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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反共誓约”惨案
发布时间: 2015-9-14 17:22:02

  1942年,日军集中5万多的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一”大“扫荡”,疯狂地屠杀抗日军民,大肆烧、杀、抢、掠,妄图变华北地区为其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任丘县和整个冀中地区一样,由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然而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在坚苦卓绝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任丘县曾被冀中区党委誉为抗日模范县。

  通过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碉堡政策,抗日政权日益巩固,抗日武装日益强大。日伪“五一”大“扫荡”之后,增设的岗楼先后被拔除和逼退,敌人只好龟缩在较大的据点中,抗日形势逐渐好转。到1943年8月,任丘县抗日游击大队、各区独立游击小队,积极主动地捕捉一切战机,打击和袭扰敌人,先后进行了思贤村伏击战、北漕口伏击战、青塔村伏击战、张各庄伏击战等较大规模的战斗。特别是1943年 8月 16日,日军满载服装的两辆汽车从保定驶向任丘,在任丘县的北漕口村南被任丘县二区区小队伏击,打死日军13名,其中有一名小队长,缴获全部武器、服装和秘密文件,所获文件为山区八路军反“扫荡”提供了重要情报。因此,地处冀中腹地的任丘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3年,日伪军在冀中各地屡遭抗日军民打击,但不甘心失败,还在做垂死挣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为挽回败局,炮制了“新国民运动”在华北推行。所谓的“新国民运动”,是1941年汪精卫提出来的,直到1943年才得以实施。“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反共、建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实质就是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灌输“善邻缔盟”、“中日亲善”、“反共”等观念,美化日本侵略,离间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以图确保其安全区,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日伪决定首先在战略重地任丘、高阳两县进行“新国民运动”的“突击示范”,成功后在华北推行。

  1943年下半年,日本特务团三十分队的50多名骨干分子,由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山奇少佐和他的助手恒尾带领,组成“突击示范队”来到任丘,以“对共调查团”的名义,搞“新国民运动”试点。按山奇授意,保定新民会长王九贞、伪河北秘书叶纪符、李弼臣秘书杨为之与任丘伪新民会长李润孚共同草拟了“反共誓约”六条,由李润孚润色定稿: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村庄时决不逃跑。二、对“皇军”及中国的各机关决不做虚伪的报告。三、今后绝对反对八路军政机关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四、今后应对“皇军”及中国军警协力讨共工作,并提供迅速、确实的情报。五、严守本誓约所载的各项条款。六、如有违背甘受任何处罚。

  10月9日,伪县政府、新民会通知各村联络员开会,部署“反共誓约”活动,并将六条誓约印发各村,强迫群众背念照办。日伪扬言:“背过来的就是新国民,发给良民证。凡是背不过来的或不照办的,就要立即处罚。”

  抗日民主政府针对日伪的“反共誓约”六条,向全县人民提出了六条号召: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敌伪组织;四、不向敌人交一粒粮食;五、爱护抗日队伍;六、服从抗日政府法令。并广泛开展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有效地控制了“反共誓约”六条的传播。

  一个月后,山奇见灌输反共思想难以进行,决定于1943年10月18日在任丘城里召开“反共誓约”大会,要求全县每户去一个人参加。诱骗说参加大会的发给良民证,“皇军”见了给打立正,并威胁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百姓杀净,房屋烧光。中共任丘县委、县政府立刻下达紧急指示,揭露敌人的阴谋,劝阻群众不要上当受骗。为给群众不参加会议制造借口,县、区派出武装在路上对空鸣枪,应付敌人。敌人原先预计有4万多人参加大会,最后只有 17000多人被强迫、诱骗到了城里。

  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四周架着机枪大炮,会场西面还挖了几排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伪警备司令李弼臣宣布了三不准:一、见了“皇军”不许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接着山奇规定了十枪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随后山奇大声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东西?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上鸦雀无声。山奇见无人应声,恼羞成怒,叫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拷问。

  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麻家坞村的王虎,他凛然答道:“六条不会,八路军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了,埋后又刨出来,再次拷问。王虎依然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问了十几个人,敌人用尽残酷手段,依然一无所获,于是强行扣押了与会群众。下午3点来钟,群众被关进了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进行单个刑讯逼供,叫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要各村拉出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名单,交出枪支、文件。3天中有150多人被拷打,近百人致残。仅打人折断的木棍就拉出10余车。

  山奇、李弼臣见酷刑未能征服群众,10月20日下午,下令掠去人们的裤腰带、绑腿带,不许各村送水送饭。并说如果群众不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名单,不交出武器弹药和文件,统统渴死、饿死。断水断粮的第3天,饥渴的人们开始吃草根、蓖麻叶、蓖麻杆和树皮。这些东西吃光了,有的人就开始吃棉袄套、鞋底子。一个青年几次晕倒,同伴搀他到尿池边喝尿,几个日军发现后把他摔倒在尿池里。断水断粮几天后,成群成片的百姓晕倒在地,每天都有几百人病倒。敌人却下令:“凡是病人,统统活埋。”

  当人们倍受煎熬时,汉奸伪警们却大肆勒索钱财,他们暗地里卖给人们食物,一张大饼要100块钱,一个玉米饼子30块,一瓶水5块,一个白菜疙瘩还要3块钱。杨临河村60多人凑了50块钱买了半张饼,每人只分了手指肚那么点儿。北代河村给被围困的人们扔进了点粮食,被站岗的伪军敲诈了500 块钱。北代河村的陈可、杨池二人饿得实在忍不下去,夜间逃跑被抓回,扒光衣服捆吊起来一直打了一天一夜。

  东关张村陈卜赤手空拳和一个持枪的日军搏斗。他一边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一边猛地冲上去夺下日军的枪,由于体力不支,枪又被夺了回去。他又捡起一块砖头,砸中了日军的脑袋,顿时血流满面。陈卜最后被蜂拥而上的日军连刺数刀,壮烈牺牲。梁召村的高宝成乘着伪警不备,夺下敌人的枪想冲出去,也被日军开枪打死。

  任丘县委时刻关注着被扣押群众的情况,通过敌工关系掌握里边的动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千方百计营救被扣群众。县、区武装奉命夜间围城,鸣枪放炮,只要敌人出城,离开据点,就给予歼灭性打击,给敌人施加压力。

  山奇及伪军头目迫于压力,于10月28日下午,从扣押的群众中挑出1500名青年进“感化院”,其他人被释放回家。放回的群众,被亲人抬者,搀扶着离开县城。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有的则落下终生残疾。

  被强行扣押的“感化生”,关押在西关天主教堂里,由李润孚进行训练、感化。青年们在里面受冻挨饿,每天每人只给半碗粥吃,背不过六条的就用铁棍毒打,敌人软硬兼施,企图把他们遍入汉奸大队,成为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骨干。青年们明顶暗抗,不断地逃跑,最终“感化”阴谋彻底破产。

  敌人在任丘城里召开大会后不久,便在全县开展了“反共誓约”大检查。任丘县伪警备保安团4个汉奸大队2000余人配合日军到处活动,宪兵队、侦谍班、伪工作团也天天出动,一时狼烟四起,人们笼罩在腥风血雨中。在大检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被活埋、砍头、枪杀、刀挑,房屋被烧,村庄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鄚州据点日军小队长小九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百姓都叫他“活阎王”。在“反共誓约”大检查期间,他强迫鄚州周围5里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少,听到钟声必须到鄚州北关外集合,晚十分钟就杀头。准时到的排成队,脱光衣服趴在冰上。天气寒冷,时间长了,有的人肚皮冻在冰上,小九保便命令伪军使劲拉,肚皮被拉破,鲜血直流。随后把冻僵的人扔进冰窟窿里,小九保管它叫“冰炸肉油条”。

  11月7日,小九保把鄚州镇及附近村的10至60岁的男女老少赶到老当铺大院,大院的一头挖了42个埋人坑。他强迫人们背“六条”,逼问八路军的情况。群众没人吭声。小九保拉出黄俊旺又问又打,最后把他和杨临河的王老卜活埋。庞临河的杨培青,被日军撕开棉衣领子用刺刀挑死。他见群众仍不配合,下令把七八个村保长活埋。过了一段时间才挖出来,全都口鼻流血。又逼着部分群众脱光衣服,趴在冰上,不然立即枪决。这次检查先后杀害8人,打伤多人。

  12月8日,小九保带领日军、伪军百余人,赶着大车几十辆,到城东村检查“反共誓约”。他们把人们赶到大院里逼问拷打,可是没有任何收获。于是便下令把全村的房子拆掉,只有4户因给敌人做饭或与伪军有关系而未被拆除。400余名百姓无家可归,数九寒冬时节,只能在野外度日。

  第二天,小九保又带领日伪军400多人,把李庄子、王庄子的群众赶到一个大院里,先砍了青年王发旺的头,接着又拉出十几个不背誓约的人要砍。这时李庄子村长张树青、农会主任赵克甲,还有张玉彬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老百姓无罪,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杀吧!”小九保立即下令将3人活埋。张老六被活埋后往上拱,被日军发现后用脚踩住并往坑里灌上水后惨死。王庄子王三和一个过路的山东人也被砍死。

  秋末,青塔炮楼上的日伪军100多人,突然包围了陈家营。把7岁以上的男人全部赶到村东边的一块空地上,并在南面挖了几个埋人坑。强迫人们背“六条誓词”,谁不会背就是一顿毒打。全村的人编成“甲”,一队队头朝北跪着听日本翻译官点名,点名完毕,将村干部拉出来进行毒打。游击组组长戈胖被打的晕了过去,棍子都打断了。村长边亭被打的头破血流。敌人最终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把边亭活埋了,埋好后,那个日本军官还在上面踩了踩。随后又将于家营的尹宗宣活埋了。由于时间过长,人们抢救时边亭已经死了,他的妻子身怀有孕,抱着他痛哭不止。

  10月31日,山奇带着60多名日军和40多个伪军包围了袁果庄,乡亲们被赶到村西一个大院里,房顶和门垛上架着机枪,接着又在群众面前摆了两张桌子,两桶凉水,一场血腥的屠杀就要开始了。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李白被打得遍体鳞伤,面对敌人蘸了凉水的屠刀,他视死如归,一言不发。李白被残酷地杀害了。敌人又拉出老人王玉祥和青年高佃军拷打。老人对乡亲们喊到:“李白是好样的,我王玉祥也不是孬种、软骨头。”老人的头被砍下放在桌子上。高佃军被连砍两刀,身受重伤。

  10月10日,日军到青塔检查“反共誓约”,又活埋了4个人,打伤十几人。

  出岸、东良淀一带,当时隶属高阳县。山奇、恒尾每到一村,先杀人示众,然后再对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强迫人们跪在地上举重物,重物掉下来就惨遭毒打;强迫人们攀房檐,鬼子却用脚踩人们的手指头。还有灌辣椒水、压杠子、放狗咬、吊梯子、顶板凳、打洋井等种种酷刑。所犯罪行令人发指。

  11月9日,日军到东良淀村检查“反共誓约”,全村群众被赶到一个大院里,日军逼迫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大家抱着一死的决心,谁也不出声。敌人把农民董增拉出来,董增不背,被推进坑里活埋了。接着又活埋了4人,砍死两人。日军随后支上机枪威胁人们:“再不说开枪射击!”这时,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孟家之,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说:“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我是八路军的干部,杀吧!”敌人砍下了孟家之的头。这次东良淀检查,共杀害8人,打伤17人。

  日军在任丘推行的“新国民运动”,长达6个月之久,敌人用各种残酷手段杀害百姓513人,拷打致残1900多人,烧毁房屋2500间,关押群众17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冀中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任丘县党、政、军民,在军分区党委领导下,积极组织人民武装打击侵略者。1944年1月24日,日军小队长小九保去苟各庄检查“反共誓约”,被五区小队和四十二区队伏击,小九保和40多名日军被歼灭。日军的“突击示范队”到处挨打,不敢外出检查。山奇和恒尾狼狈逃回北平,“新国民运动”彻底破产。任丘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一度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段俊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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