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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9期
发布时间: 2018-5-9 11:12:44

 

【党史珍闻】

瞿秋白憧憬的党史研究室

  在1931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扩大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点名批判,被指为对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中央政治局重新改选,瞿秋白再度离开党的领导核心。瞿秋白违心地接受了对他的批判,肺病又犯,唯有寄情写译以自遣。春夏之交,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他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工作。那年的上半年,瞿秋白还为中共中央机关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原来,建党以来随着中央指导全国工作的展开,党中央产生和积存的文件日益增多,需要妥善管理与使用。时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特别关照中央秘书处同志:“要阿秋(即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

  正是在这份《文件处置办法》结尾,瞿秋白特意加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所以提及“党史委员会”,可能是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影响,因为就在1930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征集、研究、编印并保管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及其史料。然而,瞿秋白强调指出这“党史委员会”是属于“我们天下”的,当指夺取全国政权后建立的工作部门,自然是有待于“将来”。

  这并非是瞿秋白提及党史工作部门的最早一次。早在1929年12月底左右,人在苏联的瞿秋白就以“中国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拟写发表了“征求回忆录启事”和“征求(回忆录)表”。前一“启事”,落款为“中国党史研究室主任瞿秋白”,申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讲中国党史”,为此征求“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后一“表”,实为征求回忆录的内容提示,细分为两类:一是“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另一为“参加重要会议的回忆录”。“征求(回忆录)表”还殷切希望:历史亲历者“尽自己记忆所及都供献出来”,记忆失误之处“作者自然不负全责”,“文字不要过长,可是要精彩扼要”,欢迎“用叙述描写的笔法”。

  “党史委员会”与新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名称接近,“党史研究室”又正是现在该部门的室名,瞿秋白的历史远见与存史精神令人钦佩。

【本刊专稿】

回忆我与无衔将军张仲瀚接触的日子

李金月

  我跟张仲瀚接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年我26岁。张仲瀚同志是沧县人,祖籍沧县崔尔庄镇张崔尔庄村。他从青年时期思想进步参加革命,文韬武略均优,是个全才。说到文韬,他能创刊编报,还能作诗画画。说到武略,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此后进军新疆,而且还是我党我军我国历史上军垦屯兵的奠基人之一,可见中央对他的重用和信任,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到新疆求援

  说到张仲瀚对家乡的关心和帮助,感触最深的是我去新疆求援,这个话还得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

  1960年全国遭受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沧县也不例外,生活极度贫困。那时候我是沧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秘书,调县委生活办公室工作。人委就是政府,是学苏联叫的人民委员会。那时都吃大食堂,起初群众的粮食指标是每人每天8两。沧县分管财政的副县长是许连章,说人均8两的指标,咱现有的粮食不够吃半年的,不行的话咱往下减。后来减到7两、6两半、6两,直至4两半。一人一天4两半粮食,其他的辅以杂草、秸秆、树皮、树叶等这些东西为“代食品”。到了4两半上人们就受不了了,全县人民的浮肿面占到19%,100人中就有20来人浮肿,已婚或未结婚的女同志都闭经,结了婚的生不了孩子。死亡人数作为历史资料来存的话也可以公布,当时全县一天就得死六七个人,最严重的是凤化店公社,由于饥饿致死的人太多了,到最后死了人都抬不出去,健康的人很少了,情况非常不好。牲畜死亡的就更多,人都吃不饱,牲畜更顾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外地人的启发,大家千方百计找关系求助。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让知情人提供线索。有人提出去贵州、也有人提出去云南找原在沧县任职的老干部,后来副县长李振江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是沧县老乡,他那儿是军垦,有83万人,积累了不少粮食。大家说这个路子该去一趟,其他那些路子也别放弃。谁去呢?县委当时考虑,得找几个能办事的、不怕苦不怕累的同志去,后来决定让李振江去。李振江当时分管农业、农田水利等。领导说振江你带队,你再挑俩人吧。李县长挑了中国人民银行沧县支行的副行长马骏和我,这样我们仨人算定下来了。

  定下来之后,又觉得去新疆两眼一抹黑,咱知道张仲瀚,张仲瀚不知道咱怎么办?这又千方百计到崔尔庄找关系。那村当时有个张炳文,是张仲瀚的本家孙子,原三五九旅的战士受伤复员回来的,跟张仲瀚、王震、王恩茂都很熟。找着他以后,他又提出俩人来,一是沧县茅草洼的兰某,张仲瀚的亲舅舅;另一个是丁师傅,做“鸡肠”的,这个人曾经在新疆建设兵团给张仲瀚做过这道菜。我们计划把这两位找来一块儿去新疆。后来得知张仲瀚的亲叔张吉墉在北京,又派人到那里请张吉墉写了信,人家还挺热情,我们如获至宝。李县长带着我们几员大将——张仲瀚的亲戚、乡邻,我们仨,6个人启程了。

  我们坐车到兰州,再转车去新疆的盐湖。下车后去乌鲁木齐买不到票,说要三天以后。6个人坐这儿等三天怎么行?我就琢磨得往下边走,那小车站会留票卖吧。李振江副县长同意上西站,那是个“三八”妇女火车站,都是女的。到那儿一问凑巧有票,我们凭介绍信买票,到晚上6点多就上车了。车上没座,卧铺票挺贵,只买了两张让老同志落坐。这样坐了七天七夜火车到盐湖,又改乘汽车,走了60公里才到乌鲁木齐。

请李县长首席落座

  到了乌鲁木齐直接到兵团司令部,接待处的同志特别关照,说这是张副政委家乡来的人,特别热情。先安排我们住在新疆饭店,负责接待的同志说,全国各地来求援的太多了,你们先住下耐心地等一等,我们跟副政委禀告,你们听信儿。

  李县长是个急脾气,对我说:“金月,这怎么还没信儿呢?咱就这么坐着?”他扬手指指外边:“你看人家那些单位,包括南皮的,在新疆饭店住着好多单位这跑那踮的。”后来张炳文说认的张仲瀚家,张仲瀚有个继母,继母生的一个妹妹,跟他一个叔伯姐姐,都在那住。我跟炳文找到他家里,炳文在新疆工作过十几年,见了老人家挺亲热的,都挺熟。寒暄之后,给了我们电话,他的姐夫窦君佩告诉晚上9点以后再联系,张仲瀚大部分都是晚上办公。

  当天晚上9点来钟,我们按电话要到总机,张炳文自我介绍是张仲瀚的孙子,话务员要通张政委的办公室,张仲瀚让“马上接过来”,并问炳文“你在哪呢?”听说李县长和我们在新疆饭店,已到十来天了,第二天就派专车把我们六人接到兵团机关。张仲瀚一见到十几年没见的舅舅非常激动,爷儿俩拥抱着很动感情,张仲瀚还要给他舅舅磕头。随后问县长来意,李县长就把家乡遭灾求援的事讲了。张仲瀚当即表示:“行,我们尽量给你们解决。但是来的人太多,不可能都一一满足,我们尽最大努力吧。”说:“炳文跟你舅爷爷住在兵团招待处,县里几位同志还回新疆饭店休息。”并告诉他的秘书:“费用兵团全包,别让沧县出。”过了几天我们给秘书打了电话,答复这就快解决,因为有个平衡问题,需要把全国各地的40多个代表团,当然不光是各省了,还有中央直属各部委的代表团,各给多少,要平衡要研究。

  李县长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吃不好,睡不好,咱知道他那心情,但你着急不行。又过十来天,兵团司令部给我们来电话,说明天晚上7点准时到百花村大饭店,政委接见。第二天下午6点半就把我们接到那个大饭店,7点半,张仲瀚准时来到,绕场一周打打招呼,寒暄了一番坐下。秘书长拿着单子介绍各个代表团,之后特意指着我们:“这是沧县代表团。”张仲瀚马上站起来说:“沧县代表团是我的父母官,李县长来了,请你到前边就座。”把李县长叫到他那个首席一号桌。接着讲:“大家来的时间不短了,来早的来晚的没有及时接见,向大家表示抱歉!你们来求援的心情我们理解,我们的难处你们也得理解,肯定尽量给你们解决问题,但是不一定全部满足,希望大家体谅我们的难处。因为国家还要在我们这里调几百万斤或是几千万斤粮食,这个难度也很大。再一个大量的灾民都涌入新疆来,有的地区好几万人,有的过10万,这些负担到现在……”这也确实是实际情况,他让大家耐心等待,说他个人也不能全部做主,还有政委王恩茂,要一并研究。当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兼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是副政委,主持全面工作。司令员是党外的陶峙岳,是新疆部队起义的。

  我们回宾馆又等了半个来月,这就到了国庆节,天气冷起来。我们去的时候是1960年8月27日在沧州启程,我们穿单衣去的,新疆冷得早,到了国庆节就冷得受不了。我想这事就不能再找张仲瀚了,想买衣服又没带钱,炳文说粮食处的薛处长是他在三五九旅时的连长,我们俩就去找他。我们说了来求援的事,现在最急迫的是解决御寒的棉衣。薛处长说:“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随后一人一套棉衣,一双大毡靴,带一顶皮帽子,外加皮大衣,全部装备都齐了。

给沧县80万斤救命粮

  国庆节解决好衣服问题,兵团办公室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我们的计划下来了,给沧县80万斤,这在县级代表团里可能是最高的。我跟李振江副县长一汇报,他乐得要命:“80万斤!”我说我算了个帐,80万斤,咱全县40万人口,一人一天就按5两算,才解决4天的问题。李振江说,这就不简单了,80万斤就是400吨!这时候指标一下来,李县长就急着回沧州,说这事已经定下来了,你们在这办,把这80万斤弄回去就行。他跟马骏等就回来了,我跟张炳文在那儿盯着。他觉得这个事就算完成任务了,哪知这后期工作太难做了,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啊!

  当时说的是80万斤粮食,到具体落实又变了。找薛处长一问,说80万斤没错,但不完全是粮食,其中有10万斤副食,我说10万斤副食也行。副食是糖菜渣、饼干、羊肉,这些凑10万斤。我马上拍电报回来,说80万斤粮食,其中包括10万斤副食品。领导说,行啊,那个也好嘛,你们赶快往回运。

  我们到粮食处问什么时候能运,人家说你得先派人到盐湖订车皮。我马上就给家里发电报,去两个人到盐湖车站订好14节能装400吨的车皮。一问粮食起运在哪?薛处长说得去农四师伊犁,在3000里以外,要过天山,附近的粮食基本上都光了,都给国家调拨得差不多没了。说了半天,后来石河子就是农八师给解决了14万斤粮食、10万斤“代食”,我跟张炳文去的。到现在我还存着农八师招待所的粮票呢。

  这14万斤粮食,是当时有名的天下第一团一、三两个连队给凑的。但粮食整粒不许出疆,哪怕把它克成两半都行,他们帮助粉碎和解决包装问题。还有这10万斤“代食”,司令部给解决点饼干、羊肉,糖厂给七八万斤甜菜渣凑够10万斤。这算14万斤粮食、10万斤“代食”在这里解决了,但让自己负责运输。

  大头是那56万斤粮食得去伊犁。坐汽车就七天七夜,路很不好走,颠到伊犁农四师师部,我穿的皮大衣后边都磨破了。转道巩留又是80公里,走了将近一天。粮食粉碎后,愁死人的事是人生地不熟,运输和包装解决不了。后来打听到沧县有个老乡李锡顺同志在伊犁开饭店,我到那找人家,说明遇到点困难,兵团张仲瀚副政委给解决了几十万斤粮食,需要三四千条麻袋请求帮忙的事。老人托了好多人,无偿解决了2000多条麻袋(后来老人回来了,我每年都去看望他,给他拜年,直到我离开沧县)。随后巩留农场把刚卸车的旧麻袋又给弄来2000条,这个难题才算了结。

  那些手续办完了,就是运输问题了。400吨,一车拉4吨,还得100辆车。按照粮食处薛处长的指点,我们找到机运处左处长、杨处长,炳文一见挺熟,说明这是张副政委给沧县批的粮食,两位处长说,一次100辆车解决不了,给解决30辆,慢慢拉。这样从国庆节到12月底,两个多月,把粮食基本上都运完了。另外家里派来的老何他们在盐湖把车皮也准备好,看着那车皮全部装上。我也觉着这回万事大吉了,才跟炳文说“咱可以回家了”。

张政委给我去办出疆证

  到了12月31日中午12点左右,老何来电话了,铁路部门说往外运粮食也好、副食也好,没有自治区工商局的出疆证一律不准走。我一听又出问题了,工商局咱谁也不认识,哪弄这出疆证?时限还挺紧。我跟炳文说,事到这个时候只有求张仲瀚出面了。我们等到晚上9点,拨通了张副政委的电话,张仲瀚问:“你们怎么还没走?”我简单讲了这个过程,说明现在铁道部有规定,没有工商局的出疆证,粮食和副食一律不准出疆,求政委解决。他说这都12月31号了,各机关都在准备放假,明天给想办法。

  “不行啊副政委,明天凌晨3点钟就到点儿,是这个期限,到3点钟拿不到出疆证,咱这车皮就作废了,不准托运了,还要处罚。”我说。

  “哦,还有这事啊。”

  “要不是这样我能求您么?”

  “这样我想个法吧,你等着,别着急啊!”

  半个小时后,张政委坐车亲自来了,到楼上找到我:“小李啊,怎么个事?”

  我又说了一遍。他说这样,你跟我上工商局吧。当晚张仲瀚亲自带着我去工商局,就俺俩还有一个司机。工商局值班的小张同志一看副政委来了:“哎呀!副政委您怎么亲自来了呢?”

  “这不碰见难事了吗,得求你们。”

  “什么难事?副政委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嘛?”

  “不用了,这是沧县我老家的,来求援,办点粮食出不去疆了,你们给写个出疆证吧。”

  “这没问题,我给你写。”很快写完了。

  “哎呀,写完了盖不了章,管章的不在,他今天结婚,在家举行婚礼呢!”

  “这样吧”,张政委说:“小张,你坐我的车,把这个新郎官给我接到这儿来,盖个章回去再入洞房行不行?”一会儿新郎官跟车回来了,盖了章,我表示了谢意。

  “把我带到司令部”,副政委告诉司机:“你马上把小李送到盐湖,12点以前必须赶到。”

  我坐在车上,心里非常感激,跟副政委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说不用客气,你也是为了工作嘛!

  到了盐湖把出疆证交给老何,还差20分钟,我们抢在12点钟以前,赶快到铁路部门办托运。

  事情全部办完后,我对司机说:“黑夜咱不走了,开夜车不安全,你跟我委屈一下,找个小旅馆住下。”我们俩在车站的一个小旅馆里,晚上零下20多度,冻得受不了,也不敢脱皮大衣,就那样挨到早上。

  我和张炳文来到火车站,看着这14节车厢挂好发走了,我这个心才“哗”地一下落了地。

  我们坐着张副政委的车回到乌鲁木齐已是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了,这天已是元旦,早晨7点张副政委就乘专机到北京开会了。我们只好先到张副政委家里,跟他的老人和姐、妹道谢辞行,随后又向薛处长、杨处长、左处长等表示感谢,遂告任务完成。

  回来后我给县委、县政府写了报告,全面汇报了这次去新疆兵团求援的情况,领导们很受感动,责成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起草一封感谢电文,马上发到新疆建设兵团。

  通过这个事我与张仲瀚直接接触,感受有三点:第一,他特别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第二,他的家乡观念特别强,乡情特别浓,沧县受灾就是他家受灾,确实有这个感觉。对沧县特别关照,破格接见沧县代表团,对沧县支持力度也很大;第三,他处事果断、干脆,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关键时刻亲自出面。这三点让我特别感动,我这次不虚此行,学了好多东西。我觉得沧县出了这样一个人物,确实值得骄傲。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专题史料】

南皮县的反右派斗争

韩树军

  1957年9月下旬,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南皮县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转向反右派斗争。运动历经“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和个人反省检查四个阶段,至1958年夏季结束。分为13个作战单位。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由原来的5人增至7人,县委书记兼任组长,另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农村工作部、统战部、团县委、公安局、肃反办公室等有关部门抽调10人组成整风办公室。县委要求县直各支部每三天向县委整风办公室口头汇报一次情况,每周书面报告一次情况;县委整风办公室每周向地委整风办公室口头汇报一次情况,每十天书面报告一次情况。

  南皮县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县委部署从9月21日至27日,用一周时间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进行思想发动,同时要求每个单位搞好调查摸底。首先,由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省委、地委关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指示,讲清运动的目的、意义,强调“必须清楚地认识,这次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也是关系到我国六亿人口的命运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斗争。因此,必须开展这一斗争,并把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指出:“由于中央、省、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有些还没有公开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一般的是伪装躲闪,不敢再公开暴露自己了,这就需要采取更多的方法,对右派分子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暴露。”

  会后,各单位按照县委统一部署,除将前段整风学习中暴露出来的言论进行进一步汇集、研究、分析外,并将一贯对组织不满,出身于地、富、被杀家庭,受过处分,有严重个人主义闹名誉、地位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进行登记、排队。

  9月28日,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县委领导在会上作了开展整风和“大鸣大放”的动员报告,号召大家为了帮助党整风,“要大胆地鸣,彻底地放”,有什么认识说什么,讲就比不讲好,欢迎争鸣齐放,多提意见,不要隐瞒观点。

  大会之后,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由各单位机关支部或行政领导相继举办,各种形式的大字报专栏陆续开辟,一部分意见通过座谈会、讨论会和大字报的形式反映出来。各单位为了随时掌握人员的思想动态,党员按积极、中间、落后,非党员和团员按左、中左、中中、中右逐日排队。但也有一部分单位“鸣放”进度缓慢,县委对有右倾保守思想的单位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各类人物代表会,启发、动员干部群众敞开思想“鸣放”。讲清提意见是对事不对人,对提批评意见的人保证不打击、不报复。广大干部群众在组织的一再发动下,大胆地“鸣放”起来。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开得异常热烈,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意见。为了鼓励“鸣放”,所提意见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领导上只表扬、不反驳。发现谁对“鸣放”不积极,便会受到批评围攻。开始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写30张大字报的任务,后来强迫每人每天必须写出100张大字报。有的单位一个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几百张。县委整风办公室为了表扬先进,督促后进,组织各单位到大字报写得多的单位参观学习。

  11月23日,县直各单位共召开座谈会204次,贴出大字报3950张,“鸣放”意见12323条。12月9日,县直各单位共召开座谈会242次,贴出大字报4410张,“鸣放”意见14402条。

  “鸣放”过程中,各单位责成专人,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逐日记录下来,给每个人建立分户账,以便掌握每个人全部的、系统的言行材料。

  12月中旬,根据地委部署,南皮反右派斗争由“鸣放”阶段转入辩论即反击阶段。

  各单位通过查“鸣放”大字报、小组发言记录、背后议论、“鸣放”中的活动、历史档案以及在外地的活动,初步确定了70多名“辩论对象”,即批判斗争对象。

  辩论前,先训练积极分子。组织他们反复学习上级关于整风反右文件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熟悉辩论对象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材料和证据,做好充分准备。县委强调“对右派分子绝不能姑息、怜悯,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对敌人的纵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右派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搞深、搞透、搞臭”。

  在辩论时,各单位一般采取“先穿衣后戴帽”的方式,即先由积极分子充当主攻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和线索,对辩论对象的“反动言论”进行驳斥,使之低头认账。对于否认事实不认账的,就找出原始记录或证人予以对证,对于不承认反动的,则无线上纲,硬戴帽子。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说:“你是右派分子是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给你个右派帽子,戴也得戴,不戴也得戴,今天就让你戴上!”凡是在“鸣放”中或以往对党组织、对单位领导、对党的农村现行政策有过不满言论的,或提意见言词尖刻、偏激的,都列为批判斗争的对象,情节轻微的戴上“中右”帽子,情节重的戴上“右派”帽子。

  各单位受到批判和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多数是因为说“农业合作化搞得快了”,“农业社管理混乱,社员出工不出力,集体不如单干打得粮食多,猪和牲畜死得多”;“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副食品短缺”;有些政策“脱离实际”;一些领导干部“喜欢摆架子”、“办事主观武断、民主作风差”、“不一视同仁”;“选拔任用干部不合理”等。这些意见和说法,一概被视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原县百货公司统计员安中彬1957年11月9日以《合作化还有问题》为标题的大字报中写道:“自从农业高级社以后,农业生产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增产,增加了农业收入,这对农业改革、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制度是优越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首先是农业社的生产管理不善,二是积肥和施肥跟不上,三是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上有生搬硬套的作风。”这是载入档案中为其定为“反对合作化”的一条依据。11月14 日,安中彬在《群众为什么养猪少呢?》的大字报中写道:“自从合作化以来,多数人说群众生活提高了,可是市场上见不到猪肉,红白糖经常脱销。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稳定市场。”这也是为其定为“反对统购统销”的一条依据。他在大字报中还写道:“有的人过去是一般同志,他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看不出高出一头。而被提拔后,学会了摆架子,打肿脸充胖子,以为个人有权有威。我认为这种人,这种思想作风,是不能得到群众拥护和爱戴的。”这是为其定为“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的另一条依据。据此,将其定为右派,撤销职务,遣送农村监督劳动。

  有的人因为提意见话语尖刻或者有片面性,如说“朝里有人好做官”“组织部拍马屁”“会变戏法的人提拔得快”“有的干部变质了,勤务员变成了‘老爷’”“上级政策朝令夕改,今天莲花,明日牡丹,老百姓无所适从”“农业合作社一团槽,贪污8000斤粮食的能当会计,贪污万斤粮食的能当主任”“现在就兴胡吹,谁吹得大,谁就是好人”等,受到批判后打成右派。

  还有些人贫苦家庭出身,年纪很小就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因为提的意见多,而被打成右派。县委机关一名职工12岁参军,父亲是烈士,祖父是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由于他在“鸣放”时带头发言,对主管运动的县委领导提了些意见,遭到积极分子们的多次围攻批判,被打成右派,连同家属孩子一并被遣送回家。县人民委员会统计科一名党员干部,在整风学习阶段是县直八个单位的大组负责人,因在大会“鸣放”意见时,他综合各组讨论情况发了一次言,于是成为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王寺乡一名扫盲校长,一向工作积极,好学上进,是培养入党的对象。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乡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鼓励他带头“鸣放”,在运动中接受党的考验。结果因在“鸣放”中积极发表意见受到批判,被打成了右派。

  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过历史问题的人,是反右派斗争辩论时挨整的重点对象。“鸣放”之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胆怯,不敢讲话,生怕自己被卷进去。但是不提意见就被说成是不愿帮助党整风、与党离心离德、口是心非,在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又不敢不提,提的意见不涉及党的领导和大政方针,就说鸡毛蒜皮、轻描淡写、不够“质量”,结果有几十人因为提意见触及到党的方针政策而受到批判,被打成了右派。税务局一名副局长,家庭出身富裕中农,从16岁参加革命工作,因在鸣放中说过“1957年屠宰税没有往年收得多,猪存栏数下降”,单位为了凑数完成上级下达的打右派的人数指标,把他定为右派。

  也有些人因为开玩笑说了错话,如说“赫鲁晓夫脑袋像个鸡蛋似的”,县里某位领导干部“讲话口齿不清,嘴里象含着个东西似的”,均被当作政治立场问题受到批判,打成右派。

  再有因为写材料时,无意中把“东风压倒西风”错写成“西风压倒东风”,而被打成右派。

  有的单位领导成员之间或领导与群众之间以往有矛盾,掌握运动的个别领导人心术不正,挟私报复,故意夸大或捏造别人的错误,借机把人打成右派。

  也有被整对象胆小怕事,经不住威吓和诱骗,不得已而做假证,累及他人。

  有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明知被辩论对象所提意见是正确的,却违心地在公开场面假装积极、唱高调驳斥被辩论人,背地里再找被辩论人道歉。

  1958年3月下旬,南皮县整风反右派斗争转入整改阶段。县委再次号召“满天烈火”、“乱箭齐发”,继续“大鸣大放”,一边检查纠正领导作风问题,一边开展反右“复查”,继续追加打右派的“指标”。

  7月初,全县整风反右派斗争转入个人反省检查阶段。“大跃进”风骤起,个人、单位忙于制订“跃进”计划,整风反右派斗争至8月20日宣布结束。

  整个运动期间,全县共打成右派分子184人。文教系统共400名教师,打成右派的有140人。县银行28名机关干部,有7人被打成右派,有3人被认为犯有严重错误。

  被打成右派的人,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大部分人被开除公职后连同家属子女一并遣送农村监督改造,重的判处徒刑,轻的被撤职、降级、降薪留用。

  从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到1963年12月,南皮县分4批给大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除死亡、调出外,含调进县的尚有被管制的戴帽右派分子32名。

  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审查,但进展缓慢,南皮县从1977年开始对错划右派的人至1978年11月审查了80多人的档案和现实表现,只改正了9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9年3月9日,县委宣布对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全部平反。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恢复了公职,恢复了原工资级别,原受处分的撤销了处分,原是党员的恢复了党籍,原是预备党员仍够条件的恢复了预备党员资格按原期转正,绝大多数人被重新安排了工作,年老病残的作了退休退职处理,已死亡的发给了抚恤金,有遗属的发给了遗属补助,家属子女原系非农业户口的重新转为非农业户口。

  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给予全部平反,不但使受害者本人,连同所有与其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人都由此得到解脱,放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发自肺腑地说:“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

  1957年到1958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教训是深刻的。当时国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人民群众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和右派的进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这一深刻教训永远值得汲取。

(作者系南皮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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