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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7期
发布时间: 2016-3-9 10:21:06

【党史珍闻】

毛泽东捐款办女子大学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之后,为了团结广大妇女投入抗战,培养高水平的妇女干部,毛泽东提议在延安创办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并建议取名“中国女子大学”。中央批准了这一提议。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唯一的一所冠以“中国”名称的“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

  3月,“女大”的筹备工作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校长初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接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育长张琴秋。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的创办,毛泽东带头捐献了他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的薪水100元。之后,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从他们参议员的薪水中捐出一部分,帮助“女大”创办。周恩来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女大”。洛甫、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博古、林伯渠等都积极帮助“女大”成立。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听到创办“女大”的消息,都表示愿意给以各方面的帮助。邓小平给“女大”一批马匹,张鼎丞把战利品捐赠给“女大”一部分,叶剑英、李克农都热心为“女大”募捐。延安及全边区的机关团体也都帮助“女大”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询问“女大”情况,为“女大”捐款。毛泽东闻之,非常高兴地说:众人帮,“女大”旺。

  1939年7月20日,“女大”正式成立。必修课的设置上,普通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代史、军事教育、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增加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选修课则开设外语(俄、英、日)和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艺术等。

  “女大”教员多半从延安机关、学校聘请人兼任,专职教员较少。如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名将李初梨,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刚从苏联归来的艺术家、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著名女作家丁玲、音乐家冼星海、著名医生何穆等,均应邀兼任各科教学。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到“女大”作过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还亲自给“女大”学生讲授中共党史课。

  1941年8月,中央决定“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校址仍在“女大”原址。

  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大”先后毕业12个班,培养了1000余名妇女干部。她们有的在抗日前线捐躯,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解放后,她们中许多同志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着。正如当年《新中华报》所指出的:“女大”是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

 

【本刊专稿】

忆杜润生同志

沈志鸣

  杜润生同志是我党一位著名的农村工作专家,建国初期,他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对农村改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改革开放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关键抉择。改革就经济领域讲,是从农村开始的,它的标志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由大帮轰的生产、平均主义的收益分配,改变为把土地按人口划分到户,实行“两权分离、双层经营”即俗称为“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当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禁区,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方向路线问题。谁也不敢碰这根高压线。安徽省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全国也有极少数一些村队与小岗村有相似的做法)偷偷摸摸搞起了“大包干”,他们按手印立誓言“约法三章”,大意是,第一,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对外泄露;第二,公粮、集体提留照拿,谁也不许耍赖;第三,如果因此事有人被抓坐牢,没入狱的人要尽心尽力把他家的生产搞好。这一做法,效果很好,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到小岗村实地调查了解,对他们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明确表态支持。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各地一些社队的社员群众很愿意仿照着搞。但各级干部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不敢轻举妄动,多持观望态度。我们沧州地区的干部也是如此。在中央已发文件明确在“三靠队”允许搞“包产到户”的情况下,我们一位分管农村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兼行署副专员,在往下部署时,还小心谨慎地强调:“必须是100%的‘三靠队’,99%的也不准搞”。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社、队搞起了“大包干”的形势面前,沧州地区各县、社、队的态度还不尽相同。当时有南韩、北刘、东白、西李之说。南指的是吴桥,北指青县,东指黄骅,西指任丘。这四个县的县委书记分别是韩进先、刘德润、白沐、李敏同志。吴桥、青县推行“大包干”比较快,黄骅、任丘相对比较慢,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关,像吴桥这样的县,可以说是纯农业县,除了种粮种棉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副业,而黄骅、任丘这样的县,工副业摊子比较多,搞得也比较好,社员群众对集体经济有一定的依恋依附心理(社队工副业摊子的收益是社队集体分配的),对搞“大包干”不是那么积极,但根本原因还是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我记得有的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像猪、鸡找食吃一样,猪用嘴往前拱,鸡用爪子往后刨,各有各的法”。这表明对“大包干”并不完全认同。就在各级干部中有相当多数的人,对搞“大包干”存有顾虑,持等待观望态度之时,杜润生同志到全国一些地方视察,他来到河北,来到我们沧州,在一些县社了解情况,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讲了许多解疑释惑的道理。我在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作为地委领导的随员,跟随杜老视察,有幸聆听杜老的谈话。这是我跟杜润生同志的第一次接触。

  杜老谈话的主要精神是(这里我忆述的只是杜老讲话的大意,不是他的原话):“大包干”是对农村集体经济中生产大帮轰,收益分配平均主义这种经营管理模式的改革,采取的具体办法是“两权分离、双层经营”,土地所有权归社队集体所有,不准买卖,使用权承包到户,归社员自主经营。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效益较好的工副业摊子,仍由社队集体经营,收益由社队管理、支配使用,耕畜由社员自愿结合的小组领养使用,农机、水利、电力等设施由社队管理,社员自愿有偿使用。这样搞,不用每天记工记账,不用做分配方案,收入除了缴公粮(当时农业税尚未取消)和一定数量的集体提留之外,都是承包户自己的。承包户精耕细作投入的劳动多,在施肥浇水治虫等方面舍得投入(用肥、用水、用电、用农药等是物化劳动),投入的物化劳动多。投入的活劳动和活化劳动多,产出就多。这样就克服了记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它符合生产资料公有,收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大包干”姓“社”,不姓“资”。从各地实践看,这种经营模式,合情合理,简便易行,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大变。杜老的这些谈话解除了干部思想上的顾虑。对“大包干”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全区所有社队普遍采取了这种经营模式。

  “大包干”为什么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我向大家简略地忆述一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历程,可能有助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农业生产与机关事业单位,与工商企业情况大不相同,劳动计酬上岗位职务级别工资那一套都不适用。怎么办?开始采取干活记工分的办法,工分怎么记?根据每个男女劳动力的体力状况(一般按年龄分段,划分成为男女整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动力)和对各项农活的技术熟练程度,确定每个劳力的“底分”(最高为十分),干一天活,按每个人的“底分”记工,到春秋两季,按每个劳动力每天所得工分的总和,参与收益分配。但是“底分”只能大体上说明一个人的潜在的劳动能力,在具体劳动时,有个劳动态度问题(认真不认真,卖不卖力气),如果不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光按“底分”记工(群众把这叫做“死分死记”),显然不合理。这个问题,实行不久就发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为采取“死分活评”办法,根据每个人在劳动中的表现,由大家评议,确定给他记多少分。“底分活评”从道理上讲,讲得通,是很合理,但操作起来很难,评议时评不起来,几乎都不发言,有时真有人对某个人的劳动态度提出意见,就会针尖对麦芒,吵起来,而其他人怕得罪人,不敢主持公道,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仍然是按“底分”记工,死分死记。晋县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一种叫做“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的记工办法,这种记工办法对每项农活,既有完成的数量要求,又有达到的质量要求,按照完成的数量和达到的质量,定出计酬工分。从理论上讲,这种计酬办法,当然很合理,但操作很困难。首先制订劳动定额和计酬标准时非常复杂,农活项目繁多,作业时劳动对象不一样,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土质不一样,季节在变化,作物在成长,同一样农活,不同的劳动条件,就得订出不同的劳动定额和计酬标准。拿耪地为例,在村西、村东、村南、村北土质不同,地头长短不同,种植的作物不同,这个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在一个生产队内,就得定出几十个标准。一个生产队一年的农活(包括耕、种、管、收等等),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生产条件,不同的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制定出来就厚厚的一本子,不仅制定费劲,还不一定合理合适。最困难的是农活质量的认定,谁来检查验收?即使设有专职检查员,干活人数众多,作业场地分散,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检查不过来,结果,费很大的功夫制定出来的一本子“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成了一叠废纸,还是按“底分”死分死记。至于什么大寨记分法(自报公评),一个人一个人自报,一个人一个人地大家来评。评得起来吗?得用多长时间?根本操作不了,仍是“死分死记”。小靳庄记分法据说把背毛主席语录也作为劳动记分的因素之一,只听说过,没见过。总之,记工办法几经变化,但始终操作不了,摆脱不了“死分死记”。这种不看干活多少,不看质量好坏,总按“底分”记工的“死分死记”的办法,怎么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久而久之,自然就出现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消极现象。我从事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常年蹲点,经常往各社队搞调查研究,摸索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历时20年始终没有探索出解决的办法。“死分死记”成了农业社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大包干”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这当然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

  我又一次与杜老近距离接触是在全国农经学会理事会第二次年会暨农业生产责任制理论研讨会上,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召开,会场设在稻香村宾馆。杜润生同志自始至终主持指导了这次大会,大会发言都是杜老亲自指定的(其他与会的同志每人有个书面发言,印发大家)。河北省有5名代表出席,除带队的领导外,有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农经室主任张宗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严兰绅、省委农委的秦同志,我以省农经学会理事身份参加。当时的安徽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周子健作为东道主热情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并一直陪着杜老。在完成各项议程后,杜润生同志作了总结讲话(内容与在沧州谈话的精神一致,只是对“两权分离”“双层经营”的论述更系统化、更理论化了)。

  大会发言中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场面,有一次发言是3个人上台,一人(陈一咨)主讲,王小强和另一名同志(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辅讲,只一个话筒,陈一咨主讲,有时把话筒递给王小强,有时把话筒递给另一个人。这个发言,整整讲了一天,内容是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梳理成一个一个的故事,听了之后,使人产生一种农村必须改革的感觉,也产生应当如何改革的启示。发言时间是长了一点(上午、下午,整整一天),但听的人都不烦,觉得他们所讲的故事,似曾相识,很接地气。这几个人是哪个单位的?是什么身份?经打听,据说是学生。那时,中央从每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选调100人,由中央书记处直接使用,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直接向中央书记处直至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领导同志汇报。陈一咨等3人的发言,就是杜老从这些满天飞的“钦差大臣”得来的情况中特意选择整理出来的东西,我听了很受启发。

  最后一次与杜老接触是在1987年到1988年期间。那时中国社科院与苏联科学院(苏联没有单设社会科学院)有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社科院组团去苏联访问。访问团成员有4人(北京市社队企业局局长老邢、天津社科院老鲍、上海市委农委老陈和我),每人准备一篇论文,他们3人的文章主要讲城郊经济方面的,我写的是农业经济方面的。我是请杜老给我指点指点,去向他求教的。杜老对我写的文章表示大体上可以了,但指出:“应当特别注意说明,两国情况不同,中国地少人多,农业生产主要是手工操作,而苏联是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高,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那一套办法不适用于苏联。”杜老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终因苏联解体而未能成行。

  杜老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导,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作者系原沧州地区行署副专员)

【巾帼风采】

“铁大姐”刘书芹

王洪茂

  刘书芹,女,生于1933年5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肃宁县万里镇河头店村人。1952年在本村商业合作社参加工作(当时河头店村属献县管辖),1956~1968年在万里供销社当售货员,后任副主任,主任。13年中,因努力工作热心服务工农业生产多次荣获各种荣誉称号。

  1958年刘书芹获河北省劳动模范,在河北省商业庆功会上被命名为“铁大姐”,1959年获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1959年11月出席河北省财贸系统群英会,1959年11月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受到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请。1964年1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3月《河北日报》刊登报告文学《铁大姐》。1965年10月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中国妇女联合会组织的女劳模招待会。

爱岗敬业

  刘书芹工作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只要群众有困难,就想尽千方百计去办。她当售货员时,推着小车走村串户,送货上门,田间地头、劳动工地都有她送货的身影。1963年春节前夕,滹沱河水包围了豆闫庄、小张庄、魏楼村等7个村,水面结冰,人不能走,船无法行。群众缺少生活必需品,有的群众踏冰到供销社买年货掉进水里,棉裤冻成了冰坨。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暗自下定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要将货送到群众手里。在领导的帮助下,她找来圆木自制大木筏子,将日用品和年货装在上面。老职工刘树梅主动请战,协助刘书芹下乡送货。他们趟水破冰,推着筏子送货,腿脚冻裂,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但想到数千户群众在迫切盼望过大年的物资,鼓足勇气,硬是坚持了20多天,完成了年货供应任务。一位白发老大娘看到刘书芹和刘树梅冻得浑身发紫,拉着书芹的手说:“我的亲闺女,冻成这样子,让人心疼啊,你真是个铁人!”从此,“铁大姐”的名字传开了。

  1966年雨季发洪水,供销社仓库受到严重威胁,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她带领职工连夜抢救转移仓库物资,连续奋战几昼夜,刚转移完毕,仓库就坍塌了,国家财产没有受到损失。防洪物资短缺,需到30里外的县城提取。她亲自带领职工,趟过半人深的急流运送抗洪物资,一连几夜没睡觉,曾两次晕倒在现场。为了单位安全,她经常睡在仓库里,协助值班员做保卫工作。1964年棉花收购时,她昼夜坚守,带病工作,最后昏倒在现场。

  刘书芹自制了针线包,购买了理发工具,随身携带,利用送货的间隙,为群众缝补衣服,帮别人理发,方便了广大群众。她走到哪里好事做到哪里,每次下乡都到五保户家中去走访,嘘寒问暖,发现困难,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961年春节,她用自己的钱给岳家庄、小刘庄等村8户困难的五保户,买猪肉买粉条,将温暖送到孤寡老人的家中,这些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塞外买马

  1961年,一些生产队牲畜老化,普遍出现畜力不足,只得人拉犁、拉耧、磨面、碾米,人们累得疲惫不堪。她作为供销社的负责人,看到眼里,急在心中,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下决心帮助生产队解决这个困难。思前想后,只有到外地购买骡马,解决当务之急。购销牲畜不属供销社的业务,基层社从来没有经营过,但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不管是份内份外,只要对集体有好处她就积极探索,要闯出一条业务新路。她经过下乡走访调查,和有经验的老农座谈,再到有关业务部门了解内蒙古马匹情况,心中有了底数,增强了信心,最后决定亲自去内蒙购买牲畜。时年28岁的刘书芹,满怀信心,踏上了征程。

  第一站到了河北省张北县,然后辗转内蒙大草原的一些盟、旗,她每到一处,首先当业余服务员,帮助旅店、招待所打扫卫生,给采购员洗衣、补袜子,端水、送饭联络感情,虚心向内行人学习,拜他们为老师。这使内行人无不为之感动,有的掰着马嘴教她辨口齿,有的搬着马腿教她看蹄子。就这样她掌握了检验马匹好坏的标准,为挑选马匹奠定了基础。她还挤时间和当地牧民一起野外放牧,了解牲畜的习性,寻找驯化野性骡马的办法。经过3个月艰苦努力,行程5000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采购回260多匹骡马。在回运的途中,有一匹马生了病,喂草不吃,精神萎靡,正在着急时又遇上大雨。刘书芹一边守候,一边将衣服脱下来给马披上,使患病马匹转危为安。大队人马,从千里之外,返回家乡,万里供销社院内一片沸腾。这群马解决了本公社各生产队的急需,还支援了其他公社,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至今在肃宁大地还流传着“铁大姐”塞外买马的佳话。

勤学苦练

  刘书芹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刘保力早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残酷时期,抽调到献县七区帮助工作,参加了“青救会”。对敌斗争中,她家是村里有名的抗日堡垒户、地下工作站,党的组织经常在她家开会、联络。刘书芹的奶奶冒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信,养护伤员,二爷在挖交通战壕时,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幼时的她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树立了革命的信念,为日后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刘书芹自幼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她姊妹7个,4个妹妹,2个弟弟。很小时,她就帮助父母干活,担起了家务重担,12岁时,第一次穿上从地主家分来的新棉袄。当步入学龄时不能上学,后来,在老师的劝导下,只能背着妹妹上学,在学校外面隔着窗户旁听,坚持二年就辍学了。她除去下地干活,还要帮母亲做针线,从小心灵手巧,勤学好问。每逢过年,弟妹们全能穿上她给做的新衣裳,自己穿的是旧衣翻新,但着装朴实整洁。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刘书芹参加工作后,最大的难题是文化底子差。她决心从头学起,白天工作,夜晚在煤油灯下学习,经常熬夜到很晚,时间长了眼和鼻孔都被油灯熏黑了。打算盘是供销工作的基本功,没有入过学堂的她,对珠算一窍不通,从头学起谈何容易。年龄已大,记忆力差,没有老师和学习时间,一连串的难题没有难住她,她逢人便问,有空就学,功夫不负有心人,靠这股犟劲,她很快精通了珠算,成了业务能手。

  1964年4月,在北京参加了供销社主任培训班,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也和兄弟省、市的基层社主任交流了工作经验,汲取了很多营养,提高了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她深知自己的学历浅,文化基础差,只有少睡眠、节假日不休息,加倍努力完成了学习任务。通过培训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省、市报刊撰写了大量稿件,有很多在报纸上刊登发表。

严以律己

  刘书芹在供销社当领导时,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属、子女也是按原则办事,不留半点私情,单位职工称赞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购买食品凭票供应。有一次,刘书芹的母亲找到亲生闺女,想在供销社买2斤月饼,走亲去看病人,被她一口回绝了。她说:“违反规定的事咱不能干,要给职工做好样子,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

  有一次,儿子被人叫去给食品公司卸车,将一个装桔子的包装筐顺便带回家中。刘书芹发现后,认为这是损公肥私,事虽小但影响不好。让儿子马上送回去,儿子不情愿地将包装筐送回,认了错,才平息了这件事情。刘书芹的工资多年来一直偏低,也是事出有因。按她个人条件,参加工作早,工作年限也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又是单位负责人,调整工资应当有更多的机会,可她在待遇面前从不伸手,3次调资指标都让给了别人,自己毫无怨言。在待遇面前,她首先想到的是职工而不是自己。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刘书芹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前,曾多次病倒在工作岗位,被同事们送回家。她常年累月战斗在第一线,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心脏病急性发作,经领导多次做工作才离开了她难以割舍的岗位。病情稍有好转,就要求上班。

  铁大姐的先进事迹,在群众中广为传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妇女》杂志、《北京日报》、《大公报》、《河北日报》、《沧州日报》多次报道她的先进事迹。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成为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在河北省商业庆功会上被命名为“铁大姐”

前线慰问

  1965年10月底,福建沿海形势非常紧张,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叫嚣要反攻大陆,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搜集情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高度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在这种形势下,省政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组成慰问团。刘书芹接受邀请,参加了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子弟兵,一同参加慰问团的还有被称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下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等。慰问团奔赴福建前线后,深入到连队,给战士们带去慰问品,和指战员们谈心拉家常,鼓励子弟兵争当先进,立功受奖,学习雷锋,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刘书芹主动用自己带去的针线包,为战士缝补衣袜,拆洗被褥;利用休息时间,到炊事班帮助洗菜、做饭;和前线的广大指战员促膝谈心,介绍家乡的大好形势。部队领导陪同慰问团的成员一起参观了炮兵阵地,观看了侦察兵表演。慰问团给前线部队带去了河北省人民的嘱托和鼓励。

甄别平反

  1966年掀起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很多人改变了人生轨迹,“铁大姐”刘书芹就是其中之一。她由“全国劳模”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从顶峰一下跌入深谷,从此厄运缠身……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违反事实,颠倒黑白,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诬陷为“假劳模”、“政治扒手”、“叛徒”、“三反分子”、“走资派”等等。大量不实之词铺天而来,开批斗会、游街,还用男女作风问题进行造谣诬蔑,达到“打倒”、“搞臭”之目的。在这场运动中,刘书芹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曾经一度精神失常,还留下了后遗症。1982年1月17日县委发(82)9号文件做出为刘书芹同志平反的决定,该文件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公布,彻底消除影响,对劳动模范重新认证,198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重新颁发了“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作者系肃宁县委纪检委退休干部)

 

【沧州党史大事】

 

2001年至2000年发生在3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2001年3月21至23日 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确定了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突出一条主线,即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打好两张主牌,即“四大产业、一大工程”和产业化经营;实现“三个确保”,即确保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本月 盐山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县”称号,成为全市唯一家获此殊荣的县。

  2002年3月26日 中共沧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和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对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认真解决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振奋精神,凝聚合力,再鼓干劲,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提供政治保证。市委书记张庆华代表市委常委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证》的讲话。会议讨论审议了《中共沧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规定》,表决通过了《中共沧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议》。

  同日 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传达贯彻中纪委七次全会和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总结2001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部署2002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

  2003年3月31日 沧州卫校改建为沧州高等卫生专科学校通过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验收。

  2004年3月2日 召开贯彻省委六届五次全会精神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 本年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六届五次全会精神为指针,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扶持农业的良好机遇,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全面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实现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4%以上的目标。市委书记张庆华围绕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全会精神,就如何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促进农民增收、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讲了重要意见。

  2005年3月8日 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 2004年,我市5项民政工作受到国家部委的表彰,另外还有20余项工作、100多个(次)单位和70余人受到省、市及有关部门表彰。

  受到国家部委表彰的5项工作是:老龄工作、军供工作、婚姻登记工作、村民自治工作、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其中市民政局被国家老龄委授予“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任丘市被命名为“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县(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授予市民政局老龄办“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奖”;市民政军供站;运河区婚姻登记处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婚姻登记机关”,黄骅市婚姻登记处刘涛被评为全国优秀婚姻登记员;献县河街镇小屯村被民政部、司法部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市棉花协会被民政部授于“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

  2006年3月14日 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设备在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华沧电)制水成功 由法国SIDEM公司生产的两套日产量1万吨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正式投入使用。

  30日 我市新增7个省级农业标准示范区 它们是:泊头无公害鸭梨、吴桥优质棉、肃宁“百利”番茄、沧县肉羊、南大港渔业、青县无公害红枣和孟村肉牛生产项目。此前黄骅冬枣、青县无公害蔬菜等9个项目已获批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这使我市获得省级以上农业标准示范区达到了16个,总数位居全省第一。

  2007年3月26日 全市工作会议召开 主要内容是研究分析我市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在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市的起步之年,牢记历史使命,更加奋发有为,以超常举措和实际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跨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2008年3月4日 一批妇女工作先进个人和单位受到国家表彰 其中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是:运河区公园街道办事处北环桥社区居委会书记谢清洁、河北华戈化学集团常务副总裁崔凤兰、任丘市妇联主席刘素娟。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是:神华黄骅港务公司生产部一期中控室、中国移动沧州分公司西环中心营业厅、青县清州镇女子法庭。

  27日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香港)投资合作恳谈会在香港举行 这次恳谈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沧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省长郭庚茂,省委常委、副省长杨崇勇,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署理詹永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署长黎以德及市领导刘学库、李志国、王小龙等出席恳谈会。恳谈会上,经过广泛接触和积极洽谈,有一批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和意向。其中, 16个项目当场签约,总投资达13.5亿美元。

  本月 有10个项目被文化部公示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推荐项目 它们是沧县狮舞、沧州落子、盐山千童信子、泊头传统铸造技艺、任丘辛安庄音乐会、河间皮影戏、八极拳、劈挂拳、燕青拳、黄骅麒麟舞。

  2009年3月19日 黄骅综合大港正式开工。

  2010年3月1日 “香港媒体河北行”访问团来沧参观访问 访问团一行先后来到国华沧东发电厂、黄骅港二期煤码头等地进行了参观,详细了解沧州经济发展情况。访问团对我市近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沧州的关注力度,更好地宣传和推介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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