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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献县政协工作的回顾
发布时间: 2016-10-28 14:18:55

在献县政协工作的回顾

王培仓

  l987年春节一过,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含泪离开了工作四年的热土肃宁,调任献县政协主席。

  回到献县后,虽是轻车熟路,但对政协主席的工作却无经验。因此,我一方面熟悉业务,摸索着做政协工作,还要根据县委统一部署,帮助县委做中心工作。

和各界交朋友

  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团结和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实行政治监督、民主协商、参政议政,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和国家建设大业。

  我根据这个任务的要求,努力改变长期在党委和政府机关工作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广泛地和党外各界人士交朋友,热情地接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我县天主教徒较多,张庄天主教堂有100多年的历史,素有华北第一教堂之称。解放后,献县张庄教区的各届主教,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机构中任职。徐新光神甫就是我们县政协副主席,刘定汉主教不但是县政协常委,还是省政协常委。所以,我始终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真诚地和他们交朋友。几年中,我经常到教堂进行慰问,找主教、神甫交流谈心,他们也多次来我家做客,我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信赖的朋友关系。政府和地方涉及到教堂的问题,我多参与协调。教堂遇到的困难,我也尽量帮助解决。教堂的医院,很方便教内外群众就诊,但按卫生部门规定应该撤消。我应主教和群众要求,出面与卫生局协商,卫生局局长魏振平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天主堂与张庄村合办的方式,把医院保留下来。东双坦村的外籍神甫,要捐巨款帮助村里办医院、修公路。上级有关部门有人以有“政治色彩”为由,不让接受。我坚持钱本身并无“政治色彩”,应感谢支持,不应拒收。后来,中央统战部一位副部长来献县检查工作,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成全了这件有利于社会的好事。1990年,居住在澳门的苑神甫要带30多位修女来献县西韦庄教堂省亲,我和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吕文亮同志奉命带宗教局、统战部、公安局的同志前去接待。省公安厅宗教处的处长也闻讯带队赶来,协助办理有关事宜。但在验证时发现,有31名神职人员未办签证,其中还有一名北爱尔兰神甫。按我国出入境管理办法,这是违反规定的,应立即让他(她)们出境,尤其对外籍神甫,需驱逐出境。我向省公安厅的同志解释说,我们搞改革开放,应广交朋友,采取令他们出境和驱逐的办法,会伤害我县神职人员和教友的感情,也会激化矛盾,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我们要指出他们未办签证的错误,但应允许他们午饭后自行离去。公安厅的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使这些神职人员在这村游玩、省亲后,愉快地离开了献县。

  在与天主教人员的交往中使我体会到:做好宗教工作,对促进社会稳定,起着积极作用。多年来,张庄天主堂也一直与当地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党的“宗教自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在我离休后,仍保持着和教堂的友谊和交往。侯主教蒙难“升天”,我痛惜地前去吊唁;李连贵神甫晋升主教,我又敬送了牌匾。我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潜心写了这样的贺词:

  负圣托 主教务 鞠躬尽瘁

  传福音 做圣事 任重道远

  主教和神甫们,也多次来我家叙旧、谈心,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广泛反映群众意见

  政协是民意机关,是各界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桥梁和纽带。根据这个性质和任务,我们随时注意听取各界群众的意见,提供给县委和政府,帮助县委、政府改进工作。并发动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带头执行党的政策,模范地完成党和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1988年,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治理、整顿、巩固、提高”的发展方针。为了配合这项工作,我们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和部分政协常委,到100多名各界政协委员家中征求意见,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百名政协委员谈治理、整顿”的调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群众对社会治安不好、国营企业管理混乱和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等社会现象提出的中肯批评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河北省委领导批示,由省委宣传部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省县级以上党委参阅。l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我们主动组织政协常委进行讨论,并写了“我们反对动乱”的会议记要,省委宣传部又原文印发全省。就这样,我在政协工作期间,始终注意在政治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配合中心工作

  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政协充分发挥了人才荟萃的自身优势,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积极为献县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根据我县是农业大县的情况,l988年,我们和人大一起,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了我县第一次“发展农业经济研讨会”。会上各界能人志士,深入分析了我县经济落后的原因,从各个方面谋划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的措施,尤其是政协委员(县土地局长)库晓华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但亲自出席大会,还批示转发了研讨会的纪要。到8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粮食生产的暂时过剩,粮价回落,农民收入大大减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政协委员们提出了“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扩种棉花”的提案。政府采纳政协建议,发出了扩大棉花生产的号召。全体政协委员热烈响应,积极宣传种棉,农村有地的委员带头种棉。根据我县农民缺乏种棉经验的情况,科技界的委员组织科技干部,大搞了科技培训和科技咨询。我根据自己在老棉区肃宁工作的经历,代县政府起草了“致全县农民的公开信”,介绍了种棉的优势,并与副主席、技术干部出身的李善德,在陈坟村搞了200多亩地的棉花实验田,在棉花管理的每个技术环节,都组织参观学习,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多,使农民的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政协从事这些工作似乎“不务正业”,但我们却为自己能为农民兄弟增加收入有一份付出而欣慰。

一次“叛经离道”的发言

  县委、县政府为了推动全县工作,在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时,往往组织我们这些老同志出面帮助。l988年,在进行计划生育大突击时,有几个乡“顶了板”,根据县委书记崔庆才同志的意见,我和人大、政府的几位同志去这些乡“游说”,巡回做工作。针对群众不接受“一孩化”的抵触情绪,我们每到一乡都是按上级的统一口径,反复讲“一孩化”是基本国策,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四化”建设的需要等大道理,时不时还用些施加政治压力的术语。但会议效果不好,会场秩序混乱,无人静听。在到商林乡开会时,我感到不能光讲“官话”,还要入情入理,使群众思想入扣。我讲的开头,便说:“农村实行‘一孩化’,我就想不通。中国目前经济落后,一个孩子负担几个老人,会有很大困难。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很多活干不了,尤其是女孩子,夜间去浇地也使人放心不下。”这时,会场立即静下来,眼睛都盯到了讲台,我又说:“那么,党和政府知道不知道百姓这些困难呢?我认为知道,清楚地知道!”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共产党一向关心群众生活,为什么要违背老百姓的意愿,不顾老百姓目前的实际困难,硬要实行‘一孩化’呢?”几百双眼睛在等待我的回答:“为了人类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人口面临爆炸危险,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控制住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华民族将走向自我毁灭。人类能控制自己,是文明的表现。是一种社会进步。”我并举例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每一代人都会有贡献和牺牲。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就牺牲了几千万人。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就只好忍受困难和痛苦,做出新的牺牲……

  我的发言,引起一番议论,有的认为,这样的讲话幽默、新颖、深刻、有感染力。也有的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措施,是逼迫群众思想“就范”。也有的说,这种讲法有违宣传口径,对政策有消极影响。但我认为总比讲空道理和少数人恶言威吓或“动手动脚”效果要好。

赴深圳特区考察

  90年代初,深圳特区这座神奇般的新兴城市,吸引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人都在盼望着能够一睹风采。1990年,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这年10月,我随时任县长高勇同志率领20多名科局长参加的考察团,赴深圳考察、招商。

  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是个荒凉的渔村。1958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大部分青壮年跑到香港、澳门,村里留下的多是妇女和老人。现在深圳已变成高楼林立、街道宽广、市面豪华的现代化城市,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商、办企业、赚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不少人对“铁饭碗”、“吃皇粮”已失去兴趣,很多公务员辞职闯天下。在北方商品尚匮乏的时候,那里的商店早已琳琅满目,一片繁荣。面对此情此景,大家都对特区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

  在小览深圳市容之后,我们便与港商叶先生进行了商业洽谈。高勇同志头脑敏锐,工作认真。他凭着自己所表现的诚意和谈判技巧,赢得了叶先生的信任,很快达成了合资建厂、合资经商的协议。并商定我县经协办公室干部谢志林为港方总代理,办起了我县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作者系献县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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