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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7期
发布时间: 2018-9-19 15:45:58

 

【党史珍闻】

入党誓词的几个版本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土地革命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建党初期,我们党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并未规定誓词。但一些老党员回忆,当时的党组织不仅要为新党员举办入党宣誓仪式,而且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入党誓词。

  例如,曾有人问1925年就入党的夏征农老人,他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老人毫不犹豫地说:“是当年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又如,王树声大将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他入党时的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现在已知最早的、比较规范的入党誓词,可以追溯到1926年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王首道曾回忆,这一年他在农讲所入党时的誓词为“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另外,福建长汀博物馆保留着这样一份入党誓词,内容为“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一、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二、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三、保守党的秘密;四、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五、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六、按时缴纳党费。如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940年第4期《共产党人》上,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人发表了一篇工作通讯。他们通过调研和分析,提出新党员入党应有仪式的建议。同时,应该如下宣誓:“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作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据考证,这份入党誓词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1939年提出的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大部分内容一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标准的入党誓词,它被各地的党组织翻印,为新党员入党宣誓时所用。

  但是,除这一标准的入党誓词之外,还存有其他版本的入党誓词。例如,1940年6月入党的王书波诵读的誓词是:“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终身于党的事业。”又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印制的入党志愿书中,入党誓词是:“我自愿立誓参加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令、群众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妥协,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

  1949年11月,安徽阜阳一名村干部钱文言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该志愿书上印有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该志愿书右下角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可见这应该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誓词。

  1950年,中南局宣传部编印的《共产党员课本》中,要求新党员誓词内容应该是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履行的义务与努力的方向,“即党章上第一、第二条的基本内容”。至于具体人在具体条件下,如在生产运动中、火线的战斗中,“由其自拟誓词宜可”。

  1955年6月29日,中共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下属各厂党组织在七一前后举行入党宣誓大会,对新党员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该通知规定,大会议程的第三项是“举行宣誓仪式”,入党誓词具体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团结群众,精通业务,工作中积极带头,不怕艰苦困难,不屈不挠搞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如有违反以上誓词,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立誓。”

  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自此,这一誓词未有任何改动。

【本刊专稿】

谈谈改革开放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

武金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怎样来纪念这个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我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是要通过历数40年来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变化,来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从而更加坚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自己是40年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通过前后对比看得最清楚,有着深切的体会。

  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空前的,是全方位的,不是三言两言就能说透的,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说完的,本文只是择其重要的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浅感受,作为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

  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群众在生活上,实现了从吃不饱到实现温饱再到吃得好的巨大转变。农村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通过放开搞活经济,现在人们不但解除了衣食住行之忧,而且还要实现更加富裕的全面小康生活,可谓一步一层天。

  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由单一国营集体经济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如异军突起,从“半壁江山”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发展成为地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市场机制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各种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引导着各个产业的发展,繁荣了商品经济,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靠各种票证购买商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使我国经济融入了全球化。

  在从业上,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单一在生产队靠从事农业收入到同时从事多业致富的巨大转变。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的同时,能够从事多个行业,凡是国家允许的都能干,实现了多业增收。尤其是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涌入城市,从事国家建设,大量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有不少农民工全家迁居城市,过上了市民生活。

  在住房上,广大农民实现了由住土坯房到住砖瓦房甚至住上楼房的巨大转变。农村面貌也从过去的脏乱差,变成了整洁、通畅、美化、绿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城市,通过住房改革,市民的住房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家几代人住在一二十平方米房子里的现象已经见不到了。

  在道路建设上,实现了由县县通公路到村村通公路的巨大转变。现在的公路不仅四通八达,而且绝大多数县通上了高速公路,高铁的建成更是方便了群众的出行,51分钟从沧州到北京,过去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交通的便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而且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

  在港口建设上,我市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转变。现在的黄骅港已建起20万吨的泊位,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座综合国际大港,有效带动着全市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渤海新区也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隆起带,建设经济强市的希望之星。

  在城市建设上,实现了由能居到宜居的巨大转变。通过加强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管理,繁荣经济,过去那种路窄、楼矮、树少、公园少、烟筒林立、环境较差的现象不见了,全部实现了硬化、美化、亮化,变成了现在的道路宽敞、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宜行宜居。

  在出行上,实现了主要靠自行车到拥有摩托车、电动车再到私家车的巨大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道路上见不到几辆汽车,一个县城也只有两三辆吉普车,乡下孩子们每逢见到辆汽车都要追着看。仅仅40年的时间,城乡汽车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尽管公路年年修,还是经常出现道路拥堵的现象。一家有几辆轿车也已不是稀罕事。

  在家庭生活用具上,实现了电器化从无到有的巨大转变。每个家庭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空调、电饭锅、豆浆机等应有尽有,而且绝大多数家庭用上了液化气,过上了方便、清洁的生活。

  在穿衣上,实现了颜色从绿蓝黑到丰富多彩、花样不断翻新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前,无论男女,衣服颜色多为绿蓝黑,男的是一色的中山装,女的很少穿裙子。由于收入少,有的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补丁摞补丁。现在不同了,衣服样式五花八门,一年一个新潮流,这件还没穿旧,那件又买来了,有的对自己究竟有多少套衣服,恐怕都记不清了。

  在通讯上,实现了由互邮信件到用手机通话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机关、工厂等才有电话机,而且是摇把子式的,如果打长途还要到邮局先挂号,有时需要等一两个小时。而个人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书信,近者两三天能收到,远者一两个月才能收到,非常不方便。现在手机一开,不管山南海北、国内国外,通上话如近在咫尺,太方便了。

  在购物上,实现了一座城市只有几个商店到商场商店林立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前,沧州整个市区只有一家人民商场,一个沧州饭店,而市场放开以后的现在,沿街商场商店比比皆是,商品应有尽有,一片繁荣景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购物,满足了群众的巨大需求。

  在吃食上,实现了由过去以吃粗粮为主到吃面食为主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人家一年吃不到几顿细粮,即使有点细粮也得留到春节用。而现在天天吃的是大米白面,花样也不断翻新,天天像过年。在冬天,过去蔬菜以大白菜、萝卜为主,现在是冬天吃的是夏令菜,南方水果更是到处琳琅满目。

  在休闲上,实现了旅游业从无到有、由国内游到国外游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前,人们都把旅游看成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想都不敢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了,不仅游国内的名山大川,还要到国外去看个新鲜,而且中国人游到哪里,那里的旅游业就成了主要收入。

  在对外开放上,实现了从初期的招商引资“引进来”到投资办厂“走出去”的巨大转变。“走出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许多民营企业也实现了“走出去”的跨跃,我市“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已不在少数,到国外去挣外国人的钱已不再是梦想。

  在农村政策上,实现了由农民负担过重到国家反哺农民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仅免除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还取消了“三提五统”,实现了农民零负担。同时国家还出台政策,对农民种粮、购买大型农机具等给予资金补贴。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啊!

  在教育上,实现了从学校少、条件差、就学率低到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办学条件极大改善的巨大转变。现在许多地方,房子最好的是学校,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大学越办越多,升学率越来越高,大学生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少得可怜,现在人们再填学历,几乎是清一色的大学,大学生已经成为各个岗位上的主力军。

  在文化生活上,实现了单一单调到丰富多彩的巨大转变。过去人们生活水平低,一天到晚为吃穿而奔波,无心去追求文化生活,有时虽然也参加一点文化活动,但多是被动的。现在不同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追求吃好、喝好,而且追求玩好,过好文化生活,追求的质量也越来越高。随之,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应运而生,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随处可见,从丰富多彩的广场舞就可见一斑。

  从国家层面讲,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转变。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成功经验已经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学习,中国的声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

  以上历数的巨大变化 ,深刻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尽管现在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只能说明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到位,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我们今天用谈变化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党的十九大所指引的方向不懈奋斗,努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专题史料】

小楼灯火
——简述沧县城里移风国剧社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情况

王永乐

  1932年,在沧县城小南门里有幢两层小楼,木质结构,内外刷着红漆,故称小红楼。每层8间,约200多平方米。上层朝北的两间,打开窗户,就是一个舞台,是专为祭典城隍和三月庙会演戏用的,也称戏楼。

  小楼北面的城隍庙,始建于明初,坐北朝南,大殿中有3000多斤重的铜铸城隍爷神像。两侧24间廊房,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并有参差不齐的店铺。每年3月,为城隍举行国祭,举办庙会,上香许愿者、庙会交易者,络绎不绝,非常兴盛。民国以后,敬奉城隍渐衰,但庙会仍办,小红楼成了沧县城里移风国剧社的活动场所。每到庙会,小楼周围耍把式(武术、杂技)卖艺,演木偶、拉洋片、耍猴的,热闹非常。

  192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主要在省立二中(今沧州市第一中学)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开展。1932年后,以刘格平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创始人,把活动重点转向城乡工人、农民,特别是中共津南特委成立后,沧县城内成立了以天津裕大纱厂工人李学先为书记的县委,培养发展了工人出身的移风国剧社掌班人李俊田(李光明)为共产党员,以学习排演京剧为掩护,秘密发展抗日救亡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的活动取得很大发展。

创建党支部

  刘格平首先在沧县城里东南头的回族聚集区,通过清真寺宗教活动,以及学校进步教师学生中,传播抗日救亡爱国思想、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革命思想,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反帝大同盟”,培养骨干,发展教师王惠卿、尹逸鹤、刘汝芳及学生张玉珍(张杰)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他们为骨干,逐渐向把式行(武术)、运河船工、铁路搬运工、近郊农村农民发展党员。这些党员主动与移风国剧社李俊田建立联系,以爱好京剧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为了加强领导,沧县(城内)县委决定成立移风国剧社党支部,支书李俊田,组织委员徐振海,宣传委员张梅(农民),委员李玉振(李穷,长工)。

  为了活动安全,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特别规定,在小楼的四面窗台上点起罩子灯,灯罩上涂有红蓝两色,红色向外,平安无事;蓝色向外,停止活动,隐蔽逃离。由服务人员肖万春根据李俊田的指示,每天晚上准时点灯,调好颜色,确保安全。

  肖万春十五六岁,又瘦又弱,有哮喘病,特爱听戏,天天在剧社玩,后来成了义务服务员,每到排练或演出,他拉幕饮场,跑前跑后,非常勤快,深得李俊田和社员们喜爱。

  1934年春,中共津南特委在庆云马颊河工地,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克扣农民治河工钱的农民暴动,但遭到地方反动武装镇压而失败,刘格平等主要领导人被捕。敌人大肆抓捕各地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党员。这天一大早,李俊田接到了津南特委被破坏的消息,立即通知肖万春,在小红楼点起蓝色灯火,并通知支部成员及党员,停止活动,隐蔽起来。李俊田有个姓田的朋友在城外开饭馆,饭馆有条地道通南川楼,李俊田逃到南川楼,藏了几天,托人到城里探听消息,得知支部成员徐振海、张梅、李玉振都转移了,没有被捕,他才转移到沧县潘家楼亲戚家隐蔽起来。

领导鞋业工人罢工

  沧州鞋业,历史悠久,产品热销沧州、德州一带,并远销华北、东北各地,深受欢迎,沧州鞋业日益发达。制鞋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制鞋成了当地民生之路。沧县城里穷人多,劳力充足而价廉,鞋业主不用投多少资本,便可办起一爿制鞋作坊和店铺。当时较大的商号有“福兴成”“万祥斋”“聚元升”“福生祥”等30多家。这些资方雇有鞋业工人200多人,涉业家庭手工业者2000多人。实力较大的“福兴成”“福利成”“福生祥”等8家,雇工160人,近千家手工业者为他们加工。这些资本家,不仅有经济实力,并在官场各有靠山,可以任意压榨和剥削工人。鞋业生产分内外三作,内三作为切底、拉帮、揎鞋,外三作为纳底、纳帮、绱鞋。资方严格控制技术,分工严格,防止互学,以防单干。资方克扣工人工资,实行欠十还一的手段,使工人生活极其困难。

  1933年,县委李学先指示李俊田组织鞋业工人罢工,由于发动不深入、准备不充分、罢工要求不明确,罢工20多天,资方毫不让步,部分工人接受资本家小恩小惠,罢工动摇,导致罢工失败。罢工失败后,县委和李俊田等组织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1935年9月,资方对鞋业工人的工资一降再降,而且久拖不付,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福兴成”鞋店的柜台上立着一块“明日开支”的牌子,明日复明日,天天往后拖,工人光干活挣不到钱,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县委指示李俊田,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发动鞋业工人大罢工。

  李俊田是老鞋业工人,以地下党组织为基础,吸收工人骨干力量,组成罢工领导指挥部,在工人舒大庆家秘密召开罢工筹备会。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每年9月,是鞋业生产旺季,外地客商大车小辆,云集沧州各鞋店,上门筹资。鞋业资本家红着眼的要赚大钱,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提高产量。会议认为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决定立即举行全城鞋业工人大罢工。要求统一指挥,严明纪律,及时识破和揭露资本家的阴谋手段,明确罢工目的,不获全胜,绝不复工。会议推李俊田为指挥,推举张连仲、白双星、王金铎、傅兰亭等为代表。第二天宣布沧州鞋业工人全员大罢工开始。

  罢工开始后,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的明确要求。资方态度强硬,说什么:“你们造反,看谁豁不出来?不出三天,叫你们爬着来说好话。”资方的强硬态度,激发了罢工者的斗志。200多名工人在关帝庙前集合,声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振臂高呼:“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坚持斗争,绝不动摇”。气氛非常激昂,斗志日益高涨。

  罢工指挥部,分析了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采取了抓薄弱环节,各个击破的策略。“万祥斋”老板发财心切,工人代表主动找上门去谈判。代表们明确指出,你要答应增资数额要求,我们马上保你开工,要多少人上多少人。“万祥斋”为了争时间多赚钱,一口答应增资要求,“万祥斋”第二天就开工了。资本家没有了共同防线,由硬变软,为了个人利益,各顾各了。各家鞋业资本家,先后都答应了罢工要求,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的全面胜利。

  罢工胜利后,指挥部在宴春楼包办了酒席,在关帝庙举行宴会。按照鞋业世代传统,祭拜鞋行祖师爷孙膑,燃香烧纸,十分隆重。这近乎迷信的举动,既迷惑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也掩护了地下党组织。

成立特区委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发起全面抗日的武装斗争。9月24日沧县城沦陷,遭受日本侵略军践踏,平民百姓被惨无人道地掠夺和屠杀,白色恐怖笼罩沧城内外。沧州的地下党员,一部分奔赴抗日斗争圣地延安,一部分奔赴抗日斗争前线,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党员李俊田参加了在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成立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1938年3月,李俊田化名潘吉成,接受冀鲁边区党组织领导的指示,回到沧县城里,建立“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称)驻沧办事处,并任办事处主任。不久改名为沧县(城内)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潘吉成(李光明),委员高德胜(徐振海)、张鹤更(张梅)、姜×(姜罪永)、白××(董焕章),并由“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颁发任命状。任务是瓦解敌人,搜集情报,采购紧缺物资等。在此基础上,1938年冬成立了中共沧县特别区委员会(简称特区委),书记李俊田,组织委员徐振海,宣传委员张梅,委员李穷。下辖神门口、大石桥、三里庄、徐官屯、南陈屯、踅庄子等支部,约计100多名党员,直接受冀鲁边区工委领导。

  特区委成立后,首先恢复了各党支部的组织活动,并发展了代家园、顾官屯、张家坟、小圈等村的100多名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移风国剧社(特区委)成了秘密交通站,搜集敌人动态,采购物资,供应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购买抗日前方所需紧缺物资。有一次购买了一万多发子弹,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敌占区和根据地相互配合,做了大量工作。

  移风国剧社,占据小红楼,既是宣传阵地又是联络地,吸引了大量社会失学的学生、爱国青年、民间武术爱好者、戏曲爱好者、民间艺人,这些人联系面广,昼散夜聚,活动灵活,很好地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

  小红楼西边不远处是包公祠,纪念宋朝包公来沧巡案的纪念地,包公在沧州一带影响较大。移风国剧社重点排演了《锄美案》《赤桑镇》,颂扬包公的戏每逢三月庙会,连番演出。李俊田主演包公,黑头行当,演得活灵活现,一身正气,极受欢迎,一度成了移风国剧社的看家戏和灵魂。

抵制日货斗争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反日救亡和抵制日货的爱国精神日益高涨。许多爱国人士利用集日庙会和一切群众场合,广泛开展反日救亡、抵制日货的宣传演讲和实际活动。学校师生上街游行,演街头活报剧、提出把日本人和日货赶出中国去。特区委成立后,组织了多次罢市游行,清理日货、烧毁日货的活动,受到广大民众和进步商家的拥护。特区委因势利导,决定发动学校、码头、铁路和商界,联合举行全城抵制日货、销毁日货、封存日货的大游行。

  那天一大早,许多学校师生和居民自发参加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打着横帐和纸制小旗,小旗和横帐写着:“中国人不用日货”“烧光日货”“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等。移风国剧社的社员们,从商家和小业主的商铺里弄来了部分从日本进口的布料、化妆品、石油、煤油和日用杂品,堆在城隍庙前的小广场上,泼上石油,放火焚毁,浓烟滚滚,师生和居民围观欢呼,气氛非常热烈。当场游行组织者发表了抵制日货、仇视日货、不买不用日货的倡议书。大游行后,许多商家店铺贴出了不卖日货的告示,有的商家自动将日货销毁或封存。

搜集传递敌人情报

  1937年9月24日,日军飞机对沧城内外进行了疯狂大轰炸,紧接着向津浦路沿线发兵侵占,沧县城里成了侵略津南一带的指挥大本营。沧县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及时与冀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移风国剧社成为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情报、采购物资、接待办事人员的地下交通站。李俊田化名李光明成为交通站站长。

  客观形势的变化,使移风国剧社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日本宪兵、新民会、汉奸队等各方人员,打着爱好京剧和看热闹的旗号,经常光顾剧社,有的去了晃一晃,看一看,像有公干又像闲玩;有的去了点戏点角,听段清唱走人;有的去了请琴师伴奏,清唱一段,过过戏瘾。在这种情况下,小楼灯火颜色多变。李俊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判断变化多端的形势,随机应变,为抗日根据地购买蜡纸、油墨、药品等紧缺物资,及时传递沧县城里敌人行动情报,在艰难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肖万春连咳嗽带喘地跑着向李光明报告,他说在澡堂子里遇见一个爱听戏的汉奸狗腿子,他说从南皮刚回来,查看乌马营土公路情况去了,最近日军要向南皮寨子据点运送一汽车军火,具体情况不知道。李光明立即派可靠人员连夜将情报送到在南皮活动的运河支队。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收到这个情报,非常重视,把它看作是消灭沧县下乡运输队的大好机会。立即派侦察班长肖连发进城侦察详细情况。

  7月初,冀鲁边区八路军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率领英勇善战的“铁帽子五连”,秘密潜入南皮乌马营至寨子土公路沿线,侦察地形,选择伏击地段,策划作战方案,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7月6日半夜时分,肖连发回来直接找到傅参谋长汇报侦察到的情况:7月8日上午,将有日军一辆载有军需品的卡车经乌马营土公路到寨子。车上有日军一小队押送。傅继泽听完汇报,在小本上写了一个“耙”字,7月7日晚,在乌马营东西门村土公路中间埋了一个铁齿冲上的大耙。五连指挥员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在土公路两旁的青纱帐和坟地里。等到上午10点,日军的汽车进入伏击圈,铁耙齿扎破了汽车轮胎,傅继泽一声令下,五连官兵奋勇杀敌,消灭了日本兵,烧毁了汽车,大获全胜。

组织游击小组

  特区委组织委员徐振海,二十五六岁,家中开着磨面作坊,兼营炸果子、卖豆浆,是个殷实户。他人很聪明,交朋友很广,爱凑热闹,好出人头地。参加移风国剧社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特区委组织委员,人缘好,人际关系较好。约在1941年初,徐振海结识了几个常来移风国剧社的票友,是汉奸狗腿子,他们混熟了,吃喝不分,无话不说。徐振海提出买点大枪子弹,支援游击区。不久,他从汉奸手中买到300多发“二九”大枪子弹。徐振海买子弹的事,被特务队长刘兴周知道了,便向日本宪兵报了告。敌人抓住私买武器弹药的信息,把它作为突破口,精心策划,展开秘密侦察。

  特务队长刘兴周派遣特务,伪装进步青年,混入移风国剧社。他首先和徐振海的亲戚交上朋友。这时特区委宣传委员张梅得知日军在河西戴家园成立了新民会训练班,培养铁杆汉奸。张梅和徐振海商量,何不买点武器组织个游击小组,消灭这个新民会训练班。这个意见得到李俊田同意,决定由徐振海、张梅具体操办。组织游击组,本应人员可靠,严格审查,但由于把关不严,一些平日吃喝嫖赌的人也被吸收进来。一名潜伏特务利用亲戚关系,以向张梅奉献一支手枪的手段,也混进了游击小组。

  李俊田察觉到游击小组人员不纯,不务正业,再加沧县城里西有运河,东有津浦铁路,南有捷地减河,地域狭窄,无活动空间,决定解散了游击小组。

  1941年4月11日,敌人聚集日本宪兵队、伪警察队、特务队、铁路警务队130多人,由伪乡长、保甲长领路,对特区委所属共产党员进行了大抓捕行动。结果103名党员和群众被捕。

  经审讯,大部分被放回家,38人被押送到北平,其中18人被判了徒刑。从此,沧县城里中共特别区委员会,彻底被破坏了。

  特区委遭破坏的消息,不胫而走,小楼上的灯火从此彻底熄灭。

(作者系原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信息窗】

  我室《以“四个覆盖”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一文入选中央党史研究室《改革开放实录》 《改革开放实录》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确立的一项重点课题,其中第二辑共录入我省5篇典型,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执笔撰写的《以“四个覆盖”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一文入选。该文记述了沧州市肃宁县从解决本县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改革的胆略和创新的勇气,构建“四个覆盖”管理模式,坚持和创新党的领导,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推向全国,为推进改革提供了现实有力的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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