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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县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批极左调研回顾
发布时间: 2016-9-21 15:55:12

盐山县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批极左调研回顾

邸茂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重点深入到几个大队、生产队,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就战略转移和国民经济调整方面的问题,开了一些座谈会。总的感觉,农村形势大好,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农业经济发展很快。但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深度、广度和群众接受程度还有很大距离,提出了几个问题需要着手进行解决。

  一、关于对战略转移的思想认识问题。党的三中全会半年多的时间,总的讲,干部、群众思想认识是在不断提高。但也发现,有不少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流毒的影响还很严重,没有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有的思想仍然禁锢在极左思潮之中,说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右了”,不敢落实,还有的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持怀疑态度。我们到大队座谈,有的大队干部说:“我们对农村政策还按‘四清’时定的,不再改了,一改就乱套。”有的干部说,执行定额劳动、超额奖励的制度社员劳动积极性很高,就怕搞超产奖励助长了社员的“私心”。所以大队的工值已由1974年7角5分降到5角多,就是不肯实事求是地降下来,硬在账面上保持7角5分,让社员分空,也要图这个虚名。看来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政治好就是生产好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政治、经济两张皮。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社员比干部接受得快,接受得好。社员们一致认为,新《六十条》是调动大搞农业现代化的好政策,迫切要求逐条落实,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要求更强烈。调查中发现,政策的落实,不少是群众促干部,有的促也促不动。如自留地分给社员经营和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等,干部往往说“群众不愿意”,实际一调查,是干部思想不通,图省事,怕麻烦,还有好多理由,说什么“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劳力不好管”等等。其思想实质是没有认识到大集体与“小自由”的辩证关系,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我们曾到一个大队座谈,干部说,群众学习《六十条》,最关心的是“社员家庭副业”和“社员”这两章,学习讨论时纷纷问我们干部:“社员自留地,旧《六十条》上也有,新《六十条》也有,这回给不给呀?”不少社员反映:“学《六十条》时让我们讨论,让我们发表意见,讲民主,就怕干部讲集中,一集中,把俺们的意见都给集中没了。”通过座谈看到,讲战略转移,首先是思想转移,而要搞好思想转移,就非狠批极左不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批不倒,农村政策就落实不了。在座谈中,人们知道战略转移就是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农村就是大上农业。但详细谈起来,怎么转法,就不知从何下手。一说大上农业,搞现代化,就是张嘴要钱,伸手要物,说什么“没钱没物怎么搞转移”。思想停留在“等靠要”上,没有转移到面向自己的实际,挖掘本地资源。谈来谈去都是愁资金,等个现代化。这里有个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的问题。

  二、关于农业内部的协调问题。从调查的几个社队看,农业内部是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在农林牧副渔和农业本身粮、棉、油、麻等12个字这两个布局上。

  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看,农林是发展的,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我们县粮食单产、总产和树木总株数都增加一倍多。但是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发展很慢,或没有什么发展。在座谈中认识到,林牧副渔是直接促农业的,互相依赖。如林业的发展,关系到社员的烧柴、秸秆还田;畜牧的发展关系到积肥、使役和提供食品等。由于五业缺乏协调,导致林牧副渔不能向农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影响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种粮和种油料、菜、果、药等其它经济作物问题上,存在单一经营,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的倾向。不少干部没有把社队和生产队看作是一个经济组织,没把多种经营作为农业资金重要来源来抓,认不清以多种经营养农,以多种经营促农的关系,不把自己的生产同市场、需要、流通联系起来,旧思想打不开就无法积累资金。就拿蔬菜之类葱蒜这样最普通的商品来说,市场需要量很大,但是多数生产队不重视,不敢种植。市场上二三分钱一头蒜、一亩地可收入六七百元。如果每个生产队种上二三十亩蔬菜,有条件的再种上十来亩花生,一年拿它三千两千的不成问题。这样就把生产队开支问题解决了。不从多种经营上找出路,农业生产是发展不快的。搞“单一经营”,即使粮食多打了些,但吃饭靠它,穿衣靠它,集体花钱靠它,社员花钱靠它,七折八卖,到头来集体家底薄,社员手里空。人们常说的盐山是个穷地方,究其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作物搭配不合理。有些大队、生产队没有副业,又没有发展多种经营,每年基本靠卖粮食,粮食卖光了靠贷款。有一个生产队111口人,220亩耕地,1978年单产530斤,社会占有量高达800多斤,粮食打得不少,但不够生产开支。把生产队存的近千斤粮卖光,又贷款1700元,1979年上半年总支出3400多元。这就说明,一个队靠贷款、靠卖粮食过日子,是搞不好生产的。再从社员生活水平来看,工值才5角多,社员生活水平每年只有70元左右。有一位队长1978年全家分粮2000多斤,为零花钱不得不卖掉650斤。集体也是这样。另一生产队1978年工值只2角5分钱,全队耕地290亩,只有6头老牲口,一辆大车,两台机器,两台水泵。由于无资金,无力添置生产资料。1978年贷款1400多元,借社员500元,是个穷队。经过座谈认识到,农业两个布局必须安排好。于是这两个队都开始着手抓多种经营了,分别种植了烟、辣椒、葱、茄子、瓜、葫芦等,并管好枣树,只枣树一项一年可望收入千元以上。

  三、关于“三兼顾”政策方面的问题。农村收益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条经济规律。只有搞好“三兼顾”,才能达到高速度发展生产的目的。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都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失调。从调查看,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问题不小。有的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和集体,影响了集体收入和扩大再生产,造成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有的只讲国家和集体,不讲社员收益,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则是只顾两头,不顾中间,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社员尽量多分,集体扣留很少。这在全县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有个生产队,1978年总产粮食94000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9400斤后,社员每人分粮平均600斤(包括自留粮),这还不算,又把5000斤饲料粮分给了社员,生产队只留生产粮800斤,1979年又在市场上卖掉了。这样集体留粮成了空的。还有一个大队每逢节日给社员分猪肉,按3角一斤计价,不顾价值规律,片面地认为分给社员的东西作价越贱越好。结果劳力多的户不干。这里既有只顾社员、不顾集体的倾向,又有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只顾两头、不顾中间的倾向呢?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干部,特别是生产队干部革命事业心不强。有些同志每年秋后要撂挑换班。有的撂挑虽并非本心,但到时候照例撂一撂,让大家再选一选,测验一下群众信任程度。这样的同志往往在他任职期间,拼命多分少留,讨好社员,即使国家、集体吃亏也不得罪人,落个“好队长”的名声。这样,使得集体经济长期搞不了积累,扭转不了“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的局面。

  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在当时普遍存在“干部怕乱,社员怕变”的思想。干部怕乱,主要是怕在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中乱了套,越了轨;社员怕变,主要是认为当前政策好是好,就怕闹不长又变了。怎么解决呢?那就要广泛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补上这一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批判极左的武器,又是打开解放思想大门的钥匙。要从“怕”字中解放出来,非批极左不可,要批极左非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课不可。

  这次调研,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印象非常深刻。通过这次调研,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冰开始融化,盐山大地出现生机活力。

(作者时任盐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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