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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的“小岗村”——张崔尔庄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发布时间: 2011-4-29 10:17:27

  十年“文革”结束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催生了安徽“小岗”,一时名噪全国。然而,就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一个村,当年张崔尔庄在村党支部书记张炳轩的带领下,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成了沧县的“小岗村”,到现在还鲜为人知。
  张炳轩,崔尔庄镇张崔尔庄人,1937年出生,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张崔尔庄重建党支部,他出任党支部书记33年(期间有一年半时间支部书记由庞泽民担任),2002年退休。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原籍张崔尔庄的张仲瀚将军平反出狱后,写信给大队,表示很想念家乡人。自此,张炳轩、庞泽民等多次专程去北京看望他,向他汇报家乡的一些情况。张将军非常关心家乡的事,当听说家乡父老生活仍很困难时,他总是反复对张炳轩讲:“你得想办法把村里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可别让村里老的少的挨饿。”“你得想办法让老百姓吃上饭,全村老少吃好吃坏都在你!”
  张将军的话对张炳轩触动很大。当时村民的日子确实很苦,劳作一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忙到麦秋不开秤(分不到新麦子),连种子都打不上来的事常有。过年时,每个人也只能分到2斤白面。贫困的生活把这位村民领路人逼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分田到户!
  那段时间,张炳轩一直留意着报纸上的消息,他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两则消息,一个说在一个偏远的山区,社员与生产队签订了种西瓜的承包合同,西瓜丰产了,生产队却反悔了,没有履行承诺;一则是,说有个村的村民承包生产队的地种棉花,棉花丰收了,生产队也开始反悔,甚至连当初和社员签订的合同都不承认了。当时《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生产队应该按合同办事,不能说了不算。
  这两则消息使张炳轩很受启发,他想有人已经干起来了,虽然有波折,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法行。
  1980年春节过后,从农历正月初六到十四的几天里,中共沧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在会间小组讨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时,张炳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定工定产,责任到人,超产归己,亏了要自己补。他认为唯有这个办法可以一试,准行!他一说完,就有点后悔,因为只有他自己持此意见,别人都不敢响应。当县委领导下组参加讨论问起“崔尔庄公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有什么好办法”时,大家都说“张崔尔庄的书记有办法”。张炳轩只好硬着头皮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对于如此敏感的话题,这位县委主要领导当即表示:“不行不行,这是地地道道的包产到户,不能办!”
  县“三干会”结束后,崔尔庄公社书记季希尧又召集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开“诸葛亮会”,要求大家在抓农业生产上献计献策,确保夏粮丰收。张炳轩借机又向季希尧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季书记说:“我也知道这是好事,但县委书记说了不能搞,你尽给我找麻烦。”“你从报纸上看的都是边远山区的事,和咱这里不一样。”话虽这样说,但是季书记并没有阻拦,尽管当时他自己也承受了压力。
  1980年3月份,张炳轩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实行包干到户。当时村班子共有5名成员,他对其他4名同志说:“你们不用怕,不用你们承担责任,坏事就坏我一个人。”那时,张崔尔庄村共有5个生产队,开始先分了两个队的地,其余三个队的社员听说后,也强烈要求分,于是全村都实现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招真灵,当年即见成效。共有耕地2600亩、700多人的张崔尔庄村,往年粮食总产多说也就是30来万斤,分田后那年,粮食总产一下子增加了10万斤。
  县里领导知道后,县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鉴于当时的形势,对这种做法予以否定,在三级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张炳轩,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和县、社的领导同志也多次批评张炳轩的做法,并要求他赶紧把地再合起来。但张炳轩顶住压力,始终未合。
  1981年3月14日,当时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得知此事,亲自奔赴沧州,在沧州地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沧县,专程到张崔尔庄了解情况,并质问张炳轩“为什么要分地?”张炳轩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不再吃八大两。我这个办法不吃救济,不吃贷款,不吃返销粮,还能给国家做贡献。”为此,张炳轩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张崔尔庄从1970至1980年10年间,全村每人每年为国家贡献2两粮食,而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后,仅第一年粮食就增产10万斤,当年整个崔尔庄公社向国家缴公粮的任务数一共是6万斤,光张崔尔庄一个村就承担了2万斤的上缴公粮指标。
  尽管如此,省政府主要领导还是在沧州地委领导班子会议上对张崔尔庄的做法提出批评,并指示要教育张炳轩,帮助他改过来。
  1981年4月底的一天,国家水电部一位周姓局长来到张崔尔庄,周局长与张炳轩就实行包产到户的事座谈了一天。张炳轩对周局长说:“不分地打不了粮食,百姓吃什么?市民吃什么?部队吃什么?”周局长未表态。第二天,周局长又到村民家中串户搞调查。最后,张炳轩问周局长:“你在这儿工作两天了,我这个法到底行不行?”周局长说:“行是行,但是河北省行不通,安徽有个小岗村已经搞了一年多了。”闻听此言,张炳轩心里轻松了许多,“不光我自己这样搞,还有跟我同样情况的,这下子有伴了。”
  同年5月的一天,国家水电部一位叫李伯宁的部长来到张崔尔庄,在听取了张炳轩等人的汇报后,当即表了态:“张崔尔庄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不支持是错误的。想想看。实行大包干,一个大队一年粮食可增产10万斤,一个公社得增产多少万斤?一个县又会增产多少?这是好事。”张炳轩那颗悬了两年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作者:娄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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