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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 2018-3-21 14:20:20

 

【学习十九大精神】

 

“党领导一切”是怎么来的

赵刚印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由来已久。

  “党领导一切”这个概念在我们党内最早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为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同时也为了克服这一时期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统一领导根据地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是关于“党领导一切”的规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发“党领导一切”的思想。1954年9月15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毛泽东同志同时认为,所谓“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包揽一切。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对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同志也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所说的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

  在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党实行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为集中资源夺取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领导一切”在个别时候演变为“党统管一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被囊括在党的全面掌管之下,引发了负面效应。鉴于相关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党的十二大对“党的领导”作出限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施过程中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基于这种判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设想:“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但必须明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随着执政环境和党内形势的新变化,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思想。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思想。他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领导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同时,明确要求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党史珍闻】

周恩来与妇女工作

 

  1926年3月8日,周恩来在广东汕头妇女界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的讲演中就指出:“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1948年9月,中央妇女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妇女担负着两种生产任务,一是物质生产,一是为人类繁衍延续的生产。后一种生产是男子所不能代替的,是光荣的。男同志不能鄙视女同志。女同志更不要自卑。周恩来还说,怎么能歧视妇女呢?我们的母亲就是妇女。今后,如果有人再要歧视妇女,你们可以对他说:歧视妇女就是歧视你自己的母亲!

  1949年10月14日,宋庆龄女士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以后,乘专车返回上海,周恩来到前门火车站为她送行。他把宋庆龄送上火车,然后自己就站立在正对着宋庆龄座位车窗的站台上。火车启动以后,周恩来就跟着车厢走;火车开快了,他就急步走;火车更快了,他就小跑、快跑;火车越开越快,他一直跑到站台的尽头,还向宋庆龄挥手;直到看不见了,他才离开车站。

  1963年4月12日至5月I6日,刘少奇率团成功出访了亚洲的4个国家。5月22日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在5月23日发表了有关的新闻和照片。周恩来在当天下午翻阅报纸时敏锐地发现,照片做了剪贴处理,剪掉了几位妇女和民主人士的像。他气愤地斥责道:“岂有此理,荒唐!”并吩咐秘书把摄影师和有关人员找来,严厉批评说:“今天报纸上的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照相就是要反映真实,你们是伪造照片,是‘客里空’那一套。这次机场欢迎,请了一些女同志,发表一张满堂红照片多好,可是,人来了都被你们剪掉了。我反对这样的做法!”

【专题史料】

东光县知青工作简述

赵宝岭

  提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瞬已过40多年。知青那些事儿,随着时间流失人们慢慢地有些淡忘。但是,对于那些知情人来说将是永久不能抹去的记忆。

知青下乡热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的消息,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编者按中,毛泽东主席写了这样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政治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在上级的号召下,从1968年12月开始,天津、沧州等地的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东光县的各公社、农村各大队。

  1968年12月,东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分配安置办公室(挂靠县民政科),并确定专人负责。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是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底开始接收外地到东光的知青,同时,县革委对本县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也进行了部署,在全县出现了一个动员安置知青下乡的热潮。

  1969年3月17日,东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县革委副主任崔恩洪作动员报告,要求县直各机关单位和工厂、学校非农业初高中毕业的子女到农村插队。全县第一批18名知识青年,按照原籍或投亲靠友的原则到农村安家落户,连同接收天津市的825名知青统筹分配。1971年3月中旬,县革委针对下乡知青在农村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队革委会重视下乡知青工作,合理解决他们的劳动、分配、住房、入党、升学、参军等问题。1972年10月,为贯彻沧州地区革委会召开的全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精神,对知青安置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真正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还对下乡知青的住房、烧柴、用煤、疾病治疗、劳动报酬等规定了具体标准。自1968年底至1972年1月28日,全县共接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913名。其中本县35名,天津市825名,其他城市来东光投亲的知识青年53名,集体插队的689名,分别安置在14个公社84个生产大队。

  1973年8月11日,东光县革委会根据地区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下乡知青工作领导的通知》,成立东光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作为县革委的常设办事机构,并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6%的比例配齐专职干部,原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任玉亭任办公室主任,提升了县知青办的规格,切实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1974年,县知青办针对下乡知青安置过于分散,给知青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知青的安置工作,在全县建立了大单知青新村、王喇知青新村、龙王里知青农场、塘坊知青创业队、白眉张知青创业队、程庄知青创业队、白马刘知青创业队、战备连知青创业队等8个知青点。各知青点的所在公社、大队,为使广大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每个知青点均派一名党支部副书记驻守,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各知青点在生活上实行集体劳动、集体就餐,在政治上建立了“四队”“三室”“两校”,既理论学习辅导队、农业科研队、业余文艺宣传队、业余体育队;图书阅览室、卫生保健室、科学实验室;政治夜校和文化函授学校。自1969年10月至1975年底,全县先后接收安置知识青年1181名。

  从1973年开始,县财政为下乡知识青年拨发生活补助费17715元,棉布5000米,煤179吨,医疗补助费1875元,新建住房21间,翻修住房35间,到1978年累计下拨资金234375元。调拨木材86.8立方米,煤364吨,棉布9300米。自知青下乡以来,共拨经费575000元和其它大批物资。

知青岁月的生活

  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广大知识青年满怀强烈政治热情,“扎根农村闹革命”。在农村学习、生产、劳动、生活中留下了老百姓难以忘怀的印痕。

  一、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

  在大单知青新村下乡的天津知青单玉枝说:l968年12月22日吃过晚饭,她和同龄伙伴在街上玩,8点时分,马路对面的企业高音喇叭开始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她聚精会神地听完这段最新指示,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热爱,加之那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热,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不能过夜的。不到半个小时,街道就沸腾起来了。人潮涌动,红旗似海,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表达着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拥护之情。

  带着对毛泽东主席的那种朴素感情,第二天她找到街道居委会去报名,表示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在填报社会关系时,她填报了姨妈在东光县大单公社大单村,在分配上山下乡时,她就分到东光县大单公社知青新村。

  二、插队落户第一天

  在塘坊知青创业队的张志军说:知青到来的当天下午,龙王里公社革委会为前来插队的知青举行欢迎会,知青代表还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有12名知青分配到农场,8名知青分配到塘坊。他把知青从公社驻地热热闹闹地接回村。那天,西北风劲吹,天气十分寒冷,知青们第一次感到农村田野的寒风比起城市来是那么的强劲,但是,在乡亲们真诚朴实的笑容面前,他们说身体虽冷,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三、艰苦而快乐的知青生活

  在白眉张插队的有12人,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这些城市小青年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初来乍到,第一个难题是做饭。12名知青集体生活,实行轮班做饭,经过自行协商,在家做过饭的和没有做过饭的互相搭配,2个人一组,每组值一个星期。重活男的做,如挑水、和煤饼子等。做饭炒菜,谁都想炒香点,多放油。第一个月生活缺少计划性,一个月的食油半个月就吃完了。为此给他们做了一个玻璃罐头瓶油提,每组做饭用油按提称量,平均食用,管好了吃油的问题。

  做饭对这帮知青小伙子来说,是件犯难的事,有的连水开了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在社员们的帮助下,使他们逐渐学会了自主生活。他们在学做饭和日常生活中,有些事让人捧腹不止。

  蒸不熟的小米饭。1970年冬,队里分给知青创业队几十斤小米。那天做饭的知青小王打算让大家吃上新鲜的小米干饭。先把米淘净,然后在锅里放足水,把淘好的小米摊在蒸笼上,点火烧起来。中午时分在地里干活儿的知青们收工回来,听说今天是小米干饭,大家都乐滋滋的,心里十分高兴。打开蒸笼,大家一吃皮软心硬,夹生得根本不能吃。重新放回蒸笼再蒸,又过了40分钟,锅里冒糊味,大家认为这次准熟了,一大锅水烧干了,结果一吃还是夹生的。等到下午该下地干活了,小米饭也没做熟。后来才知道干蒸小米永远是夹生饭。从此在村里成了一个笑话,叫蒸不熟的小米饭。

  发面蒸馒头不放碱。这些小青年看过别人蒸馒头,却从没自己蒸过。1974年,负责做饭的一个知青在蒸馒头时,不知放多少碱面,蒸出一笼屉酸馒头。中午开饭时,知青们看着满笼屉的酸馒头,饿得饥肠辘辘,也只能忍酸果腹!村里人把这件事编成歇后语,“发面蒸馒头不放碱——你酸么”。

  “多彩水果”。农村的生活是清苦的,这帮知青在艰苦中具有十分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现在的城里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当年知青们在农村享受的“水果”有多少!不结槌的玉米杆,拳头大小的嫩茄子、白萝卜、红萝卜,红黄心的生山芋等都是知青们可口的“水果”,他们吃起来其乐融融,津津有味。他们称这些是“多彩的水果”。

  四、第一次出工

  在王喇下乡的知青们,第一次出工时是在1969年的正月,那时的天气依然是春寒料峭。早晨的钟声把他们从梦里唤醒,任务是往地里送粪。天上飘着雪花,寒风凛冽,大地还没解冻。这些知青们如刚刚出巢的小鸟,在广阔原野上尽情地喧闹和跳跃,粪堆散发的特殊气味,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美好的心情。在第一次出工劳动中,他们是劳动,更像是玩耍,一切都感到那么新奇,好似在欢快中度过。

  五、欢快的夜生活

  农村的晚上漆黑而沉寂,没有城市的彩灯,更没有城市的喧嚣。但是,于集公社程庄一下子住进10多名城市来的知青,简直像是热油锅里放进四喜丸子,全村沸腾了。知青刚来的那几个月,正值冬春之交,农村还不是太忙,这些知青们都还沉醉在“扎根农村闹革命、誓将旧貌换新颜”的激情之中。到夜间更显出他们天真烂漫和欢快无忧的天性,拉提琴、吹笛子、吹口琴、拉胡琴,各种乐器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革命歌曲、样板戏选段此起彼伏,引得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和小伙子,吃了晚饭都往知青创业队凑热闹,分享知青们的天真快乐。知青们的到来给沉寂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乡村夜晚带来了新的欢乐和生机。

  六、“三夏”大忙

  到了“三夏”大忙季节,那是知青人生的真正考验,全村所有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这个收获与播种的季节。麦田里插着红旗,村里也放起高音喇叭,生产队长一脸的严肃,见谁都没有笑脸,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受到批评。所有的劳力、半劳力必须全力以赴,就连上学的孩子们也放了麦假,到地里拾麦子,除了个别卧床不起的病人和老人,只要是能喘气的都得投入到抢收小麦的战斗中。凌晨4点就被队长的敲钟声和砸门声唤醒,起来下地割麦子,中午顶着烈日抢收、抢运、抢打。晚上打麦场更是人声鼎沸,打麦扬场、上垛入仓,一切都在忙碌地进行着。

  干完一天活的知青们,那种热闹、快乐的夜生活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腰酸、背疼,手打泡了、肩磨破了,一声声的叹息代替了往日的欢歌笑语。他们像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被那些老兵们夹带着,不由自主地向前、向前。虽然累得躺下就不想起来,甚至有的知青手疼得拿不住吃饭的筷子,有时也会偷偷掉下几滴眼泪。但没有一个人逃避,都是勇敢地面对着、支撑着、承受着。

  “三夏”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忽然就是霹雳闪电。当知青们正避风躲雨时,而社员们却从四面八方赶往打麦场。当看到他们为了防止麦子被雨水淋湿,塑料布被风吹得展不开、盖不上的时候,把自家被褥拿出来盖在麦垛上时;当看到社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压在盖麦垛的塑料布上防止被风吹走时,知青们被深深感动了。这就是中国的农民,用艰苦劳作的实际行动教育着那些城市的知青们,劳动成果是来之不易的。收麦季节收获得是农民大半年的心血,它不仅是农民的口粮,也包括着上缴国家的公粮。有的知青感慨地说:来到农村,看到了农民,体会了劳动,锻炼了意志,也升华了思想,真正体会到我们的付出和劳动所得到的,可能刚巧是供应我们父母、兄弟生存的口粮。我们苦、我们累,但我们没有怨言,也不后悔。

  七、记工分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有句俗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在那个按计划种田,并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工分”几乎涵盖了农民全年收入的全部。一个农民及其全家的衣食住行、看病吃药、孩子上学读书,哪一样也离不开“工分”。那时,一个整劳力每天的劳动挣l0分。l0分的分值到年终根据全队的经济核算,算出值几个钱。劳动一天,吃了晚饭要到生产队部记工,队长说给男知青记9分,给女知青记7分,这是因为男劳力活重,女劳力活轻。开始男知青们有意见,为照顾这些城市孩子们的生活,后来记工也和村上的男劳力一样,每天记10分,那些知青调皮地说:我们也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劳动力”了。

  八、在大粪场劳动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40年前的农村,给庄稼上化肥还是一种奢望。别的不说,从日本进口的尿素袋子,都被人做成了衣服,穿在身上竟被当作一种时尚。庄稼主要是靠农家肥,为此,各家各户都有茅厕。大队把各家各户茅厕的粪便收集起来,统一摊晒,加工,在稀稠的大粪里加土和牲口粪,调匀再堆成粪丘,用麦秸泥抹平,闷l5天后摊开晾晒。在晒大粪过程中用铁耙和铁锹边砸边翻,大粪晒干了也成了细末了。然后装袋分给各队施用,这叫高效肥。收粪时以质定级,按级折合工分,谁家的大粪不掺假倒灰,相应分值就高一些。工作过程就是拿着大粪勺把各家的粪便装到桶里,再挑到大粪场。这活相对修河、打井、田问耕作还要轻得多,队里就把这活交给插队的知青做。在大单镇寺后杨村,这些城里来的风华少年,就成了这项工作的专业队。知青们认为,“这是村干部让我们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好地磨练意志”。时间一长,各家各户拉的啥粪他们都了如指掌。收一天大粪的知青们回到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大粪的气味。特别是那双掏粪的手,洗上好几遍都洗不掉那种特殊的味道,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怨言。反而把这项工作升华成一种理念,叫做“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多么好的一代青年啊!

  九、忆苦思甜

  人类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到什么时候,大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给孩子们讲些过去的事情,目的是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辛和苦难,更懂得珍惜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

  知青们刚下乡插队时,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给所有的事情都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妇孺皆知。为了确保知识青年的革命热情始终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白马刘大队党支部对知青创业队青年们实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忆苦思甜教育。忆苦思甜教育有两个程序。一是开忆苦思甜大会,二是吃忆苦饭。1974年的一天,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讲诉她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会后队里安排知青吃忆苦饭,队长亲自操办,村民从地里挖来野菜,熬了一大锅野菜汤,蒸了一大笼屉野菜团子。真到大家开饭吃的时候,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苦涩难咽,知青们吃着觉得有一种酸咸的味道,大概队长也吃出味道不对,对知青们说:你们吃的这不能算是忆苦饭,菜汤和菜团子里面还放了盐油,旧社会穷人哪里能吃上这些东西?虽然是吃忆苦饭,也夹带着农村大爷大娘和乡亲们对知青们的关怀。

  十、离别的日子

  自1968年底起到l979年的11年时间里,天津市、沧州市及本县的913名知识青年,在东光县14个公社84个大队谱写了一曲曲闪耀着青春之光的奋斗篇章。在国家的安排下他们又陆续离开了这里,走向城市新的工作岗位。每逢有知青离开的日子,村里总是专门召开欢送会,叙述难忘的过去和不舍的情谊。临走前,晚上德高望重的老者带上酒菜与知青们喝杯酒,有的上了年纪的大娘煮熟鸡蛋,也有的给知青带点红枣、花生。那一刻,这种人间真情感动着知青们,心头有一股热潮直向上涌。欢送会、送行餐,在城里很少见的土特产,温暖着知青下乡的岁月,胜过一道道豪宴大餐,更是期盼所有在东光下乡的知青们,事业发达、家庭幸福。

  知识青年下乡作为一项政治运动经历了多年,到1980年基本结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和力量的决心,来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阶级斗争战斗员、学大寨的好社员。他们从老百姓身上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和坚韧,在社会实践中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在农村战天斗地,奋发进取,为改变农村面貌洒下了汗水,做出了贡献。在他们中间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到1976年,全县有218名下乡知青先后出席省、地、县各类积极分子、先进典型代表会议,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143人加入共青团,有87人分别担任了公社或大队的农业技术人员、农机手、小学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有73人担任了大队、小队领导班子成员,有5人担任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有74名女知青自愿在当地农村结婚,有22名男知青在当地农村婚配,并生育了第二代。

  1977年下半年起至1979年,在国家统筹安排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逐步出现了回城潮。大量外地知青返回动员城市。据统计,1979年全县安排知青回城460人,至此,在东光县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全部安排完结。县知青办的职责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东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原主任)

 

【忆昔话往】

我的黑板报情结

张卓军

 

  记得是1977年4月,我乘坐绿皮火车从沧州出发,去泊头火车站报到。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两块黑板报,它面对着站长室,足有15米长、2米多高,4个水泥柱扎在地上,水泥板的雨檐斜顶。尤其是黑板报后面有6株高大的白杨树,显得格外气派。从站长室出来,我对着黑板报伫立凝望,不禁遐想到在沧州一中上学时的黑板。我喜欢语文老师的板书,格外有力;我也喜欢地理老师每次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然后开始讲课;我还喜欢历史政治老师非常有条理地边讲课边板书,课讲完了黑板也写满了。和众多学生一样,黑板给了我们许多知识,也给了我们成长的自信。我就是这样和这两块黑板报结缘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心情格外舒畅。站长分配我做扳道员工作,让先去找事务员,把我安排到了车站单身宿舍。那时车站单身有20多人,有几名老职工都是农村的家,一般是下夜班休大班时才回家,还有十来人是天津知青,刚刚选调到铁路上来。一般情况下,单身宿舍里很热闹,大家忙着倒班上班,上下夜班的不管是谁中午饭后都要睡觉休息,院子里一片安静。我们大家进出小院,都要经过站长室,经过那两块大黑板。一个雨后的日子,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忙活着更换黑板报内容,高大的个子,有些清瘦,长得很精神,后来才知道他姓崔。我好奇地过去给他帮忙,递递尺子,拿拿粉笔,很快板报内容写好了,大标题十分醒目,小版块格外分明,彩色粉笔勾画着车站的新面貌。我感到很开心,从此经常给崔哥帮忙写黑板报。

  春去秋来,我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车站党支部把一块黑板给了我们团支部,我成了板报员。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还是稀缺货,黑板报是车站的主要宣传阵地。上夜班的职工们每个上午都要到车站来学习两个小时,读一段报纸,讲一讲个人体会;年轻人还要组织奉献活动,去货场捡拾废钢铁,上交国家。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黑板报,每月一板,有时赶上下雨天,冲了黑板,还要重写。再后来,我见不到崔哥了,说是结婚生子了,慢慢地两块黑板报就都由我来写了。

  为了写好黑板报,我还专门去沧州的新华书店买了有关黑板报的书籍,里面有很多好看的插图图案,我学着画,作为黑板报的点缀,的确增色不少,只是内容枯燥了点,都是抄写报纸上的文章。为了增加可看性,每次我都向车站党支部要一些车站的好人好事,写在上面,职工们常常看到有自己的名字,很是高兴。大家更加支持我写好黑板报了。记得有一次,我利用下夜班时间好容易才写好两大块黑板报,当天夜里就赶上下大雨,只好重新再写一遍。


  不过,也有一些人说我爱出风头、瞎显摆等等。这些议论使我困惑,有时也会把黑板报当作包袱,想不写了。但是一看到黑板报花了,我又坐不住了,因为我喜爱黑板报。就这样我在泊头火车站7年间,写了7年的黑板报。在我被选拔到段机关任职的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车站党支部大会上,一位老党员发言说,我赞成小张入党。这些年来,不论刮风下雨,不论顺境逆境,他都坚持写好黑板报。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我们大家应当学习的。我相信小张入党后,一定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的话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我一辈子没敢忘。


  光阴荏苒,一晃40年过去了。我常常回想当年的那些事,和老伴儿提起年轻时写黑板报的事。因为她也曾经是我们车站宿舍里的一员,是黑板报的热心读者。她说:“你那时下夜班抱着孩子还在写黑板报,弄得孩子一身粉笔末子,我记得可清楚呢。”

  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家家有了电视机,人人有了手机,微信联系、手机视频都方便了。各个单位还都有了自己的“手机报”“公众号”,有的还自办刊物发行。报刊、网络更加发达、便捷。人们的思想、文化、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黑板报在很多单位早已退出教育舞台,但我还是常常怀念车站上那两块凝聚着我们奋斗历程的黑板报。它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年轻人奋斗一定要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一辈子足矣。

(作者系北京铁路局沧州车务段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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