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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史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细菌战与爱国卫生运动
发布时间: 2020/9/10 16:39:24

  1952年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事件,引发了中美双方的诸多争议。在确认这一事件过程中,中国政府主动邀请“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细菌战真相进行客观分析和调查,最终证实了美国细菌战的真实存在。为了粉碎细菌战,全国上下普遍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爱国卫生运动,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都大为提高,乡村和城市到处呈现出清洁卫生的新气象,并为其后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

  一、美军细菌战的初期发现

  细菌战又名生物战,因其除利用生物病毒与细菌毒素外,尚可利用寄生虫、微菌等以为作战武器。细菌战的目的,是用有致病力的细菌造成大规模流行病,不但使对方作战人员与和平人民大规模死亡,并且可以杀害对方家畜及农作物,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二战时期日德法西斯均曾在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而美国细菌战的最初发现是在朝鲜战场上。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工作总结》记载:“1952年1月28日我们发现敌人于朝鲜北部使用细菌武器。那天上午无风,有浓雾,气温零度以下。美机在江原道平康郡我二线部队42军驻地一带上空低飞盘旋。中午雾散。下午当我军战士李广福同志外出执行任务时,在驻地平康郡金谷里内山洞一带的山坡雪上发现了大批苍蝇、跳蚤和类蜘蛛的昆虫,一片片地散布在约200公尺长、100公尺宽的雪地上。李广福同志随即将这异常的现象向部队的领导作了报告。该地部队除将这些情况按级上报以外,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发现附近龙水洞、龙沼洞,伏幕里的山坡雪地上也有这种昆虫。”这一发现应是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最早记录。

  此后,2月11日,美机在铁原前线、市边里、朔宁一带地区及平壤上空投下大批纸包,内装跳蚤、蜘蛛、蚂蚁、苍蝇等。2月19日,美机在肃川西北凤鸣里、钵中里、龙奉里和肃川东北八里坪、上十里坪投下类似苍蝇的昆虫,每处撒布面积约300~1000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内的毒虫多到100余个,少则七八个。2月28日、3月4日等,美机在中朝军队驻地也多次投放带有细菌的棉花、树叶等。特别是从2月29日至3月5日止,美军还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河、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3月6日21时、7日11时,美机并窜入山东青岛,偷偷地把毒虫撒播到该市郊区大麦岛、沙子口、李村等地。

  美军实施的细菌战,给朝中两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志愿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经检疫部门检验证实,美军在朝鲜各地撒布的昆虫等所带病菌病毒,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家禽和猪霍乱菌、植物炭疽菌等10余种。这些病菌病毒经过了人工变异培养,一般具有高度的感染性、毒性和感染力,有广泛的宿主,因此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美国海军印发的朝鲜流行病报告资料证实,鼠疫在朝鲜历史上已绝迹多年,霍乱也从1947年后多年未见发生与流行。这些在朝鲜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在美军实施细菌战后重又发生。1952年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北方居民中有13人感染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附近的发南里的一个600人的村庄中有50人患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和脑膜炎者44人,其中16人死亡,患其他急性病症者43人,其中20人死亡。

  美军在中国东北及青岛等地的大量投掷物经检验证实,也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其中,辽宁省的受污染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6%,分布于全省各市县。沈阳、鞍山、辽阳等污染区内发生了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和很少见的疾病,如炭疽性脑膜炎及急性传染性脑炎等。从1952年4月4日起,原黑龙江省甘南县的4个乡45个村屯中的31个村屯受到了污染,其中的小田鼠和昆虫非当地种属,并在小田鼠体内检出了鼠疫菌。美军实施的细菌战,在中朝两国造成了广泛的疫病流行,严重损害了两国军民的健康。

  二、反细菌战的国内防疫对策

  美军在朝鲜、中国东北和山东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消息被迅速上报。1952年2月18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在给军委主席、副主席的报告中专门述及朝鲜前方敌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等一事。报告说,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了解外,已将苍蝇等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确定带有何种病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的可能性为大,如化验证实,即须火速大力进行防疫灭疫工作。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周恩来总理认真阅览后向毛主席提出了亟待办理的六件事情:(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它器材;(三)在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五)致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迅速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彭德怀、邓华等的电报:“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同时替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电:“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它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

  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副总参谋长粟裕向中央写了《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2月23日,就反击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但我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当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

  3月7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给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说,根据最近敌人扩大细菌战的情况,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了国内的防疫工作,提出四件事需早作决定:一、东北变成防疫区后,华北特别是京津已成监视区;加以现在的季节正是惊蛰之后,防疫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因此,中央防疫委员会急需成立,以便适时地决定问题。此事最好请周恩来总理主持。二、京津应迅速进行防疫注射,并厉行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三、铁路交通的防疫工作最为重要,应在总的防疫委员会之下成立铁路防疫委员会。四、积极筹备疫苗药品。毛泽东阅读了聂荣臻的报告,于3月9日批示:“退聂办。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

  至此,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等已判定,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地撒布各种细菌毒虫的行动,就是在实施所谓的细菌战。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先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国内新闻媒体也迅速发动了起来。新华社从2月22日开始连续发表社论或评论,号召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予以正义声讨和最严厉的制裁。北京细菌学专家和医药卫生科学工作者、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也一致声讨侵朝美军在朝鲜前线和后方疯狂撒布细菌的罪行。各地反对美军细菌战的浪潮同时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反细菌战”一时间成为当时街头巷议的时髦话语。“大规模屠杀”“惨绝人寰”“丧心病狂”“疯狂绝顶”等词汇被频繁使用,“谋杀犯”“战争贩子”“细菌战犯”等成为当时民众指代美帝国主义的同义词。到此时,一场反细菌战的国内政治动员彻底完成。

  三、国家名义下的爱国卫生运动

  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和国内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科学有效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并在全国开展了爱国防疫卫生运动。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到1952年3月15日,据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报送新华社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说,志愿军各部已普遍成立了防疫组织,军、师、团为防疫委员会,营、连为防疫小组。各部均开展了卫生教育和卫生建设周,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消除垃圾等,各部都组织了捕虫队,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毛泽东于3月16日阅读了这个资料并批示:“周总理阅后,送聂粟: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国内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也在1952年3月中旬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政务院于1952年3月14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郭沫若、聂荣臻为正副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应对细菌战的工作。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员会;并按照地理位置把全国划分为紧急防疫区、防疫监视区和防疫准备区;要求各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要做到:(1)遇有敌机投撒昆虫异物,应立即报告所在地防疫机关,并应立即进行杀灭;(2)实行强制性的预防注射;(3)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捕灭其他媒介动物,并实行火灭;(4)保护水源,加强自来水管理;(5)保持室内外及厕所清洁;(6)小贩及食品出售的食品必须加玻璃罩;(7)宣传不食生冷;(8)遇有传染病人要严加隔离;(9)死于传染病的尸体应在当地深埋,不准他运,必要者作病理解剖;(10)传染病患者的排泄物及死者遗物应严格消毒或销毁;(11)严防坏人在地面上放昆虫放毒药;(12)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这样,就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广泛地开展了一个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是保卫祖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炙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于是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

  这一运动规模宏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全国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运动到6月份进入高潮,在许多地区真正成了全民性的爱国运动。无论在城市、农村、工厂、矿山、交通线、部队、机关、学校等,都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合理处理粪便、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灭臭虫等工作。运动在1952年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共清除垃圾粪便160000000余万吨,填平污水坑4000余万立方公尺,修下水道33000余公里,疏通沟渠28万余公里,新建与改良水井130余万口,捕鼠1亿余只,灭蝇灭蚊无数。对上述爱国卫生运动的成绩,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有着很高的评价:“委员会对于中国人民现在的卫生情况以及为提高卫生水准和抵抗疫病流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措施,既有效而又彻底。”委员会并且评论说:“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经过这场运动,全国人民的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乡村和城市到处呈现出清洁卫生的新气象,各地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如湖南省衡山县洋塘乡1952年4月至9月患病人数比1951年同期减少78. 5%;陕西省长安县尚村减少了90%以上;四川省广汉县金角村1952年的死亡率已降低到9‰。1952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了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和建国三年来的卫生建设情况。至此,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和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告一段落。

(来源:李洪河《反细菌战调查与建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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