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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0期
发布时间: 2018-5-24 15:01:37



【党史珍闻】

皮定均的特殊“遗书”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7个整编师发起总攻击,妄图在两天之内一举歼灭刚刚建制的解放军中原军区主力。

  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旅长的皮定均临危受命,率部向东行动,以造成主力东进态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在旅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皮定均提出了“誓死决战”的铿锵誓言,要求主要干部都预先留下“遗言”。皮定均在和战友相互拥抱、握手后,从挎包中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写下了几个字:“活着的要给牺牲的送一支鲜花。”

  皮定均率领全旅将士不顾艰险,不怕疲劳,英勇机智地与前堵后追之敌周旋,历时24天,行程两千里,大小战斗数十次,胜利完成任务。到达苏皖解放区后,皮定均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举办任何庆功仪式,而是在烈士英名前摆满了野菊花和金针香,以示真诚的追悼。

  1976年7月7日,因飞机失事,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不幸因公殉职。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本珍藏多年的笔记本,在“遗言”那一页,依然夹着野菊花。

【本刊专稿】

参加制造中国第一辆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的记忆

程 铨

  我出生于1933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许多往事已如云烟过眼,踪影全无,但参加制造中国第一辆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以下简称大板车)的一些记忆,却依然常常在脑海中浮现。

  我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1958年在清华大学附设工程力学研究班读研时被打成“右派”(1979年清华大学予以平反),下放到河北省,先是在静海县良王庄乡四小屯筹建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1958年2月被安排到沧州化工学院当老师。1962年学校下马,我被分到已下马的沧州钢厂改建的沧州铸造厂。后来铸造厂又下马,在原址改建农机修理厂。我在农机修理厂工作几年后,先被抽调参加沧州市小化肥厂建设,这个厂投产后,又在北侧空地建起化肥设备配件厂(就是后来的化工机械厂),市里要扩建沧州发电厂,我又被抽调去搞扩建电厂。

  1974年1月2日,沧州化肥厂开工建厂大会在新华礼堂(现建设银行沧州分行址)隆重召开,领导上让我参加了大会。那会开得非常隆重,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地、市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沧州要建设年产30万吨的化肥厂,在进口设备中,有许多超长、超宽和超重,其中最重的是从荷兰进口的氨合成塔就重372吨,最粗的加热炉直径5米半,最长的氧化碳再生塔58米。从海边运到市内,铁路不能承运,必须有承载400吨的大板车,从公路运输。但当时不用说沧州,也不用说河北省,就是全国也没有如此庞然大物。地、市领导决定由沧州市自己制造大板车。谈何容易?沧州市当时是个县级市,人口十几万,工业基础差,工人队伍年轻,技术力量弱。沧州地市领导迎难而上,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认为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有广大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平板车一定能造出来。于是成立了沧州市制造400吨公路平板车指挥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怀忠任主任,贾耀华、张文戏、刘少农、张广彤、王健民、王景龙、刘志强、张寿凯、李振国、周长湖、白雨田为副主任。当月中旬在新华礼堂召开了有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发出大干100天,造出大板车,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号召。各单位和部门代表纷纷上台表决心,发誓言,决心不负上级领导希望,如期制成大板车,向“五一”劳动节献礼。

  会后,领导让我到会战指挥部看看,有什么建议说完即回,不宜久留。我明白,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极左思潮尚未消退,我在清华大学读研时被错划的“右派”尚未平反,领导不光是怕担错用人之嫌,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没想到这一去看看就被留下,可能领导考虑我是哈工大学机械系毕业,又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读过研,算是有一技之长;下放十多年来,虽工作调动频繁,但也没离机械、化工和电力系统,因此把我分到了“三结合设计小组”,作为主设计。小组其他成员还有锻压厂、机床厂、泊头机械厂和市交通局的同志共8名,现在记起名字的有闫润议、汪义海、谷林、张孟赳、王福生等,其他名字已记不太准。但应当说明的是,许多名义上没在设计组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工人师傅们都参加过设计,他们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在工作中不断提出改进设计的建议,所以应该说最后的完整设计方案,是众多群众的智慧结晶。

  当时我40岁,政治上经历了风风雨雨,生活中看过了眉高眼低,如今被领导如此看重,让我任主设计,实际就是设计组长,觉得非常感动。但感动的同时也压力很大。谁都知道,任何机械设备的制造,设计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即铸成大错。当时我们并没有任何犹豫,决心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斗,鏖战100天,完成上级交给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大家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从领导到工人和技术员,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看到各种车辆的特点,琢磨大板车的雏型,有的做模型,有的试画图纸。我自己也根据在大学学的知识和搜集到的大型汽车制造的报章杂志,进行了认真研究,摘录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期找到设计大板车的突破口。

  很快到了旧历年底,地、市领导决定,让我和于坤标、李民奎、张孟赳、王福生等5人,到上海参观取经。那里虽然没有承载400吨的大板车,却有300吨类似车可供参照。于是我们日夜兼程,坐火车直奔了上海。

  下了火车,我们顾不得休息,草草吃了点东西,就直奔上海交通局。那里的领导和同志们非常热情,一连多日,陪同我们参观了300吨的大板车,介绍了车的各部位情况,看了在公路上的运行,回答了我们的各种疑问,给我们讲解了关键部位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最后把极具参考价值的设计图纸,无私地交给我们。用当时的流行话说,那真是发扬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

  从上海乘火车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的除夕之夜,我和家人总算在除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吃了顿年夜饭。

  当年有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又动手。”谁都知道这在许多地方纯属极左做秀,但我们大板车会战,是真真应了这句口号。有不少人是大年初一在会战指挥部吃的饺子。初一刚过,大板车会战指挥部的人马就紧急集合起来,当然设计组也不例外。

  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没有高大厂房,工人们就战斗在自搭的席棚里。设计组还算不错,在工人们的席棚旁不远处,占用了三间小平房。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煤火炉,工作台就是一个搭起的木案子。我和设计组同志们,一天到晚,就穿着那件蓝色的棉大衣,翻查资料,研究从上海带回的图纸,讨论此前搜集到的外地经验,联系我们实际,千方百计寻找突破。晚上加班时,屋里很冷,同志们脚凉了跺跺脚,手冷了搓搓手,渴了喝几口煤炉上铁壶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有人曾问过我,你们每天都加班,给多少加班费呀?我说40元。对方说,一天40元不少,那时钱实呀!我说,不是每天40元,是100天给了40元。对方听后愕然。说实在的,那时人们天天加班,根本没考虑过钱的事,只想早一天设计好,早一天造成大板车,向“五一”献礼。

  外地经验可以参考,尤其上海的经验十分宝贵,但依然不能照葫芦画瓢。因为我们要制造的大板车需承载400吨,并能分成两截运60米长的再生塔。 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和创新,在外地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当时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全组同志日以继夜地研究谋划,到工人群众中征求意见。如我们的大板车的转向需是全轮转,计算起来非常复杂。我们没有这样的计算机,怎么办?在焦急中我想到可用精密作图法来求得全轮转向机构的设计参数。我把这想法对全组同志说出,大家一致认为可行。于是我把这绘图任务交给了汪义海。他果然不负众望,日以继夜地研究,起早贪黑地绘制,仅用了三天时间,就以精密绘图法求出了大板车在各种状态下转向所需的参数。

  这三天三夜汪义海是怎么过来的,他家属说:“汪义海三天三夜没脱衣服休息过,总像着了魔一样,吃着饭还端详图纸。”大家听后都确信不疑。因为我们每个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家中老婆孩子顾不得管,自己感冒发烧也不对人讲,吃几粒药片就咬牙坚持。我作为主设计,更是每天早出晚归,一日天黑我回到家,见十几岁的儿子正呜呜大哭,问其原因,才知是被人打了,额头上还有血斑。这是我唯一的儿子,平日里视为眼珠子,见状当然非常心疼;但晚上说好,还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全轮转向问题,就只好给儿子擦洗干净,哄他吃了饭,便匆匆赶回设计组,直到半夜才回家。

  大板车转向所需参数求出来,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一连串儿的难题还在后面。可以这样说,在大板车的设计中,每天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度过的。就是一张局部的图纸,都要多次绘制、修改和完善;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纠正,一个小小的漏洞被填补,一点小小的缺失被完善,也要许多人反复磋商和讨论多次,有时愁得在屋里打转,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才得以解决;有的即使如此也未能很快解决,只好第二天接着探索。如解决牵引车传动“心脏”——分动箱的设计方案,我虽然在从上海归来的路上就有了腹稿,但真正操作起来,却未能如愿以偿。我们设计组的几个同志,在工地上的三间平房里,研究出一个方案,经过讨论,又推翻从头思考;绘制出一张新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经和工人们进一步研究又觉得不妥。为解决分动箱的散热问题,我们和李明奎同志,从白天研究到夜晚,又从夜晚研究到天亮,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再比如大板车的轮胎需要很多,平板车13排,每排8个,就是104个,加上牵引车的12个,总共116个。按设计要求,其规格与普通解放牌汽车的轮胎大小一样,但负荷却要提高到3倍多,由1.5吨增加到5吨,就好比让小马拉大车。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小马”。设计组和红旗橡胶厂的工人们共同研究,根据多年来翻修各种轮胎的经验,提出了通过增大内压,增加帘子布层来增大负荷的设计方案。经过多次试验,反复修改,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其增层不增厚,最终制出了适用于大板车的轮胎。

  1974年4月21日,大板车全部组装完毕。仅仅99天就胜利完成了500马力牵引车、400吨公路平板车的制造任务。

  1974年5月1日,一辆中国史无前例的超宽超长能承载400吨的大板车,与大家见面了。车上彩旗飘扬,100多群众代表在车上招手欢呼。所经之处,市民们锁门闭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赶到公路两旁大饱眼福。当大板车开到东体育场时,数千名群众早已赶来参加这次隆重的庆祝。主席台上悬挂着“400吨平板车试制成功暨‘五一’节庆祝大会”的巨大横幅。交通部副部长陶琦出席并剪彩,市革委会领导在大会上讲了话,隆重庆祝磨合试车成功。

  “五一”节后,国家交通部和省交通局来专家对大板车(包括500马力的牵引车和400吨公路平板车)进行技术鉴定。大板车上装载了411吨钢圆盘,在经过公路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时,有一对两支车轮咔嚓一声将铁井盖压碎,陷入井口。可喜的是有惊无险,经检查车轮毫发无损,而且车轮驶出了井口照样继续前行。这说明大板车支承系统非常可靠,经得住突发情况的考验。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是沧州人民的大喜事,我记得一连好多天,大家都在为此奔走相告。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为此编排了许多文艺节目在礼堂和街头演出,与市民分享这收获的喜悦。沧州市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各单位发扬制造大板车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也是全国的喜事,《红旗》杂志、《河北日报》、《沧州日报》等各级报刊相继报导,鼓舞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士气。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把沧州化肥厂所需各种大型设备从海边顺利运到厂区,确保了国有大化肥厂的如期开工建设和投产。

  大板车的研制成功,还先后承担完成了任丘、石家庄、广东、新疆等地多家国家重点项目大型设备的运输任务。

  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大板车研制项目光荣获奖。当时的沧州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市交通局副局长徐宗余等同志,代表指挥部去首都参加了会议和颁奖仪式,还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参加这次大板车制造的单位大约200多个,除了工厂企业,还有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涉及人数逾千名,时间长达99天,可算得上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其场面的巍巍壮观,过程的艰苦卓绝,成效价值的巨大,对人民精神上的鼓舞和理念上的启发,需有专著书写。我以上所述,只是个人的一些零散记忆,这是必须说明的。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忆昔话往】

回忆东光县的合作化运动

牟清朝口述 王云熙整理

  我叫牟清朝,今年90岁,在东光县人大科长岗位上离休。我刚参加工作是在教育系统,后被调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当时农村工作部干部队伍很精干,由5人组成,部长李连奎,副部长李耀林,3个干事:张宗霞、王仕平和我。工作忙不过来时就从其他部门抽调部分同志协助。县委农村工作部职责范围很广,所有涉及农村的工作都管。县委领导也非常重视,几乎每周都要听取农村工作汇报,部署和检查农村工作。这期间,我参与了我县合作化过程,东光全县合作化情况可以说比较熟悉。

  东光县合作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之前,组织的是互助组,几家情投意合的农户联合在一起,一起下地一起收工,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比单干强多了。劳动中,组员们有说有笑,积极性很高,效果不错。1954年春,上级要求加快合作化步伐,建立初级合作村。县委首先在一区的王桥村抓试点,县委宣传部长高新生带队亲自抓,随后扩大试点范围。各区区委也搞合作化试点,如龙王李乡在龙王李村和大孙村试点。我就是那时由教育系统被抽调到驻大孙村工作组配合搞合作化的,群众动员大会上领导还让我讲了话。我向群众宣传合作化的好处,描绘合作化的远景,郑重承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取得经验基础上,1955年全县推广试点经验,东光县合作化全面铺开,大张旗鼓宣扬合作社的优越,动员全体农民加入合作社。全县447个自然村普遍建立了合作社。合作社的构成当时基本以自愿结合为基础,一个自然村两到三个合作社不等。

  就在这一年,全国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全面开展起来。但是,毛主席不满合作化进度。他发表讲话,指出合作化步子太小,批评有些同志思想保守,像小脚女人走路,要求加快合作化步伐。于是,许多地方不顾农民意愿和实际情况,加快合作化力度。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高级社,简单说就是打破自然村界限,不征求农民意见,几个村合并建立一个高级合作社,实行统一分配。我记得初级社分配原则是“人五劳五”,就是50%按人头,50%按劳力分配。牲畜农具作价寄予户主名下。高级合作社改变了这种分配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全部按劳(劳动力出勤天数)分配粮食和付劳动报酬,土地不再分红,作价的牲畜农具也不再有明确说法。由于急躁冒进,简单粗暴,发展速度过猛,管理水平跟不上,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现象,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农业收入大幅减少。

  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通知,并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中央开始批冒进,纠正高级合作社脱离基层干部、管理不善的弊端。全国又开始分社,恢复原有的一村一社规模。

  那年,地委书记王路明到东光县任家坊乡抓分社试点。县委派组织部长杨辅臣、农村部副部长崔殿升和我陪同,协助工作。蹲点期间,王路明深入基层了解农村农民以及生产生活情况,尊重农民意愿,撤销了联村高级社,按照自然村范围,重新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他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个别基层干部简单粗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提出严厉批评。怒斥个别村干部腰挎大砍刀,动辄吓唬百姓,恐吓群众的恶劣行径。意味深长地教导干部当夹尾巴狗,不要当疯狗,做人民的真正公仆,真正为人民服务。他还批评有的干部春节不准群众相互拜年的错误。他说,年节了,乡里乡亲见个面,平时的磕磕绊绊都化解了,有啥不好?我没听说哪里拜年拜出反革命来。我赞成拜年。他及时制止极左思潮限制农民相互交往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7年春,部分地方出现退社潮。县委领导带队到小崔村调查,发现这村有几户农民要求退社,态度十分坚决,经几次劝说教育无效。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合作化中的新动向,小崔村也因此被称为“小台湾”。县委领导认为此事性质严重,立即派工作组进驻,指示工作组重点解决部分人退社问题,打掉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刹住农民退社风。工作组成员11人,我任组长,副组长高景林。

  小崔村是个小村子,全村65户人家,其中有三户农民强烈要求退社,多数户暗中观望。地委领导和县委领导亲自收听过这村有关情况汇报。领导认为,小崔村退社风刹不住,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那些观望形势的农户就会一涌而上,发生退社潮。如邻村大宫也有四五户农民跃跃欲试,准备跳出来要求退社。

  那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要求各级组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小崔村土地肥沃,农业种植条件较好,被称为中农村。但高级社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大幅减产,粮食不够吃。驻村工作组进村后不自己起伙,实行派饭制,工作组成员被分派到农民家中和农民一起吃,同吃同住同劳动。小崔村农民生活很苦,天天吃野菜团子,哪有好饭让我们吃?入驻20多天我们没吃过净面干粮。工作环境也不行,怕人偷听,我们研究工作时在村外找个小瓜屋。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和群众一起干活,夜晚大家凑村外的小瓜屋里开碰头会汇报情况,研究下步对策,就像敌占时期做地下工作一样。

  县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曾到小崔检查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作为组长,我每周要向县委主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汇报小崔村工作情况。一次他听汇报后,发觉工作组有畏难情绪,大为生气,强调工作组无论如何麦收期间解决退社问题,不能拖延。他指出,麦收在即,退社农户可能要强行播种玉米,工作组要坚决顶住,不能允许农户抢种。工作组要死盯死守,11名队员分为三组,每个小组负责一户,日夜监视。

  我和两位同志具体负责要求退社的其中一户。我们和那户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歇息时和他聊天,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很有情绪地向我们诉说前几年做小买卖卖糖葫芦,起五更睡半夜,暑天寒冬不敢歇,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二亩地。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轻易被拿走,心里疼得慌。我们就给他讲共产主义吃面包喝牛奶、住楼房用电话的幸福远景,说将来集体种水稻、种果树收入高和集体人多力量大的好处。聊着聊着双方争论起来,脸红脖子粗,各不相让,没啥效果。小麦收割完,那户农民果然瞅空子牵着牲口带着种子到地里强行播种玉米。我一看急了,忙上前阻拦。但那农民人高马大,我一人拦不住,两个队员跑来帮忙,拉拉扯扯,差点儿打起来。那户农民毕竟不敢过分和政府对抗,看看没法播种,气鼓鼓牵着牲口回家了。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挑筐两头放两个孩子去县里告状,说日子没法过了。县委书记亲自接待的他,安排他和两个孩子在招待所里好吃好住,好言劝他回家等候消息。县里随后派人来村调查了情况。这次风波过后部分人要求退社的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工作组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苦着脸想不出办法,最后我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应该来文的,说服动员。我先去,不行再你们,响车轮战。

  我们继续尽心尽力做那户农民工作。我坐在那人炕头上,实实在在和他谈了一天一夜,他态度才有些松动。我看火候已到,说,你只要不退社,有啥要求尽管说,尽量给你办。他提出多留一亩自留地,保留一条驴腿,满足这些条件就不退社。我都爽快答应了。另两户要求退社的农民也参照这模式解决了。

  后来,邻村穆庄也有几户农民要求退社,驻村工作组采取了另种解决模式。工作组和要求退社的为首农户约定:就合作化问题双方公开辩论,辩论失败方服从对方。一天晚上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开始辩论,民兵持枪保卫会场。要求退社一方为首农民一上台,民兵一声唿哨一齐动手把他抓起来。我没在现场,不了解真实情况,听说抓他的理由是他企图抢夺民兵的枪。被抓的农民被扭送到县里,判了五年徒刑。

  从那,部分人要求退社问题解决了,合作化巩固了。紧接着就进入了惊天动地的“大跃进”年代。

(牟清朝,东光县人大离休干部;王云熙,东光县工商局原局长)


献县蔡东村第四生产队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回忆

王焕臣

  198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村也顺应历史大潮,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把一部分土地承包给单户社员,把一部分财产合价也分给单户。

  当时从干部到群众都觉得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也很复杂。因为实行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土地、财产都由集体管理,现在搞土地承包,分财产到户,如兄弟分家一样,开始怎么分、怎么分合理,社员分什么、集体留什么等等都存在一系列问题,觉得很难理出头绪,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干部社员思想都很迷惘,真给干部出了个历史大难题。后经上级指导,村干部和社员多次反复学习讨论研究,才逐步理出头绪,实施了承包政策。当时根据大队讨论的分配办法和本小队实际情况相结合,再制定小队实施办法,由各小队队委会领导执行。

  为搞好土地承包工作,一是成立了以队委会成员王秀忠、王俊杰、王焕臣、舒永忠和群众代表参加的领导小组;二是摸清底数,确定了受益人员总数和需分配的土地、牲畜、房屋、车辆等。当时分配政策按成人分配,未成年人折成人标准按岁数划分,1~3岁折0.5成人,4~6岁折0.7成人,7~9岁折0.9成人,10岁以上算成人。

  春天,根据上级指示,承包责任制工作开始了。先将一部分土地按联产承包的方式包给单户,其中有瓦刀地、黄芦铺道、大破方及一部分零散地共计167亩,平均每成人分地0.89亩。预定产量按原地定产,瓦刀地定产210斤,黄芦铺道定产190斤,大破方定产80斤,零散地定产40斤。规定价格按玉米合价,单价每斤0.09元,每亩补贴工分250分。各种果木树也逐棵合价,按折成人分配包给单户管理。秋后和社员结算上交公粮、农业税和集体扣留,社员总收入5350多元,总用工13376个劳日,日值0.40元。3月份逐步分每人0.15亩的自留地和养猪饲料,每养一头母猪补地0.2亩,公猪补地0.15亩。

  9月,将一部分财产合价,按折成人分到单户。其中,两台12马力机器各带水泵、真空井一套,每套合价200元,然后进行抓阄,抓阄前自由结合组。第一组结合了16户,81.2人,每人应摊款3.26元;第二组结合了12户,40.3人,每人应摊款4.96元,应摊款收交集体入账。将牲畜分给单户9头,按好坏合价后,按成人搭配分了7个组,进行抓阄。第一组舒振山组,7户、22.9人,分牛2头,合款160元;第二组,王广图组,5户、22.8人,分红母马一匹,合款250元;第三组,王洪图组,4户、24.5人,分润红马一匹,合款200元;第四组,王俊生组,4户、24.7人,分驴两匹,合款300元;第五组,王兆图组,6户、26.9人,分青儿马一匹,合款220元;第六组王俊明组,4户、23.9人,分小公驴一匹,合款180元;第七组,王俊杰组,7户、27.4人,分黑母马一匹,合款250元。七组共计合款1560元,按每成人应分款9元,户与户之间进行了差额找对。还有一部分小型农具,如犁、耙、喷雾器、洋镐、粪扠、铁扒、牲口套等共37件,按物件合价,共合款47.50元,按户抓阄,每户一件,所收款交集体入账。

  1981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剩余土地和财产全部分给单户。当时四队将北洼方、孟家坟、邓家洼共地69亩,作为种植花生地分包给单户,还有一部分零散地56亩,共计地125亩,按折成人173.1人,每成人分包地0.7亩,粮食定产按1980年定产标准,花生定产每亩75斤,单价0.48元,每亩实补贴工分200分,年终和社员结算,只扣上交公粮农业税,集体不再扣留,户与户之间找对差额。

  财产方面,有3匹牲畜合价卖给单户,按成人搭配,将各户分成3组抓阄。第一组,王秀更组,10户、50.6人,分黄儿马一匹,合款400元;第二组,王焕臣组,10户、50.8人,分青骡子一匹,合款600元;第三组,王福图组,12户、51.4人,分老骡子一匹,合款200元,共计合款1200元,收交集体入账。大车两辆,分两组抓阄。第一组王俊青组,22户、96.6人,分新车一辆,合款300元;第二组,舒振杭组,20户、75.5人,分旧车一辆,合款150元,共计合款450元。房屋和其它物件,按成人分成9组,合价后抓阄。第一组,王俊青组,4户、19人,分房一间合款55元,电机一台,合款10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158元;第二组,王广图组,7户、189人,分房一间合款55元,机磨一台,合款7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28元;第三组王洪图组,4户、19.4人,分房一间合款70元,其它物件合款57元,共计合款127元;第四组,王俊兰组,4户、19人,分房一间合款85元,其它物件合款45.5元,共计合款130.5元;第五组,舒振杭组,5户、18.8人,分房一间合款16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63元;第六组王俊奇,3户、19.8人,分房一间,合款100元,其它物件合款27.5元,共计合款127.5元;第七组,王秀峰,4户、18.9人,分房一间,合款165元,其它物件3元,共计合款168元;第八组,王俊杰组,6户、19.2人,分房一间合款160元,其它物件合款3元,共计合款163元;第九组,王兆图组,5户、19.1人,分房一间合款97元,其它物件合款25元,共计合款122元。房屋和其它物件共计合款1287元。库存小麦,1731斤,单价0.142元,合款245.8元;玉米2025斤,单价0.103元,合款208.5元,共计合款454.3元。按人平均分给单户。到此集体财产彻底分清,以上各项财产合资,暂时纳入集体收入入账,以后再做社员分配。

  1982年,根据中央指示,对粮、油征购实行“大包干”,办法是自1982~1984年一定三年不变。粮食作物定购任务,小麦168斤,大豆202斤,谷子202斤,山芋干10斤,共计582斤。油料作物定购任务,花生7608斤,芝麻34斤。定购任务按承包地亩分摊到户,上交农业税及各类摊销648元、教改费714元、大队摊销989元,共计2351元,按人、地各半分摊。

  1984年,承包地又做了新的调整,承包人按现有人口。当时四队现有人口增到202人,为了方便耕种将原来一些零散地块,分类规划成大块地进行分包。如瓦刀地45.6亩、黄芦铺道55.7亩、北洼方51.1亩、大破方99亩、北树园65.5亩、北河洼66.6亩等这些大块地划成一类,各地块按户抓阄。李坟西、段疙瘩南头、猪占地、种子站、孟家坟、邓家洼等规划成二类地,共计379亩,按户统一抓阄。北树园子南头西面、郝家园、南洼渠边、崔家坟、大东南窑东、大垄地、大东北等地块规划成三类地,共计地41.1亩,按户统一抓阄。这样分包耕种方便,达到了省时、省力、省工的目的。

  1985年春,将村东碱地分给单户,规划成两份。第一份比较平整的高地分给单户使场用,总长500米,按199.5人,每人应分2.5米;第二份,零散洼地,计地42.8亩,每人应分0.214亩。后经改造,有的地块已改变成良田。

  1992年8月,因我村人口有所变动,经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和群众讨论,将承包地按现有人口找齐,规定用大破方和北沙洼两块地找齐,按1.2亩折好地1亩计算,当时人口增到53户226人,所有零散地、树地、沙洼等都包括在内,总承包亩445.22亩,每人平均1.97亩。国家征购任务,小麦4167斤、玉米842斤、大豆248斤、芝麻44斤、花生3620斤,应交农业税及各项摊销共计5832.35元。

  直到1999后3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和群众签订了承包土地30年不变的合同。

  家庭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发展。

(作者时任蔡东村第四生产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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