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鉴政沧州 >>正文
2018年第16期
发布时间: 2018-8-23 10:08:51

 

【党史珍闻】

左权:“建设铁的党军”

  左权非常重视军事理论研究。他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并提出“建设铁的党军”。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里,他写下军事文章40余篇。毛泽东曾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本刊专稿】

铁帽子五连

郭宗凯

  “端起三八枪,刺刀闪寒光。带上铁帽子,叫敌把命丧。英雄的铁五连,是冀鲁边的好儿男,坚持在边区,战斗在平原……”这首当年歌颂“铁帽子五连”的歌词,使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在五连的日日夜夜。

  所谓“铁帽子”是指日军的钢盔。整个连队全部是用缴获日军武器装备起来,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身着日军军服,不管何时都保持战斗人员150人以上。与日军的区别只是在臂章上订有“八路”字样的符号。所以群众都誉称他们为“铁帽子五连”。连队有轻机枪4挺,其中日式歪把子机枪两挺,有一挺是当时日军最新装备,也是我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挺可一次装弹50发的新式轻机枪。这个英雄的连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日伪军对这支“假鬼子真八路”连队谈虎色变。1941年被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称号。这是抗战中冀鲁边军区部队唯一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英雄的部队都有光荣的历史。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河北省沧县仉小庄(今属盐山县),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仉鸿印,他在原来的护乡民团的基础上,于1937年组建了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同年底,这支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杨小营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编为二十路军,仉鸿印任指挥。到1938年7月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属的津南支队,这时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该部队开展工作,八路军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该支队政委。1939年冀鲁边区第十六团二营,被肖华带到山东开创新的根据地后,该支队4个连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四、五、六连。仉鸿印任第二营营长,后调任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第五连的第一任连长周永贵,是位老红军,在边区抗战中牺牲。第二任连长郝延良,也是位老红军,随一一五师东进纵队到冀鲁边区后,战斗了整整8年。后来随部队进军东北任十七师五〇团第二营营长,不幸于1947年在吉林万金台战斗中牺牲。第三任连长刘文杰,在1941年的一次战斗中失踪。第四任连长周连芳,任职不到半年就调到教导六旅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我是在1942年初春时调任“铁帽子五连”任第五任连长。

  这个连队是我军在冀鲁边区主力部队中的主力,战斗力特别强,使日寇伪军闻风丧胆。抗战中与敌百余次交手,以及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最后到解放海南战役,从来都是打得坚决勇敢。如:1946年我军在攻打长春飞机场战斗中,该连担任攻打朱家窝棚据点,干部身先士卒,勇猛冲过400米开阔地,发起冲锋,仅一个小时,迅速占领朱家窝棚。战后有15名干部战士被评为“战斗英雄”。师授予“英雄连”奖旗一面。1947年在著名的四平攻坚战中,该连曾担任攻击设有强固工事的大白楼据点。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每栋楼房、每个碉堡都要靠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夺取,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复争夺,白刃格斗,双方伤亡很大,全连人员伤亡过半,战后获师授予“冲杀决胜”奖旗一面。再如: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中历家窝棚阻击战中,“铁帽子五连”(已改称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五连)在历家窝棚担任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的退路,夹击国民党新六军的任务。由于五连灵活勇敢,抢先占领了历家车站制高点有利地形,截断了敌沿公路和铁路撤退的道路,给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创造了条件,得到上级表彰。战后荣获“英勇顽强”奖旗一面。还如:在渡海解放海南岛战役中,“铁帽子五连”和“模范连队”第八连并肩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敌防线一层层被突破,敌人一股股被击溃。五连“以乱对乱”,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战斗英雄陈吉林英勇牺牲。战后“铁帽子五连”荣获集体记一大功,并授予“英雄顽强”锦旗一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赫赫有名的“铁帽子五连”身经百战,始终保持着英雄连队的本色。海南岛解放后,部队进行整编时,“铁帽子五连”编为第一三二师三八五团(后又改为三九六团)二营五连。现整编为一三二旅四营十一连,驻海南屯昌。原冀鲁边军区授予的“铁帽子五连”光荣旗帜,仍挂在十一连荣誉室的墙上。

  实事求是说,我的前任为建设这个连队做出很大的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冀鲁边军区及第一、三分区、第十六团首长对这个连队也是十分重视,从人员到装备都给予了特别关怀和支持。1942年,我任连长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我军实力,冀鲁边区的部队大部分都调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休整,以避敌“扫荡”锋芒。冀鲁边区一分区就留下“铁帽子五连”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率领这个连队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经历过许多战斗,例如乐陵大桑树突围战,遭日伪军10000多人合围,为了掩护主力,我十六团两个连,县政府地方部队两个连、两个区中队,我带五连和黄副旅长向西北突围,其余自行突围。突围部队面对众多之敌,毫无畏惧,同仇敌忾,拼死突围,除五连和少数部队完整突出来外,其余大部同志英勇牺牲。又如大马家被敌包围从早上5点多钟打到晚上9点多,才突出重围,伤亡60多人,将近连队的一半。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反复“扫荡”,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一二次,连续多天与敌周旋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残酷难忘的战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四柳林战斗侧记

  1982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老首长到广州来冬休,我陪他到了珠海、深圳、肇庆等地参观半个多月。闲时,一起聊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周政委说:“宗凯呀,在冀鲁边区那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四柳林战斗和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一听心想:是呀!那正是我带着“铁帽子五连”跟着周政委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实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年月里,冀鲁边区有哪个地区没有遭到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有哪个村庄没有被焚烧啊!日军妄图以此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挫败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意志,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1941年年底,日军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了8000人左右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到了1942年5月后,敌人对边区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经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1942年5月中旬,敌酋冈村宁次在组织实施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后,飞抵德州坐镇。为了配合其主要方向作战,调动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两万多兵力,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配以大批伪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残酷大“扫荡”。日军以东光县、南皮县、沧州以南地域为重点,采取以多路奔袭、“铁壁合围”“拉网包围”及“远距离奔袭”的新战术,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达到摧毁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目的。开始我军还不能及时适应敌采取的新战法,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5月26日拂晓后,敌对我一地委一专署包围圈基本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就像是一群发狂的野兽,制造了一幕幕惨剧。冀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65天之多。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扫荡”的合围圈是以东光县大小单、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70余里。不幸的是,我边区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警卫连于18日下午转移到四柳林一带,机关就驻在大单村。傍晚,地委青教会同鬲津县青年连、鬲津县一连也转移到宫家柳林小单家村。同时还有从冀中突围到我边区的冀中原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同志带领的冀中军区参观团和后勤人员,武装宣传队及冀中军区八分区教导队、第二十三团零星人员共计百余人也同时转移到这里。万万没想到,上述机关和部队约500余人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反“扫荡”战斗开始后,我率领“铁帽子五连”跟着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行动,但与边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斗争十分残酷,边区和分区以上的领导和机关,都是分开活动,防止被敌一网打尽,通常是一位首长带一支小分队在自己区域内活动。我这个连就跟随周政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这段时间为了找到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周政委带着我们沿山东乐陵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6月19日凌晨,我们到了东光县边境的刘宅一带,突然从东光那边传来了枪炮声,周政委侧耳听了听立即对我说:“郭连长,估计这股敌人不少,赶快命令部队退出刘宅。”部队按周政委的指示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6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早饭,担任警戒的带班班长跑进来悄悄地向我报告:“连长!村外发现敌人!”我马上报告周政委。周政委带着我疾步走出去一看,好家伙!来的敌人真不少,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只见村外远处的道沟里和田野上,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耳间隐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和远处传来不断射击的枪炮声……嘈杂地混在一起。但敌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占据的小村庄,而是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可以说是与我们擦身而过。当时周政委和我置身于村内的一座房顶上瞭望平原,远处这些情况一目了然。

  周政委对我说:“郭连长!好险哪!这次‘扫荡’敌人来的真不少,他们这都是向哪儿去?”

  我说:“首长,这股敌人不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位置在敌人的包围圈外,距离敌人的包围圈还有两里地呢!我判断敌人是向四柳林方向运动。”

  日军“扫荡”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是有其特点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直奔合击目标,不在合围圈里的目标,根本不管,而是由后续部队来“清剿”。于是周政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在转移的途中,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据我的战斗经验这是日军形成合围后,开始向合围点实施进攻,与我军交上火了。

  “郭连长!坏了!一地委、一专署肯定是被敌人合围进去了……”周政委忧心忡忡地望着西边说。我在旁边看着首长愁得不得了,那时他是冀鲁边军区的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西边的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出来的群众,有大爷大娘,也有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被鬼子、汉奸杀害了,房子被烧了,猪牛被抢了,遍野里尽是鬼子汉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看着周政委心情沉重得像块铅似的,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渐渐稀疏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的嘶杀声,真为一地委、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焦急啊! 当时我真想带着部队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拼了!和被围的同志们一起战斗,帮他们突出包围圈。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从冀中突围过来的专署地委机关、部队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文救会主任吕器等30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特别是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又重陷敌人的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看着周政委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是:6月18日夜间,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刘夫青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从穆庄奔刘大瓮村而来。但就如何对付敌人的这次合围,专署和地委领导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之敌强我弱,应该化整为零,分股突围为好;有的则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况且我军对这一带地理情况熟悉,加之群众基础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可转移。两种意见一直没能统一起来,所以部队和机关迟迟未能行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日凌晨,侦察员又报,北面的敌人已经到了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地委、专署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日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因部队在交通沟内行走,敌人未发现,但想抢占鬲津河岸,穿越鬲津河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顺原路回到大单,改由大单至寺后杨、砥桥的交通沟到了鬲津河堤下,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我军在交通沟内的行动,于是敌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许多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从这里也突围不成,我军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专署专员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孙连长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鬼子、汉奸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狂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从鬼子第一道合围圈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遇到一片黑压压的第二层前来合围的鬼子和汉奸部队,这样我军就被敌前后夹击,内线的鬼子调过头来紧追不舍,外线正面上来的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子弹像飞蝗般扫过来,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地委、专署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在地委书记杜子孚率领下,从王家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军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当场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

  在四柳林地区,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石景芳专员等带领剩余的人被压缩在赵家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敌人嚎叫着冲上来,他们在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人都牺牲了。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家营盘时,邸玉栋胳膊负伤,这时我军腹背受敌,形势紧迫。邸玉栋喊了声:“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拼啊!”率领同志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最后都英勇牺牲了。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300余人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参观团和冀中二十三团一营一部。20日上午,敌人从柳林、小单向东北方向撤走。

  敌人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部分群众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派人把战斗经过向上级党委进行了汇报。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吕器……,这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中还充满着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石景芳同志是无棣人,是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杜子孚是宁津后郑村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1938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冀鲁边区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大马家庄突围战斗

  1943年初,日军为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加强了对津浦铁路沿线的“扫荡”。我们原来挖掘的交通沟大部分都被敌填平。日军除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外,又实行了所谓“囚笼战术”。敌强征数十万民夫挖沟筑路,在要地设据点,企图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横沟为笼,以碉堡为锁,妄图将我抗日军民分别锁在“囚笼”里,发挥其机动性快的优势,在“笼子”里搜索、“清剿”,最终消灭我们,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1942年9月后,冀鲁边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地域内,日伪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界沟,据点岗楼林立,横沟、公路纵横。边区17个县建起了据点456个,平均10个村庄就设有一个敌据点。这些地方共驻有日军3600余人,伪军两万人,顽军近1.5万人以上,超过我边区部队5倍。边区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过一半,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都困难。敌伪对我反复“扫荡”“清剿”,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无日不发生战斗,边区机关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军“分割”、包围、“封锁”态势,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日军实行“囚笼战术”,频繁“扫荡”,原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根据地都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迫使我第一分区部队在所属的沧、南、盐、青、宁、吴、东地区暂时无法活动。

  1943年六七月份,据内线得知:日伪军集中重兵,准备“扫荡”我东光、南皮、宁津,对我第一分区部队进行“合围”。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这些情况,为避敌锋芒,分区决定跳出合围圈,冲出敌设下的“笼子”。于是傅司令员带领机关和我们“铁帽子五连”,准备转移到第三分区乐陵县大马家庄一带活动。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地,转到了乐陵县的大马家村,谁知还是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天拂晓,侦察员突然发现,东面和北面有日伪军向我“合围”。傅司令员立即命令我率五连速向西北突围。我们前进了五六百米,因敌火力太猛,突不出去。傅司令员又令我向南突围,敌人火力更猛,还是突不出去。

  我向司令员建议“向西突围!”

  傅司令员说:“西边有横沟、敌人的岗楼啊?”

  我说:“正是有横沟、岗楼,敌在这个方向不会有重兵,现也没发现有大的敌情。”

  司令员思考片刻说:“可以。”

  “首长你带机关一、三排部队先走,我来断后!” 我对傅司令员说完,立即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每个战士带上锹,赶快顺沟挖台阶。当时敌人强挖的这些横沟都有好几丈深。台阶挖出来后,先让傅司令员和分区司令部机关爬过横沟向西突围,我带二排断后掩护。当部队突到村外我刚爬出横沟时,日军骑兵快速从两侧向我们展开了夹击,距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们待敌接近到百余米时,当即用密集的火力迎头打击敌人,好不容易撕开一个口子,形成了我军在中间向前突,敌人马队在两侧穷追不舍的局面。只见日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像狼一般的嚎叫,强行从我们的两侧向前冲,我立即判断敌企图抢到前头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见敌先头马队已与我平行,有的已超越,我急忙命令部队就地两面展开阻击,集中火力射击马匹,枪响马倒,只见到马背上的敌骑兵纷纷摔了下来,有的连滚带爬往回逃,有的摔下后就不能动弹。乘敌混乱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后撤。就这样边走边打,敌追我挡,几个回合后,身边有许多战友倒下了。这时我发现身后的日军骑兵也不像开始那样猖狂,而是在我们后面约三四百米距离尾随跟进,我快他也快,我阻他向后撤一段距离,当我一撤又穷追不舍,始终与我们后卫保持接触。这是敌人想慢慢地消耗我们的体力,达到拖垮、消灭我们的目的。说实在的,这时我们也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说“两条腿”的人与“四条腿”畜牲,在进行体力、速度与耐力竞赛,谁优谁劣不言而喻。但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就这样边突边打,边打边突,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对峙了50多里。这是敌我双方意志力的角逐,最终以我们拼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日军的骑兵,当我看到日军骑兵的马都渐渐跑不动累倒在地时,就感到有生机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战斗从拂晓进行到当日下午5点多钟,这时我们撤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部队是又累又饿又渴,见到老百姓的洗衣水趴下就喝,我也不例外。原本想日军狂追了一天也累得够呛,在黄昏前就可能撤出战斗,没想到这时日军骑兵又追上来了。我便向傅司令员建议:“这样跑下去不行,这个村庄是敌人必经之路,我带部分兵力依托村庄吸引和挡住敌人,争取时间,掩护首长机关先转移。”司令员和政委商量后,同意我的建议,令我带三排占据村庄,阻击和吸引敌人。由一、二排掩护机关转移。傅司令员临走时对我说“宗凯,你顶到天黑后,如能突围出来,就到二分区找我。”首长和机关走后,我带三排迅速占领村庄中间通路两侧的建筑物,在兵力部署上尽可能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式,引敌上钩。很快日军骑兵约百余人就包围了村子,当敌骑兵下马徒步从东向西,沿村中道路搜索前进时,遭到我沿路两侧火力突然打击,十几个鬼子当场毙命,剩下的逃到村东头。顿时,村庄四周枪声大作,日军开始多点攻击,敌众我寡,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我们依托村庄院落与敌展开了逐房争夺,先后打退敌七八次冲锋,死死地拖住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我率领的第三排原有42人,这时也伤亡严重,所剩无几,在战斗中我左手中弹负伤。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第四次负伤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日军也暂时停止进攻,我决定利用夜间突围。首先清点人员,这时加上负轻伤的人员,尚能行动的还有18人。我决心集中现有兵力从一个口子打出去。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考虑不能过早暴露我军突出去后的行动方向,首先从西南突出去,而后再向西。我下定决心后,命令大家立即行动做突围前的准备。当时最困难的是要把受重伤的战士隐藏起来,这时卫生员跑到我面前说:“连长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走到靠村东头的一座院子内,发现几个战士正围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绰号叫“坚决抗”的战士腿被打断了,他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把他藏起来。他见我来了,对我说:“连长,你快带队伍走吧!给我4颗手榴弹。”

  我说:“你要干什么?想自杀啊?”

  “坚决抗”说:“不是,我掩护你们撤退,鬼子上来我就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说:“不行,我带你走!”

  “坚决抗”说:“我双腿都断了,确实走不了啦。”

  我说:“把你藏在柴垛里去!”

  “我动不了啦! ”“坚决抗”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连长,你和同志们快点走吧!”

  这时,只见担任警戒的七班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连长,快行动吧,鬼子又要进攻了!”“坚决抗”一听,一把拉住我的右手说:“连长,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连累大家伙儿,你们突出去后记着给我报仇!”看着他那恳切的神情,我痛苦地咬了咬牙答应了他。多么伟大的战士啊!我现在已记不起他的真名实姓了,只记得他当时35岁,是沧县人,家里很穷,靠卖包子为生,父亲去世的早,有个母亲,他是个孝子。参军时问他姓名,他答“坚决抗”,就是要坚决抗日,从此同志们都这样叫他,真名反而叫得不多了。

  告别了“坚决抗”后,我去检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负伤的手疼得不行,身边卫生员见我疼得头上直冒汗,指着我负伤的手对我说: “连长,咱们连跑带打一天了,你伤成这样也跑不动了啊。” 卫生员见我投过询问的眼光,建议道:“我给你抽口烟吧。”那时我们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及时的诊治,疼得不行时,就用从地主老财那里得来的白面(海洛因)这些东西对付救急。当时我急忙吸了一口卫生员给的白面,伤痛马上减轻了,人的脚步也感轻快起来。

  简短的准备之后,我确定了方位一挥手低声对身后的战士说“开始突围!”刚到村南头,正好与企图偷袭我们的鬼子遭遇了,这又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可能是敌人以为我们连跑带打搞了一天,早已疲惫不堪,想乘机偷袭,没想到我们已由防御转为进攻突围,一下子让我们打得敌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我们很快就从村西南突了出来。

  敌人发现我突出来的人不多,认为我军大部队还在村子里,只是让一部骑兵对我们死追烂打,但在夜间骑兵的作用就不明显了。我们利用黑夜,很快摆脱这股敌人。在我们向西的路途中,又几次与“扫荡”的敌军相遇,而我们不甘心束手被擒,革命战士视死如归,何曾怕死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用刺刀、手榴弹杀出一条又一条血路,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这时我身边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向西走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时分,终于到了第二分区,见到了傅司令员和二分区龙书金司令员。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天,整整一昼夜,靠死打硬拼杀出了一条生路,可是在突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战友倒了下去啊!此战,我连损失惨重,死伤60多人。事后查明,“坚决抗”同志确实拉响了4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被一分区追授为“英勇模范战士”光荣称号。我也受到军分区通令嘉奖。

大桑树村突围战斗

  大桑树村是乐陵北侧靠近县城的一个大村庄,位于鬲津河南岸,村北有一条东西长约几十里的宽阔树林。桑树、杨树、榆树、柳树、梨树、杏树……杂生的树木长得十分稠密,宛如给鬲津河镶上了一条绿色的缎带。这里是边区境内最大的林区,它北依庆云、盐山,东临无棣、阳信,西接宁津、吴桥,是党最早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地点之一,是冀鲁边根据地的中心根据地,军政军民关系好,群众觉悟高。  

  1938年夏,肖华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训练队,挺进冀鲁边区时的司令部曾设在乐陵县城。这是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和三分区机关所在地,情况紧急时,一分区也进入该地区活动。一时间这里便成了我军抗日指挥中心。由于这一带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树林又密,小股敌人根本不敢来,所以在各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之后,这里就成了各级抗日政府和县区武装的主要活动区之一。

  1943年,由于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颓势日显。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对津浦铁路仍然把守得很紧,不时抽调各据点兵力进行“扫荡”。冀鲁边区针对这一形势,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主力扩大活动范围,来个主动“换防”,威胁敌人后方。你到我的地面,我就去你的地盘;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军就到敌占区,瞅准机会,集中兵力搞掉敌人的据点。对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有时也抓住有利时机给予坚决有力反击。因此,日军把这个地区作为重点“清剿”“扫荡”地区。1943年2月14日,也就是铁家营战斗后的第十一天,日军又抽调了天津、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近万人,对大桑树村一带进行“拉网扫荡”。

  当天拂晓,我十六团宿营在大桑树的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便听到远处响起了枪声。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分多路向我们合围。当时我率五连随教导第六旅黄骅副旅长一起行动。情况危急,黄副旅长命令部队说:“五连跟我向西北突围,其余的部队立即各自选择自己的突围方向进行突围!”听了黄骅副旅长的命令,我连火速离开驻地,跟着他往西北方向的东光和南皮突围。我带着一个排在后面断后。走出了七八里路,浓浓的晨雾只能看出十余米,突然在前面沟梁上隐隐约约看到迎面来了一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去路。只听黄骅副旅长下命令道:“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我一听马上领会了黄骅副旅长的意图,忙赶到队伍前面,我又重复了黄副旅长的指示:“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看见人群的两边有带枪的汉奸伪军,他们端着刺刀逼迫许多群众列成横队迎面向我们压过来。这是日军在“拉网扫荡”中玩耍的卑鄙毒辣的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阻挡八路军突围部队,日军则埋伏在两侧的道沟中。如果突围部队看不清,被正面的情况迷惑,拐弯向两侧转移突围,就会钻进日军的埋伏圈,遭到毒手。我轻声提醒战士们沉住气,不要慌,等接近敌人再说。黄副旅长毫无畏惧地带着队伍一直往前走。伪军远远看见五连这一身“皇军”打扮,误认为是“太君”走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路来。在距对方十多米时,指导员许子祯带着一个排猛地端枪冲到敌人面前,大喝道:“我们是八路军!是铁帽子五连!缴枪不杀!”大多数伪军一听“铁帽子五连”就给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投降,有的嘴里嘟囔着说:“久闻大名,我们投降……”但有那么四五个汉奸企图顽抗,我和几个战士冲了过去,当场就用刺刀把他们给制服了,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被解救的群众目睹了这一幕,是又惊又喜。黄骅副旅长对逃难的群众说:“乡亲们,敌人又在大‘扫荡’了,这里现在很危险,你们快散开回家吧!”

  在不远处两侧道沟埋伏的日军,在晨雾中不便观察,也没弄清怎么回事。所以看到我们押着伪军一路向西北而行,也没有行动。大概还在做等八路军上当的美梦呢。我们已顺利地从西北方向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时在大桑树村除了我们“铁帽子五连”外,还有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六连两个排、三营八连、庆云县独立营一个连和两个区中队。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遭敌“合围”。面对众多之敌,我四个连和两个区队全体指战员毫无畏惧,大家同仇敌忾,向敌人猛冲,拼死突围,杀伤大量敌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极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他们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铁帽子五连”从抗战初期组建以来,一直坚持在冀鲁边区与日伪军作战,善打硬仗、恶仗,不怕流血牺牲,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和中国人的骨气,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在当时来讲,要对付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情况是很复杂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只有“铁帽子五连”一个连队随一分区一起活动,有时也跟冀鲁边区军区首长活动。我先后多次率五连跟随军区周贯五政委、黄骅副司令员和一军分区的傅继泽司令员、陈德政委及三分区的黄荣海副司令员等首长一起行动。数不清与日伪军发生过多少次战斗,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两三次,连续几天与敌周旋作战,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首长的指挥下,我们的连队越打越强,培养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既靠勇、又靠谋,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精神。这个连队在以后的战斗中一直是战斗力极强、敢打硬拼的部队。

  不仅在抗战时期,就是以后进军东北,从松花江到海南岛的千里征战中,这个连队都是赫赫有名的英雄连队。据我的回忆,冀鲁边区第十六团的部队,历经我军体制的多次调整与整编,在解放战争初期整编的情况是:该团的第一营一、二连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第三八三团一营;第四连编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七团一、五连;第二营第五、六连编为一二九师三八五团二营四、五连;三营编入一二九师三八五团三营。1952年10月,根据军委命令第一二九师师部归中南海军建制,改为中南海军西营基地。第四十四军的一三二师部和第三九四团、三九五团编入第四十三军建制后,一二九师第三八五团编入第一三二师,后改编为该师第三九六团。该师的第三八六团、三八七团改成海南军区海防守备团。

  1992年我到海南,特地到步兵第一三二师三九六团二营五连去看望。这个连队就是当年在冀鲁边区赫赫有名的冀鲁边区十六团的“铁帽子五连”。我望着挂在连队荣誉室墙上的当年由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的连旗,心潮澎湃。当连队的战士们得知老连长来了,纷纷拥来,我指着旗帜对年轻的一代军人讲:“这面旗帜来之不易,是用‘铁帽子五连’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染红的啊!……”听了我充满激情的介绍,战士们都为能成为英雄连队的继承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曾任广东省军区副参谋长)

信息检索 标题
正文
点击排行
本类推荐

Copyright @ 2010-2020 沧州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主办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冀ICP备11005373号

访问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