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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三年“四清”工作
发布时间: 2014-1-3 16:11:52

  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作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后又颁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1964年春节过后,中共献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县内开始进行粗线条的“四清”(清工分、清仓库、清账目、清财务)运动。为组建“四清”工作队,县委从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抽调了一些行政干部,再加上县委所属的改造“三类队”工作队和整党组织员,人员还是不够用,又从农村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为“借调干部”,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四清”工作队伍。
  为了取得经验,县委对全县23个公社计划分期分批进行,第一批开始“四清”的是河城街、万村、双岭3个公社。我被分配到尤村公社的陵上寺大队。这里是李捷县长的试点,由县委组织部部长吕瑞乾任“四清”工作队指导员,献县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左阜民任队长,陈树萱任副队长。另外,省宗教局范处长和沧州地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杨耕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陵上寺是个天主教徒聚居的村,全村有4个生产队,100多户人家,有三分之二的户信奉天主教,村中央还建有一座高大的教堂。该村党支部书记田仲兰、大队长田西盛,这两个人不奉教。
  我们在陵上寺工作了一个多月,没发现村干部有什么“四不清”问题,只搞了一个赶集卖烟叶的社员,当时按“投机倒把”搞得他。之后,县委指示收缩“四清”场面,撤掉万村和双岭两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全部集中到河城街一个公社去搞。我被分配到河城街公社的周官屯大队。这里“四清”工作队的指导员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海舟,队长是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王树朋,我任该村第八生产队工作组长。我们工作队一行30多人,在周官屯工作了二三个月,没有发现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有吃私贪污等问题,只搞了一个前任大队会计,群众怀疑他有“经济四不清”问题,但他自己不承认。工作队发动社员小会搞,大会批,因找不到证据,只好不了了之。我在第八生产队工作,经发动社员提意见,也没有发现生产队长和副队长有问题,只搞了一个生产队会计。我们搞这个会计是真正的“和风细雨”,没有打人,没有批斗,没有“熬鹰”,而是通过我两次骑自行车到交河县的任英屯村查账,查出该人贪污了队上卖红薯秧子的100多元钱,他自己也主动检查承认,做到了心服口服。
  1964年5月,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提出“要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开展对敌斗争”,并把以前的“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还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18日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简称“后十条”。
  中央下达“后十条”后,沧州地委立即行动,于1964年9月下旬组织全区数千名干部,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开赴任丘县搞细线条的“四清”。地委以任丘每公社为一个“四清工作分团”。我被分配到石门桥分团的南石门桥大队。我们工作队的指导员是献县东村公社的党委书记郝长会,队长是黄骅县法院院长赵永志,我任资料员。我们这个队伍,由献县、黄骅两个县的行政干部、借调干部和河北农业大学的几个在校大学生组成,计有30多人。南石门桥是五六百户的大村庄,党支部书记张瑞芳。
  我们“四清”工作队进村前,沧州地委先在任丘县城搞培训,学习“后十条”精神,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准备同“四不清”干部作斗争。沧州地委领导同志在全区“四清”工作队培训报告大会上,讲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存在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农村基层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又讲了“四清”工作队进村打什么旗帜,是打红旗,还是打粉旗、黑旗、白旗,把农村基层干部视为“阶级敌人”。我作为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缺乏政治头脑,上级说什么就相信什么,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办,从不疑神疑鬼、讨价还价。“人随潮流草随风”嘛,我就是这样跟着潮流走。
  我们在南石门桥工作了两三个月,只搞了公安员,没发现其他干部有问题,因公安员负责在村中看护庄稼,打过偷庄稼的社员。这些人对他有意见,反映他在村中如何“霸道”、“欺压百姓”等;再是逮捕法办了原任丘县辛中驿粮站的会计,其在职期间贪污了粮站卖粮后收回的一些旧粮票,1962年生活困难时退休回家当了农民。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揭发了他贪污旧粮票的问题,我们工作队整理材料上报,遂将其逮捕法办。
  “四清”工作队驻村都是同社员坚持“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西关张大队我是在李大银家吃饭。春节前,西关张大队本来没有进驻“四清”工作队,有人跑到石门桥分团去告状,说他们村干部问题有多大多大,要求给他们村派工作队。所以,在春节过后,我们才开进他们村。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没有发现该村干部有大的经济问题,只是大队干部用公款集体吃喝了几次,落实政策后,参加吃喝的干部每人退赔了23元钱。
  在西关张大队工作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65年6月25日。因环境关系,也没有举行入党仪式,填表经分团党委批准后就成了预备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介绍人是队长于秀圃和副指导员王根常。
  我在任丘“四清”工作中入党后,先是调入分团政治处管人事,不久“四清”工作队转战海兴县,我作为先遣队的政工干部,带着整个分团“四清”工作队人员名单及档案材料回到献县。为开辟海兴县新的“四清”工作战场,县委又抽调了一批行政干部及农村“借干”,在县城培训了几天,才加入到原有的“四清”工作队伍去了海兴县,时间是1965年7月份。
  海兴是1965年新建县,由原来河北省的盐山、黄骅及山东省的无棣县部分公社组成,共有11个公社,县委和县政府的驻地在苏基镇。海兴“四清”工作团由五部分人组成,除献县和海兴县干部外,还有天津编织工学院的师生、解放军4702部队部分军官和肃宁县的借调干部,计有500多人,是一支由干部、学生、军人、“借干”相结合的庞大队伍。工作团政委是献县县委书记赵中光,团长是海兴县委书记平景儒,副团长兼办公室主任是沧州专署办公室副主任王兆普,副政委是海兴县县长黄德堂。
  海兴县“四清”,纠正了在任丘、肃宁“四清”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比较温良谨慎,不再关、打、斗“四不清”干部,因为这里是苦海沿边,土地多盐碱,农业生产落后,社员生活比较贫困,有副业摊子的村庄也很少,经济环境变了,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开初,我在工作团政治部工作,后来下基层到高湾公社刘巡庄搞试点,任工作队队长。在这里蹲点的领导是献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步恩。刘巡庄是沧州地委的“红旗村”,土地多,土质好,除农业收入外,还有一摊烧盆副业。在上级的支持下,沧州地质队给该村新打成一眼铁管深机井,在我们进村时尚未配套使用。
我们在这里搞了两个来月,只搞出一个问题,而且还是假的,就是大队会计交代他们大队干部合伙贪污了1000斤粮食,后经落实并无此事。
  1966年春节过后,我又转战到新开辟的杨埕公社分团工作。赵步恩同志任分团政委,海兴县委宣传部长张明久同志任分团团长,我任分团办公室副主任。杨埕公社位于海兴县最东部、漳卫新河最下游北岸,东与山东省的埕口区只有一桥之隔,东北部是渤海湾,是个临海的穷地方。杨埕公社驻地不在杨埕大队,而是在杨埕北面的邻村香坊村。全公社只有坨里、抛庄、杨埕、香坊、边庄、二官、刘家等7个村庄,人口不足一万。现在的海兴县杨埕水库,就在公社的西北面。这里原来是山东省无棣县的一个公社,特点是苦海沿边,社员以农渔业为生,捕鱼季到来下海张网捕鱼,鱼季过后下地种庄稼。因这里人少地多,土地又多盐碱(退海滩),耕作粗放,以种植高粱、玉米、谷子、豆类为主,冬小麦很少。但杨埕村有梨树,抛庄村有枣树,其它村庄都是一片退海盐碱地。总之,这里的百姓很穷,种地靠天等雨,粮食不够吃就到地里采盘子草,或到海边采海藻为生,或到海里捕点鱼虾吃。
  我们在海兴搞了两三个月,没有发现哪个村庄的干部有大的“四不清”问题,他们都是些穷苦的老百姓,连在过去土地改革时划为地主、富农的都很少。在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到了不少的海鱼、海虾、海螃蟹、海虾酱。那时候香坊村有一个县办水产公司,公司里的海鲜价钱很便宜,买一斤大对虾只需3元钱,一斤大螃蟹0.8元,一斤鲜海鱼0.4~0.5元,10元钱买一篓重20斤的虾酱,其价格比现在低许多倍。
  1966年5月份,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天天报道“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姚文元发表了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城市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就连我们“四清”所在地的青年,也群起而反,结队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并串户查抄所谓“四旧”之类的物器和书籍。这时,沧州城内的中等学校组建了“红卫兵”,在造地委和行署的反。上头乱了,我们远在海边农村搞“四清”的工作队,也同上头的领导机关断绝了联系。于是,在1966年9月,“四清”工作队全部撤离海兴县,回到献县各自的工作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1964年4月开始在县内参加粗线条“四清”工作,至1966年9月在海兴县结束,历时两年半,转战了三个县,接触到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了解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对理想的追求,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


申士谦回忆,董启行整理。申士谦系献县水利局原副局长,董启行系献县党史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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