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资料荟萃 >> 回忆录 >>正文
我的“兵”情结
发布时间: 2016-12-16 10:08:27

我的“兵”情结

左德兴

  一生没当过兵,却似乎与兵有天然的缘分,既不但有永不淡灭的当兵梦,而且做了许许多多与兵有关的事情,得到了几个与兵有关的荣誉,满足了当兵、爱兵、为兵的愿望和追求。每当与一些曾当过兵的人或现役军人畅谈时,我就毫不见外且满怀激情地自我荐介:“我也曾是‘当过兵的人’,是你们的老战友!”

  我的当兵梦是从小形成的。

  首先是家庭的熏陶。父亲是位革命伤残军人,1946年参加八路军(当时还沿袭抗日战争时期的称谓)地方部队,1947年10月随其所在部队升格为野战军主力部队——渤海纵队七师任通讯排副排长,参加过解放博兴、青城、广饶、齐东、寿光等战斗,以及周张、昌潍等战役。1948年9月在参加济南战役中,冒着弹雨抢修指挥部被敌炮弹炸断的电话线,被射来的机枪子弹击中手部和腿部,经治疗,其他伤处痊愈,左手两个手指残疾。父亲兄弟四个,他数最小,其中一个大伯年轻时病死,一个大伯为打鬼子参加高树勋的部队,在一次对日军作战中牺牲。父亲生前常跟我说起,要不是我奶奶死命阻拦,他早在1944年就参加八路军了。那时他是村民兵队长,常配合八路军县区武装行动,八路军很愿意带他走,但奶奶已牺牲一个儿子,而且认为父亲还小,坚决不同意,直到两年后经父亲软磨硬泡才肯放手。尽管父亲从不愿向别人摆自己的功劳,但“当兵为国、光荣一生”的基因在我身上有着美好的传承。

  其次是文化教育的感染。读的课本里,有“兵”:《八角楼的故事》《朱德的扁担》《老山界》《突破乌江》《抢渡大渡河》《长征的意义》《一袋干粮》《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经常唱的歌,有“兵”:“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经常看的课外书籍,有“兵”:《星火燎原》《红旗飘飘》《朝阳花》《苦菜花》《风雪大别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经常看的电影,有“兵”:《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钢铁战士》《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经常听的戏,有“兵”:《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金沙江畔》《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经常学的英雄,有“兵”:杨靖宇、赵一曼、左权、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麦贤得等;经常说的话,有“兵”:“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兵民是胜利之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童年做的梦,经常是扛着红缨枪上了井冈山,或是端着轻机枪冲杀在淮海战场上。

  再是社会政治环境的促导。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随着一批又一批登陆武装的被歼灭、一架又一架美机的被击落而化为泡影,中印反击战取得完胜,珍宝岛保卫战打出威风,抗美援越捷报频传,“两弹一星”试验成功,“5•20”声明世界传播,不断地振奋和骤升着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全国人民爱党爱国爱军的革命热情;美苏两霸亡我之心不死,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随时有可能发动对我进攻,从反面召唤和激发着“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热血少年长大参军参战志向的树立与坚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口号响亮悦耳、深入人心且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其情景随处可见:每逢有人参军,全大队、全公社男女老少为之披红带花、敲锣打鼓欢送;如果有谁在部队立功或被评为“五好战士”,不但家人喜从天降、满堂生辉,而且全村人奔走相告、登门祝贺;对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全党全社会“高看几眼、厚爱几层”,平时照顾不说,每逢春节,县委(县革委)总要给他们每家发一封慰问信,大队干部总要带领党团员和基干民兵一干人马家家登门鼓乐齐鸣把信送到,并赠送和当场帮助张贴新的春联、毛主席像和年画,还帮助挑水、扫院子,还就地跑落子、扭秧歌、演节目,那份荣耀别说当时,现在想起来都十分诱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适龄青年争相参军自不待言,有志少年则恨不得快快长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长大我也要参军”,成了我的愿望与追求。

  从上五年级到够当兵年龄第一次验兵之前,爱兵思想的炽烈与执著,已有充分的体现,所做的事情也很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大体有四件:

  一是经常不断地为烈军属、老荣军挑水、扫雪及干其它农活。从10岁开始,我替母亲承担全家吃水任务,用小一些的铁水桶从离家200到600米的砖井提水和挑水,自11岁起,改用和大人一样用的大木筲提水和挑水。几乎与此同步,义务为烈军属和老荣军挑起了水。坚持最为经常而又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的,是给曾参加过淮海战役的革命伤残军人左玉平家挑水。他家独自坐落在村之外600多米的田野里,本人身体有伤残,孩子又小,吃水困难。论辈份,他还管我叫爷爷;可论光荣,他是我崇敬的老革命。我几乎隔一天越几道沟坎、出几身大汗,给他家挑两担水,一直坚持了六七年。一下大雪,我就先搬着梯子扛着扫帚,到左玉平等军属和荣军家上房扫雪。每次母亲坚持先给自家扫,我不听,搬起梯子就跑,母亲追不上,急得在后面直跳脚。至于平常帮助“光荣人家”干个挖几锨土、和几锨泥、搬几块砖、推几车粪的小事,更是不在话下。

  二是积极参加民兵组织的各项活动。“文革”停学和缩短学期,我早早的回村当了“社员”,也和其他辍学人员一样,早早参加了村上的民兵组织,15岁那年当了民兵排长,领导本生产队的基干民兵抓好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出色完成了许多军事训练、战备工作和安全保卫等任务。1970年春节前,县组织基干战备团,公社为连,每大队组织一个班,我被组织进去,并被任命为副班长。春节期间紧急动员和准备,大年初二至初七,参加了全团步行往返海兴、黄骅的紧急野营拉动,经受了寒冷、饥饿、劳累和模拟临战的考验,对兵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三是在建设盐山县城“战斗城”中表现突出。1970年,我受大队委托,在盐山五七中学(即现在的盐中)学习机电,适逢盐山开展“战斗城”建设,主要是把县城主要街道全部深挖,用砖和钢筋水泥构筑成能防核导弹袭击、能防空袭、能掩藏人员、能打仗的“地下长城”,开口很宽,深度很深,要求能保证地下交通畅通,甚至能走汽车。学校全体师生同全县城干部群众一道,投入挖土和回填工程。在最紧张的几天,我几乎天天从白天到深夜连续在3米多深的沟下往外挖土甩土,一次竟干了17个小时不休息,而且越战越勇,凌晨3时,校革委主任傅洪义亲来慰问并让大家报饭嘱伙房给做面条(全部自付钱和粮票),最多的报了一斤,我一下子报了二斤半,惹得主任和大伙哈哈大笑。面条做好给我端来,连面带汤整整一大洗脸盆,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吃了个盆干碗净。我还是学校指定的县“战斗城”建设火线广播站报道员,其间利用轮流休息时写了几篇稿子均被播出。其中一个深夜,我刚爬出深沟,即找纸笔跑到路灯下借着光亮写了篇广播稿,表扬我校师生连续作战大干猛干取得最快施工进度,送到县指挥部火线播音室,不一会儿,这篇稿子播出,女播音员清脆响亮的声音,在全“火线”阵地的几十只高音喇叭中响起,划破夜空,现场挖土的我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

  四是向原籍本村的烈士学习。1970年10月,我未修完全年学业即被大队党支部召回村担任民办小学教师。1971年夏,我村在北京某部担任连级干部的左德坤,在战备施工中光荣牺牲,被总政治部批准为烈士,其所在部队和县民政科在我村召开由全体社员和学生参加的追悼大会。我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按照党支部的要求,和其他老党员一道,布置了庄严肃穆的会场,起草、书写和张贴了许多悼念烈士和向烈士学习的标语口号。会上由我领喊口号,男女老少热泪盈眶、撕心裂肺,会场情景十分感人。会后,我和其他老师在我校学生中,尤其在我教的一、三、五年级中(当时同二、四年级不在同一校区),大力宣传烈士的事迹,叫响向烈士学习的口号,并要求同学们人人以自觉的行动和优异的成绩回报烈士的付出。

  处在非战争时期,除非有特殊背景不能当小兵,但当个够应征入伍年龄的兵总还是可以的。这一天终于到了。1972年11月,我作为进入适龄段第一年的报名者,第一次参加了验兵。此时我已是一名旧县公社供销社的售货员且已转为正式职工,但当兵保卫祖国的愿望丝毫未减。谁知在复检时医生说我肝胆不合要求被刷了下来。眼看盼了十多年的愿望落了空,十分不甘,几次给旧县公社武装部长张文炳打电话或到公社直接找他哭闹要求重检,带兵的北京卫戍区的刘泉城班长明确表示愿意带我,更坚定了我要求重检的决心。张部长作为当时公社党委的二把手,工作十分繁忙,但看我要求强烈、情绪激动,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不厌其烦地帮我打通思想。但无论怎样劝说,定兵之前我决不放弃。没有办法,公社武装部经请示县武装部同意,批准我到县做单独复检。谁知单独检查后医生含糊其辞,绕来绕去最后确定“维持原判”!没办法,只好等第二年了。送兵那天,眼巴巴看着我熟悉的社直的和供销社的同事披红带花乘车远去,痛哭流涕,其中有朝夕相处难以割舍的离别伤痛,也有昼思夜盼的光荣之花自己无份的难言酸楚。

  1973年10月又验兵,这次验兵我们旧县公社适龄青年到距离30华里的孟店公社体检,为赶早我们骑车猛蹬匆匆赶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就进了体检室,谁知第一项就是血压高、不合格,想与医生交涉几句,医生根本不理,而且后边等着检验的正排着长队,于是浑身像泼了凉水,脑袋大得像顶着个笆斗,随后怎么验完的其他项目不知道,只知还有几项不合格。至此,当兵的大梦彻底破灭,再也做不起来了。

  1974年冬又招兵,也是我的适宜应征年龄段中第三个梯次年,此时我已在孟店公社团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多半年,作为公社征兵小组五位成员之一(组长由公社党委书记亲任,其他成员是武装部长、武装干事、公安特派员),我只有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协助武装部做好动员、体检、筛选、确定、与本人和其家长见面等工作的份。谁知,在带领兵员到县作最后一次身体检查——胸透时,别人没查出任何问题,作为借机检查的我却查出疾病——浸润性肺结核。犹如晴天霹雳!才刚20岁,就不得不进入边工作边打针吃药治疗状态,而且据说这种病传染性强,爱计较的人唯恐躲之不及。看来此生是与当兵无缘了!心如蒿灰。但我工作积极性丝毫未受影响,爱兵、为兵的热情反而更加强烈。忍着疾病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和其他成员一道,坚持把当年的征兵工作做到底,最终把全公社最优秀的兵员送上了去三十八军的汽车。

  梦虽醒,情未了,苍天也助有情人。圆爱兵、为兵之梦的机会终于在20多年后又一次降临到我的身上。

  1996年2月,我从市计生委副主任的岗位上调东光县任县委副书记,分管的多项工作中,其中一项是武装工作,并同时兼任县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国防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兵多做一些事情,进而实现多年的梦想。分工事前虽不知情,但正慰我心。从此,我在县委集体领导和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配合四任县委书记倾心抓好党管武装和国防建设,一直干了7年多,直到2003年4月调市直工作。这期间,扎扎实实干了一些疼兵、爱兵、为兵的事情。

  其一,落实了几年未落实的民兵训练费。按照当时的政策,民兵训练费属乡村“三提五统”的征收范围,由乡级征收后上缴县武装部统一安排民兵训练之用。但由于乡级一般财政困难,更主要是对民兵训练认识不足,不愿如期按数上缴。1996年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后,已连续两年大部分乡镇未收缴到位,直接影响了民兵训练和活动。得知这一情况,我考虑到这是武装部基础建设、民兵基层建设遇到的新问题,必须把这一制约民兵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首先解决好。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书记、县长的支持下,把民兵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把武装工作纳入乡镇工作目标。文件下发后,我在全县党管武装工作会议上告诫乡镇书记:不抓或抓不好武装工作的书记不是合格、称职的书记,不缴或不如期缴不如数缴民兵训练费的乡镇,其它工作再有成绩,也不能向县委作出交代。会后,我对几个拖欠时间长、数额大的乡镇书记一个一个“单兵教练”,限时缴纳,不间断催促,有效地加快了收缴进度。有个乡镇强调困难还想拖延,受到我的严厉批评,第二天即派人把训练费全额送到县武装部。1996年底,连续拖欠3年的民兵训练费全部缴清。

  其二,着力加强了县武装部正规化建设。贯彻县委书记的意见,我向县武装部提出“干一流工作,创一流业绩”的要求。根据正规化建设要求,人武部机关办公楼、家属楼完工后,营院地面硬化、地下管道的施工,因资金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无法进行。我得知后即协调交通局、房产局、自来水公司、电力局等几家单位,全部出工出料为人武部进行施工处理,并减免了水、电费用,使机关面貌各项指标都达到上级要求,成为省军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1997年,在县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又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财政拨款40万元,完善民兵训练基地配套设施,整修围墙、靶场,使基地达标验收顺利通过。2002年,我们又争取县委县政府同意,由县财政分两期拨款解决县民兵训练基地的进一步达标问题,并批准帮助武装部分年度偿还29.5万元的债务。

  其三,确保了预备役授衔工作的如期完成和实际效果。1997年3月,县人武部按上级要求进行为预备役军官授衔工作。51名授衔对象大部是县直和乡镇行政事业单位的骨干,有的还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中,有相当部分怕影响本职工作不积极支持授衔,有的对由本单位出资为授衔对象购买服装有意见,迟迟拖着不办。我在召开不同规模会议进行动员督促调度的同时,对重点单位一个一个地找主要负责人谈话,反复地讲授衔与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意义,促其提高认识,扫除思想阻力。有的单位说自己有职业服装,用不着再买军装,被我当场严肃批评并给予说服教育。各有关单位很快统一了思想,热情主动地支持这项工作,不但积极推荐合格优秀人选,而且在当时财力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按时限要求交付了服装费用。最典型的是县检察长贾信友,因本单位暂无钱为下属授衔交费,当天回到吴桥家中拿来钱垫付。强有力的工作,不但确保了授衔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整个过程贯穿了生动有效的国防教育,为授衔后作用的发挥和效果的显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年8月1日,县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举行了隆重的授衔大会,军分区首长出席,在讲话中对东光这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其四,切实加强了民兵建设。“枪杆不能丢,民兵必须抓”。我坚持定期同县委书记一道或单独到武装部现场办公,研究民兵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抓好具体议定事项的落实。随着民兵预备役调整改革的不断深入,东光县相继在邮电、卫生、工业等系统建立了3个民兵专业技术对口分队和两个民兵应急分队。之后我为其协调筹资2万元配备了装备器材,还着眼于“拉得出、上得去、用得上”,经常出一些灭火救灾、抗洪抢险、维稳处乱等假设情况,并在2002年实行的全县直干部职工夜间治安巡逻中,对这支队伍进行演练拉动和实战应用,提高了他们的执行任务能力。中办24号文件下发后,基层武装部和专武干部建设提到民兵建设日程,经过我们的努力,全县在5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相继建立了16个基层武装部,配齐配强了9个乡镇36名专武干部,全部落实了职级待遇。

  其五,真正把拥军优属工作做到了有关人员的心上。在多次有关会议上和场合中,我都特别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军人和军人家属都要有一颗崇敬之心、热诚之心、关注之心、爱护之心,概括为“树敬心、有热心、多关心、献爱心”,把他们的社会地位提得高高的。要求多做对稳定军心有益的事,坚决不做不利的事,反复强调,“不能让军人既流血又流泪、既寒身又寒心”。亲自动手解决涉军权益保障的有关问题。1997年夏,有的乡镇发生因收提留侵犯军属利益的事情,我亲到有关乡镇调查并召开多个会议协调解决,给以坚决制止和纠正,并要求举一反三,认真检查过来做法,凡有此类问题的,一律彻底纠正,退回所收款项,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赔礼道歉,取得受害人谅解。针对军属优抚费低且落实难的问题,通过议军会议,县委县政府出台文件,由每年的800元提高到1200元后又提高到1500元,并逐乡镇督促检查,确保不让一户不落实。在1999年“爱心献功臣”活动中,为发动社会解决复退军人、老优抚对象“三难”,我组织民政、人武部门到县直各单位“化缘”15万元,用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凡涉及拥军优属的,坚持特事特办。南霞口镇有位女民办教师是驻北京顺义某部一志愿兵的妻子,丈夫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部队减轻负担,她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儿去部队照顾丈夫,但病魔仍夺去了丈夫的生命。为了给遗属找到好的归宿,我召集计委、文教、公安、房管等部门的领导专题研究,作出决定:由文教局在县城为遗属安排工作,按正式教师对待;孩子上幼儿园期间,不收任何费用;母女户口给予农转非,公安部门免收增容费;由房管局提供一套价值4万元的两室一厅住房。此事在全县及顺义所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东光进一步掀起了拥军优属的热潮。县武警中队,训练和看押任务异常繁重,但上级拨付财力十分有限,生活条件不高,年轻的战士们比较艰苦,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千方百计动员社会资助他们。发动一些企业和单位给他们送取暖御寒防暑降温器具设备和生活用品,每年还利用春节和中秋节两个时机,亲自组织带领一些财力充足部门到中队慰问、联欢,当场为他们捐赠款项,每次筹集少者一两万元,多者三四万元,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一活动雷打不动坚持了整整7年之久,成为不成文的制度和传统。队长、指导员换了好几茬,每次离别之际,都找我倾诉难以割舍之情。在转业军官安置上,经我们坚持不懈的争取,50多名转业干部全部到财政开支的行政事业单位上班,并安排了相应的领导职务。

  上级和东光人民对我的这些本来应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2000年,我被评为北京军区“忠诚党的武装事业的新闻人物”,参加了北京军区在内蒙古赤峰召开的表彰大会,我的工作收进了北京军区主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筑起钢铁长城》一书;2002年,我又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评为全省国防教育先进个人,是年8月1日以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东光县委的代表双重身份,参加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邢台召开的国防教育表彰大会,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市国防教育办公室编著的《国防战线的尖兵》一书,其中记述了我的工作;2015年在我离开东光12年后出版的《东光军事志》上,多处记述有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知道,我只不过是履行职责而已,而且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集体领导、主要负责同志的正确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功劳不属于我个人。至于我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

  但我还是感谢上天的眷顾,终于让我圆了“兵”的梦。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信息检索 标题
正文
点击排行
本类推荐

Copyright @ 2010-2020 沧州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冀ICP备11005373号

访问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