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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一卷)第二编第六章
发布时间: 2012-10-31 10:50:19

第六章 九一八事变后沧州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沧州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受到猛烈冲击的日本,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制定了侵略中国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人民。在沧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地学生、工人、市民纷纷罢课、罢工,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收复失地,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列。
  沧县二中学潮斗争 沧县二中学生会和进步学生在共产党员潘漠华、 武月亭二位老师的发动和指导下,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通过了全校总罢课、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活动的决定。学校内以思想先进的学生为骨干,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广大爱国学生纷纷参加,并上街游行、写大字标语、排演街头活报剧、查封日货。同时,为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学生会在潘漠华、武月亭二位老师的帮助下,创办了“一、四壁报”(星期一、四出刊),出版了油印的《大众反日报》,除发本校外,还邮寄周围各县,起到了指导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影响很大。1931年10月,在沧县二中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沧县各界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城隍庙西广场召开了第一次抗日救亡市民大会。师生、市民代表纷纷上台演讲,呼吁抗日救国。并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发表了沧县市民《抗日倡议书》和通电。会后,市民举行了游行示威,一路高呼“禁止贩卖日货”等口号,随后,进步学生检查城里各商店的日货,凡为日货均予查封。为扩大抗日宣传力量,沧县还成立了学联,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
  同年冬,潘漠华为推动沧县二中学生运动的发展,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首先发展为反帝大同盟盟员,接着拟将杨钦、李鼎声(李伟)等7名学生发展为党员。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杨钦等4名年龄较大的学生为党员,成立党支部,杨钦任书记。李鼎声等3名年龄小的学生为团员,成立团支部,李鼎声任书记。12月,召开了第二次沧县抗日救亡市民大会。主要是以文艺宣传形式,演出二中学生排练的反映抗日的话剧《准备》。会后,组织了深入农村的宣传队,分赴青县、沧县、盐山、交河、献县、阜城、南皮、东光、泊镇等地,利用集市搞演讲,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1932年初,在县政府又召开了第三次沧县抗日救亡市民大会。另外,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沧县二中学生深入群众帮助成立工会组织。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脚行工会,在店铺间组织了手工业工会,在运河码头组织了水车夫工会,并在乡村师范组织了学生会。
  泊镇九师学潮斗争 泊镇九师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从学校走向社会,到泊镇城区和附近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演讲,散发传单。在泊师学生的宣传带动下,泊镇各界人民的抗日活动迅速发动起来,并以泊师学生为核心,建立了泊镇各界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抗日活动。泊镇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是抵制日货斗争。泊镇是津浦铁路上较大的火车站,也是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河北省东南部各县的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天津运往鲁西、豫北的货物经运河也要通过泊镇。而天津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倾销日货的主要口岸。1931年底,泊师学生和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人士,组织纠察队,到车站、码头、城区商号检查日货,一经发现,即扣留烧毁。经过调查,泊镇商会会长是日货的经销商,泊师纠察队组织码头工人、小学生等,包围了商会会长的住宅,查抄了大批隐藏的日货,事后商会会长跑到天津向日本领事馆求救,天津日本领事馆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取缔泊镇的抗日救国会和抵制日货活动,并赔偿损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竟答应了日方的屈辱条件,出面镇压泊镇的抗日救亡运动,下令解散泊镇抗日救国会,禁止查抄日货活动。泊师党支部为避免与军警正面冲突,保存力量,继续斗争,经研究,学生全部回校。
  1931年秋,河间省立三中进步学生组织了“华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抵制日货、募捐劳军活动,一些骨干分子还秘密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在学校张贴“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1931年秋,盐山中学师生罢课,进行军事训练,进步学生邸玉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毓芬组成两个讲演团深入农村、集镇,把戏台当讲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革命斗争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华民族的危机,激起了沧州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沧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与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部分进步青年经受了锻炼,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党的事业的骨干,为沧州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二、沧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沧州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迫切需要党组织的领导,重建沧州地下党领导机关,成为当务之急。
  沧州党组织的恢复 1931年底,潘漠华、武月亭的革命活动暴露,被沧县二中学校当局解聘。1932年3月,沧县二中党组织派杨钦去天津和河北省委接上关系。1932年4月,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受河北省委的委派来沧州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他化装成乞丐,来到沧县城里。在地下党员的引导下,晓宿夜行,历尽艰辛,一个县一个县地检查党的工作。廖华回到沧县城里后,在沧县二中校后的坟岗里,秘密召开党团会议,研究继续开展反日反蒋斗争问题。
  5月5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消息传到沧州,廖华与沧州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县政府院内召开以学生为主、数千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市民大会。会上,高呼“淞沪协定是卖国协定!”、“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失败是被卖国贼出卖!”、“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等口号。
  1932年6月,沧县二中学潮斗争失败,7名党团员学生被开除,学校党团组织遭到破坏。8月,廖华第二次到沧州巡视党的工作,与仍在二中坚持地下党工作的学生沈士敏取得联系。经过工作,城内党组织由学校向社会发展,乐善园小学、清真寺小学、神门口街和三里庄、徐官屯村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名。
  刘格平在沧县监狱期满出狱后,党组织派他到山西、陕西从事兵运工作,之后,他又重新返回沧州从事党的工作。同年8月,由沈士敏陪同,廖华与刘格平取得联系,恢复建立了一些县委、工委。中共盐山县委,胡恒熙兼任书记;中共庆云县委,胡恒熙兼任书记;中共沧(东南)县县委,刘子芳任书记;中共乐陵县工委(11月,改为县委),贾振声(后改名贾震)任书记;中共沧县(城里)县委,张德让代理县委书记。
  10月,在廖华的主持下,阜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在县教育局成立,孙振武任支书。他们创办了《读书月刊》,组织进步青年办“七然社”、读书会、平民夜校和识字班,以此为掩护,开展阶级教育,传播马列主义。
  11月,天津党组织派天津裕大纱厂工人党员李学先(化名,原名俞思荣)到沧州,任中共沧县(城里)县委书记。他以卖水、杂役、小学堂役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
  同月,刘格平在盐山县高湾(今属海兴县)组建中共高湾区委,杨正泉任书记。12月,廖华指示建立了泊镇工委,张逸云任书记。同月,沧县二中恢复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刘渤生(刘杰)任党支部书记;孙国城(孙敬文)任团支部书记。次年春,景县第一个党支部—王谦寺党支部建立,刘建章任支书。
  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为重建沧州党的领导机关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共津南特委的重新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 1933年3月,廖华第三次来沧州。他和刘格平共同巡视沧州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4月2日,河北省委根据廖华有关沧州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给沧州县委发来了指示信,即《河北省委给津南中心县委的指示信—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斗争、扩大与巩固党的组织》。“认为沧州党半年来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建立了津南党的组织,在组织上有了相当的发展,领导过学生反法西斯蒂教育的斗争,在盐山做过反对捐税的斗争,开始了群众组织的工作,在一些地方建立了青年团的组织,党的政治影响是有了扩大,这是沧州在开展的工作过程中获得的工作成绩”。为此,省委“为了加强津南各地党的领导,决定将沧州县委改为津南中心县委,直接在省委领导之下”。
  4月,根据省委4月2日指示信精神,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村沈士敏家中成立。廖华主持了会议。李学先任书记,刘格平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吴永绅任宣传委员,贾树清(贾清波)任青年委员,邸玉栋负责交通,沈士敏任秘书长。会议确定刘格平、吴永绅分别负责津浦路东、西各县的工作。同时,会议成立了共青团津南中心县委,书记由贾树清兼任,孙振东任宣传委员,张逸云任组织委员。津南中心县委的任务是,深入工厂、农村,发展党的组织,恢复、统一沧州党的领导;组织农民运动,反对苛捐杂税;联合各阶层力量,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合法斗争;创造条件,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中共津南中心县委还创办机关报《铁血报》。津南中心县委的成立,使沧州又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到1933年5月,沧州共有党支部29个,中心支部10个,特支1个,区委6个,共有党员426人
  随着沧州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5月28日,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刘格平、廖华、沈士敏等组织沧州18名党员去北平参加河北省委举办的地下干部训练班。会上,河北省委针对沧州党发展迅速的形势决定:将中共津南中心县委改为中共津南特委。原中心县委的成员分工基本不变,仅是吴永绅改任组织委员,刘格平改任军事兼宣传委员。廖华留北平工作。沈士敏因身份暴露,调北平市委工作。同时,共青团中心县委亦改为共青团津南特委,增补孙国城为委员。因津浦路东党的工作量较大,建立津浦路东中心县委,又名盐(山)庆(云)中心县委。始由刘格平负责,后由胡恒熙任书记。
  7月,根据津南特委指示,吴永绅先后建立了宁津、交河、献县县委。宁津县委书记为李荫章;交河县委书记为叶宗汉;献县县委书记为包祖谦。随之,乐陵县委改由杜步舟任书记。
  9月,无棣县第一个党支部—五营党支部建立;黄河支部在盐山县大尤村(今属海兴县)建立。10月,中共无棣县活动分子委员会建立,冯景恩任书记。
  同年,又建立了景县县委,书记为刘建章;惠民工委,书记为刘万春;枣强中心支部,书记为于学楷;安平县中心支部,书记为田景和;东光、南皮联合支部,书记为辛福增;阜城支部,书记为梁献庭;东光桑家庵高小支部,书记由交河县委委员王桥兼任。
至此,津南特委的活动范围已包括沧县、庆云、盐山、南皮、宁津、乐陵、交河、泊镇、东光、献县、阜城、景县、安平、枣强、固城、惠民、阳信、无棣等地。沧州党的领导机关的重新建立和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展开。

  三、沧州学生运动
  作为沧州革命斗争主体的学生运动,在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之后,又蓬勃开展起来。沧县二中、泊镇九师、盐山中学等校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潮斗争。
  沧县二中学潮斗争 在沧县二中,党团支部为了反抗校当局的压制,决定发动学潮,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6月26日,党支部和学生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发动给学校提意见。学生提出了10项改革校政的提案。校长杨学山感到无法应付,便召开了全校大会,当场提出辞职,用以要挟学生。同时,校当局操纵下的“国术会”出面“护校”,并写出所谓“布告”,对学生会大肆诬蔑。学生会也立即贴出了《告全体同学书》予以驳斥,揭露杨学山辞职是压制学生的大阴谋。斗争愈演愈烈。校当局为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贴出了国民党政府颁布的《防范共产党活动的布告》,并停止学期考试,提前放假。二中学生选出学生代表与杨学山交涉。最后校当局突然挂出了“革牌”,以学生“思想言论误入歧途,聚众闹事,不可药救”为罪名,开除了7名党、团员学生的校籍,并宣布提前放假。学潮斗争遭到严重挫折。
  盐山中学学潮斗争 1932年春,盐山中学校长史景池下台。新任校长到任后,无理开除学生,激起了全校进步学生的极大愤慨。在进步学生李毓芬(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朱宝忠的指挥下,学生包围了教务室。新任校长跑回天津。国民党天津教育董事会欲开除李毓芬、朱宝忠二人。同学们知道后,立即停止上课,潮水般涌出课堂,包围了教务室。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民主自由!”几百名学生在党员的带领下,冲出学校,住在城关客店,坚持斗争。史景池对学生采取分化瓦解和硬压的两手策略,开除了邸玉栋、李毓芬等10余名学生,学潮斗争失败。
  泊镇九师学潮斗争 1932年10月,泊镇九师党支部领导了反对校长杨玉茹压制学生抗日活动的第二次学潮。杨玉茹是一个政治上十分反动的国民党政客,他没有对九师师生进行报复,而是笑里藏刀。为了进一步拉拢学生和教员,他也扯起所谓“抗战救国”的旗号,搞了一次为东北抗日将军马占山募捐的活动。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活动,是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种活动形式,首先发动且影响最大的是上海《生活周刊》邹韬奋发起的募捐活动。杨玉茹不是响应《生活周刊》的募捐活动,而是由学校训育处出面单独进行,并声称捐款交天津大公报社,请大公报社转交。为了防止上当受骗,经党支部和一些进步学生商定,师生每人捐献五角钱。原想名利双收的杨玉茹受到冷遇后,指使训育员陈鲁仲写了一篇《热心爱国,冷水浇头》的小品讽刺文章贴在了学校公告牌上。在学生们的支持下,受到人身攻击的教员们决定罢教停课。一场同校长杨玉茹短兵相接的斗争开始了。校长杨玉茹只得召开全校大会,向教员们道歉。但这次大会却成了向反动校当局、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舞台。美术教员宋小峰、国文教员王志之登台演讲,揭露校方假抗日、假募捐,攻击教员挑拨师生员工关系的卑鄙伎俩,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学校当局勾结驻泊镇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学校并抓捕学生,28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开除学籍。被开除的学生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撒播革命的火种。12月,15名被开除的学生在党的指示下,到迁安一带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保存下来的党员与进步学生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泊镇九师学潮被镇压后,学校斗争处于低潮,但广大学生反抗学校当局的情绪有增无减。根据这一情况和上级的指示,1933年3月,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北平学生张仲瀚和同乡学生李广文酝酿建立泊镇九师左联支部。开学后,支部正式成立,刘国屏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左联队伍。左联作家联盟支部,成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公开活动。左联支部争取到校刊《泊声月刊》和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利用《泊声月刊》,扩大党的影响。组织讲演会,宣传抗日主张,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动员群众,军民一心,抗日必胜;民族危亡之际,人人关心国家大事等等,同反动当局开展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组织抗日游行和抵制日货活动。到1933年下半年,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左联成员就有10余人。后来许多成员加入了党、团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少成员成为冀中、冀南、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
  交河“倒米”运动 1933年交河县委领导了县教育界打到县教育局局长米良立的斗争。米良立是天津一师毕业的学生,思想反动。任职期间,限制进步师生爱国言行,克扣教师工资,调戏女教师。因此交河县教职员工对米良立恨之入骨。县委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在全县开展“倒米”运动,县委委员李今生任“倒米”运动总指挥,共产党员王连升任纠察队长,动员各学校教职员工参加。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1933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组成了四五百人的游行队伍,向县教育局进发。米良立毫无思想准备,望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和一张张激愤的面孔,躲在屋里不敢露面。于是游行队伍直奔县政府。县长在派县巡警队长出面交涉无济于事后,决定让示威群众推选代表进行谈判。县委委员南汝岗、李今生等被推选为群众代表。谈判桌上,南汝岗、李今生慷慨陈词,逐条揭露米良立的罪行,使县长无言以对。为了平息民怨,县长 只好答应撤销米良立的职务,并立即上报省教育厅。不几天,省教育厅批复撤销米良立的教育局长职务。“倒米”运动取得胜利。
  河间三中学潮斗争 在河间省立三中,1933年爆发了驱逐训育主任陈式模的学潮斗争。陈式模曾留学日本,经常向学生灌输法西斯主义,压制学生民主。暑假开学后,“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员、进步学生李子华因写了一篇《青年人的志愿》一文,招致陈式模的忌恨而被开除学籍。广大同学知道后,气愤不平,全体学生罢课,要求驱逐陈式模。校长郭贵暄无奈将陈式模解聘。历时一个星期的学潮斗争,以学生胜利而告终。1934年暑假开学后,校方又新调来两位教员。此二人态度骄横,辱骂体罚学生现象严重。学生自治会广泛征求各班同学的意见,派出代表要求校长让二位教员离校,遭到拒绝。几百名学生愤怒了,涌出教室,直奔二人宿舍,迫使二人逃出学校。但是,学潮斗争遭到县警察局和保卫团的镇压,5名学生被捕,11名学生被开除。学潮斗争失败。
  肃宁献县抗日救亡斗争 1932年春,共产党员曹景山、李省三、白金声,在肃宁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蜘蛛社”的文艺团体,有进步青年40余人。他们在《肃宁周报》上发表文章,以诗歌、杂文等形式抨击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发动派,唤醒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同年春,献县北高学生30多人砸了盘剥人民的包商盐店。国民党反动当局怕把事情闹大,只让学校训育主任把学生批评一顿了事。同年夏,肃宁师范党支部组织民众贴标语,一夜之间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把大片国土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贴遍肃宁城,震惊了肃宁县国民党统治者。
  九一八事变后,沧州广大学生走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斗争。虽然这些学潮斗争大部分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沧州的统治,对唤起广大沧州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沧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沧州工人运动
  沧州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主要集中在津浦路沿线的泊镇、沧县和兴济等地,他们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九一八事变后,沧州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青年学生的影响下,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开展了以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为主要内容的罢工斗争。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泊镇永华火柴公司和沧州市鞋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泊镇火柴工人罢工斗争 泊镇永华火柴公司,始建于1912年。经营一年后因受天津北洋火柴公司的排挤及经营不善,处于倒闭状态。后得到冯国璋的资助和支持,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32年,永华火柴公司已成为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火柴生产厂家。共有工人600多名,分为大机房、小机房、合料、印刷、包装5个车间。工人分内工和外工,外工无固定工资。包装均为卖苦力的外工,有400多人,而且95%是8岁至13岁的童工。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拼命地做工,仍不及温饱,而且经常遭受毒打。资本家为挖空心思地敲诈工人,达到敛财的目的,与商会勾结,由发铜子改为商会印的铜子票,使工人工钱实际减少了1/3。
  1930年泊镇九师党支部重新建立后,党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工人觉悟逐步提高。共产党员张玉祥(后改名为张宏旭、路一)、李凤瑞深入到工人中积极工作,传播马列主义。1932年上半年在工人中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泊镇第一个工人党支部。张玉祥、李凤瑞等几名党员到永华火柴公司和工人促膝谈心,介绍全国各地革命形势,讲述天津北洋火柴公司工人罢工的情况,使广大贫苦工人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才能改善状况,获得自由。
  1932年11月2日,在党的影响下,工人王凤山等5名进步青年在清真寺西城墙沟里开会,在分析了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情况和工人痛苦生活的遭遇后,研究决定联合工人进行罢工。11月3日,罢工开始。他们向资本家提出了“裁撤彭监工;成立工会;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四项条件。5名工人同志深入到公司各个作业案子和工人家庭中积极工作,讲述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天津北洋火柴公司罢工情况,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400多人。资本家为了使工人上工,使用了拉拢、欺骗等奸计,但都没有成功。连续十几天的罢工,永华火柴公司生产急速下降。由原来每天生产40多箱火柴,锐减到几箱。无计可施的资本家只得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四项要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沧州鞋业工人罢工斗争 沧州鞋业主利用雄厚资金和政治靠山,控制鞋价涨落,任意打骂、关押工人。而且为了垄断鞋业生产,将生产过程分为由专业工人在店内工作的内三作(切底、拉帮、楦鞋)和由家庭手工业者在店外工作的外三作(纳帮、纳底、绱鞋)。“内三作”技术性强,为鞋业主直接控制,工人只能操作其中一道工序,无法学会全部技术单独进行生产。鞋业主对工人进行残酷盘剥。一双鞋子创造价值300铜钱,但到每个工人身上只有20多个钱。对工人规定了一套苛刻的盘剥方法,如学徒工规定4年期限,死活不负责任,出师为柜上人,不准跳柜;对有技术的工人实行所谓入股合伙,3年结帐分红,分红额名曰千分之五,实则采取倒二八扣的手段,让入股分红的分不到钱。鞋业主就是这样给工人戴上无数个紧箍咒,无情地剥削压榨鞋业工人。
  根据中共津南中心县委的指示,万祥斋鞋铺工人、共产党员李俊田(李光明)深入鞋业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启发工人觉悟。
  1933年春,李俊田根据党的指示,发动沧州城鞋业工人罢工,向鞋业主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选出了舒炳正、刘才友作为工人代表,和鞋业主进行交涉,却遭到粗暴无理的拒绝。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纷纷带着制鞋工具聚会到娘娘庙。经过发动,在工人代表的带领下,100多名工人进行了罢工游行。他们高呼“工人要吃饭!”、“我们要活命!”、“不增加工资就不上工!”的口号。鞋业主采取硬压和个别拉拢瓦解的手段对付工人。工人们在坚持了20多天后失败了。事后,党组织和罢工积极分子共同分析了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一是选择时机不当,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工人家家没有隔夜粮,没有力量在生活上互相支援。同时,鞋业生产也正处在淡季,罢工对鞋业主影响不大;另外对鞋业主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手段认识不足。党组织指示李俊田做好善后工作。他深入到工人家中,鼓舞大家增强斗争信心,继续团结战斗。
  沧州工人的罢工斗争,揭开了沧州工运史上新的一页。在罢工斗争中,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不仅提出了经济方面的要求,还提出了组织工会等争取自由权利的政治要求。这是工人阶级觉悟提高的一大标志。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沉重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同时也使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自身解放。


  五、马颊河农民暴动
  1934年春,在今山东省庆云县北部、河北省盐山县南部爆发的马颊河农民暴动,是在中共津南特委领导下,沧州地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
  马颊河农民暴动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怒潮。1932年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和北方党的任务》、《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要求普遍创造北方苏区,在北方农村普遍建立红色政权。7月25日,中央派巡视员晓山(阮啸仙)到河北督促贯彻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连续主持召开了省委全会、县委联席会以及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共青团河北省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扩大罢工运动,组织总同盟罢工,发动游击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组织兵变,建立红军,创造北方苏区。会后,河北省委制定了包括沧州在内的8个主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
  在沧州,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斗争出现新的高潮。其中最著名的为庆云马颊河农民暴动。
  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主要经过鲁北平原而入渤海。当时河北省只有庆云县南端有二三十里的河段。由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贪污修河专款,造成河道长年失修。1933年,山东省与河北省协商,由河北省指令庆云县疏浚境内河段,其余河道由山东省疏通。省政府给庆云县拨专款,但被县长傅奎升及同伙私吞花光。1934年春,庆云县政府张贴布告,要求百姓去挖河,并就地筹款筹工,每亩地加征大洋一元。适逢青黄不接的季节,又是连年灾害,百姓生活艰难,无力出工、出钱修河。另外,修河必定会毁掉河道内外刚刚返青的麦苗。群众怨声载道,拒绝上工。反动的县政府便命县保安大队和板营镇警察分局下乡抓人。中共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坚决维护群众利益,挺身而出,秘密串联,发动群众抗暴政,抗河工。在龙王庙、马刘庄、孙良广、徐波罗、耿家、杨家等10多个村庄,成立罢河工“后援会”,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抗河工的信心和决心。抗河工运动很快在庆云一区、二区等地开展起来。
  马颊河农民暴动的过程 中共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为进一步在全县范围内发动抗河工斗争,于1934年4月15日晚至16日晨,在庆云城东20 多里的西安家务村范廷俊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兼宣传委员刘格平、特委交通邸玉栋,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县委委员范廷俊、杨德然、武同心、胡泮河,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等。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领导全县群众开展抗河工斗争,确定了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的时间、地点和斗争的方式。会后,以“鸡毛文书”的方式通知全县人民:在农历三月初五日(公历4月18日),在东林庙会召开全县抗河工大会。党组织的活动,惊动了反动县政府。他们于17日和18日晨,抓捕了胡恒熙和张笃骞。
  东林位于庆云县城以东20多里处。由于这里周围村庄较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在这里唱戏、赶会,进行物资交流,已成定例。
4月18日,东林庙会,人山人海。国民党庆云县政府派县保安大队长胡振国率武装军警五六十人来镇压集会的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东林庙会。刘格平在党员和进步群众的保护下,毅然登台演讲,揭露国民党庆云县政府贪污、私分修河专款的丑恶行径。台下群情激愤,“停止挑河!”、“马上放人!”、“打倒贪官污吏!”、“找县长傅奎升算总帐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随即,刘格平等率领群众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不断加入,请愿的人越聚越多,浩浩荡荡,到县城附近时,已达两万多人。已慌忙回到县城的县保安大队长胡振国关闭了城门,并指挥保安队和警察局的人到城门和城墙上据守。怒不可遏的群众用木头撞开城门,冲破阻拦,直奔县政府。
  国民党庆云县政府坐北朝南,门前有一个大广场。一会儿,广场聚满了请愿的群众。县政府大门早已关闭,门前站满了军警,架着机枪,虎视眈眈地对着群众。但在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强大威慑下,县长傅奎升答应了群众提出的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停止挖河,交出全部贪污赃款,退还重征捐款等8项条件。
  为了庆祝抗河工的胜利,刘格平、胡恒熙等决定,组织请愿队伍游行,召开庆祝大会。情绪高涨的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采烈地打着“庆祝庆云县抗河工斗争胜利”的红旗,抬着被释放的两名群众代表,高呼着“庆祝抗河工胜利!”、“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县城游行。最后,聚集在西门广场召开了庆贺大会,胡恒熙、张笃骞讲了话,号召各村普遍组织抗河工后援会,坚持斗争,保卫胜利,巩固胜利,并决定明天到板营镇集合,去河道工地游行。
  当天晚上,刘格平、胡恒熙、邸玉栋等抗河工领导人在庆云城北马刘家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会议认为抗河工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反动的庆云县政府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大家必须武装起来,对付国民党的武装镇压,为在北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北方苏区创造条件。
  4月19日,胡恒熙、张笃骞组织群众在板营附近的皂王桥(今马颊河上的枣林桥)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抗河工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在马颊河工地游行,30多里长的河道里,聚集了三四万人。在板营,游行群众痛打了迫害群众最厉害的警察分局局长孙长荣。
  4月20日,刘格平、胡恒熙在严家务村大集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但遭到了国民党县保安队的镇压,刘格平、胡恒熙等17名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轰轰烈烈的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了。
  国民党当局镇压马颊河农民暴动后,在天津《庸报》发表消息,称“共党借反对浚河名义,煽惑民众暴动,并有著名共党首领刘格平,秘密来县指挥,先后暴动三次。……当场捕获共党首领刘格平、胡恒熙等六七名,并夺获枪支、旗帜及重要文件多种”。刘格平被捕后,关押在庆云县监狱。为防备民众再次暴动劫狱,国民党庆云县当局加岗加哨,戒备森严,给刘格平等戴上大铁镣、“木狗子”。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被捕的17名党员群众拒不承认组织暴动。国民党庆云县当局呈报河北省党部,要求就地枪毙刘格平、胡恒熙、胡林晓、刘全政4人,未获批准。之后,在武装警察和保安队的押解下,刘格平等被送往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监狱。在宪兵三团监狱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格平、胡恒熙等人均遭受了酷刑折磨。但在刘格平的发动鼓励下,大家同仇敌忾,严守机密,视死如归。宪兵三团无奈将他们移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1935年5月,北平军分会进行判决。除刘格平被判无期徒刑,胡恒熙被判10年徒刑外,无罪释放4人,判2—3年徒刑的11人。1936年,刘格平因宋哲元为其母做寿给政治犯减刑,而减为15年徒刑,后又减为10年,至1944年出狱。胡恒熙在1935年判决后不久,因遭残酷折磨,患病得不到治疗而病逝于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
  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及意义 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中央派人到北方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要求建立北方苏区,建立红军,创建红色政权。这与北方革命形势是不相符的。中共津南特委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较弱,难以与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相抗衡。这就导致了革命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始,却悲壮地失败。
  马颊河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沧州以至北方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沧州的统治,严重动摇了其统治基础,体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在沧州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次,马颊河农民暴动,是沧州党组织领导农民从经济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农民暴动的导火索,是庆云县的贪官污吏贪污修河公款,转而向群众摊派。处于生活困境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们强烈要求掌握武装,进行革命斗争,进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这是农民群众思想的飞跃。另外,马颊河农民暴动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看到了作为人民群众忠实代表的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马颊河农民暴动的失败,使沧州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沧州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沧州党组织从革命的失败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继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革命斗争之路。

  六、保属党组织在沧州的发展及其革命斗争
  保属党组织在沧州的发展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保属党组织在沧州西部也迅速发展起来。
  1931年9月,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为加强泊镇九师的工作,派张玉祥考入九师,任九师党支部委员。党支部领导各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泊师学生为核心,成立了泊镇各界抗日救国会,开展了抵制日货、发动社会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等革命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九师党支部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开展工作。1932年春,建立了泊镇第一个工人党支部。建立工人夜校,成立赤色工会、工人互济会。1932年九师学潮失败后,九师党支部遭到破坏,隐蔽下来的学生党员继续坚持斗争。1932年12月,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指示建立泊镇工委。张逸云任书记,沙玉良任组织委员,南汝岗任宣传委员。九师党团工作得到较快发展。党员达到10人左右,团员接近20人。从此,泊镇及九师的党组织隶属津南党组织及天津市委领导。
  1931年秋,保定二师学生、共产党员张鲁泉(河间蔡家楼村人,后在保定二师惨案中牺牲)到河间、肃宁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在河间省立三中和河间西部果子洼(当时属肃宁县)小学师生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散发保定二师校刊《春芽》,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31年底,中共保属党组织巡视员范陈训(范克明,肃宁县大张庄人)来河间、肃宁、献县一带开展党的工作。
  1932年春,范陈训发展了河间三中、东街小学、河间西部瓦井、龙王村小学等学校的7名教师入党,并成立了党小组。5月,介绍肃宁师范进步学生白金声、尹预丰、田树桐等3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组成了中共肃宁师范支部。白金声任书记,田树桐任组织委员,尹预丰任宣传委员。
  1932年,齐惠春在献县北街县立高级小学建立党支部,齐惠春任书记。不久,齐惠春被解聘,该支部与博蠡中心县委失去联系。
  魏明领导的革命斗争 1933年冬,保属特委巡视员范陈训被捕,肃宁、河间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肃宁县师范党支部的白金声、李省三、曹景山等人被捕。南王村党支部的刘书春等离家隐蔽,党支部与上级联系中断。河间三中党组织解体。瓦井、龙王村的党员因与肃宁师范党支部的联系中断,也停止了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河间县邢家庄的魏明积极开展活动。1934年秋,他找到任丘县委书记牛文仓,并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在邢家庄发展了魏广祯、苗起、李奎3人为共产党员,培养了十几名农民积极分子。年底,魏明利用其五叔魏鸿珍在念祖桥当区长的关系,到念祖桥任小学教师,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35年春,在念祖桥完小、尊祖庄小学培养了十几名教师、学生积极分子,发展了尊祖庄小学教师倪景岳为党员。
  1935年,魏明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开展革命斗争。他领导邢家庄党员积极分子,连续开展了麦收、秋收斗争,破线斗争。抢收了地主60多亩小麦和60多亩玉米、谷子,锯掉了国民党从诗经村到卧佛堂村的十几根电线杆。通过斗争,锻炼了党员、积极分子,震慑了敌人,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魏广全、李鹤年、李振生3人入党。同时,魏明在念祖桥领导教师、 学生开展了两次斗奸商、反豪绅的斗争。后来由于身份暴露,魏明只得转移他乡。
  保属党组织在沧州西部,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并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中间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推动了沧州西部革命斗争的发展。

注释

①《河北省委给津南中心县委的指示信—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斗争、扩大与巩固党的组织》,原件存河北省档案馆。
②《河北沧县给河北省委的报告—组织、宣传、红五月等工作与工人斗争》(1933年5月7日),原件存河北省档案馆。
③1965年山东省与河北省重新划界,以漳卫新河为界,将原属河北的庆云县大部划归山东省。
④见天津《庸报》1934年4月25日。
⑤“木狗子”即用木头做的脚镣,戴在脚脖上,两腿不能并,不能翻身,不能蜷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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