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芳生前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但黑暗即将过去，胜利就在前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为抗日而献身的准备。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石景芳，原名石玉琮，字景芳,1912年腊月初八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刘风台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开明的教书先生，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剪掉辫子，以示拥护革命，反对帝制。在父亲的影响下，石景芳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急公好义的性格。

　　1928年寒假，他同关兴甫等同学考上了无棣县立第一高小。1930年暑假，石景芳高小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在四中读书时，石景芳开始阅读一些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教育思想，积极参加了学校学生进步团体“学生自治会”及其组织的各项活动。1933年夏，他升入本校高中部学习。因参加学校驱逐校长学潮，后被反动政府拘留并被学校勒令退学。石景芳回家不久，又考入北平私立宏达中学，因学费太高辍学回乡，参加本地抗日救亡斗争。

　　1936年秋，石景芳担任了农村短期小学教员。他和进步青年关兴甫、党员丁洪泽、于梅仙等人，在刘风台小学成立了“友谊读书会”，搜集进步书籍、传播进步思想，受到广大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的欢迎，很快发展到80多人，凑集进步图书600余册。同时石景芳与关兴甫等还秘密组织了山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鲁北分会，由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同学经常给他们寄送抗日救国会的秘密材料，像党组织一样进行秘密学习和活动。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无棣县政府装潢门面，将部分地主、豪绅、商会头目纠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国民党官办的“抗日后援会”，打着抗日旗号，到处搜刮民财、鱼肉乡里。石景芳等人与之针锋相对地在城关小学成立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抗日救亡会”。他到各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会员，很快发展到800多人，遍及到全县。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强烈阻挠，抗日救亡活动被迫转入秘密活动。1937年8月，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石景芳任书记。这期间，他与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争》，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1938年3月，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攻克无棣县城。石景芳卖掉自家的骡子，买了枪支，带着2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入了第三十一支队，被编入三路军第三大队。同年7月，石景芳任“三十一支队”政治特派员。是年夏秋之交，党派石景芳到东光，负责创建抗日根据地。东光县西靠南运河和津浦铁路，是冀鲁边区的西方门户和屏障，是通向冀中、冀南两大战略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日军南侵的必经之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石景芳深感建立东光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来到东光之后，石景芳依靠早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李光前、牟致祥等及东光的劳苦大众进行抗日活动，于1938年8月31日在灯明寺镇东于庄村成立了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石景芳任县长。

　　石景芳扎根群众之中，为开展抗日斗争四处奔波，日夜操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1939 年10 月，东光县人民代表大会上，石景芳被评选为抗日民主政府模范县长。他响亮地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号召东光县“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在东光县，石景芳积极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教育和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在石景芳的领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为一个有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石景芳被调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 年10 月，鲁北行政委员会撤销，石景芳调任冀南六专署专员。1941 年2 月，冀鲁边区党委成立，冀南区六专署改称冀鲁边区一专署，石景芳仍任专员。3月，冀鲁边军区正式成立，石景芳兼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他十分重视结合本地实际，推行党的各项抗日救国政策，对开辟巩固新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此，石景芳被冀鲁边区行政委员会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工作者。

　　为培养提高专署机关干部队伍素质，石景芳经过深思热虑，并征求大家意见，提出在专署机关内部建立工作日志制度，以科室为单位，记录每人每天的工作、学习、行军、战斗情况，因连续行军或战斗频繁时，事后补记，半月交专员查阅一次。当时有人觉得在战争年代写日志无必要。石景芳说：“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工作日志是对干部的一种锻炼；抗战胜利了，也可以做为历史资料，教育后人，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他认准了这件事情对人民有意义，一直坚持到他牺牲。

　　石景芳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1941年6月，上级决定将老宁津划为振华、宁津两县，李光远任宁津县长。在他上任时，石景芳找他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宁津划县的意义，指出：“宁津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方，是我们保卫宁（津）乐（陵）边中心根据地的屏障。把宁津县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拖着敌人的一条后腿，只要依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强大的敌人。领导相信你们会把那里的工作搞好。”石景芳那谦逊而朴素的举止，坚强而有力的语言，激励着李光远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石景芳善思多谋，指导工作具体而切合实际。1941年冬，南皮县抗日政府派县大队攻打桃园，决心铲除桃园猴（侯）这个势力雄厚的封建堡垒，攻而不克，却把侯某刚几岁的“小少爷”带回作抵押，提出要对方捐献50支枪，方可放回。这时，石景芳正在南皮境内活动，南皮抗日县政府向他作了请示。石景芳沉思片刻，提出异议，帮助他们具体分析了换枪、还是做争取工作的问题，明确指出：“你们这样做不策略、不现实，我们要利用疏通关系，尽最大努力把候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按照石景芳的指示和要求，南皮县大队多次派人与侯某会面交谈，用民族大义教育争取，终于使侯某转变了立场，为抗日作了有益工作。

　　石景芳作战英勇顽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1941年冬季，专署在东光县大柳树张村宿营，拂晓前遭敌奔袭，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石景芳听到枪声，马上到岗哨位置，等敌人快进村时，令一个班把敌人打了回去，待机关人员多数退出村子，又整理了下队伍，最后和队伍一起退出村庄，进行有计划的转移。1942年春天，专署行军到东光县大付家遭“扫荡”之敌的奔袭，干部战士疲劳紧张，又是石景芳到前沿组织战士用火力压住敌人，争取了转移的时间。石景芳作战奋不顾身，不怕牺牲，警卫员经常为他的安全而担心。在一次战斗中，一梭子弹朝石景芳打来，警卫员石玉林一膀子把他扛出老远，石景芳说，战士打仗不怕牺牲，我们当指挥员的就怕死吗？在这期间，无棣县伪六旅头子曾给石景芳写信劝降，他坚定如山，当即将信撕碎，并回信怒斥其无耻的卖国行径。

　　石景芳在任六专署专员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抵制宗派主义，团结全专署党政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主要功绩是：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锄奸原则，纠正了1940年以前乱杀人、捕人的现象，对扩大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伪起了积极作用；推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优待烈军工属、救济贫困户等法令条例，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改造旧乡村政权，使各级政府体现抗日民主的性质；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体现了政府的廉洁奉公，改革旧教育，实行抗日爱国教育，为抗日培养了不少人才。

　　1942年，正是冀鲁边区最艰苦的年代。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近5万兵力，从5月1日开始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从6月9日，日军开始对冀鲁边区进行大“扫荡”，冀鲁边区的环境更加残酷恶劣。6月18日，石景芳与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等率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干部和警卫连的干部战士共百余人驻在鬲津县三区大单家(今属东光县)。当夜，被敌包围。敌之合围中心正是大、小单和宫、王、赵、孙四柳林村，被合围的还有驻在小单家的分区青救会主任燕明，驻在宫柳林的鬲津县大队一连连长沈玉臣所率之部，另外还有冀中过来的参观团。19日拂晓，石景芳、杜子孚等亲自组织突围。向南冲到鬲津河堤下，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的敌人居高临下，用轻重武器封锁了我军过河去路，向北转到寺后杨附近，石景芳不幸中弹负伤。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他硬是不让背，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战斗！”石景芳带着重伤忍着剧痛，指挥突围。敌人四面重兵包围，轻重武器压境。我军战士多数身亡，石景芳带领的干部战士被压缩在赵柳林村村东的一块开阔地上，子弹打光了，敌人端着枪嚎叫着冲上来，石景芳鼓励战士：宁死不做亡国奴。在开阔地的一个松林坟场中与敌人拼刺刀，展开了肉搏战。由于寡不敌众，在拼杀中，石景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石景芳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