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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5期
发布时间: 2017-8-4 16:37:01

 

【党史珍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诞生

  1947年的枣林沟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经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会议代表研究决定,立即向全军征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设计图案”,全军上下热烈响应。这次征集活动收集了上百幅作品,经过一年多的整理、评定和筛选,最后选定了多幅优秀作品,但中央领导人总觉得美中不足。

  一个偶然的机会激发了中央领导的灵感。那是1948年底的冬天,叶子龙给毛泽东送上了一本《前卫》杂志出刊21周年的纪念特刊。这本杂志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创办的。这本纪念特刊的封面印有一颗红五星和“八一”字样。看到这个封面,毛泽东突然灵光一闪,于是,他马上拿着这本杂志找周恩来商量。

  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意见,也觉得《前卫》杂志的纪念特刊封面很有特色,他找到负责设计军旗图案的江右书、张清化和李涛。随后不久,张清化和江右书各制作了一幅样旗。张清化的样旗把红五星放在“八一”的右侧,红五星和“八一”的图案放在军旗的左上方。江右书的样旗把红五星放在中间,“八一”二字放置在红五星内。这两幅样旗分别挂在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代表们一致同意,人民解放军军旗加上红五星和“八一”字样,但是,红五星和“八一”的位置如何摆放,有待进一步审议决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再次商讨军旗事宜,最后确定了三种军旗图案:第一种图案是“八一”放在红五星的左侧,红五星和“八一”放置在军旗的左上方。第二种图案是红五星放置在军旗的中间,“八一”竖排放在红五星的中间。第三种图案是把“八一”放在红五星右侧,整个图案放置在旗帜的上半部中间,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人的反复研究和对比,毛泽东和主要领导人对军旗主要倾向于第一种图案,而军徽则倾向于用军旗的第二种图案。中央领导人和其他中央委员多次研究,大家对第一面样旗都十分满意,最后一致审定了样旗。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在一阵阵掌声中,毛泽东用响亮的声音发布了《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短评。

 

【本刊专稿】

风雨海河十七年(上)

刘玉琢口述 杨学新 李宝春整理

  根治海河是我国水利事业的一大壮举,我从1964年冬的宣惠河治理开始,到1980年春天,前后跨越17年,全程参与了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我参加过宣惠河、南排河、子牙新河、滏阳新河、独流减河、大清河、永定新河、漳卫新河、卫运河、黑龙港河、北排河等河流的开挖和治理,还参加过大浪淀排水渠、马棚口防潮坝等水利工程施工。当时根治海河,国家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群众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时,我们工作起来热情高涨,干劲十足。现在回想起当年海河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好像又回到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步入治河之初

  我1962年7月从当时的天津农学院毕业,分配到盐山县生产办公室。我学的是水利专业,按说应该分配到盐山县水利科。当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政府没有能力搞工程建设。那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农业保吃饭,所以当时搞工程、搞建设的部门基本都无事可做。我在生产办公室每天接打电话,收集各公社农业生产数字,写材料。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河北人民深受其害,盐山县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也和其他同志一齐投入到抗洪战斗中。当年11月17日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根治海河运动。

  1964年冬到1965年春,沧州地区治理宣惠河,那是省里的重点工程,也是根治海河的开始,叫根治海河“第一战”,也有的领导讲话叫“根治海河序幕工程”。宣惠河的源头在山东省德州市(当时是县级市),经过河北的吴桥、东光、南皮、盐山等县,从山东无棣县境内入海。沧州专区成立了宣惠河疏浚工程指挥部,指挥部驻盐山县城,沧州专区副专员阎国钧任总指挥。阎国钧工作有魄力,不怕辛苦,对工程要求标准高,为宣惠河施工做出了贡献,深受干部群众拥护。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河北省领导阎达开、谢飞等先后到宣惠河工地视察。

  这项工程由沧州专区沿河的吴桥、东光、南皮、孟村和盐山等五县组织民工进行施工。我们盐山县开挖下游到海口的工程。我因为是水利专业毕业,所以临时调到盐山县团搞工程。民工入场之前,我们组成先遣队做前期准备工作,对盐山县工段进行详细测量,划分各营连的任务,选择弃土区。当时,宣惠河下游辛集区还没有划入河北省,仍然隶属于山东无棣县。宣惠河里有水,影响施工,我带了几个人去提闸放水。就在天快黑的时候,当时的无棣县辛集区委书记徐华章等人骑自行车下乡从这里经过,他不让放水。他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放水?”我也不知道他是区委书记,就说:“是我!”我认为我是执行任务,你挡不住。双方争执了一会儿,他挺生气,最后说:“你们爱咋整就咋整,我不管了!”说完就骑自行车走了。不到一个月,国务院调整河北、山东两省省界,无棣县的辛集区等四女寺减河(1971年扩挖后更名“漳卫新河”)左岸地区划归河北省盐山县。盐山派常务副县长郑青云来辛集区办理交接手续,我也随之而来,这才知道,那天阻拦放水的是区委徐书记。

  1964年11月初,宣惠河工程开始,开挖清水沟到新立庄的新河道,盐山县指挥部驻新立庄村。当时正值初冬,雨雪交加,天寒地裂,施工异常艰难。两万多盐山民工克服困难,12月中旬如期完成任务。1965年2月初到5月初,盐山县又组织1.6万民工开挖宣惠河新立庄至海口段新河道,盐山县指挥部驻常庄子。有一天,工地刮起七到八级东北风,引发风暴潮,造成工地进水近20华里,严重影响施工。5月初,完成尾闾工程后,盐山县指挥部又移师高湾公社,对宣惠河原有河道进行疏浚。一方面由于1963年洪水危害和1964年的严重沥涝刚刚过去,群众治水愿望迫切;另一方面政府在宣惠河工程投入很大,所以盐山县的民工热情高涨,工效提高。民工们还为根治宣惠河想了许多好办法,出了许多好主意,不仅加快了工程进度,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1965年5月底,沧州专区宣惠河疏浚工程全部竣工。由于贯彻了自力更生、勤俭治水的方针,并且紧紧依靠群众,整个工程原计划投资3000万元,实际只用了原计划的1/3,工期也由原计划的三年变成一年,为河北省根治海河蹚出了一条好路子,积累了成功经验,受到中央和省的表扬。河北省召开会议,提出要发动群众学习沧州专区自力更生开挖宣惠河的经验,并提出河北省大规模根治海河,就按着这个自力更生精神安排施工。196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专题报道《宣惠河疏浚工程充分体现大寨精神》,并发表社论《依靠五亿农民办水利》,同日还发表了《水利工程设计革命化的一个范例——宣惠河工程设计是怎样诞生的》。

  整个工程施工中,我们除了遇到低温雨雪、风暴潮等恶劣天气,还遇到了流沙、姜胶子(方言,又名礓石)、淤泥、贝壳、芦苇等问题,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也积累了经验,提高了技术水平,磨炼了毅力,对以后的海河施工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根治海河的组织机构

  1965年7月,经中央批准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在沧州成立,全省各相关专区和县也都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挥部。河北省和各地区的海河指挥部领导称指挥长和政委,县海河指挥部又叫县海河民兵团或县海河民工团,领导一律称团长和政委。一开始,各地海河指挥部配备的干部级别比较高。省海河指挥部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阎达开任指挥长,副省长兼水利厅长谢辉等任副指挥长。沧州专区根治海河指挥部由副专员王清任指挥长,各县明确一名副县长或副书记任团长或政委。各地正式成立的海河指挥部和当地的水利局是并列机构,基本不产生工作关系。

  1965年9月,盐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成立,是临时机构。虽然一开始是一个临时班子,但专职的团长(总指挥)不换人。每年春秋两季挑河前从各有关单位抽调人员,每次工程结束后,这些抽调人员都回原单位。但是时间一长,机构人心不安,人们不愿意干了。一是因为根治海河工作太累,什么待遇也没有。二是因为这些人全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时间长了原单位负责人把他们不当本单位的人,有的人想入党都入不了。为了稳定队伍,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l967年9月,盐山县海河指挥部从临时机构变成常设机构,把所有参与根治海河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全都调进来。指挥部设有办公室、工程科、后勤科、卫生科、政治部、保卫科等。

  根治海河的几十万大军都按军队编制。县为团,以下单位为营、连、排、班。一个公社组成一个营,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组成一个连,一个或几个大队组成一个排,一个大队或几个生产队组成一个班。营、连、排、班的架子不固定,要看出工人数。根治海河前期,有的小公社就只有一个直属连。到中后期,为方便管理,取消了营一级机构,一个公社为一个连,各县团直接领导连,排和班也是一样,要看当时人员情况。营长和连长一般由村上的书记或大队长担任。指导员大部分由公社的脱产干部担任,少数由大队干部担任。每个营、连还有几个副营长、副连长。营长、连长、排长都要每天早起,招呼人们起来干活,要敢说,敢碰硬,谁不起来或不好好干活得批评教育他们,班长的主要任务是带头干活,海兴县刘王庄的李清义就是这样的班长。北台的李忠之挑河也很能干,不怕辛苦,几乎每年都当营长或连长。

  当时海兴县刚刚建立,每次上海河都是临时组织领导班子,团长政委几乎每次都换。别的县很多领导连续带过六七年甚至十来年的河工,海兴县带工领导一般时间很短,每次都是临走时指派一位县级干部。“文革”时期,海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平景儒两次亲自带工上海河,县委一位副书记也带过几次海河,而且每次都是临时安排去的,回来就不参与海河工作了。

  在海河指挥部当过兵的最吃香,大都是工农干部管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入党都困难。各县海河指挥部的技术人员比较稳定,因为懂水利技术的人太少,没法换。

  1980年,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机构逐步撤销。省海河指挥部和省水利局合并成立省水利厅。各地区和各县的海河机构都是和当地水利局合并。各县海河指挥部的人员大部分并入水利局,有的回原单位,有的调到别的单位。当时海河指挥部有公安局的人,专门负责海河工地治安,他们都回了公安局,卫生科的医生全部回到县医院,从事粮食、物资等工作的也都回了对口单位。我因为搞水利技术,所以随海河指挥部并入海兴县水利局。

权力和责任

  挑河时工程科工作很重要,当时我是工程科长,还有个副科长王惠之,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说,“别看咱这个官不大,可是还算有权威的!”

  我对工程质量要求很严,湿土不晒干的不能上堤;草根拣不净的不能上堤;土质不符合要求的不能上堤,以确保大堤质量。

  海河工地经常搞评比,搞联查,比质量。我们工程科在开工前要对工地占地、树木、坟、水井等提前进行统计,拿出数字,后勤科负责结账。哪个连队干得好,哪个连队干得不好,哪个连队应该给钱,哪个连队不能给钱,应给多少,就凭我一张条,团里有财务科,就看我开的这个条。你这个活干好了,你走吧,这叫验收通过。没完成好的,我用手一指,你还得返工,就得接着再干。所以各公社带工的都天天围着我转,为的是占点儿便宜。

  工地上几天一收方,也是为了排名次,促先进。各公社搞评比,各排各班也搞评比,连队就请技术人员去帮忙搞测量、收方,有时也请技术人员提前测量工程的进度,看还差多少才够深够宽,做到心中有数,要是挖得太深,超过标准多干了活,就干愚了,挖慢了就耽误工期。工程科每次写总结,王惠之总是写我们工程科“主动服务,有求必应,不求自到”。

  盐山海河指挥部工程科有二三十个人,从公社或大队抽调有文化的人帮助工作,叫聘干。一个聘干顶两个民工的名额,他们和公社的工程员一样,但比一般的民工来得早走得晚。村里借到公社的工程员也是早来工地放活,当先遣队,所以也是顶两个民工的指标。县里放活给连队,连队的工程员再测量,砸桩橛,给各排班放活。因为聘干一个算两个民工的名额,所以也能调动这些聘干和所在生产队的积极性。

  我们不管到哪个公社工地,人家都远接近迎。有的带工的还提前说哪天改善生活,吃包子,让到他们那里去吃。当然,有时真在工地上赶上吃饭时间,就在人家那里吃,但这种情况不多。聘干每天在工地上跑,有时各连队改善生活就叫他们吃饭,连队有时也请他们吃饭喝酒。我要求坚决不许吃喝。

条件艰苦 工作艰难

  海河工地条件实在艰苦。1965年春天挑宣惠河,我们指挥部驻在常庄子。这个村靠近渤海湾,井水很咸,全村吃水就靠一个大坑,连人带牲口都喝这里的水,人们洗衣服也用这一坑水,放羊放牲口就直接把羊和牲口赶进去连饮带洗,有时我们喝热水都喝出羊粪蛋来。1968年秋到1969年夏天在独流减河工地,我们和民工们住在潮湿的“一窝龙”工棚里,工棚旁边就是水稻田,很受罪。在那里没有井水可吃,只能吃稻田里的水,那水红花绿沫,很脏。

  工程技术人员最艰苦。一般情况下,指挥部比民工提前半月入场,找农户借房子,叫划房子。指挥部因为入场早,就一般住在村里,不用住窝铺。春天地里还没开冻就进场,有时还不到正月十五就入场了。

  永定新河工地是在天津军粮城西北的一片大洼里,这条河从北京南边流过来。指挥部提前组织先遣队进场安排,每天在大洼里步行,洼大没村,吃饭喝水都是困难。没处找人家借房子,指挥部也只得现场铲平芦苇搭窝铺。吃水要到几里外的一个劳改农场拉水,县团后勤人员把两个破油罐焊在一起,装在拖拉机上拉水。

  有一次我们先遣队在马棚口子测量,到了下午两点才吃饭,可是没处吃饭,当地有个小饭店,也管不了这么多人,我们又冷又累又饿,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拿了钱和粮票买了点儿点心吃。

  春天地还没开冻就进场分活,测量工作还要精细。分活的时候还要考虑大土台子、考虑搬迁村等问题。大土台子土方多,搬迁村有砖头瓦块不好挖。还有的地方有涵洞,有的地方有桥闸,还有流沙、蛤蜊堆、姜胶子等不可预见的困难。对遇到困难的单位,我们也不让施工连队吃亏,给他们加“难工”,就是另外多算工程量,多算粮食和钱。地区海河指挥部每个工程都有这部分计划,我们向地区打报告要。

  工作很紧张,我在工地上骑自行车,要不跑不过来,但大部分地方不能骑自行车,就把车子放个地方,步行过去。盐山县24个公社,工程科人多,再分小组,一个人管一段,我就定期不定期地检查工程科每个人的工作完成情况。

  在工地上比在机关上班辛苦多了,尤其是我们管工程的,每天都要在工地上转。有时等上级验收,你不验收民工就都走了,如果返工,重新组织民工,难度就大了。盐山县圣佛公社一个带工的副主任领着民工们跑了,后来又重新组织二次进场,这个人做检查做了好长时间,被留党察看。海兴有个邢子伦,我在海兴县交通局工作的时候和他又是同事。他对别人说:“(刘玉琢)这个人老有能耐啦,20多岁就当科长。”1965年春天挑宣惠河的时候,他在盐山县玉皇崔公社当副主任,在高湾桥两边的工地带工挑河。他们这伙民工不出活,别的公社都干完了,最后就剩下他们一个公社在干,县团就留下我们五六个人监督他们,一直又干了十多天。后来我到海兴县交通局工作,他还说我在高湾挑河要求严厉。

  有一次回老家,村里有人对我说:“你活干得老好啦!还有人给你打着伞!”其实是下着小雨搞测量,怕雨水落在镜子上测不准才有人给打伞。本来不是为了给人遮雨,是为了遮设备,当然也遮了人。

  有句老话:“宁带千军,不带一夫。”民工们行动散漫,没有组织纪律,我在海河上算是真领教了。前两天,我在住的小区外面看到有挖树坑的人正在返工,这也让我想起了挑海河的民工们。每一回竣工和验收,起码要求宽度和平整。有一次,快完工时,我看到有个连队工地不平整,就要求他们再平整一遍,干完了就可回家。公社带工的说:“让他们干吧,上我那里喝水去,他们一会儿就干完了。”带工的意思是让他们干活就不用管了,结果,我们还在喝水,民工们就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连着几个月在外面也都干腻歪了,都想家了。还有一次验收工程,我告诉民工们干到什么程度可以走,结果,我离开工地后,民工们马上去拆窝铺,连干都不干了。我后来一看,工地上咋没有人啦?原来民工们都去拆窝铺了。我就告诉他们,干不完活拆了窝铺也不行,必须干完。这时,民工们已经将窝铺拆了,夜里没处睡觉,只好睡在露天地里。那回是狠了点儿,可是不狠心不行啊,工程完不成,上级来验收也通不过去,所以那些民工都怕我。有的县就因为这种情况,曾经组织过民工二次进场,这麻烦就大了。我在盐山县和海兴县负责工程这么多年,从没组织过二次进场。

  我在盐山工地上,也很注意工作方法,工程不能落后,也注意和邻县的关系。各县之间、各公社之间闹矛盾的原因主要是界墙,所以每次安排工程,都安排风格高、特别能干的连队把边,这样既不会被邻县落下,双方也不会出现矛盾。对难度大的工段,也安排给最能干的公社,让最能吃苦、带工领导力量最坚强的干。对那些带工领导不硬,不能干的连队,就放在离县团指挥部近的地方,便于指导。

  挑河最怕流沙、姜胶子和蚌壳堤,流沙河淤泥是最常遇到的困难。那时没有泥浆泵,遇到流沙河淤泥只能采取先抽水再用锨挖的办法,很困难。有一次给一条河加宽,原来河中是淤泥,我们就在河的一侧挖,应该挖一米深,我们就挖两米深,然后再把原来河里的淤泥往新挖的一边拨平。一边是淤泥,一边是新挖的实地,这就要多干好多活,但是没有办法。蚌壳堤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挖下去两三米都是蛤蜊沙,更费劲。

研究“滑车拉坡”法

  1965年10月,根治海河工程正式开始,第一个战役是黑龙港地区除涝大会战。盐山县的任务是扩挖南排河,县指挥部驻沧县穆官屯村。在开工前半个月,盐山县海河指挥部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场。我们工程科因为要提前铺工,所以全部参加先遣队。我们先进行测量、分活、打桩橛,划分弃土区,还要找房子、搭伙房。当时,穆官屯村头有伙修桥的,桥快修完了,但桥下土方还没挖完。我们从桥上经过,就见河底有十来米深,有一帮人在推土。他们一个人推车,六七个人拉纤,车子虽然还不太满,但是那几个人嘴里“嗨哟嗨哟”拉得很费劲。我们每天上下工都经过这个桥,每天都看他们推土。我想,我们的民工们进了场,必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那该怎么办?我和同事们连看带讨论,走路也讨论,吃饭也讨论。我学过物理学,想到定滑轮的原理,要是在河口上边安上滑轮,利用滑轮拉纤不就能省大劲了吗?我就决心研究滑轮拉坡的技术。这个技术由我主持,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作需要完成,具体的采购、安装等工作由孙凤元操办。我们开始做试验时,铺工已经基本结束,民工们还没来,正好有时间。

  第一轮试验,我们用两根木头桩子竖安在地上,中间安上一个直径20来公分的木头轮子做滑轮,把轴安装在木桩上。滑轮面上挖出道凹槽,能防止绳子滑出轮子,滑轮高度要高,不能让绳子扫到地面上,试验结果不成功。我们分析,原因是木桩和轮子都是木质的,摩擦系数太大。我就想,要是换上轴承就好了。

  第二轮试验改用轴承。孙凤元又买轴承又安装,还请当地社办工厂给我们进行加工。第二轮试验结果,换了轴承效果还是不太好。再找原因,发现一方面绳子太粗,一方面滑轮直径太小,应该换大滑轮。但是在海河工地不同于在县城,什么都缺,想做大滑轮也不容易。我们又看到了民工们的小推车,考虑用小推车的车轮当滑轮。

  第三轮试验,用小推车轮子。为了省事,我们把小推车的车胎扒下来,把小推车的车把向下埋在土里,车头朝上,车轮朝向工地,车头上用8号铅丝向四面斜拉固定。试验证明效果不错,很省力,也很方便。但是麻绳太粗,很容易从车轮凹槽里掉下来。我们又想到钢丝绳,就派孙凤元去沧州、天津、北京等地买细钢丝绳。细钢丝绳不好买,就买来粗钢丝绳,再破成细钢丝绳,继续做试验。

  第四轮试验,用钢丝绳成功了。但是钢丝绳还是有问题,一是把粗钢丝绳破成细钢丝绳,钢丝绳有弹性容易打弯,常从车轮凹槽里掉下来;二是粗钢丝绳也不好买,少量的能买到,大规模的就买不到,我们就再想用其他东西替代钢丝绳。我看到工地上搭窝棚用的8号铅丝,又决定用8号铅丝做试验。

  第五轮就用8号铅丝做试验,结果非常好。8号铅丝一拉是一条直线,不出弯,不容易从车轮凹槽里掉出来,而且价格低廉,容易买到。

  试验初步成功后,我们就又做对比试验,由一组民工用滑车另一组民工不用滑车来进行对比,结果证明,用滑车的功效是不用滑车的数倍。

  在盐山民工要正式开工的时候试验取得成功,于是在盐山工地上进行大规模推广,提高工效3到4倍以上。

  沧州专区海河指挥部对我们的创新给予表扬,并组织各县指挥部领导和技术人员到盐山工地参观学习,推广这种“滑车拉坡”技术,这个技术很快推广到整个海河工地和全国其他治河工地。1966年春天,我们又进一步改进,增加了自动摘挂钩装置,不用单设一人于滑车旁负责摘钩与挂钩。直到根治海河结束后,还有不少工地在用这种方法。每次在各地工地上看到使用这种滑车拉坡的方法,我都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作者系海兴县原副县长)

 

【工作存忆】

“文革”中大办广播的记忆

王永乐

  1969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级,市广播站的领导编辑和业务骨干都进了市“五七”干校。2月22日,解放军驻沧州市支左办公室申政委和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负责人田杰,找我谈话。申政委开门见山地说:“永乐同志,市广播站的领导和编辑及业务骨干都去了‘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市的广播工作到了将要停摆的紧要关头,组织决定调你去广播站,担起领导和编辑的重任,你有什么意见?”还没等我表态,田杰紧接着说:“这是临危任命,说完明天就得上班,没有考虑的余地,领导相信你能够把工作干好。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我陪申政委亲自找你谈话,你有什么意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和艰巨任务,我没有思想准备,只能机械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努力干好工作。我要干不了,快来人换我,别使工作受损失。”我的表态领导满意。2月23日,我就到市广播站上班了。

一、形势和任务

  我到市广播站上班第二天,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肖和找我谈话。肖和是沧州地区新闻报道、广播宣传工作的老领导、老内行,对广播工作十分重视。他对我的工作特别关心。他首先讲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政治任务,市广播站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持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宣传工作的第一重要任务。”

  根据当时的形势,肖和明确了四项具体工作:“第一、要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及时准确地传播到千家万户和广大革命群众中去;第二、要把市党的核心小组、市革命委员会、‘支左’解放军工作部署及指示精神,及时传播到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中去;第三、要把广大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及时总结出来,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开花结果;第四、要为市革命委员会在各礼堂、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提供扩音设备,并做好现场转播工作。

  肖和还指出,为了保证完成好广播宣传任务,要尽快搞好人员选配和设备购置、广播线路建设等项工作。

  我听了领导的指示意见以后,确实感到任务重、责任大,不敢懈怠,我当面表示:“我努力去干,请领导放心。”

二、要求和苦干

  选配人员问题很快解决了,问题最大的是购置广播器材,架设线路,装置大小喇叭,把广播普及到千家万户。当时沧州市经济落后,财政紧张,开支困难,要改善广播的硬件设备困难较大。沧州市没有电台,只靠有线广播。据统计,当时市区街道只有高音喇叭19只,入户小喇叭1300只左右,郊区只有少数几个农村有广播线路,大部分公社和生产大队(村)是空白点,发展广播的空间很大。

  面对现实,我们首先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指示,反复学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广播站全体职员,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首先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一是增加广播器材的功率,增架广播线路的密度和长度,达到市区主要街道和广场,工厂企业和居民家庭,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千家万户都能听到广播。二要达到以上要求,需要增加线杆8400棵,8号至6号铁丝2200公斤,大小喇叭另计。只这一项就需要资金5万元。

  我们本着节约的精神,造报了开支计划,报到财政局,仅批下3万,并注明,先下达1.5万元,另1.5万元明年再议。面对现实,我们没有动摇,照计划开工了。工程分期分步进行,先易后难,先市区后郊区,先街道公社后入户。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苦再难也得干。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当时施工条件很差,没有工具、没有劳保、没有补贴,在困难面前,只有靠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去解决。

  先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运载劳动工具和材料,大物件靠人抬肩扛。线路杆不够用,就购买水泥、沙子、石头子和钢筋,自己设计加工线杆。

  年轻师傅冯国祥,共产党员,聪明能干,事事想在前干在前;老师傅刘德宽,退伍军人,处处不甘落后。各公社抽调来的广播分站人员,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技术,以劳代训。人们从没喊过苦和累,每天出发上工地,自带干粮,自备饮水,实在累了,在阴凉处休息一下,起来接着干,连续战斗,没有节假,风雨无阻。利用恶劣天气,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先后办了四次学习班,把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苗头,解决在学习班里。就这样,苦干了一年,基本在全市实现了广播大发展、大普及的要求。

  市广播站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每当人们一听到“沧州市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的呼报声,全市立即平静下来,广大听众关注着今天有什么新闻和大事。尤其是每天的中午和晚上的文艺节目,当时正热播女评书家刘兰芳的《岳飞传》,行者驻足,小孩停止打闹,自动地聚拢在高音喇叭下,专心致志的听评书。人们听得心里美滋滋的。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

四、成绩和梦想

  经过努力,各公社都建起了有线广播分站,除了转播市广播站的节目外,自己还办起了本社消息,有的还增添了文艺节目,全市基本形成了广播体系。

  一台电视,引起了我们的梦想。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我们想买一台,写了个报告给市革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觉得这是大事,便给地区革命委员会打了报告,地区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同意沧州市购买一台电视机。我们接到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非常高兴,我和冯国祥专程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

  电视机买回来后,我们特别规定了电视机的管理办法:一、供市革命委员会领导观看重要节目;二、有关部门和人员需要看电视,须经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批准;三、可供市广播站技术人员学习研究。由此可见,当时看电视是新鲜事物,人们可望而不可即,发展广播事业是群众迫切的要求。由此启发了我和广播站的同志们,大家下定决心,要从思想和技术上做好准备,为把沧州市广播站变成沧州市广播电视台而努力。

  这个梦想我还没有实现,1971年8月29日,市委决定调我到市委办公室作秘书工作,9月1日,我告别了市广播站。市委派乔培俊任广播站负责人,刘广达任编辑,吴福恒任广播服务部负责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沧州市广播事业踏上了更大发展的快车道。

(作者曾任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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