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资料荟萃 >> 回忆录 >>正文
二十五年中捷农场工作经历忆略
发布时间: 2013-4-11 15:43:25

  国营中捷友谊农场(以下简称农场),现属沧州市渤海新区管辖。我1958年5月到这个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工作了25年。在分场、总场办公室当过干事,做文字工作,起草总结报告,参与起草经营管理制度,整理场史资料等。曾任场长办公室主任、总场副场长、副书记、代理场长、党委书记。1984年5月初离开到沧州专员公署工作。对这个场的发展变化、艰苦创业史有些了解,是见证者之一。



  先从现在农场总场部的面貌说起。一排排、一栋栋办公楼、宿舍楼,二层别墅楼,砖瓦水泥结构的平方院落。有大小商场、超市、酒楼、旅馆、饭店、餐馆、副食部,服务型和经营型公司。街道两边门市林立,买卖方便。有文化娱乐中心、剧场、礼堂。高尔夫球场,体育场、中心广场,公园,广播电视台。幼儿园、小学校、中学、大学,中小学生免费入学。街道全部硬化,油路或水泥路面。入夜灯火辉煌,空中亮,道路明。已是一座小城镇。
  总场部周围的生产队、厂、居民点建起了砖瓦平房、二层小楼,道路硬化。原有的土房矮屋、房前房后的柴火垛、土路等已少见了。
  全场油面路网络化,通往外地有高速公路、铁路,交通发达,人车来往不断。
  现在农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生产经营状况,仅举一个数据就能说明。2012年财政收入38亿元,全场4万多人,人均财政收入是相当高的单位。我每次回场,都看到一些新变化,新发展。
  若问人们的生活怎样?也甭多说,我每次回场,从人们的穿戴、面容、精神状态表现上就知道人们生活得很好,幸福。



  建场前是怎样的环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建场的呢?以前是大片盐碱荒滩,地面坑坑凹凹,片片积水,长着芦苇、野蒿、红荆、黄蕦菜。野兔成群,长虫(蛇)、蚂蚁等满地爬。没有一条正直的道路,多是人们下洼割草、拾柴、放牧踩出的弯曲小径,车辆轧出来的道。近百万亩土地上没有几棵树。有个高地叫“武帝台”(汉武帝登台观海处),台下仅有十几颗老榆树。人们在洼里干活,夏天没有个避凉处。此地过去是蝗虫滋生地,常年闹飞蝗成灾。“武帝台”上有座蚂蚱庙,一遇蝗灾,人们进庙烧香上贡品,祈祷蚂蚱神保佑草场、庄稼。周边有十多个村,人们住土房,很贫困。解放前这里的土地多为地主官家占有,多是佃户村,佃民为地主看草洼,代收租。土地不少,可耕种地不多,人们靠割草、收苇子、拾柴为生。年年有灾。当地人说:“涝年收点鱼虾,旱年收盐巴(地面一层土盐),不涝不旱收蚂蚱。”吃糠咽菜,黄菜盘子度时光(黄蕦菜的叶和籽可食)。地下浅层水都含盐量高,人们常年喝咸水。生活艰苦,洼大村稀,一片荒凉。“武帝台”附近有个村叫“扳倒井”,是这片海滩的中心地带。周边村的人们到这里来干活,路远,所以人们说:“到‘扳倒井’、‘武帝台’,不带干粮回不来。”过去人们春、夏、秋季在洼里干活或放牧,搭草铺,吃住在洼。海滩春、冬特寒冷,夏、秋蚊蝇多,人挨咬。
  总场海拔最高,据说海潮、大雨没淹没过。因多年受海水浸渍,土壤含盐量很高,最耐盐碱的黄蕦也不长,光板不毛之地。四面地上被水淹以后,野兔、蛇、蚂蚁等来这里栖息“避难”。因为海拔最高,就把总场部选建在了这里。
  1956年,中央批准建场并命场名。把捷克斯洛伐克赠给我国的可建一个7万亩地谷物农场的全套设备交给农场使用,因此1956年8月3日正式命名为“国营中捷友谊农场”。
  一批批来开荒建场奠基的干部、工人们就在这荒凉的地方,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指挥部安在一个小村(邢庄科村),住土房和草屋,喝咸水。下地到洼勘查、测量、绘图的人们,在阴雨或大雾天气或天黑收工迟了,辨不出方向,迷路,回不了营地。因此,在营地竖一根高竿,挂上红旗、围灯,为下地工作的人员指引回营地的方向。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由民工组成的开荒建场大军,冒严寒酷暑,住窝棚,苦干两年,于1957年基本建成一、二、三分场。 1958年扩建了四、五、六分场。场建成以后开始经营,从全国各地陆续调来些干部、技术和管理人员,从老农场调来一批骨干和农业机械驾驶人员,从北京国家机关调来十多人,全场人员来自全国19个地区。



  1958年建场工作基本完成,1959年转入以生产经营为主,到1967年,整9个年度。这9年是农场最困难的9年,徘徊不前的9年,9年中7年亏损。7年中最多的年度亏损几百万元,一般年度亏二三百万元,最少年度亏百万元左右。
  从1956年开始试种农作物,高粱、玉米、棉花、甜菜等,1959年试种水稻。盐碱地用淡水泡田洗盐压碱以后,种水稻成功,产量较高。 1958年种稻几万亩。这年大旱,6月中旬才引来水,插秧期将要过去,秧苗生长期又因旱缺水,大部分稻秧没有长出穗,有些没有长粒,造成严重减产,亏损达几百万元。1960年遇大旱,水稻大减产。农场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不能自给。这年我国进入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人的口粮供应指标降到一天8两,吃不饱,挨饿。牲畜没有饲料,农场千头猪饿死大半,号称万只鸡鸭几乎全部饿死。这年又是亏损最多的一年。
  没有水不能种水稻,改种旱作物。从1961年开始以种小麦、高粱为主。由于土壤盐碱量高,出苗率、保苗率很低,产量低,平均亩产100多斤,投入多,产出少,亏损赔钱,农场更困难了。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提出了农场何处去,出路在哪里,还能否办下去等问题,工人们懈了劲,对办好农场失掉了信心,人心惶惶不安,议论纷纷。“农场要停办,散摊了。”“要和别的农场合并,搬家。”等等。这情况反映到省农垦局、中央农垦部。 1962年秋天,农垦部姜副部长率一行人来到农场考察调研,住了几天,深入到分场、生产队了解情况,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最后在总场召开了全场干部大会,给人们鼓劲。我记得他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农场已办到这个程度,要继续办下去,有这么多的农业机械,难移,搬不动呀,不能搬家。没有水不种水稻,种旱田作物,水路不通走旱路。实行小麦、高粱、玉米、豆类轮作制,改良土壤。总有办好的一天。要有信心,鼓起干劲,办下去。”稳定了人心。1963年收成较好,但也经营亏损。这年搞成了从南大港农场水库引水到中捷农场的工程。有了水源,1964年种水稻3万亩,插上秧,苗长到吐穗的时候,水库干了,大部分稻秧没长籽粒,又赔了几百万元。这年初冬,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到沧州视察海河工程,地委领导陪同路过农场用晚餐,他问到农场情况,知道了经营亏损数额大。他说:没水种旱田,总亏损不行啊。他关心农场的经营情况,后来他来黄骅市看打深机井,还问黄骅领导:“中捷农场还赔钱吗?”中捷农场赔钱是出了名的。
  农场从1959年转入以生产经营为主以后,所以徘徊不前,步履艰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开荒建场刚十来年,因缺水源盐碱地不能很快改造成良田。种水稻高产,又能加快土壤改良,缺水不能种。只好种旱作物。因为土壤还没改良好,土壤含盐碱量高,种旱作物出苗率低,保苗率更低,下种不出苗,出了苗碱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河尚未得到彻底根治,农场处在下游,地势洼,雨水多的年头,上游洪水下泄,农场被“泡汤”,受灾;旱了没有水浇,禾苗被旱死、碱死。那年代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还落后,还没发展到现代这个程度,农用物资缺少,实行计划供应,供应量小,化肥少。种地没肥料用,“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发生病虫害,没有农药,防治不及时。“六六粉”、“敌敌畏”,这些毒性大的农药都供应很紧张,因病虫害减产;农场有几十万亩耕地,一个农业工人人均负担耕种管理几十亩,靠人工种不过来,主要靠农机耕耙播种,中耕收获,但因常缺油料,柴、汽油供应量小,农机因缺油料不能正常作业发挥作用。农机大修缺配件,零件磨损坏了,买不到配不上,农机“趴窝”。物质条件不具备,所以农场难办,领导干部难当。经营亏损了,找原因,做检讨,向上级打报告,受了累,不讨好。我在中捷农场工作了20多年,和全国全省农垦战线上的干部多有接触,对农场难办有体会。我曾说过,中国农垦战线上的干部工人所付出的艰辛,不亚于石油战线上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把农场折腾得更困难了。1964年冬,农场开展“四清”运动,上级派来“四清”工作团。一切权利归“四清”工作团。农场党政领导干部“上楼”,停止工作,学习、交待“四不清”问题,接受审查。1966年“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全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波及到农场。“造反派”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踢开党委闹革命,夺了农场党政领导权,成立了以“造反派”骨干分子为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党政主要负责人被揪斗、批判、“专政”,有的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大特务”,被关押或限制活动,没有了人身自由。每天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造反派”监督劳动。“造反派”们说“农场是被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势力控制着”,必须造反,说“农场要大乱,不乱则变(变成修正主义)”。生产经营指挥系统被摧垮,生产经营不能正常开展了,乱起来。“造反派”们天天开会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把管理规章制度说是对工人们管、卡、压,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把搞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说是利润挂帅。说开展工、副业生产搞多种经营是不“以粮为纲”,对发展经济搞生产说是反对政治挂帅,以“生产压革命”,横加批判。还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天天开小会、中会,常开千人大会。工人们开会或学习为出勤,照领工资。把国家的资金用在空喊口号上。因此,虽然天天喊“抓革命、促生产”,但生产总促不上去,年年低产赔钱。
  搞“文化大革命”运动10年期间,农场没有搞一项建筑工程,“江山依旧,面貌未改”。到70年代末,全场还都是土路,下雨人们蹚水,晴天道路泥泞、粘鞋,所以人人备有胶鞋。道路被车轧得坑坑洼洼,甚难行走,往返黄骅市的公路到雨季常断交,车辆停运,人难出进。总场有一小发电车间,夜十点停电,全场一片黑暗。没有往来农场的公共汽车,总场就用捷克斯洛伐克赠给的一辆工具车当公交车,方形车棚,有两个小窗口,拉着客人往返沧州、黄骅,沿途人们说是囚车,拉的是犯人。总场礼堂墙歪斜,棚顶漏,没钱修,破破烂烂,成为麻雀们的群宿“乐园”。招待所更寒酸,仅有几间旧砖瓦平房,客房是用土坯垒成墙,苇子把用铁丝串起来的拱型顶,漏雨,透风。有人说“景县城里有个无梁殿,中捷农场有个无梁招待所。”70年代初,总场打了一眼深水井,全场仅有,全场绝大多数人还喝坑水。总场部仅有一条南北道,没有街巷。土道又粘又硬,坑洼不平,人穿鞋走,硌得脚疼。宿舍前后,堆堆柴草垛,砖头瓦片,垃圾满地。 1981年搞卫生运动,发动总场人员大清扫,清除垃圾200多汽车。这贫困破烂的环境景象,让外来农场办事探亲的人看不起,对友人、亲戚说:“你怎么在这么个地方工作?换个单位就比这强。”
  农场赔钱,经济困难,工人们的生活更难过。每月30来元工资,没有奖金。红高粱面为主食,豆面很少,蒸出的窝头硬邦邦,面粉供给更少,每月每人供应三四两食油,酱、醋凭票卖给,量很少,吃不上蔬菜,肉很少,过年节按户口限量供应,一人一二斤。工资少,没钱买肉吃。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几棵瓜菜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被强迫拔掉。有家属的职工绝大多数一户一间土坯房,冬天冷,夏天热。领导干部每人两间宿舍。一排排宿舍没有院墙,各户房顶竖着一个烟囱,所以烟囱多而密。场外人来场看到说:“中捷农场的特点是烟囱多。”矮土房,烧柴灶,熏得屋里黑乎乎。雨季屋漏,门口进水,在屋里蹚水、洗脚。因为贫穷落后,农场青年职工找对象难。1959年,一个生产队的马车工,老家给他提了门亲,女方来信到农场探亲。男让人代写回信,写信人为成就这亲事,写得很好,很热闹,工作单位是“天津市南郊区(那时候农场归天津市管)黄骅县国营中捷友谊农场某分场某生产大队骡马大店”。女方从200多里路程来到农场一看,男方是赶车工,住土马棚。没说什么,第二天返回。男送到沧州火车站,检票进站时,男突然蹲下抱头大哭,引起一些人围看。这一哭,哭得姑娘心软,产生了慈悲心,叫着大哥说:“你别哭了,俺愿意了,俺到家回来和你结婚。”1979年,我当办公室主任,一位科长的儿子二十六七岁,有人给他从天津市里介绍了个对象,女方母女俩来场相亲,科长让我接待应酬。女方进屋看了看,没说什么,抬脚走了。司机问她:“这么快就回来啦?”女:“我可不在这穷地方找对象。”男方母亲眼看着包好的饺子,备好的菜,桌上摆的烟酒,恼得掉下了泪,给孩子找对象难哪。到1983年,农场开始好起来了,乡村姑娘们来场搞对象的多了。



  “文革”运动结束,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农场党委班子恢复健全起来,各生产经营部门开始正常运转工作,结束了混乱局面,全场稳定下来。稳定才能发展,1978年经营盈利。场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精力搞经济,抓改革。从农场实际情况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农、工、商一条龙经营。牧草多,发展奶牛,办乳品加工厂;利用海水建盐场,养对虾;利用地热水养殖“罗非鱼”;种红高粱面积大,产量高,扩大白酒厂。向日葵耐盐碱,扩大种植面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经营模式。农业实行家庭或集体承包生产责任制,工、商企业实行能者承包或集体承包。集资办股份制企业。某些行政部门和管理部门转变职能,科室变公司,由行政型变服务型或经营型实体。通过系列改革,实现了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能。打破了“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生产经营效益和个人收入挂钩,多劳多得,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很快出现了全场上下同心协力搞改革的新局面。促进了生产,改善了经营,年年经营盈利。到1983年,实现了全场各业扭亏为盈,获利润1000多万元。后来历届党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咬定改革开放不放松,招商引资,引进建设项目,改革步步深入,经济年年迈大步,效益年年提高,利润直线上升。因此,建设有资金,扩大再生产有财力,各项建设年年有新变化、新面貌。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强盛起来,国家好了,农场也好起来了,把昔日盐碱荒滩,建成了生机盎然的小城镇,整个农场成为硕果累累的园地。
  现今,中捷友谊农场的人们正满怀信心向着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挺进,向更美好的明天进军。


作者:郭枢俭(原沧州地委书记)

 

信息检索 标题
正文
点击排行
本类推荐

Copyright @ 2010-2020 沧州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冀ICP备11005373号

访问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