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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情况的回忆与思考
发布时间: 2011-4-29 9:39: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改革”,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有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名词叫做“大包干”。“大包干”就是把当时农业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改变成把耕地按农户家庭人口划分固定到户,种植、管理、收获由农户自己经营,不搞评工记分,不搞统一分配,收入除“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那时候还没有取消农业税,“保证国家的”就是农户按自己划分得到的自主经营的土地缴公粮;“留下集体的”就是留下社队干部补贴等需要的集体提留)。“大包干”这种模式,既简便易行,又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人民的生活面貌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明显增产,恢复上升很快,人们吃的、住的、用的、穿的都比“大包干”以前好多了,市场上农产品的供应不仅数量充足,而且品种很多,鱼、肉、蛋、奶,干鲜果品,应有尽有。由于取消了评工记分、收益统一分配这两项麻烦事,“大锅饭”、平均主义造成的矛盾没有了。干群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 “大包干”不仅使农村繁荣稳定,对整个社会、对各行各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从1954年初调入中共南皮县委农村工作部,1979年从南皮调到沧州地委农村工作部(中间有一段叫学大寨办公室,以后地委农村部与行署“农办”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到1983年7月调入行署工作,将近30年的时间,经历并具体参与了从合作社到“大包干”的全过程,对其中的发展演变感受颇为深刻,记忆犹新。
  一、产生“大包干”的背景
  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后,由过去一家一户生产经营变成了由社队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不同,工业生产有车间,有一道一道的工序,把一个一个的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产品,还有外包装等等。设计、施工,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收益分配上有八级工资制、职务工资制,职级比较明确,按照职级、按时(一般一月一次)发工资。生产、分配都有章可循。而农业合作社在组织指挥生产、处理收益分配上都缺少一定的章法与经验。当时,乡镇以上领导层常年主要忙于催种催收、整风整社,县以上领导几乎几天一个电话会,动不动还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研究和部署的基本上都是催种催管、整风整社方面的内容。社队干部除了“大帮轰”社员去搞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外,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要精力常年忙于制订一年一度的生产计划、一年两次(夏秋两季)的收益分配方案和日常社员干活的评工记分上。收益分配方案要搞两个,一个是货币结算的方案,一个是粮食分配的方案。因为生产水平低,收获的粮食先得缴公粮,其次得解决每个人的口粮,在此前提下,有条件才谈得上按工分分配。讨论制订粮食分配方案,各队情况不一样。有的队可能是“人五劳五”,即50%的粮食按人头分,50%的粮食按工分分配;有的队可能是“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有的甚至要靠返销粮,社员中就出现了一种“倒挂户”的怪现象。就是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干了一年,年终按货币结算时,还欠社队的钱。由于“倒挂户”都是一些困难户,没钱还,那些劳力多挣工分多的户,年终决算时得到的就有一些是空头支票,既拿不到实物(粮食)又拿不到现钱。
  最费精力、最伤脑筋的是评工记分。从搞初级社开始,到实行“大包干”,评工记分搞了20多年,几经“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我在县委基点村吕家大队一蹲就是两三年,吃住在那里,黑白搞得主要就是评工记分这件事。开始,按每个劳动力的体力、农活技能熟练程度评定一个人的“底分”,最高的是10分,干一天活按“底分”记多少分。“底分”只能说明“潜在劳动”(从劳动形态讲,大体上可分为“潜在劳动”、“流动劳动”和“物化劳动”三种),干活有个劳动态度问题,光凭“底分”死分死记显然不合理,于是就改为死分活评,每天晚饭后集合到一起,评论一下谁干得如何,该给记多少分。但一般评不起来,谁也不说话,不好意思说别人干得不怎么样。一旦有人真的对别人提出了意见,就针尖对麦芒,吵起来了,结果只能仍然是“死分死记”。晋县周家庄农业社创造了一种叫做“劳动定额”的记分办法,即规定了每一项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及记分标准。我们也学了。农活项目很多,情况很复杂,土质情况不一样,地头长短不一样,光耕、耩、锄、耙就得订若干个记分标准。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定额就是一大本子。按“劳动定额”记工,说起来、听起来很合理,但执行起来行不通。农活的数量好计,质量很难说清。譬如说锄地,有没有“门槛子”?有没有“火烧边子”?没有人跟着检查。没人检查质量好坏怎么说得清楚?结果费了很大的劲,订了厚厚一本子《劳动定额》成了废纸,到头来还是得死分死记。在这种按“潜在劳动”记分、按人头分粮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人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下地听敲钟,干活磨洋工”,这种消极情绪逐渐成了惯性。
  农业合作化确实有它的优越性。合作化后搞了不少小农经济时代不可能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打机井、挖渠、搞丰产方建设,添置一些先进的农机具,“农业八字宪法”上一套科学种田的先进措施也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这些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都被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产生的消极怠工抵消了。实事求是地说,不少社队的生产搞得都不怎么样,再加上有些社队中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造成一些社队生产发展不快,徘徊不前,有的甚至下滑,广大社员对此很不满意。合作化20多年后之所以出现“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想法做法,就是一些社员为抵制“大锅饭”、平均主义而采取的行动。这种“创造性”的带有冒险性质的行动,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认可,“包产到户”、“大包干”才成为燎原之火,很快席卷全国。
  二、“大包干”的性质
  “大包干”模式在全国农村普及,大体上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表面上看,很顺利很平静,没什么震动,实际上在干部群众中思想阻力是很大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搞了20多年,人民公社化后,把原来的以村为单位的高级社改称为生产大队,大队下又分成几个生产队,当时叫做“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生产在脚、分配在腰”(生产队是执行具体操作播种、管理、收获等具体任务的基层组织,收益分配由大队一级负责处理),实际上公社是行政组织(乡镇),改个名称而已,既不具体组织指挥生产,又不管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由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来搞。在这种体制下,大队可以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队按包产上缴大队分配,超产部分留给生产队。但生产队不允许再往下搞包产到组(生产队之下,有所谓的作业组)。包产到组尚且不允许,包产到户更不允许了,更何况形同分田单干的“大包干”呢!这种被视为违反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做法,当然是个禁区。
  社员群众对“大帮轰”、磨洋工现象是很不满意的,但认为这是上头的规定,只能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摁手印订“约法三章”,冒着坐牢风险,偷偷摸摸搞“大包干”,就是一个典型。在干部层面,对常年费神费力,生产不见起色,感到很伤脑筋,搞包产到户是个方向路线问题,怕犯错误。有一些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单位,党员干部有一种光荣感,不愿丢掉这种荣誉,不愿搞“分田单干”。还有一些社队干部,则是过惯了指挥社员干活、自己相对比较轻松的生活,愿意“大帮轰”、“大锅饭”地混下去。总之,干部群众对“大包干”的思想认识和态度是相当复杂的,阻力是很大的。
  中央了解农村的这种情况,尊重干部群众的意愿,下发过好几个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文件,明确了可以实行这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那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那些“三靠队”(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困难队)也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即使在中央有了“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下边执行起来还是小心翼翼。我们沧州地委一位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同时兼任行署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在往下部署时强调:“必须是100%的‘三靠队’,99%也不行”。领导层怕犯方向路线错误,小心谨慎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邓子恢同志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任中央农村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同志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经济理论界、社会科学界讨论研究,每年从大专院校中选调100多名学生到全国各地农村搞调查研究,在省以上建立了农经学会这类的学术研究组织(我就是河北省农经学会理事、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北方分会常务理事、天津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在对一些“包产到户”、“大包干”典型单位调查总结和学术界讨论研究的基础上,中央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理论上的表述是“两权分离”、“双层经营”,解决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顾虑。“大包干”就势如破竹,席卷全国,遍地开花。
  “两权分离”就是把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开来,所有权是集体的,经营使用权归社员个人。所有权和使用权长期不变。从经济角度讲,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允许社员个人买卖,社员个人经营的土地不允许任意收回使用权,不得任意改变农田用途。“双层经营”就是农业社内,除了耕地实行联产承包到农户,即“大包干”,其余的社队企业即现在的乡镇企业、工商业摊子,还有机井、大型农业机械等由社队经营管理,收入归社队集体,作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资金,用于社队企业经营管理日常费用、职工工资等方面的需要。当时,咱们沧州地区有“东白、西李、南韩、北刘”的议论,指的是东部黄骅县委书记白沐,西部任丘县委书记李敏,思想保守,搞“大包干”不积极;南边吴桥县委书记韩进先,北边青县县委书记刘德润搞“大包干”态度积极。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几个县有着两种比较明显的不同情况。黄骅、任丘两县社队的工副业摊子(例如李子札、孔店、大麻沽等地一些社队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产品有一定的市场,仍保持社队集体经营;而像吴桥县这样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种棉种粮,没有像样的工副业摊子,就是“大包干”一种模式,搞起来比较简单,比较快。有些人的印象中,就产生了东西两边推行“大包干”进展慢,不如“南韩”、“北刘”的看法和议论。“南韩”“北刘”也不一样。“南韩”基本上就是单一的一种农田大包干模式,“北刘”那边既有农田种植业“大包干”的经营方式,又有以烧砖起家,烧砖、运输、建筑一条龙为天津等地搞城建服务的专业经营模式,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双层经营”。
  “两权分离”这种“大包干”模式,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改变农业用途。“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精耕细作是活劳动投入,施肥、浇水、植保等既有活劳动投入又有物化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多,产出就多。“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按照政策规定都是一样的,多要少缴都不行。谁投入劳动多,产出多就剩下得多,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大包干”完全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姓“社”不姓“资”。
  三、农村改革要继续深化
  农村实行“大包干”已经30年了,它起的作用、带来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经过这30年实践,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大包干”这种模式并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模式,它有局限性,不适应一些不断变化着的情况。譬如说每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劳动力在增减变化,科学技术在发展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变化,等等。在不断变化着的事物面前,把土地、劳动力相对固定在“大包干”的小天地里,使好多方面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譬如说农田水利建设受影响,机械化耕作受影响,规模经营不便于形成,影响规模效应的发挥等等。当然,理想的、完美的模式得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但是我们要看到它,想办法解决它,努力使我们的生产关系尽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使之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群众收入更多更快地增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深化农村农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的要求,目标也都很明确,全国各地也已经有了不少率先起步的好典型。我认为就是要城乡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好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抓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村,要在搞好“四化”(大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工业化)“两转”(农户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向专业经营种植、养殖或其它专业的大户或合作组织流转;劳动力向各业专业流转)方面下功夫,做文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就会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就能为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全面小康难点重点在农村),就会有力促进城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沈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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