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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3期
发布时间: 2015-12-3 16:41:52

 

【党史珍闻】

左权将军抗战家书的家国情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纷飞年代写就的家书,都带有鲜明、突出的时代烙印,记载着血与火的历史,抒发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在牺牲前三天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他在紧张战事之余对妻儿的思念与关爱令人动容。如今,左权将军11封抗战家书成为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物。

 

【沧州抗日战例】

冀中解放第一城——肃宁
刘会昌 曹 颖 于万和

 

  1944年中秋节前夕,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的部队在冀中腹地一举攻克肃宁城,全歼驻城日伪武装。继而克玉皇庙、梁家村据点,全县获得解放,肃宁成为冀中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县份。解放肃宁之战,“是冀中部队在‘五一扫荡’后规模较大,获得全胜攻坚战范例之一。”


  在1942年“五一扫荡”及其之后的“清剿”中,肃宁的抗日武装损失了90%左右,各级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险恶的形势面前,中共肃宁县委书记王耐林、副书记刘镜心、县长李伯宁等始终和全县人民生死与共。组织被破坏,重新建立;武装受损失,重新恢复。1942年12月初,县委在徐庄村地洞里开会,研究了重建县区武装和加强敌伪军工作等问题。到1943年三四月份,县大队由损失后的十几人逐步恢复到50多人,各区小队恢复到20人左右,村游击小组也相继活动起来。

  县区抗日武装恢复后,首先开展了锄奸工作,对罪恶极大的汉奸、叛徒严厉打击,先后处决了几名民族败类,震慑了敌人,为进一步恢复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县区抗日武装得到进一步恢复与发展。到11月,肃宁县大队人数超过百人,军政素质也有明显提高。这一年,先后攻克敌人据点8处,城外设伏5次,受到地委和分区的通令嘉奖。


  1944年,日本侵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连遭失败,不得不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大量抽调其在敌后战场的兵力。驻肃一个中队日军调走,只留下几名顾问控制着全县的伪军警。敌人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形势对我非常有利。

  1944年2月初,敌人把城外大部分据点的伪军撤进城内。这些伪军不少是在城外与县大队作战时被俘后教育释放的,有的已成为内线关系。22日夜,县大队利用内线策应,从城东门的城墙袭入城内,并一直攻入了伪保安队的院内,俘敌116名,缴枪80余支。

  5月,伪警特务系中的内线关系送出情报,说伪保安队怀疑特务系中有人暗通八路军,要求县大队派部队接应特务系反正。13日夜,接应部队顺利入城,策应特务系50余人反正,并攻入警察所、伪县政府和伪保安队部,又歼敌一部,获得步枪数十支、机枪1挺、迫击炮1门。

  至1944年夏,肃宁县、区抗日武装和九分区三十四区队配合作战,攻克敌据点4处,城外设伏3次,3次袭入县城内,共歼敌6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枪8挺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由于连续袭击县城,敌军人心惶惶,被迫再次撤退l0多处据点,以保其县城的安全。至此,敌人在县城外只有梁村、玉皇庙两处据点。

  在城外伏击作战中,对敌人打击最沉重的是截击“沧州队”和张庄伏击战。

  1944年5月初,为加强肃宁防务,敌仓促从沧州调来了伪渤海道警卫大队增援肃宁,编为肃宁伪保安联队第三大队。

  5月26日,伪第三大队护送伪县长去河间开会,县大队和五、六区小队在河(间)肃(宁)路玉皇庙处截击这股敌人,生俘伪中队长以下100余人,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支。

  张庄伏击战奠定了攻克肃宁的基础。“沧州队”被截击后,肃宁守敌更感兵力不足,武器缺乏。驻肃日军顾问和伪军政头目向沧州上司要来机枪3挺和一批弹药,于8月18日派出180余人到河间接运。当时正值汛期,河肃公路两侧有很多积水,敌人只能沿公路返回。于是分区主力三十四区队和县大队决定,在丰乐堡、张庄之间的路段伏击返回之敌。战士们从19日在公路两旁水里潜伏到20日上午10时,才看到大队伪军混杂着几个日军,护着几十辆满载弹药的大车,缓缓地向西开来。日、伪军官们坐在马上摇摇摆摆带队进入了伏击圈。伏击部队一齐开火,敌人前进无路后退不能,乱作一团。战士们端着刺刀跃出青纱帐冲入敌群。半小时结束战斗,毙伤日伪14名,俘日军军事顾问大枝以下4人,俘伪大队长以下165人。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掷弹筒2个,其它军用物资很多。


  张庄伏击战大获全胜之后,驻高阳日军小田大队恼羞成怒,派200余日军及部分伪军绕河间西犯肃宁,对丰乐堡无辜的村民大加杀戮,制造了侵占肃宁后的最大惨案,杀死烧死老、弱、妇女、儿童87人。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全县抗日军民的仇恨,决心乘敌人力量薄弱、惶恐不安之际攻克肃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地委、军分区认为攻克肃宁的条件基本具备,决定派分区参谋长李健带精干指挥机构到肃宁指挥克城和解放全县之战。

  李健到肃宁后,召开三十四区队和肃宁负责人联席会议,组成攻城指挥部,积极准备攻城。参加攻城的部队有三十四区队4个连、肃宁县大队200余人及各区小队。

  攻城之前,指挥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肃宁城城墙高丈余,东、西门和南北城墙(无南北门)及四城角,敌都遍修碉堡,城内日军司令部(后为伪保安队占据)、伪县政府、伪保安联队部均为据点式构筑,共有坚固高耸的大岗楼4座,碉堡10几座。城四周有很深的积水围绕,接近不易。城内有伪军600余人,城外的玉皇庙据点驻伪军一个小队,梁村据点驻伪军一个中队和伪警20余人。在兵力上我们并没有占多大优势。从武器上看,我们只有重机枪,没有炮,对坚固的城堡还没有摧毁的可靠手段。

  为了详细了解敌情,三十四区队、县大队的指挥员化装深入到东关和西关实地侦察。三十四区队政委杨栋梁,在侦察敌情时,让敌工干事曹云祥通过内线联系好,亲自进城到伪保安联队部,对敌副联队长康景新(驻肃伪军的最高头目)进行教育,要他率部起义,但没有成功。

  指挥部决定立即攻城,并分配了作战任务:由三十四区队作战参谋朱志勇和特派员齐洪基协助杨栋梁指挥三十四区队二、三、四连及肃宁四区小队主攻西门;由县大队副大队长黄松和副政委白万林协助三十四区队队长贾桂荣指挥三十四区队一连和肃宁县大队助攻东门;李奔率博野县大队在肃宁城东之丰乐堡桥附近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河间援敌并警戒梁村、玉皇庙之敌;以二十四团之一部及高阳县大队设伏于肃宁西北潴龙河岸的绪口、以蠡县县大队设伏于肃宁西潴龙河渡口分头准备迎击高阳、蠡县的援敌。


  1944年9月29日黄昏,各路攻城部队按计划运动到预定地点。指挥部设在靠近城根的寨南村。李健、李伯宁等组织指挥整个战斗,三十四区队队长贾桂荣和政委杨栋梁等都深入到第一线具体指挥破城。

  晚10点,攻城战斗打响。霎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强攻西门的一个突击排,在密集的火力和“土坦克”的掩护下,用集束手榴弹炸开城墙突了进去。进城后遇到了一片开阔地,岗楼上敌人用密集火力封锁,不能前进,战士们就跃进到一座房屋附近与敌人对峙。

  东门的攻城部队在县大队作战参谋陈冲带领下,渡过积水一人多深的护城壕,从东门以北搭人梯登上城墙。登城后,向南攻城门岗楼,向北攻东北角城头堡。三十四区队一连一排从突破口向城内穿插,遭到城门岗楼上敌人侧射火力的杀伤,未能通过。县大队从城墙上侧攻敌城门楼不克,从城墙下强攻东门,也未成功。几次强攻不下,战士们就把群众烧香的供桌找来当作“土坦克”顶着接近城墙。同时,积极开展火线喊话,分化瓦解敌人。整个阵地都在喊:“黄河,长江,你们该动手了,你们要看准,哪个最顽固,攻下城来和他算账!”伪军们也不知道谁是“黄河”、谁是“长江”,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企图顽抗的也有所顾忌。在喊话的同时,“土坦克”下的战士接近了城墙,但第一次靠近城墙时敌人投下手榴弹,把桌子炸翻,两个战士也负了伤。第二次从城门南面靠近了城墙,桌子下的战士用“摇山动”(一种大型钢钎)撬城墙,准备放炸药进行爆破。

  撬城墙的声音传到城上,震动很大,岗楼上的伪军吓得六神无主,纷纷放弃岗楼逃命,攻城勇士们乘机登上岗楼,控制了东门。东北角城头堡的敌人见东门失守,也缴枪投降了。

  控制东门后,勇士们把机枪架在岗楼上层,居高临下,顺街一阵扫射。三十四区队一个排猛突进去,县大队又跟进一个分队扩大战果。天亮之前,攻到了原日军司令部驻地。

  在西门附近僵持的部队得知东门已克,士气大振,拼全力从突破口向里猛攻。

  这时,天已放亮。攻城部队从东西两面夹击敌人,一鼓作气全歼了“沧州队”,相继占领了保安联队部、新民会、警察总所等敌伪机关与阵地,将敌人压缩在伪县政府院内。

  时近中午,指挥部集中全力围歼龟缩在伪县政府院内的残敌。以往不可一世的日本顾问荒野平八郎显得狼狈不堪,躲在后院的大岗楼上不敢下来,命令伪军们顽抗,并向河间、高阳的敌人发报求援。伪军们看到面临绝境,已无心再拼死卖命。正在这时,康景新的两个卫士(都是内线关系)过来对荒野平八郎说:“联队长请顾问下炮楼议事。”把荒野骗下岗楼。当走至前院夹道时,一个卫士突然向荒野开枪射击,但这是一颗废子颗,没打响。荒野暴怒,抽出战刀狂叫着猛扑过来。那卫士急忙转过墙角退掉废弹又开一枪,正好打中荒野的胸口,这个凶恶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头栽倒地下。伪军们见荒野被打死,顿时大乱。战士们趁机冲进院内大喊:“缴枪不杀!”遂使康景新和残余伪军全部投降。30日上午11时,残敌完全肃清。随后,李健、贾桂荣和李奔带三十四区队四连和博野县大队分别包围了玉皇庙和梁村据点,并将康景新写的促降信送进去。玉皇庙之敌兵力薄弱,迫于形势,立即投降。梁村敌人深知肃宁已被攻克,自己又陷入重围,也于10月1日拂晓投降。

  在强攻肃宁时,驻高阳的日伪军600余人企图由绪口渡河增援,被打援部队击退。至此,地处冀中腹地的肃宁全境获得解放。

  解放肃宁之战计毙伤敌顾问及伪军小队长以下20余名,俘虏伪军联队长以下官兵和伪政、警人员1000余人,缴机枪3挺、掷弹筒2个、长短枪700余支、粮食200余万斤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攻城部队仅伤亡30余人。

  肃宁解放,使敌伪的任(丘)河(间)肃(宁)联防区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为八路军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吹响了威武雄壮的序曲。10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头版报道:“冀中又奏大捷,肃宁县完全解放。”


  肃宁县解放了,但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肃宁周围的饶阳、蠡县、河间、高阳、献县等地还驻有敌人,有反扑肃宁的可能。长期的战争,使肃宁满目疮痍。农村约有40%的土地被少数地主富农吞并,加之战争期间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河水每年泛滥成灾,致使大片土地荒芜,人民靠吃糠咽菜度日。县城里更是一片萧条,几家店铺在日伪残酷统治的夹缝里苟延残喘,几近倒闭。农村集市由于日伪的掠抢,也没有留下几个。因此,肃清日伪残余,稳定局面,支援战争,改善全县人民的生活,是摆在肃宁各级党组织面前最主要的任务。

  肃宁解放不久,县委、县政府就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对肃宁解放后全县的形势及今后任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对新形势下全县的中心任务进行部署。一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复仇斗争,彻底肃清日伪的残余势力,稳定全县的局面。二是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开展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工作,使各级干部的思想适应形势需要。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借贷斗争,恢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重建家园。四是积极扩军,支援抗日战争。会后,各项工作迅速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日伪统治时期,一些民族败类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助纣为虐,残酷屠杀自己的同胞。他们敲诈勒索,奸淫抢掠,发了国难财。肃宁解放初,这些人有的继续与人民为敌,隐藏起来,恃机报复,常常出没于青纱帐间劫道,打黑枪,暗杀抗日工作人员,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开展反奸复仇斗争十分必要。各级党政组织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全县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开大会、贴标语等形式,勒令那些民族败类必须向政府自首坦白。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日伪时期一些干过坏事的人只好向人民认罪。对罪大恶极者,各区委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其罪行。寨南村的一名伪军小队长,他欺压乡民,曾杀死过抗日干部。解放肃宁后,他畏罪藏到付佐村的亲戚家,反奸复仇斗争开始后,他被举报出来。寨南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将其捉回,交给了人民政府惩处。通过反奸复仇斗争的开展,人民群众觉悟更加提高,抗战热情更加高涨。为了严防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稳定全县的局面,县委指示各村、各区都成立反奸反特组织,县城还专门成立了反奸复仇队,以维护县城的秩序。

  为使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委及时开展了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的工作。整顿组织主要是大量地提拔区村干部充实各级政权组织,并大批而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加强党的核心力量,为开辟新区输送干部。整风是1944年初冬开始的,搞了近两个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肃宁解放到日本投降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肃宁共抽调了3批干部支援新区。一批去了津南,一批去了大清河北,一批去了东北,共40余人。对继续坚持在肃宁工作的同志,县委重点搞了思想和作风的整顿,提出各级干部要切实发扬革命传统,帮助人民群众搞好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县委书记王耐林带头到五区,深入农村与群众一同劳动。一时间各级干部都打起背包,走出机关,参加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在不长的时间里,生产自救、大生产运动便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五、六区一带搞起了卷烟手工业和拔铁丝工业;一区干部带领群众熬小盐,用麻杆和硫磺沾火柴;二区搞起了造纸业。有的村群众纺线、织布、磨香油。同时,中断多年的集市开始恢复。窝北、梁村、县城的大集市的贸易也活跃起来。

  1944年冬末,为使群众度过冬春的饥荒,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开展了借贷斗争,以解决群众的吃粮和来年的春种。这次斗争是在地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县委派出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区,召开群众大会,造成大的声势,以农会会员为骨干向地富借贷。对被借贷的对象先摸清底码,定出借贷的钱粮数,再召集地富户开会,讲党的政策和群众的疾苦及要求,提出“人人有粮吃,人人有衣穿”的口号,争取他们自动献粮献钱。这一斗争很快取得了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搞出粮食150多万斤,很好地解决了群众面临的冬春两荒困难。

  长期被日伪压榨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自由,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人民军队。抗战时期,肃宁县有一支为数不小的地方抗日武装,县大队、各区小队共计300余人。肃宁解放后,按上级的指示,肃宁的县区武装组成了肃宁支队,配合兄弟部队外出作战,参加了冀中九分区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的历次战斗。日本投降后,这支地方武装接受了整编,编为冀中二十八团,挥师东进,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

(作者单位:中共肃宁县委党史研究室)

 

【沧州抗战史料】

白求恩在河间
宁中秋 艾振生 王彦伦

  1939年2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来到冀中。当时,冀中军区司令部驻在肃宁县的湾里村(今万里村)。白求恩到达冀中的当晚,吕正操司令员请他吃饭,不等吃完,白求恩就要求立刻去工作。吕正操考虑到他一路劳累,劝他先休息,白求恩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他拿出在来冀中途中就已拟好的检查医疗情况、施行手术计划给吕正操看。吕司令员看到白求恩抢救伤员的心情这样急切,就不再劝阻了。

  东征医疗队在冀中医院工作了半个月左右,为了便于活动和救护,自求恩把东征医疗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冀中军区活动,一部分由他率领随驻在河间一带的八路军一二○师活动。

  一二○师的伤员都分散在群众家里,白求恩冒着危险,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坚持为伤员治疗。其中,在四公村的一次治疗尤为危险。

  四公村,位于河间县城东北40华里,距河(间)任(丘)公路和小店、辛中驿等日军据点很近,敌人经常骚乱。可就在这个村予里,却住着几十名八路军的伤员。白求恩得知后,迫不及待地去找贺龙师长,再三要求去四公村。贺师长经反复考虑才同意了白求恩的请求,并派部队保护他的安全。

  半夜时分,白求恩和一支简装轻捷的小分队离开一二○师师部,避开敌人的岗楼、哨卡,悄悄奔向四公村。

  在同一个夜晚,四公村也有许多人还没有睡觉。在村外,时而闪过几条黑影,一会儿出现在村南的河沟里,一会儿出现在村东北角的枣树林里,这是四公村巡逻放哨的民兵;在村里,这一家的门轻轻地开了,那一家的门也轻轻地开了,紧接着从门缝里闪出几个人来,有的抬,有的背,有的搀扶着,迅速转入村南的一户人家,这是八路军医务人员和四公村群众,正在向临时手术室集中伤员;在地主老财的高墙下,间或有人走动,这是四公村的儿童团在监视着有没有人去通敌报信。

  黎明前,白求恩和小分队进了四公村,由老村长领着,穿街过巷,来到高荣禄家里。

  伤员安详地躺在炕上。白求恩摸了摸炕,炕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麦秸,非常松软;看了看被子,被子拆洗得干干净净;打开伤员的绷带,伤口周围十分清洁,鲜红的肉芽已经长出。白求恩满意地点了点头。可是,他还有一个疑团:敌人来了怎么办?在山区,我们的伤员在部队掩护和群众帮助下可以避开敌人;在平原随时遭遇,跑不了,躲不开,怎么办?

  白求恩给伤员换完药,高荣禄把他领到靠墙的立柜前。白求恩好奇地把头伸进去,原来,这个柜连着一个夹墙,夹墙底下已铺好了被子,只要有情况,这里面完全可以隐蔽两个伤员。老村长介绍说:“村子里有不少这样的夹墙和地洞,情况不严重就进去躲一躲,要是情况严重,伤员们都准备好了便衣,可以化装成老百姓转移到临近的村子或庄稼地里。实在来不及,就装成房东的儿子、丈夫、亲戚。日军搜查过几次,都没发生问题。”白求恩听了,非常兴奋,拍着老村长的肩头,连声说:“奇迹!奇迹!”

  告别了伤员和房东,白求恩又被领到隔壁的高大娘家。大娘正用筷子制成的镊子蘸着盐水给伤员洗伤口。白求恩望着大娘从容不迫的神态和熟练灵巧的动作,连声夸好。特别是听说大娘一家都会护理伤员,并被村里评为热爱伤员的模范家庭,白求恩更是激动,他紧紧握住大娘的手,感慨地说:“谢谢您,老人家,您使我再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这一天,凡是他到过的家庭,都看到了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也听到伤员们讲述了一些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如:一位大嫂把鸡蛋喂了伤员,让自己的孩子喝稀稀的米汤;一位见了人就脸红的姑娘,嘴对嘴给伤员吸痰,等等。白求恩听了赞佩不已。

  这天晚上,他们为伤员进行手术,一直忙到后半夜,医疗队的同志们才被各自的房东领回去休息。在门外等了大半夜的房东老奶奶将白求恩领回家,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一边看着他吃,一边还不断地往他碗里放剥了皮的鸡蛋。吃饱后,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白求恩很快就睡熟了。当夜,为了预防万一,人不脱衣,马不卸鞍。

  果然,天还不亮,部队侦察员送来了紧急情报:河间400多名日军向城北来了。护送医疗队的一个排和四公村民兵立刻进入阵地,伤员被转移或躲进夹墙、地道,白求恩和医疗队把医疗器械装上了马背。

  一直向北进的日军好像嗅到了什么,突然掉头向东,直向四公村扑来。

  在村西监视敌人的高春绪,得知医疗队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决心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不让敌人进村。他背起粪筐,不慌不忙地迎着敌人走去。敌人盘问他是哪村的,他故意指着西南方向的老河头村说:“那儿,四公村的。”敌人迟疑了。高春绪像没事似地望着敌人。敌人动摇了,一声吆喝,拨转马头向西南方向奔去。

  等敌人再回来时,白求恩和医疗队已安全转移了。

  事后,白求恩知道四公村的伤员无一意外时,感慨万千,深有体会地说:“八路军真像海里的游鱼!”“人民是山,人民是海!”“我已经爱上了他们!”

  白求恩除了坚持战地手术外,还利用战斗间隙给医护人员授课传技,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发明创造。他根据自己的战地救护经验,写成了一本《初步疗伤》的小册子,对伤口的消毒包扎、预防感染提出具体要求,曾在根据地大量印发,广为流传。同时,他创造了“十三步消毒法”,把换下来的绷带洗净,煮蒸消毒以后再用,解决了医疗物资缺乏的困难。他还用黄碘、次硝酸铋等研制成功了疗效较长的“毕普”药膏,用来涂在伤口上,一可以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和恶化;二可以润滑伤面,换药时不至于疼得伤员吸冷气。在实践中,白求恩改进了“药篮子”,比过去更便于伪装——盖上一块布就行,便于携带、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卢沟桥药驮子”。当时,河间斗争尖锐,医疗队必须随时准备转移救护。可是他们的药驮子很不适用,打开费事,装运更费事,有时还损坏药品甚至延误部队行动。白求恩从群众的粪驮子上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药驮子”:打开,可以当手术台;收起,往马背上一放就可以走。里面的各个抽屉方格里可以携带一个手术室、一个包扎室和一个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足够施行100次手术、500次包扎之用。

  “一切为伤员着想”,这是白求恩工作的出发点。他把救死扶伤看作医生的最神圣的职责。他坚决主张手术医生上火线,谁要阻止他上火线,他就勃然大怒。他要求同志们把他“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工作起来,很少休息。他十分关心伤员,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把中共中央给他的特别津贴全部转到医院,给伤病员改善生活。指战员们费好大劲为他找到一点水果、鸡汤之类的营养品,也都被他拿到病房去,亲自一口一口地喂给伤员吃。

  白求恩不仅致力于部队的医疗工作,也关心群众的疾苦,并同河间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屯庄住了20多天,亲手治愈了20多个患病者。只要听说老乡有病,他就让专门照顾他的房东、共产党员刘延赞领着去登门看病。有一回,他在街上遇到一位叫刘典的妇女抱着孩子走得很急。当他得知那孩子患对口疮久治不愈时,立刻上前拽着刘典往医疗室跑。由于语言不通,刘典听不懂,又不知何故,边跑边嚷。直到在医疗室白求恩给她的孩子动了手术,上了药,她才松了一口气。但她又为没钱买药而难过。翻译解释说,白求恩大夫给群众治病不要钱。经过六七天孩子的病就彻底好了。村民寇凤翔母亲的眼疾、刘西营的脚伤、张存志的胃病等,都是由白求恩亲手治愈的。孤寡老太太阎捧颤颤巍巍地打水,自求恩见到后接过水罐,替她一趟一趟去提,直到把水缸灌满;李平老大娘脚小,背着柴筐吃力,白求恩主动替她去背,因为不会背,筐从肩上滑下来,他摇头叹息“技术”不过硬,索性连柴带筐一齐抱起来送到大娘家中。老乡称赞说:“要不是共产党的队伍,别说是外国人,就是中国的大夫也不会把咱穷人放在心上!”至今,屯庄仍然流传着白求恩的佳话。

  白求恩在河间参加了多次战斗,其中,齐会歼灭战最为激烈。

  1939年4月23日拂晓,日军“王牌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800多人,包围了驻扎在齐会村的八路军一二○师七一六团三营。贺师长调集7个团的优势兵力,把敌人团团围住。著名的齐会歼灭战开始了。

  战斗打响之前,贺龙想让医疗队和师部在一起,但白求恩却要求靠前一点,理由是“战士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贺龙被白求恩的精神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并通知部队:“白求恩同志就在你们身旁,和你们一起战斗!”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

  白求恩带领医疗队离开师部驻地大朱村,抵达齐会东北7华里的屯庄,在村东南角真武庙三间半的小学校里布置了手术室,开始了紧张的战地救护工作。

  在齐会战斗三天三夜的救护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对一二○师七一六团三营徐志杰连长的抢救和护理。徐志杰为了抢占齐会村南的桥头阵地,身负重伤,肠子裸露,有10个裂隙和穿孔。白求恩精心地为他进行了手术,换了肠子。后来,见他呼吸不畅,白求恩就请房东刘延赞找来斧子和锯,亲自给他做了一个半躺半坐的靠背床档,使他可以仰靠;还亲自给他做流食,并一匙一匙地喂他;把点着的香烟送到他嘴上,一直护理到徐连长出院。

  白求恩关心伤病员的事迹到处传颂。他每天深夜两点起来,提着灯笼给伤员们盖被子,还有时拿出自己的被子或大衣给伤员盖,并经常给伤员端屎端尿。有一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正赶上一个伤员要大便,因刚动过手术不能下炕,又来不及拿便盆,白求恩立即从兜里掏出纸来往上一捂,双手捧到厕所里。白求恩动手术不是考虑省事而是为伤员的今后着想:截肢的,想到将来给他安装假肢;手伤的,想到多留点肌肉,少点切除,以便将来能够生活自理。他甚至对自己在伤病员面前走路的姿势也作了严格要求:谦和、亲切,使伤病员感到温暖,不要两眼看天,旁若无人,冷冰冰的。他常常这样问伤病员:“我的孩子,你感到怎么样?”伤病员说一声“好”,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笑起来。伤病员无不感动地说:“做白大夫的病人是幸福的。”后来,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说:“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1939年6月底,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返回冀西,结束了4个月的东征。

  白求恩作为一个革命者,把外科医术作武器,成为“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

  白求恩作为一个获得三个博士学位的著名胸外科专家,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优越感,成为河间军民的亲密朋友!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到河间,河间军民悲痛万分!

  建国后,为了纪念白求恩在河间的业绩,中共河间县委、河间县人民政府在屯庄修建了“白求恩纪念馆”。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永垂不朽!

  白求恩精神永远铭刻在河间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河间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者读者】

党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孙福军

  近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一卷、第二卷正式出版发行。两卷史书真实反映和记录了从1921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沧州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和领导沧州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投身反帝、反封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这部史料,内容厚重、资料翔实、记述准确、通俗易懂,堪称沧州党史的权威版本和教科书。

  此前,我看到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鉴政沧州》内刊(月三期),从2011年创刊,每期内容都是各个时期沧州党史的回顾,撰稿人都是沧州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党史研究室每年都把刊发的稿件编印成书,现已出版了四卷本。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党史研究室在《鉴政沧州》刊物上开辟了专栏,并及时出版了《沧州抗日英模》一书,对沧州在抗日战争中英雄人物、抗日根据地建设、主要战事以及发生在沧州大地上的惨案等汇集成册,再现了当年沧州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抗战的战争奇观。正是党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与历史责任感,使他们竭尽全力地为党的事业讴歌呐喊,传承光大。

  沧州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历史上,沧州有过无数次的辉煌,大汉风韵,盛唐气象,五代烟云,辽金战乱,靖难之役,一幕幕的历史大剧,或悲或喜轮番在这里上演。近代以来,沧州人民饱尝了数不尽的屈辱与创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沧州党的组织领导沧州人民发出了要独立、要自由、要民主、要解放,打倒列强、抗日救国的呐喊,进行了前仆后继、悲壮决绝、可歌可泣的拼搏与奋斗。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沧州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后,沧州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州经济活力迸发,社会和谐;城市建设整洁美丽,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富庶安康,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更令人自豪的是,以黄骅综合大港通航为标志,沧州发展正式开启了“海洋时代”;以京沪高铁通车为标志,沧州发展进入了“京津一小时都市圈时代”;以华北石化千万吨炼油、中钢中铁、汽车制造等大项目建设为标志,沧州发展跨入了“大工业时代”;以“五城建设”为标志,打造沧州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升级版。

  如果说两卷本沧州党史涵盖了沧州党的历史基本内容,那么,《鉴政沧州》就是她的细化描述和有益补充。两卷本从宏观方面对沧州党的历史进行记述,《鉴政沧州》每一篇文章都从微观方面对沧州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开掘,形成独特的景观和珍品。在《鉴政沧州》刊发的每一篇文章,无论是老领导、老同志,还是年轻的党史工作者,大都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历史,关注现实,表现出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后人负责和向上向好的价值取向。

  从每一位作者或欣喜自豪、或意气风发、或沉稳持重的笔下,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共同感受,即这些回忆文章,实事求是,再现历史,对后人以启迪和教益。同时,有的回忆文章立意高阔,笔法老道,真情奔放,酣畅淋漓。他们所记述的每一件事,犹如立体交响,深远悠长。读后有身临其境、爱不释手之感。虽然是对历史的再度回顾,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借鉴意义。可以说,《鉴》书刊发的每一篇文章,读后都如同战火风云回响耳畔,激情年代浮现眼前。既有对烽火岁月的真情回顾,又有对前途命运的深度思考;既有对光辉历程的虔诚礼赞,又有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闪耀着无私无畏、英勇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品质和高风亮节,充盈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如何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才能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不动摇,如何才能有效履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史工作者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必然亡国。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任何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的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的。在我们党内,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的周永康、令计划之流,他们就是在“赶考”面前吃了败仗,自己被自己打败。这是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做了一件大事,做了一件在党的建设大局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大事,编纂出版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沧州党的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同时连续出版了《鉴政沧州》四卷本,并且继续征集刊发《鉴政沧州》文章,这为各级各部门做好新形势下党史工作,运用过来的历史经验和总结的新鲜经验、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对于全面推进沧州“五城建设”,实现沧州科学发展、绿色崛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向导。党史国情作为国之魂、民之根,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都会彰显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时代价值。希望党史工作者认清党史工作的重要性,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进一步办好《鉴政沧州》刊物,以系统回顾沧州的光辉历程和建设成就,全面梳理长期形成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宝贵经验,为广大党员干部问计于史、寻策于史提供可靠依据,从历史的长河里汲取丰富的智慧和营养,获得有益的感悟和启迪,激发更大的动力和活力。在回望历史中创造新的历史,在沐浴光荣时争取更大光荣,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继续谱写党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系沧州军分区军事志办公室主任、沧县武装部原政委)

 

【信息窗】

 

沧州军分区军史《风雨征程》一书出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军史的决策部署和北京军区、省军区的指示要求,扎实推进史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在沧州军分区党委的领导下,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办公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精心编著的沧州军分区军史《风雨征程》一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

  该书从1937年军分区前身部队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诞生记起,一直写到2014年底,全面翔实地反映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历程,再现了军分区部队和民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光辉业绩和众多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充分反映军分区继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践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宗旨,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所完成重要任务、重大活动和部队民兵建设风貌,旨在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机关、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薪火相传铺路搭桥,为学史明理、鉴往知今,加强国防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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