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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勤政廉政的领导班子
发布时间: 2014-3-14 15:36:21

  1974年上半年,省委决定选派一部分年轻干部到县、乡带职培养二年。分到沧州地区的共8名,分别任了几个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公社党委副书记。我开始定在河间县委,因老人、孩子都在老家,省委组织部根据我的请求,批准了回献县,任县委副书记。
  1974年7月,我辞别了省会,怀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回了献县。当时县里党、政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县委书记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是宋连营,副书记还有杨峰、彭书祉,县委常委有王清华、王德志、高宣忍、刘桂荣、刘进友。1976年初,宋连营调走,调来刘庆芳任县委书记。下半年杨峰抽去保定地区参加工作组之后也调离献县。张寅甫、张洪叶同志先后任了县委副书记,并增加了王建华、王永夫、王晨光、陈来水四名常委。郝常会、于树行、毛广志等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这些同志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都有“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坚强信念,为改变献县的面貌,一心扑在工作上。
  较好地坚持了“二五制”的工作制度,即五天下乡下厂工作和劳动,两天处理机关工作,每人每年要完成100天的劳动任务。县委书记刘庆芳带头骑自行车下乡,县委机关虽有两部小汽车,但经常停在机关没人用。为了落实“二五制”的要求,很多同志往往白天开完常委会,摸黑赶回自己“蹲”的点。下乡的同志都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顿饭交足四两粮票两角钱。为了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我们多是白天劳动,晚上研究工作。有时下乡带着工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除田间的普通农活外,我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耕地、播种,也在工厂学会了接线头和装轴承等。8年中,我走遍了全县500个村,没在乡村喝过一次酒,没少付过一次饭费。几次的例外是接受过几位大队干部没有酒肉的“家宴”,因不便付款,还要买两包糖块去“哄孩子”。1976年,本斋村因地震房屋受损,根据县委意见,我和闫兴华、王忠记在省里跑来100多万元,支持他们翻建新村,并调来一批建房木材。村干部到我家时,看到大门破得能钻进羊,就偷偷运来两颗圆木,让打个新门。家里婉拒不过,第二天深夜,又请我村干部悄悄送回去,这才感到心理上的平衡。对这类问题,因处理不好,也发生过不少使人难堪的事情。城郊白楼村的社员秦素兰家庭困难,要求把她在邯郸工作的爱人调回县里工作。事情办完后,时值八月十五,她拎着一篮子月饼来我家。那时的中秋节,每个社员只供两块月饼,这一篮子寄托着深情的月饼,要挤占多少人的份额啊,我怎么能忍心收下?!没想到这位忠厚朴实的农妇,再见我时总是把头低下。
  在勤政廉政建设上,刘庆芳同志也是我们的带头人。他不但办事扎实、认真,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时,也是扑下身子,来真的,干实的。他在西高坦村蹲点,住在村里的时间总比在机关时间长,并在这里搞出了打机井组的经验,指导了全县,还在全地区进行了推广;白天我们去找他商量工作时,只有在田间同社员一起劳动的场合才能找到他,他的记工本上记载的劳动天数总比我们多。
  当时的社员收入,主要靠在生产队里的劳动分配,口粮指标也比较低,一遇天灾人祸,还需国家和集体的照顾。所以抓群众生活,成为县委、县革委会一项常年任务,每逢过节,更是着力安排。1978年春节前夕,小平王公社文都村的两位妇女来县委反映,他们村里因用河里污染的水浇地,造成大幅度减产,大部分社员吃不上饺子。经派人调查属实,我立即让粮食局、供销社送去了白面和猪肉,听说不少社员感动得哭了。过了两三天,大年三十的上午,商林公社垒头大队的一位妇女社员,领着孩子来到县委办公室不走,哭诉家里还没有过年的面。我立即驱车把母子送回,查看了她家,确因丈夫闹病,把队里分的粮食折卖花光了。我找到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做了自我批评,当着我的面送去了白面和肉,并表示一定把她家的生活安排好,请县委放心。


作者:王培仓(献县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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