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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参与审判日本战犯
发布时间: 2012-3-14 15:23:04

  我叫张国霖,今年86岁了。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一生最难忘的就是55年前审判日本战犯的那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幸运入选公审日本战犯的检察官。我是1949年考取的中国人民大学,并成为人大第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5年后,被分配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很快由一名书记员提升为助理检察官,参与了很多大案要案的审理。
  1956年4月,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了。主要内容有: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我国决定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45名日本乙、丙级战犯。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
  审判人员由国家最高检察院指定。我凭借自己较高的学历、突出的工作成绩,幸运地成为河北省参与审判的两名审判人员中的一员。当时年仅31岁的我与另外一名女检察官一起,踏上了去沈阳皇姑屯的列车。
  来到皇姑屯以后,我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精英都聚集到了那里。国家最高公、检、法机关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中既有军人,又有地方的检察官。这样的人员安排是针对当时战犯中既有将校军官,又有细菌战等技术人员而设立的。由各省抽调人员组成的协助审判队伍将近20人,包括检察官五六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审理进行监督,看量刑是否适度,对依据当时的法律存在疑问的地方及时提出建议。审判开始以后,我们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台上的主审人员由国家最高法院审判庭庭长、最高军事法庭庭长等人员组成。由于审判不是完全公开化,座无虚席的旁听席上大部分都是司法机关的内部人员。
  1956年6月9日,骄阳似火。设在沈阳市皇姑区省政府礼堂的审判庭威严、肃穆。审判厅入口处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醒目牌匾,门口有威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守卫。礼堂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箱,箱子里盛满了从冷冻厂不断拉来的冰块。冰块的降温并没有太大作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十分闷热,我与同事们任凭汗水从眉宇间流下,滴在正记录的笔记本上。
  法庭内,正中央高高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下面正中前排坐着三位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证人、辩护律师、翻译等人位列两旁,正对审判长的是被审判的日本战犯的位置,在其后则是来自各界的代表和群众。整个审判庭的布置威严有序。
  亲眼目睹日本战犯长跪不起。这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审判。这场审判与在这之后的太原审判同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算日军侵华罪行而进行的审判。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沈阳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审判。
  我清晰记得,在审判时,面对中国人民的庄严起诉和证人的血泪控诉,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洗耳恭听,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或深深鞠躬,或跪倒在地,对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深感死有余辜,一再要求中国人民严厉惩处。而宽宏大量的判决结果(均判处有期徒刑,而无无期徒刑和死刑),更让日本战犯们泣不成声,深感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的伟大和恩典。
  审理过程共进行了42天,其间一共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在这场漫长的审判中,我记忆最深的当属一个个证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滔天罪行的控诉。出庭作证的人很多,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受害深重有着血海深仇的老百姓,所以看到被审判的日本战犯,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异常激愤的情绪,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进行着血泪控诉。当时有一个从山西过来的证人,他的头抬不起来了,只能始终低着,但他依然怒目圆睁指着被告席上的一名日本战犯说:“就是他组织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唐山惨案’!他带领的日本鬼子进村后,见到人就杀,连小孩也不放过;见到东西就抢,拿不走的就放一把火烧掉;看见年轻女人就侮辱,有一个畜生强奸了一个怀孕8个月的妇女后,又用刺刀挑开她的肚子,把孩子取出来拿在手里玩。我当时被两个日本鬼子追杀,一个跑在前面的鬼子一刀砍中了我的脖子,我一下子就倒在了血泊中,因为脖子没有完全断开,第二天被人发现后救活,可是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还有一位从南方过来作证的妇女,她的丈夫被日军怀疑是共产党员。残暴的日军用烧红的烙铁在他的脸和身子上烙,像魔鬼一样用酷刑折磨他,逼他承认。她亲眼看见烧红的烙铁烙在丈夫身上“吱吱”地冒着白烟,最后她丈夫被日本兵活活地烙死。
  日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曾制造了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惨案、遵化鲁家峪惨案,其中潘家戴庄惨案就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1200人,并在遵化、迁安沿长城一带制造了“无人区”。负责细菌战的日本战犯藤田茂1939年曾下令将8名中国百姓当活靶子杀死,1945年又在山东海阳县索家庄做“活人实验”,一次就杀死了80多人。看到中国百姓当场揭露自己的万恶罪行,这些日本战犯当即跪下。他们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嘴里念叨着:“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死了,可我这个罪人还活着。我对不起你们。我该死……”在众多的证人面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日本战犯不得不承认自己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战犯岛村三郎在让其领罪时,他就地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说:“在这块洁净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诚悔罪的眼泪和手掌的痕迹。”在法庭宣布判决后,审判庭长向原日本中将师团长滕田茂问道:“对判决有什么话要说?”滕田茂说:“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真正体会到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审判结果出来了,最重的判处刑期20年(铃木启久),最轻的只有12年。这个结果让参与审判的所有协助审判员都大吃一惊。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些战犯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害百姓、罪行累累,都应该判处死刑。于是,我们向主审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建议。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主席的回答:我们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是为了让他们当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让他们回到日本以后说实话,告诉日本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宽宏大量的。
  当法官最终宣布审判结果时,这些日本战犯都齐刷刷地跪在了中国人面前,很多人感动得长跪不起。众多战犯声泪俱下地说:中国人民宽大的胸怀和教导,“我从鬼回到了人”,我们这些罪人“将在中国人民的法庭上,无条件地接受正义的审判”。经过对战犯的深入教育,有28名战犯写了请罪书,有的还写了血书,他们要求中国人民根据其罪行处以死刑,在请罪书中表示:“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处死刑,我们会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今天被处死刑,我们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
  其实,这样的审判结果我们开始也不理解,包括我们在参观战俘营的时候,发现战犯们穿戴整齐、伙食很好,而且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大家感觉我们的政府对这些战犯太好了。刑满释放的战犯回到日本后,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的组织,定期进行宣传活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日本国民不要忘记那段侵略他国的罪恶历史。我们这时才体会到毛主席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沈阳审判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亲历沈阳审判,我体会到,日本侵华期间,留下了大量反映其侵略罪行的人证、物证,只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能够在法律上证明其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并按照法律程序,判处其有罪的,当属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些战争罪犯在审判台上获罪,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其侵略中国的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任何人无法抵赖和抹掉的法理证据。
  司法界的专家一致认为沈阳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效果最好,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东京审判的权威性在国际上应该得到维护,但是包括伯力、南京、上海、马尼拉审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以东京审判为例,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没有一个人低头认罪,前日本首相、发动并策划侵华战争的主要罪魁东条英机在处绞刑前,还大言不惭地表白:“我的责任是战败的责任,这场战争‘为了自存自卫是不得已的’,作为首相来说,我没干错事,而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不太彻底的一次审判。而新中国沈阳、太原审判日本战犯,45名受审战犯全部认罪,相比之下可见一斑。沈阳审判后,日本及国际上一些权威人士评论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创造了国际审判战犯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奇迹。”
 

张国霖口述 南宝通 傅新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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