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农村中一些新的事物应运而生，被誉为渤海湾边的“五朵金花”，就是那个年代盛开在祖国百花园中的几束耀眼的奇葩。
　　沧州地区的“五朵金花”，是指涌动在沧州大地上的农业技术研究会、红白理事会、乡镇党校、农技学校、普法学校（也称“三校”）。“五朵金花”这个美丽的名称，不是我们起的，是省委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冠名”，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宣传、推广后叫响的。她是上世纪80年代沧州地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一个“品牌”。
　　“五朵金花”是逐渐成长起来的。1984年冬天，地区科委召开农村农业技术研究会负责人会议，交流工作经验。那时因为还没有在面上推广开来，仅有十多个研究会参加。我到会听了情况以后，对研究会尤其是河间市国欣办的棉花技术研究会很感兴趣，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感觉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于是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当即指示地区科委的同志要把农业技术研究会作为普及科技知识、振兴农业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精心培育，大力支持，积极引导。
　　由于农业技术研究会生逢其时，应运而生，所以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很快由粮棉领域，扩展到林果、蔬菜、养殖等多个领域。这一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是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入，农业结构的调整向商品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产生的。她立足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顺应了农民学习科技、研究科技、运用科技，提高生产技能、加快发家致富的愿望，所以对农民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得农民欢迎。到1986年，全区农技研究会会员已发展到4000余人。
　　乡镇“三校”也是逐渐演进形成的。开始的党校，是乡镇党委开党员会、办培训班、组织村支部学习的场所。后来为适应农民迫切想要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又方便为农村和农民技术研究会培养人才，想到了创办农技传授学校，在党校门上又挂起了农技学校的牌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办，农民主动参加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多，才推广开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上级指示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又挂上了普法学校这块牌子。乡镇“三校”就这样形成了。“三校”是“三位一体”，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成为提高农民素质的有效平台。全区“三校”都是新建砖木结构的平房，有教室，有院落，有教具，有专人管理。由乡镇党委、政府主办，直接管理，建立学习制度。县市组织部、农林局、司法局等部门协同乡镇安排教学计划和学习内容，培养授课人员。地区由组宣部、文明办、农林局、司法局等部门负责督导检查、组织评比。通过不断总结，交流经验，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三校”逐步走向了规范化。
　　“红白理事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也是社会管理的一次创新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耕地家庭承包自主经营以后，一部分农民很快富裕起来了。富起来的农户有的遇有红白事，经常摆阔气、讲排场，大操大办，互相攀比，虽然还不是特别普遍，但已有成风之势。一家大操大办，族家人和乡里们掏钱应酬，低收入的户出于脸面无奈只有应酬，形成了负担，因此叫苦不迭。地委行署发觉了这个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树立新风新俗，让精神文明办、民政局调查红白事的大操大办情况。调查中发现，有些村为了方便村民操办红白事，成立了由村党支部、村委会支持，绝大部分村民认可，由热心为村民办事，又有办事能力的村民组成的红白理事会，他们经过村民讨论同意，村党支部、村委会批准，拟定出红白事的办事规程，明确标准，一视同仁，贫富均等，照章办理，很受村民欢迎。
　　根据调查的情况和村民的意愿，地委、行署统一了思想认识，并经研究决定，在农村大力推广建立红白理事会。这样一方面有一个热心为村民办事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借此刹住红白事大操大办的风气。红白理事会是农村群众和村干部的一个创举。理事会由村民选举出热心公益事业、愿为村民服务的人组成，在村党支部、村委会支持领导下开展工作，统一操办各家各户的红白事，根据本村村民收入情况制定相应红白事的费用标准。一些村规定的很细、很具体，如一桌席不得超过多少钱，烟酒用什么品牌的，价格不得超过多少等等，可操作，易于执行。控制住了大操大办、互相攀比，减轻了农民社会应酬方面的负担。同时，破除了封建陋习，倡导了文明新风。
　　这“五朵金花”经过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精心培育，开出了艳丽之花，结出了芬芳之果。中央、省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郭枢俭（原沧州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