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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一卷)第三编第十一章
发布时间: 2012-11-6 15:55:47

 第十一章 沧州党政军民坚持抗战,渡过难关

一、抗日根据地出现的困难局面
  

  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给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日军为了掠夺战争物资,支援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地区为其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剿”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连续“扫荡”太行、晋西北、冀东、冀南根据地之后,于5月1日纠集5万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规模空前的毁灭性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先后调集了第一一○、四十一、二十六、二十七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七、八、九旅团大部,配属有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骑兵第十三联队和炮兵等,分为直接参战和配合作战两大类,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等战术,分三个阶段对冀中根据地疯狂“扫荡”。5月1日至10日是敌人“扫荡”的第一阶段,分三路分进合击,分别进至滹沱河以北定县(今定州)至深泽地区,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区,河间、肃宁、饶阳和献县的滹沱河以北地区,在这些地区反复进行“梳篦拉网”式的“精密扫荡”,并以混成第九旅团和骑兵第十三联队控制石德铁路及滏阳河中段,对滹沱河、滏阳河、石德铁路之间的武强、深县、饶阳、献县西南三角地带,即冀中根据地腹心地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将冀中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压缩聚歼于此地区。第二阶段从5月11日至15日,敌人集中兵力,划分区域,分片合围,反复“扫荡”,采取“拉网式”战术,对转移到外线的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连续奔袭合击。第三阶段自5月16日开始,在继续划区合围“扫荡”的同时,全面“清剿”、“剔抉”,并修建点线,分割封锁,摧毁县、区、村各级抗日政权和组织,以达其确保占领的目的。
  敌人的大“扫荡”开始后,对冀中根据地疯狂施行 “三光”政策,人民惨遭涂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变为游击根据地,一部变为敌占区、游击区和隐蔽根据地,损失十分严重。据统计,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伤亡和被掳走达5万余人,骇人听闻的惨案屡屡发生。敌人所到之处,安设碉堡,挖沟筑墙,对占领区实行严密封锁。“五一”大“扫荡”后,八分区的敌据点增加到397个,平均9村一个;日伪军达3.2万人,每村平均10人。敌人的残酷“扫荡”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2年春以来冀鲁边区的严峻形势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之后,又调集重兵“扫荡”冀鲁边区。5月26日,日军师团长滕井中将坐镇德县策划指挥。6月9日,日军独立第五、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三师团、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2万多兵力,分别从德县、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从沧县出发,配以大批伪军,从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开始了对冀鲁边区的疯狂大“扫荡”。日军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自1942年春以来,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与被敌分割,抗战形势日趋恶化,边区内日伪军据点岗楼星罗棋布,路沟交错,纵横成网。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9月,边区驻有日军3600多人,伪军1.1万人,还有顽军近万人,总数是边区八路军部队的5倍多;在边区600万人口中,抗日民主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到1/2。有些县已处于敌人鸿沟“囚笼”之中,到下半年,全区日伪封锁沟近1400公里,公路4000多公里,岗楼、据点密布,一分区内7个村有1个据点,三分区内10个村有1个据点,使冀鲁边区成为山东日伪据点、公路最多的一个地区。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控制下,抗日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抗日部队活动已处在极端困难之中,战士们不得不换穿便衣,分散活动。由于日伪实行疯狂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极为匮乏,整个边区形势十分严峻,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

二、沧州军民反“五一”、“六九”大“扫荡”的斗争

  冀中区及八、九分区部署反“扫荡”斗争 鉴于1942年5月以前冀中形势的发展已日趋严重,中共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及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已预料敌人在“扫荡”其他根据地后可能“扫荡”冀中,遂指示冀中全体党政军民要做好充分准备,以迎击敌人残酷的“扫荡”。4月间,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制定了反“扫荡”实施方案。遵照区党委和军区指示,八地委书记金城、组织部部长罗玉川、宣传部部长闫子元、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副司令员孔庆同在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会议,结合本分区情况具体研究部署了反“扫荡”工作,决定金城、张之生(民运部部长)留在饶、武、献中心区,指导群众反“扫荡”;常德善、王远音、闫子元组成反“扫荡”指挥部,指挥全分区的反“扫荡”,并由第二十三团掩护跳出中心区;三十团留在中心区,掩护群众反“扫荡”;孔庆同、罗玉川带二三个连的小部队和一部电台到任河、河间、大城、文安地区活动,作为常、王、闫的后备队;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机关、后勤人员,要分散到各县区村,指导帮助反“扫荡”;动员群众搞好坚壁清野等等。
  根据上级党委反“扫荡”的指示,冀中八地委各县县委,均就本县实际情况,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县委成员进行了分工,带领各部门干部深入各区,布置安排反“扫荡”各项准备工作。县区干部分组分片下村,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帮助坚壁清野,转移老弱妇孺;县区抗日武装也都按照上级指示,分散隐蔽,准备在本地区开展游击战,坚持斗争。全体抗日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进行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
  在九地委,任丘、肃宁等县也都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了传达布置和深入动员,发动群众空室清野,做好了迎接残酷斗争的各种准备。
  冀中区及八、九分区的反“五一”大“扫荡”斗争 在反“扫荡”斗争中,各分区根据上级党委和军区指示,巧妙周旋,避敌锋芒,相继机动转移,摆脱敌人的合围,突出敌人包围圈,八分区机关从饶、武、献腹地跳出了敌合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任、河、大地区;九分区领导机关也从献县西北的三角村冲破敌人封锁,北渡滹沱河,避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同时在运动中抓住有利战机,以速战、速决、速撤的战术手段,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扫荡”计划,并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挺进敌后,出敌不意,给敌打击,减轻中心地区的压力。5月中旬,军区回民支队第二大队袭击泊镇,一举突入镇内,予敌严重杀伤;第三大队袭击交河县城,攻占三处城门,同时派出小分队分别袭击交河东北部的淮镇、郭尚庄、冷饭店等,收割电话线400余公斤。第八军分区部队主力一部袭击杜林和山呼庄据点,并炸毁津浦铁路火车两列。5月下旬,八分区第二十三团第一营从任、河、大地区一夜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饶阳王岗村,以少数兵力突袭敌人“扫荡”队后,迅速转移,摆脱了敌人。
  在气势汹汹、装备精良的重敌面前,无论是县区干部还是县区武装,与“扫荡”敌人遭遇时,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广大群众,毫不畏惧地借助村庄的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以吸引敌人的兵力,掩护群众找机会突围。敌人的频繁“扫荡”,使各县、区、村失掉了联系,分散在群众中的各级干部、党员,就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团结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采取灵活措施,村自为战,三五人一组的组自为战,甚至人自为战,自觉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5月中旬,敌人“扫荡”的重点转移到滹沱河南饶(阳)武(强)献(县)一带,此时,敌人鲸吞冀中根据地的所谓“铁环阵”已经形成,而献县大部分地区处在驻守“铁环阵”敌之重兵控制下。5月11日,冀中军区、八军分区主力部队以及献县、武强县大队,同时驻在武强县沙洼一带,与多路“扫荡”敌人遭遇,八路军各部队为避免损失迅速转移,敌人穷追不舍,各部队遂与敌在大洼中边打边周旋,趁下午刮起大风、天昏地暗之机,凭人熟、地熟有利条件,甩掉敌人,于当晚转移到滹沱河南岸的三角村一带,献县县大队首先下水探路,大部队深夜渡河,向北转移。根据军分区指示,主力部队自选路线外转,基干团、县区游击队回各自地区坚持斗争,献县县大队立即向东机动返回本县,边打边走,用了5天时间回到献县四区,靠近县委领导机关,继续坚持斗争。
  5月29日,在饶阳县领导和坚持反“扫荡”的八地委书记金城、地委委员李国华等,召集部分县委、区委领导人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反“扫荡”形势,及时提出反“扫荡”的重要对策:(一)在反“扫荡”中,必须迅速恢复加强县、区和各区之间的联系,交流斗争经验;(二)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派遣可靠共产党员、群众打入伪组织,提供敌伪军活动情况,保护群众利益;(三)对忠实于敌人的铁杆汉奸特务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四)规定上下联系制度,及时通报情况。上述4项规定对整顿“五一”大“扫荡”后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6月以后,冀中形势日益严重,敌人以半数兵力反复奔袭冀中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半数在腹心地区反复“清剿”,建点筑堡,修路挖沟,实行细碎分割,使八路军大部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地区斗争,根据上级指示,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一部在吕正操、黄敬率领下,于6月初开始向外转移,经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11月到达北岳区,与由冀中直接转到北岳区的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人员会合。1943年8月,根据当时敌后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和冀中抗联会领导机关,冀中各地委、专署、军分区直接归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领导。
  在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向外转移的同时,冀中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大部也奉命向冀中以外地区转移,留主力部队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分散活动,开展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爆炸战,坚持斗争,并以一部分兵力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展工作。在外转中,第八军分区一部、第二十三团大部以及回民支队,分别向东跨过津浦铁路,转到冀鲁边区;第九军分区机关和所属第十八团、二十四团、第三十四地区队、四十二地区队的大部,向西越过平汉铁路,转到北岳山区的完县地区休整。在主力部队外转的同时,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各地游击队继续顽强战斗,激烈战斗频频发生。
  雪村战斗 在日军“五一”大“扫荡”中,冀中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带分区部分机关及二十三团二营,直接指挥三十团、二十三团团部及三营(该团一营在“扫荡”开始时担任掩护冀中军区、行署的任务,随军区活动),活动在深、武、饶、安地区,并负责指挥全分区部队反“扫荡”作战;副司令员孔庆同带小部分机关人员在任、河、大地区活动;参谋长李弗畏带部分机关人员和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负责指挥各地区部队的活动。
  根据以上部署,“五一”反“扫荡”开始时,常德善、王远音率部先在饶、武、献地区活动,敌人开始“扫荡”后,又往返活动于滹沱河两岸的献县三角、镇上、柳椽、瓦钟一带及子牙河、滏阳河两岸地带。后又转移到饶阳县大尹村、肃宁县长刘庄、付家佐村一带。5月中旬,西渡滹沱河到达饶(阳)安(平)公路附近,发现敌人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不是短期“扫荡”,而是准备长期驻剿据守,遂又重返滹沱河北。但此时已初步控制了深、武、饶、安地区的日军,又将主力分兵部署在滹沱河北、河(间)肃(宁)公路周围地区。二十三团团部率三营在滹沱河北张岗一带遭到敌人合击,损失严重,团长谭斌及三营干部全部牺牲,仅团政委姚国民带少数人突出重围,与由副团长赵振亚、政治处主任孟庆武带领的仍在饶阳、献县地区坚持活动的一营会合。鉴于这种情况,军分区遂转移到任、河、大地区。
  5月底,由于敌人残酷“扫荡”,长期驻剿,八路军大兵团已难于坚持,为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通知,决定除留部分基干团、地区队配合县、区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外,主力部队立即自行向兄弟战略区转移。八分区据此也做出决定,除三十团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外,分区机关大部、二十三团全部立即向外转移。但此时三十团由于大“扫荡”初期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坚壁起来,与分区失去了联络,所以常德善、王远音率部再次进入河(间)肃(宁)地区,计划联系上三十团向该团明确任务后即行外转。6月7日,部队进驻肃宁县万里村、献县泥马头村一带,与三十团取得了联系,计划8日会合。
  8日拂晓,常德善、王远音率部队到达河肃公路南侧的肃宁县雪村一带,三十团也转移到雪村东北附近的顶旺村。但此时沧县、肃宁、献县臧桥、饶阳等地敌人同时向此地出动,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晨5时左右,战斗先从三十团驻地顶旺村打响。驻在雪村的分区司令部,趁敌人尚未合拢,命一个连开路,掩护机关干部和电台向河肃公路以北突围,常德善率二十三团二营从后面掩护。但由于敌人纵深包围,用密集火力封锁了道口,几次突围没有成功。二营虽给敌以很大杀伤,但因火力不足,敌众我寡,伤亡严重。常德善再次组织队伍,和王远音各带一个连,分两路冲杀突围,相继冲到河肃公路以北的张庄、太师庄一带。但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且敌人步兵、骑兵、自行车队四面尾追,情况更加危急。右腿负伤、身上多处挂彩的常德善,一面命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换便衣利用麦田分散突围出去,一面抓过机枪亲自掩护同志们突围。一些同志突出去了,但常德善左手又被打伤,他便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命令并掩护警卫员冲出重围,到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汇报情况。警卫员冲出去了,常德善却身中20多颗子弹,仅头部就有6处,光荣牺牲。在突围中已越过河肃公路的政委王远音,也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此时失去指挥的部队,各自为战,分散突围,与敌交错混战。直到黄昏,敌人撤回据点,部队失散人员乘夜分别集结,一部分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与军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会合;一部返回河肃路南,经献县地区转移到子牙河东,越过津浦铁路到达冀鲁边区,与分区参谋长李弗畏、政治部主任张逊之会合。二十三团一营随后也转移到冀鲁边区,在沧县东圈子村与敌激战一天,杀伤敌五六百人后,于黄昏突围,与李、张会合。这部分机关、部队,奉命在八九月份返回八分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在雪村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三十团团长肖治国、政委汪威、总支书记沈笑天、二十三团二营营长邱福和、教导员彭泽、军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
  四柳林战斗及冀鲁边一分区的反“扫荡”斗争 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冀鲁边区党委一面按照上级命令,接应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一面做好边区反“扫荡”的准备工作。1942年6月9日,日军开始了对冀鲁边区的大“扫荡”。10日,一地委在东光县高台村召开了县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部署反“扫荡”任务。
  6月12日拂晓,一分区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带领一个连队,在东光县刘大瓮村与敌人遭遇,战斗中崔兰仙身负重伤,她宁死不当俘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被敌人连刺数刀,壮烈牺牲。时年27岁。
  6月18日,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由原冀中八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及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东光县四柳林村(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和大、小单家村一带。此时,敌人的合击圈已形成,以四柳林村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寨子村,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碓镇,北至宣惠河畔南皮县刘夫青村,方圆60余里。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部队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19日拂晓,敌人缩小包围圈,北面的敌人已到了距大单村只有七八里路的刘大瓮村。敌情紧急,地委、专署干部和战士,从大单村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准备抢占河岸,穿越鬲津河,因河岸发现日军,只好原路返回大单村,沿通往寺后杨村、砥桥村的交通沟,转移到鬲津河堤下。时已天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日军居高临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有些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突围不成,地委、专署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村附近时,专员石景芳中弹受伤,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在向崔达家村方向突围中,又遭到隐藏在交通沟里日军的阻击,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中弹牺牲。石景芳带领剩余人员,被压缩在赵柳林村东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由于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由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边打边突围,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冲入敌群,英勇搏斗,为民族解放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斗打响后,驻小单村的青年连,在青救会主任燕明的带领下,突出包围圈。驻在宫柳林的鬲津县一连在敌人的包围下,趁黑夜与敌展开白刃战,杀出一条血路,分头突出村外。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异常惨烈,一地委、一专署干部战士虽奋力突围,但伤亡惨重。除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等少数干部战士脱险外,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八地委书记翟晋阶、当地开明绅士杨万和、兰桂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共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被敌人杀害。这是冀鲁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在冀中“五一”反“扫荡”中,为保存实力,奉上级命令,冀中军区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冀鲁边区。1942年6月下旬,冀中八军分区第二十三团一营转移到沧县东圈子村时,被日伪军包围。一营以村子土围墙作掩体,构筑工事,激战一天,战胜了敌人的毒攻,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进攻,傍晚突围。这次战斗,敌人伤亡600多人,一营伤亡100多人。副团长赵振亚、政治部主任孟庆武、一营副营长戴敬武在战斗中牺牲。
  7月初,冀鲁边军区十八团,在南皮大七拨村附近被敌人包围。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很大。团长杨柳新和80余名干部、战士牺牲。会计张金铭负重伤后,为了不让全团伙食费落在敌人手里,将钞票点燃,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就在日军“扫荡”四柳林之时,宁津、乐陵一带敌人兵力空虚,冀鲁边军区趁机对敌发动了一次进攻,由特务一连攻打宁津长官南的一个据点;特务营两个连攻打盐山圣佛西北的据点;周贯五、陆成道亲率“铁帽子五连”,攻打乐陵王胡家据点。一夜之间拔掉三个据点,吓得日军撤掉了附近的据点。
  敌人的大“扫荡”结束后,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对遭受损失的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进行恢复重建。中共山东分局派往冀鲁边区巡视工作的彭瑞林任一地委书记,兼任一军分区政委,原运河支队司令员傅继泽任一军分区司令员;原七专署秘书主任王亦山任一专署专员。许多遭到破坏的群团组织也相继恢复。不久,一分区的工作又迅速开展起来。
  冀鲁边一、三分区军民的反封锁斗争 1942年夏,日军对冀鲁边区实行大规模“扫荡”和“蚕食”以后,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又实行了“囚笼”封锁战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妄图隔断抗日武装的联系,歼灭八路军。
  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边区党委采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反封锁斗争。
  (一)在军事上,部队以小队为单位活动,并组织精干的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灵活机动地开展对敌斗争,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留在敌“囚笼”里坚持斗争的边区机关部队,有冀鲁边区党政群机关、教导六旅旅部、三个军分区机关和十七团、地方游击队、县大队等。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其中大部分干部战士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目标大为缩小。
  (二)通过各级党组织,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党政群干部住到群众家里,与群众同吃同住,一起克服困难,共同对敌。东光县郭村郭大娘,在日军包围村子后,把住村的八路军干部认作儿子、女儿,掩护他们安全脱险。
  (三)利用各种斗争形式,破坏敌人的修路挖沟建堡:①教育群众欺骗敌人,干活少去人、带坏工具,挖沟时下宽上窄,一踩就塌;②抗日武装事先与群众商量好,或在半路上劫民夫,或在修路时“打散”民夫(即开枪使民夫逃散);③敌人白天修路挖沟,晚上发动群众破路填沟;④用树枝秸秆拴上地雷、手榴弹埋在土里,立牌注明,虚虚实实,迫使敌人放弃修路;⑤各地抗日武装实行白天袭扰、夜间破袭和声东击西战术,使敌人日夜疲劳,顾此失彼;⑥破坏敌人修堡建筑器材,拆除庙宇围寨,防敌利用,开展反砖瓦斗争,迟滞敌人修堡期限。
  (四)对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瓦解工作,打击、孤立、警告、分化最坏的,掌握利用较好的,争取、控制一般的。破坏敌人的“保甲制”,争取和掌握伪政权,使其成为抗日政权对敌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
  (五)抓好锄奸反特工作。1942年以后,日军通过威胁和利诱方式,收买叛徒及地痞流氓,建立特务机构,组织地下线,给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东光县、鬲津县抗日武装极其重视锄奸工作,组织武工队除掉作恶多端的通敌分子和特务,打掉了敌人耳目,狠杀了敌人反动气焰。
  (六)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敌开展斗争。在经济上领导群众与敌人展开棉粮斗争,反对勒索,拖延少交或交时掺水加土;在文教方面,反对奴化教育,取缔奴化教材,使学校以伪化为形式,以抗日为内容,变伪学校为抗日学校。1940年以后,一、三分区各县小学改为游击小学,在残酷的环境下,师生们仍采取各种方式坚持学习。
  (七)开展打狗运动,以有利于抗日武装活动,使党政军民夜间行动更加自如。
  (八)改造平原地形。边区各级党组织一面领导群众破坏敌人修路挖沟,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大挖抗日交通沟运动,将根据地内的大小道路,都挖成沟内路,使整个根据地内沟路连成网,纵横交错,既可便于抗日部队行军、战斗、隐蔽,又可限制敌人的行动速度。另外边区还大搞挖地道运动,把领导机关转入地下,在地下办报、安装电台、设置医院……为了解决地道用久易被敌发现的问题,在荒野地方造假坟,用以藏身。军工后勤部的一个流动医院就曾设在靖远县南部一个村子的假坟里,在那里治愈了不少伤病员。假坟的“墓穴”非常大,可容纳上百人和几十张地铺,且伪装逼真,日军丝毫未能察觉。进入1942年,边区环境恶化,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印刷所无法坚持正常生产,就转移到盐山县马厂、献庄一带(今属海兴县),印钞组在群众家牲口棚下挖了地下室,进行地下印刷。1943年初,又转移到小山(今属海兴县)以东沿海的狼坨子和侯庄,继续进行地下印刷,直到形势好转。

三、坚持正确的对敌斗争方针和政策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及八分区的严峻形势 “五一”大“扫荡”结束后,冀中形势急剧恶化,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破坏,变成新的游击区、游击根据地、新的敌占区和隐蔽根据地四种地区,武装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大量减员,抗日群众惨遭屠杀,各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也损失严重,各级干部牺牲惨重。在八分区,5月间,第二十三团团长谭斌及三营官兵多人在战斗中牺牲;6月8日的雪村战斗,成为冀中最大的一次损失;青县县大队及县委、县政府机关在建国县韩村,被“扫荡”敌人包围,多数干部战士牺牲,突出重围的30余人又在河间东九吉一带被敌人包围,牺牲19人;6月间,建国县县长高清源和区长宋某等在张祥村与敌遭遇牺牲;转移冀鲁边区的第二十三团在沧县东圈子村遭敌围攻,副团长赵振亚、政治处主任孟庆武牺牲;7月,冀中公安局科长曹植、献县公安局长齐昆岗、政府秘书宋淳樸、专署民政科长佟诚等在献县南城村开会,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另外各县还有很多县、区、村干部在反“扫荡”中殉难。据不完全统计,仅献县一县从1942年“五一扫荡”到1943年春,就有代县长商愚、武委会主任刘强等51名县、区、村干部英勇牺牲。
  敌人在“扫荡”作战结束后,转入全面“治安肃正”,进行以政治为主的“清剿”、“剔抉”以及分区“扫荡”,大建据点碉堡,加紧破坏根据地建设,破坏基层党组织及各抗日武装和团体。在军事上,以优势兵力进行分区“扫荡”,搜捕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挑拨分化抗日军民关系,以欺骗、镇压手段,动摇、消除群众的抗日思想,破坏各级党组织和抗日团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建立伪政权,成立伪大乡、维持会、村公所、“爱护村”,登记户口,发“良民证”,以孤立限制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活动;在经济上,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横征暴敛,发行伪钞,加紧建立他们的经济秩序;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灌输反共思想。敌人军事上的残酷“扫荡”和政治上的“强化治安”,使抗日根据地形势残酷,环境恶劣,抗日部队活动困难,各级地方干部处于极度分散状态,共产党员已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有的党组织和干部、党员与上级失掉了联系,有极少数人思想消极,害怕斗争,甚至极个别的叛变投敌自首,因此有的地区思想上一度出现了混乱。
  冀中八、九地委白洋淀会议 针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出现的严峻形势,八路军总部、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及时发出指示,把青纱帐期作为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上的转变期。6月21日、25日,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明确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精神,要求“目前应抓紧青纱帐时期,克服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混乱现象,做有秩序的退守,切实收容与整理布置工作,完成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的转变,巩固新阵地”,并就武装斗争、政民工作、党的工作和组织领导,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对新形势下继续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做出了具体部署。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8月中旬,冀中八地委在白洋淀召开会议,由地委书记金城主持,宣传部长闫子元、敌工部长张之生、社会部长李国华、专员邸清哲、军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等参加,组织部长罗玉川因在子牙河东坚持斗争未能参加,部分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央和北方分局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研究了冀中由大块根据地变为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等复杂的形势,确定了根据地形势变化后的方针、政策、策略和活动方法,即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以武装斗争为主,紧密依靠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加强农村统一战线,开展敌伪军工作,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号召全分区部队、干部转变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护群众利益,建立堡垒户、堡垒村,团结一致,开展对敌斗争。这次会议还对部分县委负责人和地区队进行了调整,调大城县委书记刘青山任任河县委书记,大城县委书记由黄敬华接任。建立了饶武献地区队,并按冀中军区各地区队调整了序列,任河大支队改为第三十三区队,青建交区队改为第四十一区队。
  此时,八分区已成为多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隐蔽根据地,饶武献地区仍发挥着中心区的作用。分区机关以此为基地,指导全分区对敌斗争,各地区队分散隐蔽活动,配合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会后,分区党、政、军、民主要领导进行了分工,分三片深入各县、区、村,具体帮助指导对敌斗争。金城、李国华、邸清哲回饶阳、武强地区,指挥全分区工作;闫子元到河间、任河、大城、文安地区;罗玉川留在献县、献交、交河、建国地区。八地委还创办了油印《胜利报》,及时宣传党的对敌斗争策略,传播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报道国内外斗争形势,交流各地对敌斗争经验,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日军民坚持长期艰苦抗战的胜利信心。
  同年8月,九分区党政军领导机构也在白洋淀苇塘召开了会议,研究贯彻上级党委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问题:(一)组成平汉铁路东九分区的指挥机构军政委员会,王凤斋任司令员,地委书记吴立人兼政委,专员赵介兼副司令员,贾桂荣任参谋长,方国南任政治部主任。(二)分区指挥第四十二区队留下的一个连,分散隐蔽坚持对敌斗争,并准备组建新的第三十四区队。(三)县大队受县委、分区军政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四)战术要灵活,采取化装袭击、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等打法,积小胜为大胜。(五)争取、瓦解敌伪军、伪政权。(六)紧紧依靠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七)号召部队、干部转变作风,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堡垒村、堡垒户。会后,各县及部队召开相应会议,传达研究了具体执行办法。
  两个分区的白洋淀会议,制定了新形势下准确的对敌斗争方针和政策,对稳定、恢复、发展八、九分区的形势和局面,开展对敌斗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冀中八、九分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在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冀中八、九分区各县委认真贯彻上级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扭转了因形势恶化和冀中领导机关、大部队主力转移出去而出现的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现象和悲观情绪,初步把根据地过去公开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转变为隐蔽、半隐蔽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适应了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的需要,并根据党确定的战胜困难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领导抗日军民开始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英勇斗争。
  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调整组织机构,由县、区委书记和县、区长分别兼任县、区游击队政委、队长,原游击队政委、队长改为副职。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群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使党真正成为领导抗日军民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精兵简政。为了适应“五一”大“扫荡”后严重恶化的形势,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区以上党、政、群合并,紧缩了机构,精减了人员。八分区将部队缩编成第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3个地区队,加强了基层,充实了战斗人员。经过精兵简政,推动和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开展,为坚持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
  三、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八分区各县从1943年初开始,用3个月时间整顿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加强形势教育、党性、党的纪律教育,以及民族气节教育,反对颓废思想,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保密工作,提高党员对敌斗争的策略水平,清除了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党的壮大和迎接更艰巨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四、进一步加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1943年1月,八地委指示各县抗日政府,用各种方式拖延和阻止敌伪的横征暴敛,减轻群众负担,同时赈济贫苦农民。6月,九专署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合作社,发放贷粮贷款,活跃集市贸易,打击伪钞,发展根据地经济。10月,任丘县粉碎了敌人的“反共誓约”活动,打退了敌人的以奴化教育为实质内容的思想文化进攻。
  五、在军事斗争方面,贯彻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改变作战形式,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部队坚持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展民兵,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雁翎队,深入敌占区,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在反“扫荡”斗争中,抗日军民发挥聪明才智,广泛运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麻雀战、村落战、院落院、挑帘战、堵门战、化袭战(化装袭击)、交通破击战、防御战等战法,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冀中八、九分区的交通破击战 交通破击战是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军的封锁而采取的传统战法,1941年后,八、九分区各县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破坏公路铁路,炸毁桥梁火车,平毁封锁沟墙,砍电线杆割电线,攻克碉堡据点,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和作战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和破坏,对配合主力部队的反“扫荡”作战、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挑帘战、院落战、捕捉战主要是打击对群众危害最大的小股敌人;伏击战是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打大股敌人也可打小股敌人,损失最小,收获最大。1943年6月,八分区第三十三区队和第四十一区队各一部,在建国县大队配合下,伏击载有数十名日军的汽车3辆,将敌全歼,缴获全部武器。8月,九分区第二十四团三连和任丘六区小队在任(丘)大(城)公路上的石村,伏击了任丘城1个中队伪军50余人,20分钟结束战斗,无一伤亡,俘伪军全部,缴步枪50支,手枪1支,自行车50辆。袭击战形式很多,有的利用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为内应,里应外合袭取敌点碉。八分区第三十三区队一个连和河间县大队,在内线配合下攻克兴村据点,消灭伪军1个中队,缴获机枪1挺,小炮1门。九分区第二十四团两个连和任丘七区小队也是与内线里应外合攻克了石门桥据点。另外,袭击战还有夜袭、奇袭、化袭等战斗形式,出敌不意,乘其不备,掌握主动,出奇制胜。1943年九分区第三十四区队一大队就是利用化袭战术,未放一枪,拔掉了肃宁县桥城镇岗楼。献县地方武装从1943年春季开始,对敌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县大队和九小队在留路、段村截击从县城去杏园据点的敌人,消灭日军9名,俘伪军1个小队,缴枪40多支;七小队在四庄伏击杏园出动伪军,毙伤俘10名,缴枪10支;第二、三、十小队联合作战,攻克禅房据点,消灭伪军1个小队,击毙铁杆汉奸伪军中队长;手枪队在七小队配合下,化袭窦闫庄据点,消灭伪军1个小队和警察分所,击毙伪队长,俘伪军、伪警50多人,缴枪40支;县大队指挥手枪队袭击商家林伪警察局,夺回粮食十几万斤,俘伪警30多人,缴步、手枪25支……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献县各武装共毙伤俘日伪军160余人,缴枪115支,坚持了本地区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
  冀中八、九分区的地道战、地雷战 地道战是冀中军民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所创造的一个特殊战斗形式,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它的初级形式是由群众称为“蛤蟆蹲”的地洞,发展为两个洞口或多个洞口连接的活洞,对保护干部群众、坚持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后经过多次战斗,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发展成了能藏能走、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
  “五一”大“扫荡”之前,冀中地道斗争就已开展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效。1941年献交县委在二区赵庄搞了地道试点,后在全县普遍开展。11月,县委在赵庄开会时,被日伪军600余人包围,县、区干部和全村群众500多人进入地道坚持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事后八地委及时总结了赵庄地道斗争经验,并在全区推广。但此时的地道还不完善,有的战斗地道有射击孔、岗楼等很好的作战设备,但隐蔽设备不足;有的地道自动口多,有的挖两三层,能很好保护自己,但不便作战。“五一”大“扫荡”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地道斗争的领导,积极推动战斗地道的发展和完善。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地道建成了“四好”(好打、好钻、好藏、好跑)、“五防”(防水、防毒、防掘、防钻、防火)、“三通”(天通、地通、院户通)、“三道”(村落地道、联村地道、野外地道相连)、“三交叉”(高房、院内、地道火力交叉网和村边街道、院落、街道火力交叉网)的整体地道战阵地,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3年2月,任丘县一区小队在尹村配合区干部开会时,被任丘、高阳及附近据点共500多敌人包围,一区小队13名队员利用地道坚持战斗一天两夜,毙敌8名,掩护了干部,而自己无一伤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任河县大行羊村,由于地道建设完善,和村落堡垒成龙配套,敌人在1943年2月内多次包围该村,企图破坏地道,搜捕抗日人员,都以失败告终。
  在献交县军王庄,不但利用地道掩护干部群众,坚壁粮食物品,消灭敌人,而且还办起了地下医院,由献交县县大队医生杨国藩任院长兼医生,还有4名护士,设有地下手术室和病房,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在党支部领导下,全村男女老少利用黑夜齐上阵,很快把军王庄地下挖得四通八达,并把地上地下结合起来进行了巧妙设计,地下挖成高1.5米、宽1.2米的井字型干道,干线周围挖一环形地道连结,再由环形地道挖支线通向水井、树林、坟地、枯井,作为通气孔、射击孔、瞭望孔和突围口。地道内有防水、防毒、防烟安全设备,地道口设有陷阱、翻板、线箭、窝弓之类暗器,地道顶上还有地雷封锁,敌人虽多次来村搜查,却始终未能找到洞口。地下医院从1942年春到1944年秋共收治伤员600多人。献县的地道斗争是从1942年冬到1944年秋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九区仅70户人家的小王庄,在1943年春被100多敌人包围,九区小队在该村三人一组,分散在地道各处,出其不意向敌射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仓皇逃窜。二区的堡垒村八册屯,因地道挖得巧妙安全,是敌占区中县、区干部经常驻扎的地方。1945年春,区小队一个班凭借地道浴血奋战一天,打得500多敌人无可奈何,打死打伤敌人数名,而区小队只有1人受伤。
  1945年1月20日晚,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艾斯•杜伦上尉来冀中,在参观七、八、九分区地道后,随九分区机关转移到任丘与河间交界处的皮里村。21日黎明,皮里村被河间等地六七百敌人包围,杜伦随机关进入地道。冲进村内的敌人占据了杜伦居住的房顶,并从屋内杜伦用具和地图知道洞里有外国人,就拼命向洞里打枪、灌水、放烟、放毒,从地道顶上挖掘。因为洞内有各种防范措施,至下午5时,敌人一切伎俩均告失败,只好退走。脱险后的杜伦,由开始对地道作用和地道战威力将信将疑,变为由衷的佩服。特别是当他得知他的房东大娘为保护地道,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九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爱人为不暴露地道,用奶头堵住自己婴儿小嘴导致婴儿窒息而亡的情况后,更为感动,连称“八路军伟大!”“中国老百姓伟大!”“地道是万能的!”并断言“日本必败,中国一定胜利”。
  八、九分区抗日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的同时,还开展了地雷战。献县武委会曾在张庄村成立了修械所,专门修理民兵的武器,后又开设爆炸训练班,为开展地雷战培训人员。并架设烘炉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外壳,学做炸药,研究埋设地雷的方法,经过试验很有威力。建国县王马房村紧靠子牙河,民兵多次把自制地雷埋在敌人经常来往的河堤上,炸伤和震慑了敌人,使敌人再不敢进村。在平原游击战中,地雷战与地道战结合起来,更显示出无比的威力。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就是当时冀中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写照。
  插入敌人心脏的敌后武工队 武工队是冀中抗日军民贯彻“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对敌斗争方针而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它短小精悍,机动灵活,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武工队员们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开展游击战争,广泛袭扰和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打破敌伪统治秩序,恢复抗日政权,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锄奸反特等。他们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把日军统治的心脏地区变为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对打击敌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扭转被动局面,坚持和恢复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八分区组成两支武工队,分别挺进大清河南北与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开辟新区。一是清河大队,负责人为郭遵义,在大清河两岸开辟苇塘区工作;一是津浦支队,吴刚任队长,李轩任政委,开辟静海、子牙河东、运河东敌占区工作。“五一”大“扫荡”后,献县、河间、任河等县也都组织小型敌后武工队(或称手枪队)挺进本县周围开展活动,任河、河间以子牙河西为依托,分别向河东开辟新区,使相当数量村庄转变为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共产党控制下的村政权。
  在坚持地区斗争中,八分区的3个地区队都以连或班为单位分散活动,其中第三十三地区队活动在任河大地区,第四十一地区队活动在青建交地区,第三十七地区队活动在饶武献地区,分区机关以饶武献地区为基地,指导全区对敌斗争。九分区新合编的第三十四地区队的3个连,1个连活动在潴龙河西,1个连活动在任丘、高阳,1个连活动在肃宁、饶阳、河间边缘地区。九分区还组成以分区武委会主任为队长、分区青救会主任为指导员,由48名有战斗经验的骨干组成的武工队,以白洋淀为基地,深入敌占区锄奸灭匪,宣传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恢复抗日政权和根据地。
  冀中区发起青纱帐攻势 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冀中军区于1942年8月发起了青纱帐攻势,以打击敌人,摧毁点碉,恢复小块游击根据地。8月25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以第八、九、十军分区为主,第六、七军分区配合,以任河大、深武饶、肃宁南北和文(安)新(镇)地区为突击重点,5个军分区共有23个连队参加,共作战34次,攻克碉堡10余座,破路25公里,平沟30多公里,毙伤日伪军100余人,俘伪军270余人,缴轻机枪3挺,掷弹筒2个,步枪100余支,子弹3400发,马12匹,自行车80辆。9月20日至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各军分区自行计划,展开进攻,扩大战果,掩护秋收。此时第二十三团6个连返回八分区,增强了八分区抗日武装力量。此阶段共作战61次,毙伤俘日伪军1427人,拔除逼退点碉56处,平毁封锁沟50多公里,缴步枪96支,手枪2支,并有伪军351人携轻机枪20挺,掷弹筒2个,步枪203支投诚。青纱帐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凶狠气焰,振奋了民心士气,坚定了人民的胜利信心。
  在加强军事武装斗争的同时,八、九分区还积极开展锄奸和敌伪军工作,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八、九分区军民渡过了抗日战争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
  献(县)武(强)饶(阳)根据地中心地区的恢复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冀中抗日军民经过顽强斗争,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逐步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抗战局面开始好转;而日军兵力减少,士气低落,日伪组织动摇不安,矛盾加深。冀中各地委、各军分区遵照上级指示,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向敌人展开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继收复被敌人占领地区,开辟新地区,扩大解放区,使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再发展。
  献(县)武(强)饶(阳)地区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之一,敌人“五一”大“扫荡”之前,八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常驻此地。1943年夏,八地委、八军分区决定先收复这一地区,打开此地区的斗争局面。5月1日,献县手枪队和第三十七地区队第二连及献县县大队两个分队,以奇袭手段歼灭了敌人献县水上交通队。该水上交通队有水警130多人,驻献县臧桥桥南,桥北驻有一个日军小队及一个伪军中队,各自筑有碉堡,挖有沟壕。5月1日深夜,担任突击队的手枪队在内线配合下,架云梯过壕沟进入据点,多数伪水警在梦中就作了俘虏,少数顽抗者当场被击毙。
  桥北的日伪军企图增援,被担任封锁任务的第二十七地区队二连两个排(另一个排为手枪队的预备队)紧紧封锁。半小时后战斗结束,共俘日军1名、伪警120余人,毙伪军数人,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150余支,掷弹筒2具,子弹2万余发。7月27日,八军分区领导指挥第三十七地区队、第四十一地区队两个连,献县、武强、饶阳3个县大队及部分区小队、民兵共千余兵力,趁献县城内敌人外出“扫荡”之机,对献县城发起进攻。献县县大队首先攻克南门岗楼,打开城门引部队进城,接着进攻伪军十三中队,俘虏伪军30余名,继而攻克伪县政府。第三十七地区队攻下伪警察局,武强县大队攻下伪合作社,区小队占领了伪银行。经2小时战斗,俘敌300余人,并缴获武器物资一部。但是饶阳县大队进攻伪军联队部受阻,赶来增援的张家庄日军,遭到第四十一地区队的阻击,未能得逞。拂晓,八分区所有参战部队主动撤出县城。同年秋,第三十七地区队第二连和献县县大队及献县第五、九区小队,在献县段村伏击了护送9名日军去杏园据点的县城一个伪军小队,毙日军8名,俘日军1名、伪军20余名,缴获战马2匹,步枪29支,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除上述战斗,八分区还在饶阳、武强县境内组织进行多次战斗,打开了献武饶地区的局面。
  任(丘)河(间)大(城)和青(县)建(国)交(河)地区的恢复 从1943年秋起,八分区又开始了对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和青(县)建(国)交(河)地区的恢复。这年秋,第三十三、四十一地区队在县、区游击队配合下,对敌发动攻势,在河间、任丘、建国等县境内,攻克了台头、黄村、留古寺等10个据点,逼退了东苑各庄、西诗经村、佐家庄等20个点碉。11月上旬,青县1000多日伪军分乘40辆汽车,“扫荡”杜林以西地区,第四十一地区队发动群众破路,敌人只得抢修一段前进一点,三天一无所得。地区队和县区游击队趁大部伪军撤到崔尔庄、淮镇、景和等大据点之机,攻打夺取10座空虚碉堡。下旬,第四十一地区队又伏击了景和据点的伪军高鸿基部,缴获自行车43辆、长短枪30余支。经过多次战斗,任河大地区和青建交地区恢复到了1942年“五一”反“扫荡”以前的局面。
  在积极恢复原根据地的同时,八分区还进行了开辟新区的工作。1944年7月,八地委成立了中共青县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青沧交县工作委员会,组建了青大支队和青沧交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开辟了津浦铁路以西部分地区。
  冀中九分区恢复抗战局面的战斗 在恢复地区工作中,九军分区提出了“争主动,巧进攻,打开局面”的作战指导思想,打了不少胜仗,迅速恢复了大片土地。1943年8月底,第二十四团一连在任(丘)大(城)公路上的石村全歼抢粮伪军一个中队,缴获枪50余支,自行车50余辆。9月下旬,该团两个连和任丘七区小队,利用内线关系袭击任丘城南石门桥据点,俘伪军50余人,缴枪50余支。9月18日,任丘县第二区小队在任(丘)高(阳)公路的北曹口伏击日军两辆汽车,半个多小时结束战斗,毙伤日军10余人,毁汽车1辆,缴获步枪10余支,军装2000余件,并解救了两名抗日区干部。更重要的是缴获了日本华北派遣军下达的“扫荡”北岳区的作战计划,上报晋察冀军区后,对了解敌人“扫荡”意图,进行反“扫荡”起了重要作用,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第九军分区给予500元物质奖励,并将该小队升格为县大队(原县大队升为地区队)。任丘县西关驻有伪军1个骑兵中队,经常随日军“扫荡”,围圈群众,祸害人民,抗日武装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为民除害。10月的一个晚上,第四十二地区队一部和任丘三区小队相配合,进行了一场巧夺战马战。四十二区队一个班担任警戒,三区小队分成两个组,负责挖墙和牵马。挖墙组在临街马厩的围墙上挖了一个通道,牵马组抓获敌马夫后,立即拉马备鞍,除几匹脱缰外,几十匹马都被拉出院。警戒部队待战士们骑一匹牵一匹撤离后,便机枪步枪一阵猛射随之撤离。虽有察觉的敌人两个小时后才敢追出来,但为时已晚。到1943年底,九分区军民攻克和迫退敌点碉167个,潴龙河以东地区和白洋淀地区游击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潴龙河以西地区也基本打开了局面。
  冀中九分区反对“新国民运动”的斗争 华北日伪为了扭转战局被动和政局混乱,1943年又推行了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并首先在冀中的任丘、高阳两县进行“突击示范”。8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山崎少佐和其助手恒尾率“突击示范队”来到任丘,于25日同时开始“突击示范”。他们搞了个“反共誓约”,内容是: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对“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回心条例”及布告等,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他们召集群众强迫背诵,背不过或表示不满的立即处罚或杀头。在强力推行的同时,还组织联庄会,各村建立伪自卫团、情报站等,搞村村联防,监视封锁捕捉抗日人员。10月18日,山崎在任丘城里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强令每户一人参加。在抗日军政人员的劝阻下,大部分人识破敌人阴谋未去,但仍有1.7万人被强迫诱骗到城里。会场设在城东南角广场上,周围架着机枪大炮,西面还挖了几排埋人坑。敌人规定了“三不准”(见了“皇军”不准逃跑;“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十枪毙”(交头接耳、说话、流动、解手、吃东西、吸烟、咳嗽、吐痰、抬头、逃跑枪毙),并用活埋后扒出来再严刑拷打等残酷手段残害数十人,最后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至20日,三天中150人被拷打,近百人被打伤致残。自20日起,山崎下令不准被关群众吃饭喝水,断粮绝水达7天7夜,成群成片的群众晕倒在地,每天都有几百人病倒,许多人含恨而死。东关张村的陈卜,不畏敌人残暴,高喊“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赤手空拳和持枪日军搏斗。他夺枪未果,又用砖头将日军砸了个头破血流,最后被敌枪击刀刺壮烈牺牲。
  针对敌人的暴行,九分区地委书记张庆春和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在任丘县边关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敌情,制定对敌斗争政策和措施,并做了军事部署。任丘县党政军领导带领全县人民,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民主政府针对日伪的6条“誓词”,向全县人民提出了6条号召: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敌伪组织;四、不向敌人交一粒粮食;五、爱护抗日队伍;六、服从抗日政府法令。为营救受难群众,军分区和中共任丘县委召开会议,除组织县、区武装力量夜间围城,鸣枪放炮,对出城离点之敌坚决打击,给敌人施加压力外,还派敌工人员潜入城里拉关系,以减轻日伪对群众的迫害。并通过各种途径与被关群众取得联系,准备外攻内反,进行营救。在内抗外攻压力之下,任丘日军于10月28日,挑出1500名青年继续留在“感化院”,将其他人释放回家。在“感化院”,敌人虽然用遍了诱骗、拉拢、威胁和捆打等手段,都没有把青年们征服。通过斗争,青年们利用各种机会、关系,越来越多逃脱,使敌人的“感化”阴谋彻底破产。
  “反共誓约”大会结束后,敌人在任丘全县又开始了两月余的“反共誓约”大检查,对抗日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更野蛮的摧残和屠杀。驻任丘鄚州镇的日军小久保部所到之处,抗日干部和群众被活埋、砍头、枪杀、刀挑,房屋被烧,村庄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任丘县委根据地委指示,教育动员群众,以各种方法抵制、逃避、破坏敌人的“新国民运动”计划,并积极协助部队消灭“突击示范”之敌。第九军分区在军事上做了紧急部署,采用“外调内打”战术,命令第四十二地区队和区县游击队不惜一切牺牲,消灭敌人的“示范队”。1943年1月18日,时值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晚,第四十二区队三连和任丘五区小队,采用突袭方法,攻克鄚州以北赵北口据点,击毙伪军13名,俘20名,缴枪30余支及一部军用物资。此战震惊了小久保,他调兵遣将,严加防范,企图寻机报复。四十二区队三连和五小队遂转移到小苟葛庄待机,设计将到诗乌基、王约、八方村一带“清剿”的小久保及率领的40多日军、70多伪军引入伏击圈。经过激战,小久保和日军全部被歼,俘虏伪军一部,缴重机枪1挺,长短枪70余支,战刀1把及大批弹药。在三连和五小队在任丘境内寻机歼敌同时,第四十二区队一连和高阳县、区武装也先后进行了西良淀、八果庄、季郎村等战斗,彻底粉碎了敌人在任、高两县推行“新国民运动”和“反共誓约”的阴谋。
  日军在任丘搞的“新国民运动”长达6个月,共屠杀百姓500人,拷打致残1000多人,烧、拆房屋2500多间,制造了震惊冀中的惨案,但是任丘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把仇恨、悲痛化为力量,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同参军,父子同入伍,决心向敌人讨还血债。鄚州一夜就有60多名青年参加了区小队和其他抗日武装,杨临河村20多名青年一起参了军。全县出现了万人参军、全民参战的局面。就在“反共誓约”结束两个多月后的1944年4月30日,人民子弟兵在全县人民支援下,第一次解放了任丘城。
  通过一系列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和顽强战斗,到1943年底,冀中八、九分区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对敌斗争逐渐转为主动,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难关,得到恢复和发展,众多小块根据地连结起来,构成了对日伪军点线的犬牙交错的包围形势,为1944年的反攻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冀鲁边区邢家王文村会议 贯彻刘少奇指示 坚持抗日斗争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局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共代表身份,于1942年4月来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他十分关心冀鲁边区的斗争情况,在肖华陪同下,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省莒南县朱范村,接见了当时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的冀鲁边军区十六团政委陈德和副团长杜步舟。刘少奇听取了冀鲁边区情况的汇报,对如何坚持抗战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冀鲁边区战略位置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反攻的前哨阵地,一定要想尽办法坚守阵地,坚持斗争。斗争形式要随形势变化而变化。根据边区形势,主力部队可以抽出三分之一、二,到情况较好的清河根据地整训,这样既可以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又可使留下的部队缩小目标,便于活动;留下的部队可以换成便衣,化成小分队进行分散隐蔽的游击战;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军。刘少奇还强调,要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只要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就一定能扭转局势,取得最后胜利。
  遵照刘少奇指示,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十六团、十八团主要兵力和军分区的部分武装、县大队,以及区党委党校等单位,转移到清河区老鸹嘴、义和庄一带根据地整训;剩下的部队化整为零,和党政群组织紧密配合,在原地坚持斗争。
  为了贯彻刘少奇关于转变斗争形式、坚持边区抗战的指示,8月,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在盐山、新海东部交界处邢家王文村主持召开了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敌人大“扫荡”后的边区形势,制定了边区抗战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新的斗争方式:
  (一)边区部队以连、排以至班、组为单位,分散隐蔽,改穿便衣,机关跟随部队行动。
  (二)普遍进行形势教育,建立“两面”村政权,选派共产党员担任伪保长、村长、联络员到维持会工作,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搜集情报。
  (三)各地、县委要建立敌军工作部,通过各种关系开展伪军工作。在政治瓦解敌伪军的同时,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顽固汉奸。
  (四)各县建立公安科、锄奸保卫小组,打击日伪特务活动。
  (五)继续开展挖地道、挖抗日沟和打狗运动,以便抗日部队隐蔽活动。
  会议还决定,建立由邢仁甫任主任的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关),加强坚持边区抗战的领导;边区北海银行转移到盐山县献庄、马厂(今属海兴县)一带,继续发行北海币,同日伪伪钞作斗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会后,区党委机关转移到沿海狼坨子一带,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始了坚持艰苦抗战的英勇斗争。

四、大赵村惨案以及与叛徒集团的斗争

  大赵村惨案 邢仁甫叛变 1943年,正当冀鲁边区军民以新的战斗姿态,准备度过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发生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的反革命事件。
  邢仁甫,河北省盐山县旧县(今千童镇)人。早年在国民党旧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从事过兵运工作。抗战初期,为发展抗日武装,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使他沾染许多恶习。入党后不注意思想改造,居功自傲,自以为是,发展到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组织上,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搞小集团活动;在政治上,悲观失望,消极动摇。军区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邢仁甫的错误言行做过坚决的斗争,邢仁甫便恨之入骨,把黄骅看成他独揽军权、独霸边区的最大障碍,因此产生了谋害黄骅之心。1943年春,山东分局决定调邢仁甫去中央党校学习,让黄骅接替他的工作。邢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还收买了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来刺杀黄骅。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全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陈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侦通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参谋兼侦通站长迟麟兆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冯冠奎带领10余人闯入会场,并立即开枪,首先打中黄骅、陆成道。齐耀庭、池田等人正要还击,冯所带人员一齐开枪,与会人员全部中弹,倒在血泊之中。黄骅、陆成道、陈彪、董兴根、崔光华5人当场牺牲,池田、齐耀庭、刘金财、迟麟兆身负重伤。黄骅的警卫员李天佑听到枪声疾速赶来,正与行凶后外逃的冯冠奎相遇,被冯开枪击中牺牲。警卫部队赶到现场,将边打边外逃的冯冠奎击伤,但又有两名战士牺牲。冯冠奎等趁机逃向冯家堡。警卫部队迅速到军区机关驻地毕家王文村(今属海兴县),报告了黄骅被刺事件。
  当时,冀鲁边区党委驻在新海县苏基村,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到一地委东光、南皮一带检查工作;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去鲁南山东分局参加会议;军区司令员兼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邢仁甫,则以准备去延安学习为由,单独躲在渤海岸边的望子岛上。黄骅被刺当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接到报告,立即赶到大赵村现场,接着,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也带部队赶到。他们一面为遇难烈士处理后事,抢救转移伤员,一面把惨案情况报告王卓如和在苏基村的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等人。并以军区政治部的名义,连夜印发了声讨冯冠奎的《告边区人民书》。闻讯相继赶到的王卓如、李启华,和刘贤权等立即开会研究黄骅被刺事件,并将情况上报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为了稳定情绪,安定人心,区党委以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卓如名义向各地委、军分区发出紧急通知,说明边区发生了特殊事件,要求各级领导要处于紧急状态,提高警惕,冷静处事。没有王卓如命令,所有干部、部队、财务都不能调动。同时区党委开展了对事件真相的认真调查。
  黄骅被害的噩耗很快传遍了边区,边区领导和广大军民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领导人而悲痛万分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迅速向全区发出《通缉令》,追捕凶手冯冠奎和其他暴徒。
  这时,邢仁甫开始其叛变的第二步行动,加紧进行策反独立团的活动,准备公开投敌叛变。7月上旬,邢仁甫让独立团团长冯鼎平到望子岛见面,向冯讲了冯冠奎刺杀黄骅的情况,并表明要拉独立团投敌的企图。冯鼎平听后十分震惊,返回垦区后,及时向组织揭发了邢仁甫的罪恶阴谋。事关重大,万分紧急,独立团在政委姚昌洲主持下,立即召开团领导干部会议,重点研究部署了巩固部队,及时了解和严密注视沿海敌情,采取措施,预防日伪配合邢仁甫的叛变进行袭扰等事宜。会后,冯鼎平立即去清河军区报告了邢仁甫要叛变投敌的情况。清河区党委立即电告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一一五师命令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速去垦区,负责掌握独立团,设法稳住邢仁甫,并让清河军区立即将这一极其重要的情况转告冀鲁边区党委。
  由于当时边区电台被邢仁甫所控制,要把邢仁甫叛变的消息及时转告冀鲁边区党委,需立即派可靠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正在清河区养病的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朱凝(王卓如的爱人)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后划小舢板过渤海湾,躲过邢仁甫一伙对海上的监视,穿过敌人封锁线,两天两夜跋涉数百里,找到冀鲁边区党委驻地——新海县邢家王文村。
  驻望子岛的邢仁甫在策反独立团的同时,接连给边区党委送信,借口对大赵村事件后的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安排,要求与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会合,并建议去望子岛商议。当时,边区党委在黄骅被刺后,连续接到军队、地方和群众来信,反映邢仁甫行动可疑,并有不少人反映听到冯冠奎亲口所言邢是杀害黄骅的主谋。根据诸多情况反映,联系邢仁甫以往所作所为,边区党委逐渐对邢仁甫产生了怀疑和警惕。但在没有调查清楚和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区党委持慎重态度。所以,面对邢仁甫的多次来信,区党委经研究同意开会,但要求邢下岛到毕家王文村会合,邢仁甫回信同意。就在区党委和邢仁甫会合的前一天,朱凝赶回边区,及时向区党委报告了邢仁甫叛变情况。区党委认为,邢仁甫同意下岛开会,说明他还认为其罪行没有暴露,决定将计就计,趁邢下岛开会之机将其逮捕,送山东分局处理。并决定由刘贤权代理司令员,负责指挥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
  7月16日,邢仁甫带一个警卫班,如期赴约下岛开会,经海堡到达距邢家王文村不远的毕家王文村。这时执行捕邢任务的三分区部队还没有赶到。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边区党委在邢家王文村再次召集紧急会议。王卓如、刘贤权对捕邢行动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叶尚志、新海县县长刘冠英带县、区部队到毕家王文村南集结,堵住邢仁甫的后路,并防备邢的亲信截击;军区警卫部队一个连守卫机关驻地,一个连由刘贤权负责指挥,首先包围村庄,然后逮捕邢仁甫。要求部队以会合形式抓邢,不准开枪。会后,刘贤权亲自带人到毕家王文村,就地做了具体安排。下午,王卓如、刘贤权向执行任务的部队作了动员,并参加了连里的党支部会议。
  晚饭后,部队开始行动。在部队进村时,有人手枪走火,使已经进村、心中有鬼的邢仁甫警觉起来,乘混乱在随从人员掩护下逃回望子岛。
  邢仁甫逃回海岛,一方面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发报,谎报军情,并恶人先告状,反诬王卓如、李启华是杀害黄骅等同志的凶手,是“托匪”,是王、李把黄、陆被害的罪行强加于他,要求上级首长亲自来处理此事;还到处散发《告边区人民书》,宣布王卓如、李启华是“托匪”,欺骗迷惑边区军民。同时令原海上特务团团长杨铁珊等组织“肃托支队”,活动于新海、盐山一带,打击服从区党委的部队和地方党政组织,另一方面暗中加紧投敌活动。先派亲信去天津日本宪兵队联系,后又带其妻宋英茹(宋奎龄)等亲赴天津。当邢再回到海岛时,由于区党委及时开展反邢斗争和争取部队工作,岛上部队干部、战士大部分冲破阻力陆续回到边区,只剩邢的亲信、心腹共130余人滞留海岛,邢仁甫陷于孤立的地步。这期间山东军区曾屡次命邢去清河区参与解决冀鲁边区的问题,邢一直推拖,而后带着宋英茹再赴天津,投靠国民党,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及“津浦北段策反专员”,后到天津当汉奸,被日军委任为沧县、南皮、乐陵等“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的“中校组长”,后又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及代理专员。天津解放后,被捉拿归案,1950年9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判处死刑,在盐山县被处决。
  冀鲁边区军民与叛徒邢仁甫的斗争 邢仁甫叛变,给边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混乱,部分军队、干部、群众对邢叛徒面目开始认识不清;敌人趁机向边区“扫荡”,特务活动频繁,形势再度恶化。为了稳定局势,冀鲁边区党委于7月17日召开会议,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开展了艰苦复杂、广泛深入的反邢斗争。
  (一)由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军区发出通令,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告全区同胞书》,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邢仁甫作坚决斗争。
  (二)撤销邢仁甫一切职务,通令各级政府、军队、团体机关及边区人民,发现邢逆一律严拿归案,依法惩办。
  (三)调整领导机构,由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曾代理行政委员会主任。另外,区党委派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印扬,带王卓如的亲笔信到冯家堡一带,连夜带回那里的部队。
  (四)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根据边区党委决定,发出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接到通缉令和《告全区同胞书》后,召集党政军民负责人讨论,并通过党政军各系统向下传达,教育每个党员、干部、战士和全区人民都要有明确的认识,不为叛徒的欺骗宣传所离间,加强团结,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五)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于7月21日发出通令,揭发邢仁甫酝酿叛变、刺杀黄骅一系列活动内幕,使边区军民更加认清邢仁甫的叛徒嘴脸。
  (六)边区党委发表《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揭露邢仁甫的叛党罪行,号召全区党员积极投入反叛斗争。
  (七)边区党委、军区政治部于7月25日发出《关于讨伐邢逆仁甫,追悼黄、陆等同志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支部立即传达学习讨论,开展反邢斗争。
  (八)在反邢斗争中,区党委、军区政治部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第一,凡属军队中一切问题,必须经过与政委商讨和同意;第二,加强锄奸工作,以防邢逆对抗日政权和部队的破坏;第三,在部队、群众中,深入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家了解邢逆罪恶,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九)鉴于邢仁甫仍以八路军名义进行活动,全区反邢斗争在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展起来的状况,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于7月30日发出指示信,要求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在干部与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把反邢斗争进行到底。
  (十)鉴于邢仁甫叛变后,捕杀抗日干部,扰乱海上治安,仍以八路军抗战的名义,向沿海各村及新海等地索要给养的情况,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布告,在全区张贴,揭露邢的罪行,号召全区党政军民与其划清界限,坚持斗争。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不供给邢匪一粒粮食、一元钱,发动群众自觉拒绝交纳并监督村政权,彻底执行新粮票制度,以达经济封锁限制、彻底消灭之目的,直至反邢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十一)边区行委会发布通令,宣布取消具有叛变行为的隆昌侦通站。
  经过以上各项应变措施的实施,加上边区党委、行委会、军区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边区军民与党同心同德,和叛徒邢仁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稳定了边区的抗战形势。
  邢仁甫策反独立团投敌阴谋失败后,仍不甘心,在叛徒嘴脸被揭露后,继续施展卑鄙手段,除了给上级发报,混淆是非外,还进行了大范围的策反活动。他逃回海岛后,给许多县级以上干部写亲笔信,散发传单,反诬王卓如是“托匪”,刘贤权“叛变”,诬蔑、咒骂外来干部,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但是多数干部及时识破了邢仁甫的阴谋诡计。如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仉鸿印、新海县县长刘冠英和县大队副政委娄剑峰等,收到邢仁甫写给他们的策反信后,果断地将信交给了党组织。邢仁甫还给一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写了亲笔信进行策反,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为了反击邢仁甫的策反活动,把望子岛上的部队和电台拉回来,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经过反复研究,派特务团政委傅炳翰,利用和邢旧日之交,到岛上完成这一任务。此时驻岛部队有特务团二、三连和五连一个排、教导六旅特务大队及司令部、后勤部、侦通站、电台、医院等共400余人。傅炳翰上岛后,被邢软禁。后傅趁邢仁甫去天津、软禁稍松之机,将邢已叛变等情况告诉了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叫大家赶快离岛。李把消息传开后,岛上不少同志相继逃归。但李相轩被邢仁甫抓住,惨遭毒手。邢还要加害于傅,傅炳翰趁黑夜海水退潮涉水返回陆地。
  为了继续争取岛上剩余部队,区党委和军区又派大赵村惨案中幸存的齐耀庭再次上岛。冯冠奎及其同伙见到齐耀庭,非常紧张。齐耀庭故意当着众战士“夸赞”冯枪法好,打死了黄、陆,打伤了自己,并解开衣服,露出伤疤。战士们看着齐耀庭胸膛上的伤疤,又听到冯冠奎连说“是邢司令叫我干的”,才知道冯冠奎是杀害黄骅的凶手,而且是邢仁甫指使的,个个义愤填膺,准备同叛徒们拚个你死我活。邢仁甫亲信见邢外出未归,怕众怒难犯,丧了性命,只好答应派船,让齐耀庭和岛上部队乘船返回军区。至此,岛上只剩了邢仁甫的少数亲信,邢仁甫的策反阴谋彻底被粉碎。
  军民团结 坚持抗战 身居军政要职的邢仁甫的叛变,使冀鲁边区的形势更加恶化。自邢叛变后,不但日伪军对边区加紧“扫荡”,增设据点,大搞“清乡”、“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以邢仁甫为首的武装叛徒也不断从海堡到边区骚扰,特别是由于这伙叛徒熟悉边区内部情况,所以危害更甚,使得边区斗争形势处于极为错综复杂的状态。
  为了扭转斗争局势,坚持抗日斗争,边区党政军领导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住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43年8月18日,东光县大队手枪队化装成修路民工,在大傅庄村南全歼张大庄据点出来修路的日军1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在反“蚕食”斗争中,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互相配合,大力开展破袭战,破公路,毁电线,攻碉堡,拔岗楼,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特别是10月份的韩村(今黄骅市政府驻地)伏击战,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消灭日伪军400余人,更使敌人胆战心寒。
  边区军民在与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也狠狠打击了邢仁甫为首的武装叛徒。邢叛变蛰居海岛后,经常派联络员到羊二庄敌人据点联络,并沿途催办粮款,敲诈勒索。新海县委决定采取行动,给上岸的叛徒以严厉打击。在一个冬夜,趁叛徒联络员路过东花寨村歇脚要粮要款、村干部假意招待之际,预先埋伏的区手枪队和村干部一起处决了这个叛徒,打击了叛匪的嚣张气焰。但是,武装叛徒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不断伺机到边区腹地三分区骚扰破坏,军分区决定给以狠狠打击。12月,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指挥分区主力6个连,以及回民支队、新海县大队,趁夜色到达狼坨子、海堡一带,拂晓向盘踞在那里的叛匪发起攻击,至中午歼灭大部,残匪乘船逃到海上。战斗结束清扫战场时,缴获了邢仁甫的公文箱,发现内有邢仁甫背叛革命、背叛民族的铁证——写给日本特务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边区党政军群组织人名录,一份是边区党政军机关活动地域图,边区党委立即把这些罪证上报了山东分局。
  1943年8月,按照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电令,冀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大部分转移到清河区垦区待命。9月,以周洪恩为负责人,孟少舆、孟东明等为成员的山东分局巡视团到达边区,王卓如、周贯五会见了巡视团,介绍了邢仁甫叛变以及与叛徒特殊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10月,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报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除邢仁甫党籍,撤销其所担任的党政军一切职务,并派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处理邢仁甫事件。刘其人在清河区垦区与王卓如、周贯五、李启华、刘贤权等会面,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
  12月,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清河区垦区老鸹嘴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由王卓如主持,周贯五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对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和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会议还回顾了大赵村惨案以来的边区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1944年1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清河、冀鲁边两区奉命合并,建立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

五、以武装斗争为主,实行抗日的两面政策

  抗战中两面政策的产生 革命的两面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游击区斗争,开展敌军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并明确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 实践证明,在敌人大面积“蚕食”根据地的严酷困难环境中,近敌区村庄为避免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采取两面政策,确实能够保护群众,利于抗日。但是对敌斗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的策略,开始在冀中区党委内意见不一,有的赞成,有的认为是右倾。后来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深入八分区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并在献县三区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了解两面政策实行情况,八地委书记翟晋阶还专门写了报告,又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才逐渐统一了思想,肯定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中,对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做了明确指示。同月,区党委书记黄敬在冀中区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敌占区及落后区的工作问题》报告中,指出了在敌据点内、敌占区、近敌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实施的条件和时机,明确指出“在据点内、敌占区以及近敌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根据上级指示,八、九分区各县在敌人占领区和游击区普遍实行了这一政策,为后来渡过严重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的两面政权 “五一”、“六九”大“扫荡”以后,随着冀中区、冀鲁边区斗争形势的变化,革命的两面政策已在各地普遍推广。革命的两面政策,主要是通过两面政权的形式贯彻实行的。1942年8月,冀鲁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在制定的边区抗战战略方针中,将建立两面村政权作为新形势下新的斗争方式之一。1943年1月,冀中区党委做出《关于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与合法斗争的指示》,以指导各地正确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结合武装斗争、地道斗争、统战工作、锄奸工作、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各村的两面政权由党组织选择抗日坚决、机智勇敢、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或派入抗日工作人员,担任伪村长、伪联络员,还有的地方把原抗日政权用伪名加以伪装,在表面上,两面政权不能不“维持”敌人,在形式上,也不能不是伪组织的一套做法。但在实际上,在群众中仍是抗日的政权组织,表面应付敌人,实则从事抗日工作。这样,通过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坚持根据地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发展抗日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军为了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经常向各村征粮、要款、要民夫,还趁麦收、秋收季节出动兵力武装抢粮。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的抗日两面政权和抗日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反掠夺、反勒索、反出夫斗争,并采用多种办法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利益。采用较多的办法是拖、抗、顶、挺,即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时就抗、就顶,拖、抗、顶都不行时就硬挺,在“拖抗顶挺”都不能奏效时再采取“不给、少给、添点”的办法,以此来对付敌人的勒索。1943年春,由于敌人的横征暴敛和上一年粮食歉收,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为减轻群众负担,各级党组织除支持两面政权对敌软磨硬泡、拖延和减少交纳负担,还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动。冀中八分区献县一、九区小队在王村伏击献县抢麦之敌,截获小麦100多车。1944年麦收,为粉碎敌人以冀中为重点抢麦10万吨的计划,冀中八、九地委及时做了部署,在不同地区利用不同方式开展反抢粮斗争。在游击区,快打快收快藏,坚壁清野,以抗日武装袭击收粮所,打击奸商走私,并与群众商定明送暗劫。在新开辟地区和敌占区则利用两面政策,报灾请愿、迟交少交、软磨硬泡、假截粮、掺糠加水、交坏粮等方法,开展反掠夺、反勒索斗争。
  为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动,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部队主动出击,伏击外出的敌人,攻克逼退点碉多处,使敌人不敢外出抢粮。八分区部队在1944年5月至7月间,袭入献县城,全歼臧桥水上交通队,并在任河大地区攻克了一批点碉。5月13日夜,九分区第三十四地区队一部与肃宁县大队,袭入肃宁城内,毙伤俘敌一部,缴获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一部。肃宁的敌人慌忙把邵庄、景家口、后堤等据点伪军撤回城内。26日,肃宁县大队和区小队又在玉皇庙以东,伏击护送伪县长去河间返回的伪渤海道教导大队100余人,俘获伪县长及全部人枪。连遭打击的肃宁日伪军再也不敢外出抢粮。1944年5月11日,渤海一军分区直属营和东南县大队,在东南县寨子村击退伪军抢粮队,俘虏百余人,缴枪百余支;6月,沧县县大队在沧县孙青屯村(今属南皮县)伏击抢粮伪军,伪团长以下全被俘虏,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
  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的敌伪军工作 1942年以前,敌伪军工作先后由各县委社会部、县公安局负责,总的要求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种力量进行抗日,密切配合反“蚕食”斗争,做好争取伪组织人员工作。“五一”、“六九”大“扫荡”后,日军为维护其统治,在建立伪组织的同时,大量扩充伪军守备据点。因此,开展敌工工作已成为严峻斗争形势下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各县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和要求,相继建立了敌工部,明确开展敌伪军工作的任务是,紧密配合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迅速恢复根据地的工作;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和扩大敌伪内部矛盾,贯彻争取中立、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总方针;对敌伪军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发展“内线”关系;结合贯彻两面政策;以积极行动支援外线斗争,使敌伪军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具体做法是:
  一、利用散发传单、夜间喊话、模范执行俘虏政策扩大影响,对伪组织人员家属普遍进行教育和开展争取工作,开展记“黑红点”活动(做好事记红点,做坏事记黑点)等形式,开展政治攻势,造成避恶从善的社会舆论。
  二、贯彻长期埋伏方针,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积极发展“内线”关系,分化孤立敌人。
  三、开展“秘密抗日团”活动,把“内线”有计划的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在敌人内部进行抗日活动的隐蔽力量。
  四、严格掌握,区别对待,采取“打”与“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对作恶多端、屡教不改和出卖组织造成严重后果的投敌叛变分子,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对动摇分子和投敌后没有帮助敌人破坏抗日组织的人员,及时进行教育,争取其回到抗日方面来;对为保命参加伪组织但表现较好且与抗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的,积极开展争取工作,或发展为“内线”,或“将计就计”仍让其在敌人内部成为潜伏力量。
  五、实行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在考查原有伪大乡长和伪村长、改造伪政权的基础上,推荐选派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中共党员或抗日群众担任伪组织职务,使敌工工作与贯彻两面政策结合起来,敌工人员和“内线”关系共同协助伪组织做好应付敌人的工作。并选忠实得力、有条件人员派入敌伪组织内部工作,打入要害部门,搜集情报,分化瓦解伪军,争取抗日力量,配合外线斗争,待时机成熟协助八路军消灭敌人。
  六、详细了解各据点日伪军建制、兵力、装备、换防调动及军事活动,及时为抗日武装提供准确的敌人情报。
  七、敌工工作配合武装斗争,不断取得战斗胜利。以冀中八分区献县为例,1942年秋到1943年,由于情报准确,各区游击队打了许多胜仗:七区小队的杨同庄伏击战、一、九区小队的小八里庄伏击战、二区小队的小梅庄伏击战等。1944年冬,八分区领导机关驻八区尹堡寨、李家町村召开重要会议时,收到献县敌工部关于敌人集中兵力“扫荡”的情报报告,立即做好战斗部署,调来第四十一区队加强军事力量,并由献县县大队在河堤、堼头村担任阻击任务。县大队与敌激战一天,掩护分区机关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奔袭分区机关的阴谋。
  “五一”、“六九”大“扫荡”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除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外,各阶层绝大多数人倾向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统一战线的基础更加广泛。根据新的形势,冀中八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各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做好团结上层人士的工作,医治创伤,弥补裂痕,照顾各阶层利益,达到团结一致对敌,共同欺敌瞒敌,共同保护抗日武装和抗日工作人员,共同秘密帮助、支持革命两面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日军与少数顽固汉奸完全孤立。
  冀中八、九分区和冀鲁边一、三分区的锄奸反特工作 “五一”、“六九”大“扫荡”以后,敌人加强了特务组织,活动猖獗,特别是利用叛徒和铁杆汉奸破坏抗日组织,危害极大,因此严厉镇压敌特分子和叛徒,对打击敌人,稳定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为加强对锄奸工作的领导,健全了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保卫委员会,由书记、组织部长、督察员(县为公安局长)、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长(县为县大队副政委)、专员或党团书记(县长或党团书记)组成专区、县保卫委员会,书记为主席。根据上级党委关于锄奸保卫工作指示,冀中八、九地委和冀鲁边一、三地委各县,严肃掌握锄奸政策,广泛开展锄奸反特斗争,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以抗日宽大政策,团结争取更大多数,巩固与扩大社会统一战线,严厉镇压极少数死心汉奸和叛徒,肃清特务,打掉敌人耳目,使群众性锄奸运动广泛深入开展。
  两面政策还运用在文化教育上,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各地学校逐渐被抗日政权掌握,实行两面教育,采用两套课本,平时学习抗日课本,敌人来了就摆上伪教材,使敌人办的学校变成了宣传抗日的阵地。在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正确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终于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艰难困苦,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注释

①谢忠厚:《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②常德善,山东省峄县人,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经历过长征的优秀指挥员,1939年随八路军一二○师到冀中,后任八分区司令员。在历次反“扫荡”战役和任河、青大等战役中,都以机智果断的指挥,沉重打击了敌人,在全分区干部、战士中享有极高的威望。雪村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0岁。建国后,人民为悼念先烈,将常德善遗体移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元帅亲自为常德善写了碑文。
③王远音,山西省五台县人,是太原三晋中学高中学生,共产党领导的学联负责人,学生运动的骨干,在白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到冀中军区三分区(1940年8月改称八分区)任政委。雪村战斗牺牲时年仅26岁。
④青沧交县是由青县、沧县、交河县各一部分组成的联合县。
⑤李启华回忆录:《艰苦抗战的冀鲁边区》。
⑥1943年7月20日,邢仁甫致朱瑞、罗荣恒、黎玉、肖华电。抄件存山东省档案馆。
⑦见1950年8月16日山东省公安厅《对邢仁甫案件总结》。
⑧1944年1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原冀鲁边一分区改为渤海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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