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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期
发布时间: 2016-1-11 16:01:25

【党史珍闻】

老革命写诗妙趣生

  写诗虽然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强项”,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许多诗篇,都写得妙趣横生。

夏明翰的“讽刺诗”

  有一次,夏明翰看见一幅揭露北洋军阀卖国嘴脸的讽刺画,觉得画得非常好,于是就为这幅画配了一首打油诗:“眼大善观风查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见到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曾做了一首字谜诗,给工人同志们猜。诗曰:“一车只装一斤,好个草包将军,两个小孩相助,又请三个大人。”谜底是“斩蒋示众”四个字。表达了共产党人嫉恶如仇的义愤。

瞿秋白的“剥皮诗”

  1933年2月,为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爱国募捐”活动,搜刮民财和扩充其反革命实力的阴谋,瞿秋白仿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写了一首题为《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的打油诗来进行讽刺。诗曰:“去年今日此吴淞,飞机大炮相应轰。大炮不知何处去,飞机依旧打秋风。”

叶剑英的“过桥诗”

  1974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元帅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元帅很生气,提前退席时,留下了一首打油诗《过桥》,诗曰:“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周恩来的“地理诗”

  周恩来总理曾把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名称编成一首七言诗:“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云贵福吉安,四西二宁青甘陕,还有内台北上天。”全诗第一句指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第二句指江苏、浙江、江西、黑龙江、新疆(江的谐音)、云南、贵州、福建、吉林、安徽;第三句指四川、西藏、宁夏、辽宁、青海、甘肃、陕西;第四句指内蒙古、台湾、北京、上海和天津。

王震的“农垦诗”

  1953年3月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一师第一团的全团官兵,在戈壁沙漠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依靠非常简陋的工具,就开渠挖沟,引来天山雪水,开出了万亩良田,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国营农场。当王震视察了一团和农一师的其他团场后,激情难抑,当即赋打油诗一首,概括农一师的团场。诗曰:“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雪山。”

夏衍的“整人诗”

  1974年,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作家夏衍在监狱里被关押了8年。有一天,在狱中的夏衍突然想起了明末清初年间流传下来的一首题为《剃头》的试帖诗,于是,就仿那首试帖诗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表达自己身处逆境的幽默和坦荡。诗日:“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明末清初的那首试帖诗为:“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本刊专稿】

 

  编者的话:本刊2015年第35期刊发了左德兴同志题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农村分配形式忆述》的文章,就当时自己所经所历、所见所闻的农业社收益分配叙写下一些做法与看法。我们的沧州地区行署老副专员沈志鸣同志读到这篇文章后,认为其中有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就依据多年分管并主抓农村、农业工作的情况与感受,写下了自己对当时情况与体会的忆述文章。沈老这种极端负责的认真求实精神,不仅使本刊编辑人员很受感动,想必对读到这篇文章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也有教示意义。为此,本刊在“专稿”栏目特别刊发了沈老撰写的《也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业社收益分配问题》一文,以飨读者。


也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业社收益分配问题
沈志鸣

  《鉴政沧州》2015年第35期上刊登了左德兴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农村分配形式忆述》。文章写得很细腻、很具体,我读了以后,觉得基本上符合有些村庄、大队、生产队的情况,但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值得商榷。我从农业互助组、初级社起,经高级社、人民公社到全面实行大包干,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我在南皮县委农村工作部、县委办公室、学大寨办公室、地委学大寨办公室、地委农村工作部先后干了20多年,曾任过一段时间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20多年一直从事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开始几年常年蹲点,住一些村社搞调查,摸索探讨农业社的按劳分配问题,也多次参加过地委、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由于所处岗位不同(左德兴同志从9岁起就是“课余小社员”,我是搞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工作的专业干部),接触面不同,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我比左同志可能更宽一点,对上级有关农业社的指示精神,知道的、了解的可能更多一点。在这里我想就有些问题也来做一些忆述,供大家参考。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应当实行按劳分配。机关事业单位、工商企业采取的是岗位职务级别工资(机关上分二十几级工资,职工讲八级工资制),农业生产情况与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同,岗位职务级别那一套办法,不适用于农业社。农业社的收益分配怎样体现按劳分配?左德兴同志的文章中讲:“那时最坚持的是以工定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按照这个理论,这个原则努力工作的。实践过程很复杂,并不是像理论上说的那么简单。具体做法是:开始按照每个男女劳动力的体力状况、对各项农活的熟练程度,确定每个人记工时用的“底分”(最高为10分),干一天活,按“底分”记工,到夏秋分配时,按每人每天所得工分的总和,作为夏秋两季参与收益分配的依据。但是“底分”只能大体上说明这个人的潜在劳动能力,在具体劳动时有个劳动态度的问题,干活认真不认真,卖不卖力气,每个人的表现不尽相同。如果只按“底分”记工,不看劳动态度,不问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显然不合理(群众把这称作死分死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采取了死分活评的办法。一天劳动后,由大家评议每个人的劳动态度(一般在晚饭后到队部或牲口棚集合进行),按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确定给他记多少分。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很合理,但是实践起来很难。通常没人发言,一旦有人对某人的劳动表现提出一些意见,就出现针尖对麦芒,互揭短处,吵起来,没有人说公道话,怕得罪人,结果还是死分死记。大概是1956年,晋县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一种叫“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的记分办法,把每项农活定出完成的数量、质量要求和计酬工分,按照这种办法记工,既看完成数量,又看达到的质量要求,当然很合理。但制定这个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非常复杂,不仅农活项目繁多,而且劳动对象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土质不一样,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季节在变化,作物在成长。干同一样农活,需要付出的劳动就不一样,应给记的工分就不一样。以耪地(锄草、松土)为例,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就多达几十个。劳动定额中的数量要求比较容易确定,质量是否达到要求,无法监督检查(一个生产队干活的人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作业场地不在一处,村东、村西、村南、村北都有,即便社队设有专职监查员,也监查不过来)。实行周家庄农业合作社的计工办法,制定这个办法很费劲,操作也难,费了很多功夫,搞成的厚厚一本《劳动定额与计酬标准》成了一叠废纸,最后仍然是死分死记。至于大寨记工法(自报公议)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小靳庄记工法(据说把学毛主席语录也作为记工的依据之一)更像笑话,我们没有搞过。听下面汇报,也没发现有过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我的印象中,经过近20年的摸索探讨,我们沧州地区内的农业生产社、队,始终没有解决“死分死记”这一难题。死分死记产生平均主义,它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就是社员群众抵制这种不合理做法的消极反抗。大包干之所以从偷偷摸摸成为燎原之火,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花,实行大包干之后,农业生产面貌大变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群众对平均主义的厌恶与扬弃,说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现在情况变了,农村大批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机作业快速增多,农业科技(优种、植保、灭草剂、除虫药、测土施肥等)进步很快,水利电力条件也有很大改善等等,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发展。在新的形势面前,一家一户承包经营几亩、十来亩地的分户经营方式又显得不适应了,对生产关系应该作相应的调整,这是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是群众的要求,是大势所趋。我们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理,引导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使农民更多更快地增加收入,尽早实现全面小康。

  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按劳分配,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收益分配的核算单位有过变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指的是生产队,原来的村、社改称为大队,算一级,公社算一级。实际上生产和分配,公社基本上什么也不管。那时候形成了“生产在脚,分配在腰”的体制格局。自从毛主席指出这种体制、格局不妥以后,就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既管生产,也管收益分配。我以上讲的计酬记工办法大都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时的做法,大队管收益分配时,对生产队采取过包工包产的办法,具体对社员的计酬记工也是由生产队处理的。记工办法除了上面所讲的,还有对某些农活采取计件包工的做法,一般计件包工到组。计件包工到人的也有,但很少。这一点我没有做具体忆述。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不完全是按劳分配,实际上有两个分配方案:一个是货币分配方案。把农产品按国家定价折成货币加上工副业收入,按全体社员在社队劳动中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这是一个总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实物(主要是粮食)分配方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社收入的粮食先要缴够公粮(即农业税,不收现金只收粮食),完成上级下达的征购粮任务,留下种子粮,五保户和照顾有的烈军属所需要的粮食,剩下的部分按人劳比例分配。按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多数社队是“人八劳二”或“人七劳三”,生产条件较好、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社队(占很少数)有按“人六劳四”的,从公社审批社队报批的粮食分配方案看,基本上没有人劳各半的社队。按人头分配部分的粮食要折算成货币,然后纳入以货币计算的分配总方案中进行决算。由于粮食分配人头占大部分,人多劳少,挣工少的户年终货币决算时就成了“倒挂户”,即给队里干了一年活,还欠着队上的钱。人劳比例(人几劳几)是根据各个社队的情况确定的,上级不做统一规定。

  50多年、60年前的事情了,忆述的可能不清楚、不准确,不符合事实之处请知情的同志们指正。

(作者系原沧州地区行署副专员)

【忆昔话往】

献县农业学大寨的片段追忆
左福祥

  1970年至1978年,我先后在献县商林一大队蹲点,并任商林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和商林一、二、三、四4个大队党总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学大寨工作。期间参加过一些省、地、县有关农业学大寨的工作会议,也参加过不少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亲身经历了献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些工作历程。

  我国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是执政党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为改造旧农业和发展农业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60年代中后期,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他仍然做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战略决策,想通过抓典型、树样板、学先进、点上开花面上结果的办法把生产搞上去。于是在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农业建设高潮。

  农业学大寨,就是学习大寨党支部,带领全体社员,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脚踏实地战天斗地的奋斗态度。早在“文革”前,中央就发现和树立这面旗帜。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1970年又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1971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我县县革委建立后,尤其是中共献县县委重建后,县委三任书记(赵中光、宋连营、刘庆芳)对农业学大寨非常重视,作为我县长期中心任务研究、布置、检查、督导,解决学大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广学大寨的先进经验,逐步把我县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推向高潮。

  首先领导同志亲自率领全县社队干部分批去大寨参观取经,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研究献县的自然特点,找出我县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制订规划狠抓实施和落实。

  历史上,我县既是洪灾频发地区,又是干旱少雨地区。到雨季,太行山南段和邯郸、邢台、衡水地区的大量客水汇入滏阳河顺流而下注入子牙河;太行山北段和石家庄、衡水北部的客水汇入滹沱河,同时流入献县注入子牙河。海河水系原本就上大下小,加之上游地势高,下游平坦,来水流速快,下泄流速慢;历史上子牙河多次决口改道,致使河床迂曲抬高,年年防汛加高加固两岸大堤,致使河水水位高达十几米,又加重了河堤的压力。大堤在高水位风浪的拍打下,在洪水长时间的浸泡下,极易溃决造成洪水泛滥。为防备大堤决口、洪水泛滥成灾,每到汛期全县青壮年都必须上堤防汛,家中留守的只剩妇女、老人和儿童。靠她们维持田园生产,还得担任向河堤运送物料的任务。

  为了缓解下游的压力,历史上满清政府牺牲我县部分农民的利益,把滏阳、滹沱二河的夹角地区划为“钦定泛区”即季节水库,用以滞洪。我县泛区48个村庄,每到汛期就成为水库中的孤岛,岛中的居民则沦为四出讨要的乞丐。但是,全民上堤防汛也好,“钦定泛区”滞洪也好,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作用。一旦上游尤其是太行山区降了暴雨,上游压下来的洪水超过了子牙河的有限泄洪能力,超出了大堤的承受能力,照样决口泛滥。仅建国后十几年内,我县境内就发生了3次险情两次决口。1956年洪水过大,子牙河右大堤在臧桥和郭马坊同时决口,沧石路以北至天津一片汪洋。1963年石家庄地区降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上游洪水来势凶猛,洪水横漫了右大堤,我县右岸17个公社382个大队全部成了泽园。大水所到之处,田园毁灭,村庄吞没,房屋倒塌,惨象目不忍睹。更为严重的是泛滥的洪水把整个天津市包围,国家的南北交通受到严重威胁和影响。

  1963年的洪水泛滥后,毛主席研究了海河水系水文资料后,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重要指示。为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河北省党政领导组织了30万治河大军,于1966年投入根治海河的战斗。按照国家的设计,开挖了滏阳新河、子牙新河和北排河;在三河的交汇处,兴建了海河枢纽工程。在新子牙河的开口处建了进洪闸,在老子牙河上建了节制闸,在新子牙河上建了1040米的跨河大桥。全部根治海河的工程于1967年竣工。使子牙河的泄洪能力从800个流量,扩增到9000个流量,泛区48村再也不受洪水之害了。

  根治海河的工程从根本上解除了海河流域的洪水之患,也为我县农业学大寨和献县脱贫致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县委和县革委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在学大寨运动中着力在“水”字上大做文章。除水害、兴水利齐抓并举,治理地上水和开发地下水齐抓并举。为此,上世纪70年代初,我县建了两个水利建设指挥部,一个叫机井指挥部,一个叫海河指挥部;前者专门负责开发地下水,主管打井及其配套建设,后者负责兴建地上水利工程。

  在治理地上水方面,我县先后发动数十万民工疏浚扩挖了黑龙港河、亭子河、白龙江、朱家河、滹沱河故道、古洋河等,并根据排灌需要新开挖了沧石路北沟、紫塔干渠、中营干渠、商林干渠、段村干渠、陌南干渠等。全县共疏浚扩挖和新挖骨干河渠24条,支渠124条,斗农渠1670条,总长2900公里。为了解决献县封闭地区的排水和灌溉问题,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滏阳河夹道沟兴建了大过扬水站;在泛区兴建了贾庄桥、杜陵花、古庄、八里庄扬水站;在中营干渠下头兴建了中营扬水站。为了解决大洼沥涝问题,先后在南皇亲庄、淮镇洼、欢留洼等地兴建了圬土泵站。为了引水蓄水灌溉,先后在杨庄、紫塔、大八里庄等地兴建了引水闸,又在全县骨干河渠兴建了52座闸涵,一次蓄水量1711.1万立方米,可控制浇地面积23万亩。还在各河渠沿岸两侧共建扬水站21座,扬水点260处。

  上述疏浚扩挖的原有旧河道和新挖所有干、支渠,都是生产队出劳力、出工分、出工具,县仅补口粮,通过社员劳动搞成的。

  在开发地下水方面,我县1971年机井指挥部建立后,陆续发展到打井钻机21台,有打井队员250多人,分21个打井队;后勤人员四五十人,设水层勘察组、压风组、测井组,并建有下属钻机修配厂,有工管人员30余人;水泥管厂,有工管人员40余人。此外,各公社也都有自己的打井队,配有钻机1~3台。从1970年至1977年全县共筹集投放机井补助款712.9万元。至1977年全县已有深浅机井6253眼,有效灌溉面积达38. 68万亩。农业学大寨以来,献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建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深沟河网,和旱涝综合治理、高水高排、低水低排、排灌结合、引蓄并举、地上水和地下水齐开发的水利系统。

  水是农业的命脉,肥是植物的食粮;有水可保稳产,肥足可保高产。所以有“粪大水勤,不用问人”的农谚。为扩大肥源,增加肥力,我县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发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大建养猪场,既能增加圈肥,又有畜业收入;二是改革厕所管理,大搞粪尿分存和发酵,充分发挥人粪尿的肥力;三是在一些轻碱地种天菁压绿肥,种苜蓿养地改造土壤,还可收获大量牧草喂猪和牲畜;四是在一些烧柴有富余的生产队搞秸秆还田;五是集中人力和财力筹建了我县化肥厂和磷肥厂。这些措施都为我县增产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县原有30多万亩盐碱地,占了全县总面积的1/3,因土壤含盐和硝太多寸草不长。这些盐碱地是由于历史上积水造成的。沿河两岸的盐碱地则是汛期河中水位太高造成的。土壤中盐和硝是溶于水的,它们随水来,也能随水走。随着海河的根治和我县排灌网络的建成,大地中的积水没有了,河水的水位不高了,土壤中的盐和硝随水排走了,这些盐碱地也变成了良田。这是农业学大寨中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县土地工程的另一项建设是大搞丰产方。按照便于交通,便于灌溉,便于机械耕作的要求,按照井、渠、路、林、田五配套的原则,大搞纵横笔直的田间公路网。形成方田和“井”田格局后,在方田内大搞土地平整,削高垫洼,去岗填沟,废弃斜穿的原有土道,打井修渠,从而改变了田间的自然面貌。

  上述水、肥、土的建设为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要进一步实现稳产高产,还要靠科学种田。主要有农作物的品种改良、耕作制度的改革、病虫害的防治。过去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适应春旱夏涝的自然特点,在一些低洼地只能种植高杆散穗高粱和豆类,虽然产量低,但耐旱抗涝收成有保障。春谷种“千穗红”、“鸡跳脚”;夏玉米种“灯笼红”;小麦种“小红芒”。这些品种都耐旱,粮食品质好、好吃,但都产量很低。正常年景高粱、大豆、小麦达不到百斤,玉米、谷子丰年不足200斤。而且庄稼复种指数很低,很多地是一年一熟,有些是二年三熟。大部土地因墒情不好春天不能播种,只好等到夏季下了透雨种夏玉米,玉米收了或因墒情不好过了种麦季节,只好等到来年种春谷。有些春天的白地作为留麦地让其长草,到秋季翻土压青种小麦。只有那些春谷地、瓜地、芝麻地等一些早熟作物收割后还能种上冬小麦。随着农业学大寨深入发展和自然条件的改善,各种农作物都能适时播种,国家提供了密植高产的杂交优良品种,实现了一年两熟,瓜、菜、粮交作可以实现一年三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总量。尤其冬小麦,不但播种面积猛增,单产也从过去的几十斤提高到几百斤。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改善。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需要投入很多建设资金。积累建设资金只有靠发展工、副业来解决。为发展工副业,县里先后建起了面粉厂、轴承厂、铅笔厂、针织厂、草编厂、布花厂、五金拔丝厂、化肥厂、磷肥厂等。公社和生产大队建起的副业项目有:草编厂、地毯厂、石棉厂、织布厂、翻砂厂、砖瓦厂、传统农业“四坊”、红枣加工厂、米面加工厂、木器加工厂等等。工、副业生产的发展,为我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脱贫致富作了重要贡献。

  组织全县人民战天斗地,脱贫致富,关键是要有一个像大寨党支部那样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高度威信的领导班子。县三任党的主要领导都非常重视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为此,县革委组织并派遣了多批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老大难村宣讲毛主席关于革命派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放老干部,对派性头头进行批评教育,结合整党建党,重建党支部,推动农业学大寨工作。1969年我带领一支7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住西城公社的小邵寺、西屯、东屯、张花、西城南、西城北、南城、西蔡、蔡西等大队。经过近一年的工作,稳定了局面,解放了老干部,为党支部的重建和农业学大寨的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县委三任主要领导始终要求公社领导干部转变作风,走出机关,到学大寨的后进单位住村蹲点,同那里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同”中听取群众意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商林公社任公社书记期间,响应县委“三同”号召,先后在商林二大队、商林三大队、垒头大队、大南邵大队住村蹲点,帮助解决了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推动了这些大队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

  重视发现和培养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是县委推动全县农业学大寨健康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如商林一大队,地处商林镇南头,冀中运河和京开公路西侧。全大队下分6个生产队,共有450多户人家,1600多名社员,有耕地3500多亩。党支部书记张寿起是抗日时期的老党员,党性好,作风正派,革命意志强,工作魄力大,群众威信高。他参观大寨后,下决心带领全村社员战天斗地,改变贫困面貌。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号召下,把3000多亩土地建设成了丰产方,打了10眼深机井,在冀中运河边建设了扬水站,还建了百亩实验田。大队和生产队都有养猪厂。副业有腈纶织布厂、地毯厂、草编厂和缝纫社。学习科学种田,在百亩试验田中试验成功了双株玉米,因为发挥了土地深翻、巧施水肥、优种、密植的综合优势,从而实现了高产。双株玉米在实验田试种成功后,又把双株玉米和大寨谷引种到3000亩丰产方中。1970年7月下旬,李先念副总理来献县视察农业学大寨时,看到长势喜人的大面积双株玉米和大寨谷后非常高兴,把商林一大队誉为“平原大寨”。商林一大队成了省、地、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1971年商林一大队的黄广德(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作为沧州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其中一位代表,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北方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

  献县农业学大寨的十年,是献县农业改天换地的十年。从1959年至1968年,我县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靠贷款。1968年至1978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开展,逐渐实现了自足有余并能对国家作一定贡献。

  农业学大寨的载体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本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超越了农民的觉悟水平,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的极积性。因此随着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到来,人民公社体制及其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可避免地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

(作者系献县检察院原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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