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的几年，在社会政治领域确实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这是政权更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1957年在我国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为了捍卫、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民主的政权而策划发动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右斗争动机是好的，但太扩大化了。把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错划为“右派”，压抑了他们的报国志，从而延缓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损失很大，其教训甚为深刻。
　　1957年10月我在沧州地委党校教研室任政治理论教员，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至1978年底平反纠正，达21年之久。这21年戴在头上的政治帽子，背在身上的精神包袱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21年，忧愁如同一个恶魔在缠绕着我，劳动、工作、学习起来暂时驱走了忧愁，一闲起来，忧愁又来了。人说节日快乐，而我是节日更忧愁更烦恼，酒后醉睡，我所以有点酒量和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是经过“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了。
　　被打成“右派”始末。1957年9月，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入尾期，党校开学办班，第一单元课程讲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学校领导强调学习要联系实际，当时在学员中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争论，一种人认为农业合作化办早了，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人认为不早，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讨论中有的学员对农业合作化问题说了一些看法，认为办得过急，农民集体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牲畜集体饲养死得不少；集体经营管理不善；某些干部搞瞎指挥等等。学员中有三个青年干部，反映农村合作化发生的问题多些，有偏激言论。校领导认为这是右派言论，整材料经地委批准，由原单位批判。
　　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欠妥。我们党校是思想教育机关，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有的学员对农业合作化中发生的问题认识上有偏激情绪是认识问题，应着重教育，通过思想和理论教育解决；再者，农业合作化是新生事物。凡是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没有缺陷，十全十美。农业合作化制度在现阶段基本是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但不是完全适合，有不适合的环节（注：这是我引用的毛泽东关于论人民内部矛盾中农业合作化一章中讲的话）。
　　我讲了这个观点，教研室的一个理论辅导员就站起来反驳，跟我辩论。他的观点是完全适合，绝对化。因这个青年人善于揣摸领导意图，在运动中紧跟形势，顺风跑，平常我就有点厌恶他。我当即反驳：你别忘了，我们是党校，是从事党的理论学习研究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要讲唯物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不能绝对化，绝对化是形而上学！接着我又讲了以下观点：
　　（一）如果说农业合作化制度已完全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不适合之处，那我们为什么还年年整顿农业合作社，修改其章程？这个整顿就是调整解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解决问题，使之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凡是新生的合乎发展规律的事物，其产生、发展、成长、完善都有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全十美。农业合作化这个新生事物，有生命力，有优越性，但充分发挥显示出来，要有一个过程。说农业合作化制度这个生产关系完全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今后还要发展吗？形而上学、绝对化，不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性。
　　这番话，本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没想到在当时宁“左”勿右的形势下，却是祸从口出了。
　　不久校领导找我谈话：你对农业合作化有看法，你可以讲，鸣放嘛！当时我想，毛泽东主席说过，共产党员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共产党人在真理面前要旗帜鲜明。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没有警惕到运动后期会被划为“右派分子”。为了证实我的观点是对的，经过思考，在校领导组织的三次鸣放辩论会上（党校里的干部参加）我步步深入地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农业合作化制度是新型的生产关系，新生事物，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优越性会逐渐显示出来，但现在不能说是完全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某些环节有不适合之处，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发展，不能讲现在就完全适合、没有缺陷，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二）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毫无疑问，但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们党也经历过幼年、青年、壮年时期，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犯过错误。
　　（三）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先进阶级，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曾有过三个弱点。
　　我说的这三条是为了论证我对农业合作化制度的看法是正确的，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
　　想不到，这可就坏事了，一些人给我扣上三大罪状：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辩论下来，我大祸临头了。校领导、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暗地里在校内搜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干部、交通员、炊事员等工勤人员一个一个人的问，听我说过什么“反党”言论，打证明材料，上报地委批准我为“右派”。据说曾报过两次，第一次未批，又报第二次，才批下来。又背后发动人们写大字报。我这时还蒙在鼓里。一天上午由我授课：讲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1点半下课，我出教室一看，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院两面墙，我一下懵了，头嗡嗡得响，回到家中没有说话，没有吃午饭。下午两点上班，在路上见到人，进办公室，人们对我的脸色都改了样，再没有一个人理我。接着，在1957年10月就对我连续开了三次批判会（两次中会，一次学员参加的大会），把我闲撂起来，再不让我教课，成为闲人了。
　　被批判后的半年难熬时光。1957年10月下旬，对我的批斗结束。每天到教研室上班，但不再安排课程，没具体工作干，干坐着。出出进进没有人理我，我也没心和别人说话，心情非常沉重。平素跟我不错、合得来的人见了我，走个碰头有的低头过去，有的避开我走，还有的人见了我怒目而视，天天吃人家的白眼。
　　到了农历十一月，我写了封家书请父亲来沧，对老人家说：我出事了，在党校呆不住了，你儿媳腊月生孩子，不能回家过年，出正月你来把他们接回家，我不知道今后的去向，不知道让干什么工作。
　　我对父亲母亲妻子都没有说过我成了“右派”，直到1978年底平反也没有说过。我认为不好说，难开口。对父母说我冤屈，他们会对党有想法，若说我不冤该当“右派”又违心。我的妻子不识字，着实庄稼人一个，对她说她听不懂，不明白，反增加她的苦恼。我每天愁眉不展哭丧着脸，睡不安，吃不好，她看在眼里跟着我烦，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年腊月三十晚上，晚饭后，我到校园散步解忧愁，见大办公室灯光通明，干部们在过除夕喝酒庆新春，欢笑声、划拳声……见此情景，自想以往这样的场合，我算一名活跃分子……我回宿舍躺在床上大哭一场，妻子吓坏了，叫来三个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心里憋闷，我没吃毒药！这一夜，我整夜没眠，晨起也难咽下过年的饺子。
　　1958年正月底，父亲接走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又过单身生活了。出了正月，当时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我每天上午到南川楼大粪场挖苍蝇卵，中午喝酒，下午睡大觉，晚饭再喝酒，晚上醉睡，醉生梦死。
　　闲着没事干，烦恼、发愁，就思考了一些问题：一、下一步会怎么处理我，还能留在党内吗？让我去干什么工作？怎么还不说如何处理?二、妻子孩子四口人在家吃饭，父母负担太重，养活得起吗？三、也有点反悔自己不该为救那三个年轻干部学员讲那些话；亮那么多的观点，救人不成，反祸及自身，倒了霉。又想，我没有说错话，我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是对的，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怎么就成了“右派”呢？很着急冒火。反右派运动也是有政策的，划右派分子，一要有言论，二要有动机，即思想上政治上的根源，如家庭成份高，家庭或个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还有一条就是本人恃才傲物。我的家庭、直系亲属都无问题，我的历史清清楚楚：
　　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历史上没有混官事的人，劳动为生，土里刨食，下中农成分。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我父亲当上农民抗日救国会干部、破路主任，我叔父是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入了党，任村支部副书记，我是村抗日救国儿童团长。我的大祖父1937年9月被日军枪杀在沙河桥镇，我祖父在1945年正月初二日伪特务入户抓捕我叔父时因反抗被枪杀在院内，我家应是烈属。在抗日战争八年中，我们家族被日军杀死5人，参军战死1人。房子被烧毁十余间，抢走牲畜2头。在村里是重灾户。
　　我个人1939年任抗日儿童团团长至1944年。1944年初，我参加了本村抗日游击小组，持枪搞武装斗争。八年抗战，我掩护过我的老师，晚上同他睡，有敌情随他躲避。为护村，站岗放哨，从14岁起，我就参加挖地道，持枪保卫过群众生产，围攻过几次敌伪据点，多次配合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敌情，随区干部、游击队夜间到敌战区开展工作，宣传抗日，建立秘密抗日政权。1945年5月，我们7个民兵同进犯围攻我村的200多伪军打村落战一天．避免了我们全村房屋遭烧毁、踏平的惨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担任小学教员、文教委员，1947年入党，不久任支部宣传委员，还做些支前工作，为解放军催送粮食，三次带担架队到前线运送伤兵，在村秘密了解敌情（国民党敌伪家属、地主、富农们的动向等），为驻我村的干部、军队安排食宿等等。
　　1948年6月初，奉命调到中共冀中八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不到一个月调校卫生所当卫生员，1951年调党校组教科任干事兼机关支部副书记（正科级），后任党校二班书记兼班主任，后又在教研室当理论辅导员、政治理论教员。参加革命18年，党叫我干什么工作都认真做，从没打过折扣，从没有闹过地位和待遇，努力地工作，勤奋地学习，遵守纪律，没受过批评。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背景和动机，怎么是右派!
　　说我因骄傲当了“右派”。我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太低，兢兢业业地工作，刻苦努力地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到深夜12点，甚至到一两点，没有心思闲玩。所以跟同志们在一起交谈沟通少，显得有些清高。至于在教学工作中为理论问题同别人争论，纠正他人错误观点，语言尖刻尖酸点是偶尔有过的，可我没有骄傲自大的资本，也不敢骄傲。
　　当时我对校党委个别成员是有看法，有点反感，不投脾气，敬而远之。看不惯他们那种官僚主义作风，更腻烦他们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不懂装懂，以势压人。因此，他们对我有戒心，在他们看来我不是他们的顺民。
　　在想上述问题时，我曾想起了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对待干部不要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校党委对我没看全部历史，划我为“右派”，冤！太冤！
　　在批判我的时候，教研室副主任王鹤山同志站出来，说我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他为我鸣不平，结果他也被错划为“右派”，被压21年之多。后来在原沧州地区经委任副主任，现早己离休。
　　还有时任地委办公室秘书的库九峰同志，他的爱人当时在党校工作，一天周末他来党校会夫人看到我，见四下没人，对我说：你别急躁，不要折腾，今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折腾越坏事。在这以前我一阵阵搞不通，想上书地委申诉，听了库九峰同志的话便放弃了申诉念头。1984年我任沧州行署专员到省委开会时认识了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白石同志，在一次交谈中说起当“右派”的事，他说他被错划为“右派”不服，多次上诉，结果被关牢房十余年强制劳动改造。我听后自想，幸亏听了九峰同志的话，免遭坐牢之苦。
　　库九峰同志后任沧州地区广播局局长，已离世十多年了。我永远忘不了王、库二位同志。
　　在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的艰苦岁月。1958年4月底，对我的处理批下来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三级工资（由19级降到22级，月工资51.50元）。处分决定没让我看，结论也没有让我看过。
　　处分后，一位主要领导人找我谈话：“原考虑保留你的党籍，结果不行了，考虑让你到卫生科工作，你学过医。”我说：“我不去，每逢周六开党员会我难过。”
　　第二天又找我谈：“想同地委说说，你同地直下放劳动的干部到沧县大和庄（沧市郊区）劳动。”我知道这个下放劳动是暂时的，他们劳动一段时间回机关，丢下我一人更难受，我也谢绝了，说：“听说‘右派’送中捷农场劳动，我到那里去。”他似乎也为我着想，“农场可很艰苦。”“我不怕，到了这个份上，还怕什么艰苦。”5月5日，送我到了中捷农场四分场十一生产队劳动改造。在这个队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达200余人，其中有3个女的。
　　在中捷农场劳动改造，没有房子，开始住席棚、睡草铺、喝咸水，到12月底搬进简陋的土坯房。当时这个队有职工、下放军官、“右派”。“右派”叫劳动组，每天下地劳动，没有星期，没有报看，每天晚饭能听到总场广播站广播，经常听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是我们好领导，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首歌。这省得让当“右派”的人忘了自己是“右派”。
　　1959年改变了对“右派”们的管理，实行大组编制，生产上分大组定地块、亩数。每大组分3个班共30余人，让我当大组长，负责340亩稻田的生产管理，每天就是一件事——下地劳动，种水稻。
　　这年10月2日，队部召开大会，宣布三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其中就有我。当场队干部称我郭枢俭同志时，我真激动，太激动了。摘帽后到队部管理室内工作，日子不长，到四分场场部任畜牧干事，负责畜群变动统计、疫情报告、饲料分配供应等具体事。1960年1月调总场场长办公室做文字工作。1961年初为我发了任职通知，任场办公室干事。10月临时调我到总场砖瓦厂，协助厂长干些具体事。1962年春又回到场办室。
　　摘帽后有一段时间人们称我同志，后来阶段斗争的弦又紧起来，又不叫同志了，叫摘帽“右派”，这又给我增加了压力。工作之余想到冤枉，盼着平反，回到党的队伍来。发愁就喝酒，以酒解愁愁更愁。在十一队劳动期间，经常看到有的“右派”愁得、难得哭喊，有的装疯卖傻，个别的逃跑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看到这些我心里难受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政治上、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了，百愁千忧交加。农场的造反派，在革委会的指挥下，对原场领导干部、国民党起义被我留用人员、还有所谓的反动技术权威等，乱揪乱斗乱批，百般侮辱人格，催残人身，丧失人性。我气愤不平，上书革委会提出了意见，又招来了祸。在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一位革委会领导人在动员大会上不点名的讲：“有一个摘帽右派，很不老实，同革委会对抗。告诉你，老实点，不老实再给你戴上帽子。”这样，我又被揪斗批判了，不被批斗时就被监督着同“坏人”们一块儿劳动。后来，把我下放到十六队劳动至1973年。
　　农场党委书记被批斗时，有一条罪状“重用摘帽右派郭枢俭”。可没有重用的具体事实，我每天写材料，不掺合事，重用我什么了！每听到这段话，真气得不得了。但在那种形势下，有话不能说，有理不能辩，只能自己憋气，生闷气。
　　原来我盼平反，“文革”期间我绝望了。心想越来越“左”，没有平反申冤的希望了，这么搞下去、闹下去，什么时间到头，党和国家的前途怎么样呢？烦透了。真是生不如死。
　　一个人天天除了劳动就没事干，没书报看，不能同别人接触，太难受了。后来造反派觉得我是“死老虎”，监管松了些，但那时报纸、广播全是“左”的声音，听了看了倒惹生气烦恼。为消磨时间，让孩子在黄骅书店买来烹饪书菜谱，我学起烧菜、烹饪来。
　　“文革”期间，农场自己有个“左”的出奇的规定，受批斗、被专政的人的孩子不准报考中学。因此，女儿、二子相继失学，小学毕业就在家呆起来，这可给我增添了一个大愁。眼看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上学不准，参军不要，入党提干没门，找对象人家怕受株连，这可怎么办呐！孩子们今后的生路是什么？这个大忧冲淡了我的其他忧愁。每逢看到孩子们，烦恼惆怅就涌上我的心头。春秋季节，催他们下地割草卖，拾柴烧，孩子们天天发烦，有时免不了要耍脾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反复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劳动，将来生活怎么办？”有时，也对他们发脾气，骂他们，甚至说了绝话“谁叫你们投胎到这个家！”但过后心中却十分难受。我们7口人住着一间房，吃住在一个炕上。每当晚上孩子们睡下，我看着他们忧愁难眠，心如刀绞，暗暗掉眼泪。
　　1973年，国家政治形势有所松动，恢复了我在场办室的工作。到1978年春，政治空气不那么令人窒息了，中国大地开始解冻，“空气”升温。一天晚饭后，总场两位领导到我家：“枢俭，这些年你干得不错，都承认。我们想介绍你入党。”我很受感动，但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不重新入党。我在劳动和工作中就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鞭策着自己。我相信我的问题会弄清，回到党的怀抱。”
　　因我在任何时候都坚信，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能修正自己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同时也对自己多年的工作有自信；回想起来，戴着“帽子”劳动工作的时候，劳动卖力气，工作认真做，带着病出勤。1958年夏季，我满腿生疮化脓，拄着棍子下地劳动。1959年春，我的眼突然失明（营养缺乏所致），白天都看不清东西，我晚上下地帮放水员放水。队上开展劳动竞赛，每次评比我都名列先进，光荣榜上有名。
　　摘帽后在农场做文字工作，不多说不多道，不掺合事，规规矩矩，认真写材料，生怕出差错，反复琢磨推敲修改。1977年还给我长了一级工资，22级升为21级，这在留在农场工作的摘帽“右派”中只我一个。
　　果然，到这年12月传来好消息，地委通知为我平反，我回沧州地委党校，校长说：“枢俭，按照中央政策给你平反，你的问题，我有责任……你的问题还有两条不能否定……”我回答说，留点尾巴不要紧。只要党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回归党的队伍就行了。21年就盼着这一天呐！
　　1984年我来沧州行署任专员以后，听说把留给我的两条尾巴也割掉了。
　　平反后的经历及在中捷农场的收获。经历21年大难，戴着“右派”的黑帽子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一旦摘卸下来，备感轻松愉快。被压抑了21年的精神力量反弹起来，党又委我重任，责任和感恩之心驱使我拼命工作，不知疲劳，兢兢业业唯恐工作有失。
　　1979年初在农场任场长办公室主任，1981年任副场长，1982年任副书记、代场长，1983年任党委书记，1984年5月任沧州地区行署专员，1985年初改任地委书记。肩上担子连年加码。1991年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
　　1983年农垦部授予我先进经营管理者，晋升一级工资。
　　1984年7月，根据我在农场的工作成绩，被评为河北省十名优秀党员之一。
　　反思这21年，一个人在青壮年的最好时光想干愿干的事业而不让干、不能干，是人生最痛苦的。我记得对我宣布处理的那天是下午，听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我的头嗡嗡响起来，如同被敲了一大棒，全懵了。夜里难入睡。自想：党的七大以前14周岁就可以入党，七大修改党章改为18周岁入党，我17周岁入党，区委没有让我经过候补期这段考验，就成了正式党员。我热爱党，听党的话，现在我被开除抛出，何时再归队？从做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以来，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知识，精心研究备课、写讲稿，没有半点马虎过。自知文化水平低，理论根底浅，因此不让家属来校一起生活，怕因家务事影响我的学习。1954年实行了工资制，我19级每月工资72.5元，可以养活家属，当时，22级的干部都带家属，唯我过单身汉生活。到1956年初冬才把家属孩子接来党校。对于自己非常喜爱愿干的工作，不让干了，是何等惋惜、痛苦！由于这个原因，1985年我任沧州地委书记后，自荐兼任地委党校校长至1992年。这在当时河北省的地市唯我一人。我想的是，我在党校没有工作够，我要当当校长，过过瘾，圆我曾有的心愿。
　　这21年的逆境我挺过来了，没有被压垮，没有因为忧愁过多造成大的病患，这是因为我这个人有自信，信得过我自己，同时相信党终会明是非，我的冤案终会弄清，大白于众。别人说我是“右派”改造，我在内心反驳，我不是“右派”，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劳改是为社会主义、为国家种地生产粮食；不论我个人如何，五星红旗在中国大地上毕竟升起来了。在当“右派”的日子中，我经常用这种精神胜利法解脱和安慰自己。
　　细回想过来这些年，因为受难，平反后又出于责任心，很少考虑顾及家事，一心扑在工作上。父母为我挂心上愁，可我尽孝道不够；妻子跟我担惊受怕，过了20多年极为艰难的日子；孩子跟我受株连，未能成就学业，年轻的心灵受创。我对他们没有尽到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想起来很是内疚。
　　但世间的事物都有两面性，福与祸、得与失都是辩证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说的福与祸的辩证法。我在中捷农场21年的“右派”生涯，也不尽是磨难，也有很大的人生收获，质朴无瑕的农工和同事给了我很大的温情。到今那块热土我永难忘却。
　　1956年建立在黄骅县渤海滩上的国营中捷友谊农场，是河北省大型农场之一，是国家的国际型农场，建场初期总场领导是地司级高级干部。1958年5月5日送我到这个农场的四分场十一队劳动改造。当时，这个农场国土面积近百万亩，耕地60来万亩，机械化程度较高，经营门类多，农林牧副渔、农工商一体化，综合经营，设有文教卫生、公检法等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959年10月初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十一队和四分场场部工作了三个多月，1960年1月调总场场长办公室工作，任干事，做文秘工作，每天抄抄写写，干了20来年。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农场领导岗位上工作了5年半，奉命离场进了沧州城，屈指算来在中捷农场工作生活了整整26年。我常对人们说：“黄骅是我的第二故乡，中捷农场是我的第二母校，我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就是在那里学到的。”
　　我到中捷农场以前简单的农活干过，麦苗、韭菜分得出，但对生产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这些知识一窍不通。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不懂就学，抽时间看这方面的书，写什么材料，看什么书，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业务部门。这样，在20多年来的时间学到并积累了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由于在农场干了那么多年，了解了些情况，学到了知识，掌握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规律，有了些经验。所以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践行起来，如组织决策，指导生产经营，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效益一年一个台阶。1983年被国家农垦部评为生产经营先进单位。全国首批企业整顿试点，中捷农场是农垦系统试点之一，整顿结束验收时得94分多，仅低于大庆油田零点几分。
　　我在农场那些年，不仅学到了知识，提高了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这都是在逆境中得到的，受益匪浅。多年自己动手写东西，养成了习惯。所以走上领导岗位后，当了场长、专员、地委书记，凡是我自己讲的东西，自己动手写，不用秘书代劳，是惯性作用。
　　回味在农场26年，苦、辣、酸、甜都尝了。苦尽甘来倍感甜。平反后回到党的怀抱的时候，是那样轻松高兴，睡觉也笑醒来。工作中乘着东风，顺应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我们党委一班人团结和谐，勤奋工作，每年年终决算以后看到利税大幅度上升，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和全场近2万职工共享喜悦和欢乐，同庆丰收的成就。每逢正月十五灯节，总场举办灯展，大放焰火，沧州、黄骅等地的干部群众也赶来观看，至深夜。火树银花不夜天，苦海沿边变新颜。农场事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呈现一片大好生机。因此当上级命我来沧州工作的时候，确有惜别难离的心情。
　　题外的话。客观地说，从年轻时起，我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不甘随风摇摆，人云亦云。老来我常想，自己生不逢时，7周岁时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没有安宁过，神经总处于紧张状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我又生活在战乱之中。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解放战争胜利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满腔热忱地奋发工作，国家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全国人民过上了平安生活。没想到自己的好景仅8年多，就被打成“右派”，长期生活在艰难的日子里。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反党分子，不会超越本单位的党组织，直接反党中央”，这个怪论说白了就是谁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分子，你反对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反对我就是反党，我就是党。这条荒谬的“三段论”的结果就把民主的口给封起来了。当时我就想：坏了。这么搞，今后党的政治生活会不正常起来，谁还敢提不同意见。果不出所料，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才被纠正，步入正轨。
　　平反纠正那年，我已48周岁，走上领导岗位后，重任在肩，精神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离职退休已年过花甲，心平静下来了。每当我看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人民幸福，尤其我每当漫步街头、闲遛商场的时候，见到年轻的人们是那样的悠闲、快乐，生活得幸福、浪漫，就惋惜我年轻时没有生活在这个年代。但我更知，中华民族的幸福必须要经过前人的浴血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才会赢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党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历经曲折，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探索到了一条坦途，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
　　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年轻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这条路，没有错，走对了。

作者：郭枢俭（原中共沧州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