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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顾
发布时间: 2016-11-30 10:51:54

我们大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顾

苏凤良口述 苏冬梅整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文大夫大队(1984年改为村民委员会)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全公社第一个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队。当时,我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者和见证人,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一、当时的生产状况

  文大夫坐落在献县张村公社(今张村乡),滹沱河北大堤南侧,地处钦定泛区,是有名的献县四十八村之一。

  1980年,我们大队共有人口814人,分5个生产队,每生产队大约三四十户人家200左右人口,共有耕地2024亩。经济水平在全公社属中等。集体生产资料主要有7台拖拉机,其中大队1台,三队人多地多2台,其他每队各1台;6台播种机、6台收割机,其中三队各2台,其他每队各1台。共有牛马驴等牲畜六七十头。其他生产工具有车耧犁铧耙等。人们种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参加集体劳动。生产队的农活大致分为耕种、收获及庄稼生长期间的田间管理等。那时,生产队所有的劳动事务,主要由队长安排,队长是全生产队的当家人。每天敲钟集合,派活出工,粮食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一个工大约四五毛钱)。由于吃的是“大锅饭”,所以大伙儿干起活儿来“磨洋工”。“包工冲,摆工蹭,自留地里去卖命。”“锄草不锄根儿,等着下次挣工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以至于每年地里产的粮食勉强够吃。再加上那几年干旱少雨,人们从生产队分到的实物有限,自留地面积又特别小,生活物资一直匮乏,手里没有余粮,兜里没有余钱。大家希望能吃饱,有钱花,经济条件能好一些的愿望非常强烈。

  二、在争论中推进

  1980年冬,公社召开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地县委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精神。会后,时任公社书记席国良(和我年龄相仿,30来岁)与我沟通商讨,决定先试着在我大队第一个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生产责任制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包干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既能坚持土地所有制不变,由生产队把农田包干到户(我们俗称“分地”),又可以做到生产投资由户负责,种什么、怎么种、何时种都由农户家庭自己决定,自主劳动,不受生产队限制。而且收获后,只要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其余的都归自己,即收的多得的多,能够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使社员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好事。

  回到村后,我首先组织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商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宜。当时支部共有7名干部,50多岁的4名,剩下的3人包括我在内,都30来岁。当我传达完公社会议和上级精神,提出分地后,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干部持怀疑态度说,什么?分地?那不是走私有化吗?我们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分地单干呢?有的说,咱们第一个搞,可别犯错误呀,还是等等看别的村分了咱再分,随大流吧。有的说,政策是可以变的,会不会分了又收回了?那不是白折腾了?还有的说,分了地就一定能够高产吗?……赞成分地的干部认为,现在这种生产方式,人们出工不出力,效率不高,收成不好。勤快人吃亏,懒人占便宜。分了地之后,人们想在地里种什么作物都行,什么时候到地里干活都行,自己安排,富余的时间还可以干别的。天道酬勤,奖勤罚懒,分地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肯定对增产增收有作用。因为意见不统一,党支部会议对是否分地没作出决定。

  随后,支部会扩大范围,组织召开了全体干部会,看看各生产队干部对此事的态度。当时,全大队共20多名干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分地与不分地的各自利弊进行了分析,最后,支持分地的人占了大多数。这样,就在全体干部会上初步统一了思想,把地分下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又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听取广大社员对分地的意见。分地的想法一提出,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人们议论纷纷,态度不一。人口多的和人口少的,年轻的年长的,劳力多的与劳力少的等等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按人口分地,家庭人口多的分的地多,人口少的分的地少,所以人口多的更倾向于分地。老年人往往反对分地,他们的思想相对保守,觉得虽然吃“大锅饭”有一定的弊端,但是穷富大家一样,地位平等。好不容易生活安稳了,不希望再有什么变动。年轻人思想比较开放,希望有更多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种地,希望能有好收成,所以赞成分地的较多。劳力多的认为分了地之后,一部分劳力干农活,另一部分劳力腾出来可以干别的,分了地挺好。劳力少的认为,不分地,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分配的粮食少一些,粮食往往不够吃,但凑合着也能过。分了地,虽然比别人家劳力少,干活儿的人少,但努力劳作,也许能增加收入。总体来说,赞成分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三、具体措施和做法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公社驻村干部和大队干部一起积极宣传党的农村政策,与群众共同探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方法,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化。通过公社驻村干部的具体指导和群众讨论酝酿,我们大队于1981年5月春夏之交开始“分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土地的分配承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最重要、人们最关心的一项工作就是土地承包,通俗地讲,就是怎么分地,怎样才能分的合理。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抓阄儿,社员们还是觉得抓阄儿公平。具体措施是:各队成立分地小组,成员一般有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等,还有一名大队干部。把土地分成三等,即一等地、二等地和三等地,然后按当时现有农业人口,以户为单位,不论年龄大小,平均分包土地,土地好坏远近合理搭配。用抓阄儿方式决定具体分到哪块地。一家出一个代表抓阄儿,抓住哪块要哪块(可以进行适当的调剂或搭配)。比如三队共50户,300口人,750亩地,一等地200亩,二等地300亩,三等地250亩。先分一等地。分田小组拿着算盘、皮尺、记录本,扛着竹竿,对一等地进行丈量。然后,根据家庭户数,按照1至50的序号做50个阄儿,根据抓到的序号排队分地。先给抓到1号的家庭分。比如这家5口人,根据地块的长度,核算应分3米宽的地,就分割出3米宽的地来由这家人承包。遇到斜角地、弯地进行折算或者估算,协商解决。以此类推,排号分割,直至把所有土地平均分配到每个人。二等地和三等地与一等地的分法相同。就这样,用了几天时间,全村2024亩地除了160来亩的自留地不作调整,其余的平均分到了全体社员的手中,每人分到了2.3亩地。加上保留的每人0.2亩的自留地,每人有2.5亩地。

  (二)生产资料的分配

  对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农机、牲畜和小型农具)进行分配。农机,比如拖拉机、播种机等,因为数量少,价格高,要先定出底价,然后“叫行”(拍卖),谁出的价最高就归谁,卖得的钱,按人口平均分给社员。牲畜和小型农具,也要作价(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先议价,然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价格),然后抓阄儿。举例来说,队里的牲畜,每一头都定好价格,比如某头牛500元,某匹马450元,某头驴300元,然后给每一头牲畜都从1开始标上号,用号做阄儿,即有多少头牲畜就做多少个有号码的阄儿。牲畜不够每户一头,不足的就做空阄儿,阄儿的总数和队里的家庭户数相同。然后开始抓阄儿,抓到几号就领几号牲畜,抓到空阄儿的就不能要牲畜。小型农具也是这样先作价,然后抓阄儿。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样不就是抓到阄儿的占便宜了吗?其实不然。前面提到了,所有的东西都作了价的,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合起来是要全队人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比如平均每人应分100元,某个家庭6口人,应分得600元,但是他家抓到了一头500元的牛,一抵消,他家就得一头牛,再分得100元钱。如果这家有4口人,抓到了这头牛,那么他家得一头牛,但是要朝外拿出100元钱。某家5口人,什么都没有抓到,会分得500元钱。也就是说抓到了就多退少补,什么都没抓到,就会分到钱,然后自己再拿钱到市场去买需要的东西,比较公平合理,大家都接受。

  四、积极性与收成比较

  这次分了地之后,社员拥有了生产自主权,种田种地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而且粮食的产量直接和自己家的收成挂钩,大部分人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生产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空前提高,懒人不懒了,勤人更勤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天还刚蒙蒙亮就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干活,再也不用敲钟提醒,不用生产队长连连催促。许多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去得够早了,可到了地里一看,有些乡亲早就在地里干活儿了。常常是一早晨干的活儿抵得上以前一天干的活儿。人们也非常注重田间管理,精耕细作,把地里的草锄了一遍又一遍。“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花钱买化肥,用各种方式沤有机肥,把肥料上得很足。积极地打“老头乐”(一种浇水设备),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庄稼该浇水了,就忙着浇水,谁也不叫苦叫累。也有一小部分人家担心以后政策会变,对责任制持观望态度,对耕种自己承包的土地不积极,怕白受累。5月份分地,很多地里有麦子,到6月份麦子成熟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正是麦子壮粒儿的时候,管得好与不好对收成影响很大。麦收时,辛勤劳作的人们眉开眼笑,麦子亩产从往年的200来斤提高到了300来斤。而且收公粮时,的确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好多家庭都开始有余粮了。懒散一些或者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有些傻眼了,收成没有大的变化。这种立竿见影的结果和明显的差距,一下子激发了人们种地的积极性。收完麦子,家家户户忙着种秋庄稼,队里不再限定人们种什么品种,家家户户根据自己的想法,在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对地里的早庄稼也加强了管理,都摽着劲儿地干活,争着比着看谁家的庄稼长得好。闲余时间,人们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兴办副业。大家享受到了以往所不能有的自由和快乐。

  就这样,到秋收时,由于党的好政策,全大队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20多万斤。以前队里分粮食人们是用筐朝家背,现在是用马车朝家拉。各种牲畜、家禽数量也多了起来。家家户户粮食有余了,口袋里有钱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出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我们大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公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受到公社的肯定与赞扬。公社召开会议,向全公社介绍推广我们大队成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做法。在公社的领导和我们大队的带动下,1982年,全公社各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苏凤良,献县文大夫村原党支部书记;苏冬梅,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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