们蹚水，晴天道路泥泞、粘鞋，所以人人备有胶鞋。道路被车轧得坑坑洼洼，甚难行走，往返黄骅市的公路到雨季常断交，车辆停运，人难出进。总场有一小发电车间，夜十点停电，全场一片黑暗。没有往来农场的公共汽车，总场就用捷克斯洛伐克赠给的一辆工具车当公交车，方形车棚，有两个小窗口，拉着客人往返沧州、黄骅，沿途人们说是囚车，拉的是犯人。总场礼堂墙歪斜，棚顶漏，没钱修，破破烂烂，成为麻雀们的群宿“乐园”。招待所更寒酸，仅有几间旧砖瓦平房，客房是用土坯垒成墙，苇子把用铁丝串起来的拱型顶，漏雨，透风。有人说“景县城里有个无梁殿，中捷农场有个无梁招待所。”70年代初，总场打了一眼深水井，全场仅有，全场绝大多数人还喝坑水。总场部仅有一条南北道，没有街巷。土道又粘又硬，坑洼不平，人穿鞋走，硌得脚疼。宿舍前后，堆堆柴草垛，砖头瓦片，垃圾满地。 1981年搞卫生运动，发动总场人员大清扫，清除垃圾200多汽车。这贫困破烂的环境景象，让外来农场办事探亲的人看不起，对友人、亲戚说：“你怎么在这么个地方工作？换个单位就比这强。”
　　农场赔钱，经济困难，工人们的生活更难过。每月30来元工资，没有奖金。红高粱面为主食，豆面很少，蒸出的窝头硬邦邦，面粉供给更少，每月每人供应三四两食油，酱、醋凭票卖给，量很少，吃不上蔬菜，肉很少，过年节按户口限量供应，一人一二斤。工资少，没钱买肉吃。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几棵瓜菜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被强迫拔掉。有家属的职工绝大多数一户一间土坯房，冬天冷，夏天热。领导干部每人两间宿舍。一排排宿舍没有院墙，各户房顶竖着一个烟囱，所以烟囱多而密。场外人来场看到说：“中捷农场的特点是烟囱多。”矮土房，烧柴灶，熏得屋里黑乎乎。雨季屋漏，门口进水，在屋里蹚水、洗脚。因为贫穷落后，农场青年职工找对象难。1959年，一个生产队的马车工，老家给他提了门亲，女方来信到农场探亲。男让人代写回信，写信人为成就这亲事，写得很好，很热闹，工作单位是“天津市南郊区（那时候农场归天津市管）黄骅县国营中捷友谊农场某分场某生产大队骡马大店”。女方从200多里路程来到农场一看，男方是赶车工，住土马棚。没说什么，第二天返回。男送到沧州火车站，检票进站时，男突然蹲下抱头大哭，引起一些人围看。这一哭，哭得姑娘心软，产生了慈悲心，叫着大哥说：“你别哭了，俺愿意了，俺到家回来和你结婚。”1979年，我当办公室主任，一位科长的儿子二十六七岁，有人给他从天津市里介绍了个对象，女方母女俩来场相亲，科长让我接待应酬。女方进屋看了看，没说什么，抬脚走了。司机问她：“这么快就回来啦？”女：“我可不在这穷地方找对象。”男方母亲眼看着包好的饺子，备好的菜，桌上摆的烟酒，恼得掉下了泪，给孩子找对象难哪。到1983年，农场开始好起来了，乡村姑娘们来场搞对象的多了。

四

　　“文革”运动结束，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农场党委班子恢复健全起来，各生产经营部门开始正常运转工作，结束了混乱局面，全场稳定下来。稳定才能发展，1978年经营盈利。场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精力搞经济，抓改革。从农场实际情况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农、工、商一条龙经营。牧草多，发展奶牛，办乳品加工厂；利用海水建盐场，养对虾；利用地热水养殖“罗非鱼”；种红高粱面积大，产量高，扩大白酒厂。向日葵耐盐碱，扩大种植面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经营模式。农业实行家庭或集体承包生产责任制，工、商企业实行能者承包或集体承包。集资办股份制企业。某些行政部门和管理部门转变职能，科室变公司，由行政型变服务型或经营型实体。通过系列改革，实现了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能。打破了“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生产经营效益和个人收入挂钩，多劳多得，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很快出现了全场上下同心协力搞改革的新局面。促进了生产，改善了经营，年年经营盈利。到1983年，实现了全场各业扭亏为盈，获利润1000多万元。后来历届党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咬定改革开放不放松，招商引资，引进建设项目，改革步步深入，经济年年迈大步，效益年年提高，利润直线上升。因此，建设有资金，扩大再生产有财力，各项建设年年有新变化、新面貌。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强盛起来，国家好了，农场也好起来了，把昔日盐碱荒滩，建成了生机盎然的小城镇，整个农场成为硕果累累的园地。
　　现今，中捷友谊农场的人们正满怀信心向着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挺进，向更美好的明天进军。

作者：郭枢俭（原沧州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