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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14期
发布时间: 2017-7-28 16:16:35

 

【党史珍闻】

中共一大的“温柔卫士”

  在中共一大的历史上,有一位女性用她的智慧与温柔守护着会议的顺利召开,她就是中共一大的“温柔卫士”王会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夫人。

  1921年2月起,李达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筹备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直在李达身后的王会悟,担当起看似普通却极为重要的会务工作。

  首先在选择会场的时候,王会悟提醒李达说,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这段时间在外地,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正好可以做会场。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考虑到在“自己人家里”,安全和保密性都有较好的保证。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顺利开幕。会议期间,王会悟一直在会场外“悠闲”地徘徊,就像一个夏日里无所事事的少妇在朋友家休闲消夏,实际上却警觉地注意着公馆周围的一切动向,守护着会场的安全。

  会议最后一天,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见状,立刻建议暂时休会,并带好文件迅速撤离。大部分参会者撤离不到十分钟,就来了两辆警车,包围了李公馆。当法国巡捕扑进会场时,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在悠闲自在地抽烟聊天。

  经过此事,少数代表秘密商量另择开会地点。王会悟建议大家到嘉兴南湖,扮作游客,租一条画舫,在湖中心继续开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王会悟又当仁不让地负责起租画舫、安排会场、组织大家转移等具体会务。

  经过李公馆的那场“虚惊”,王会悟更加警觉细致。她安排代表们乘火车前往南湖,分开买票,坐不同的车厢,到达嘉兴后分批住下。租画舫的时候,她还细心地置办了一桌酒席,租了两副麻将,完全和那些游湖的客人一样。就这样,被中断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继续召开。

 

【本刊专稿】

从根治海河到兴修水利

曹宗普口述 杨学新 李宝春 黄平华整理

  我在海兴县张会亭公社工作了十年多。1972年7月1日到张会亭当副书记,1973年1月任代理书记,后任书记,一直到1983年9月离开张会亭公社。在张会亭公社工作的头半年,我到吴桥县漳卫新河工地带工挑河,以后的十多年里,带领全公社l6个大队的群众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动土138万方,蓄水能力达到140多万方,改变了张会亭公社农业靠天吃饭的落后面貌。

漳卫新河带工

  我到张会亭公社后不久,县里安排去吴桥县参加根治海河工程,各公社必须派一名党委成员带工。当时张会亭公社班子成员中我最年轻,我就自告奋勇带工上海河。我是代表公社去的,人们管我叫指挥,连长是北台大队的李忠之,一块儿去的还有信用社主任闫平林,施工员是小庄的付文彬,还有北齐一个姓刘的。

  从张会亭到吴桥县工地有二百六七十里地,民工们全都推着小车步行,实实着着地走了两整天,还起大早带大晚。民工们小车上推着自己的铺盖、一张锨、两个花筐和自己用的东西,公社里挑河的铺道板装满了一拖拉机,我和闫平林骑自行车,当天住在陵县,第二天到的吴桥。

  闫平林别看职务是信用社主任,实际上年年带河工,负责管理财务,工作认真,经验丰富。他在工地上先闹了个吃刺猬的笑话。到工地后,首先得分活,县里分到公社,公社再分到大队,这时得停顿两天时间。民工们没事干,到处窜着玩。北台小庄的民工用高粱秫秸从庄稼地里轰出来一个老大的刺猬,秋后刺猬正肥。闫平林一见高兴了,说这是好东西,他让人们去地里打高粱叶,点火烧起了刺猬,把刺猬烧成了一个黑漆蛋,烧得差不多熟了。他用手把刺猬一扒,里头露出雪白的肉,他就大吃起来。我们差点恶心吐了,他还说老好吃了!

  附近村里住不开这么多民工,我们在工地河坝上搭建了窝铺,上下工也方便。窝铺全是“一窝龙”。我住的那个窝棚是用四个杆子支的,高一些,里面还有一张办公的桌子,我和闫平林等几个人在这个窝棚里住。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在白菜里吃出一个大虱子来。一开始还以为是腻虫。闫平林和两个工程员还笑我:“你这眼可真够真的!”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吃伙房里炒的菜了,我一吃就恶心,只好到村里小铺买红糖,一次5分钱的,回来就着吃主食。

  在吴桥县挑漳卫新河,那段工程工作量很大,10月份去的,一直快到12月中旬才结束。在吴桥工地是加深加宽,一个劳动力分几十公分的活儿,这就干了两个多月。挖出水来用抽水机抽,抽完水再铺上道板,推小车。上坡就用滑车,装满土的车子往上推,空车子倒着往下拉,这样省大劲了。滑车就是把小推车倒着安在地上,车轮去掉外胎当滑轮,轮上套上8号钢丝。我也跟着干,得先去“发锨”(就是带头用铁锨挖土),中间看哪个单位落后了就赶紧下去帮着干几下子。

  我们工地旁边紧邻的一个村叫天罡村,我和这个村的老支书、村上老百姓搞得关系不错,别的连队和附近村上没有联系。当时我是第一次带民工,没经验,怕有问题处理不好,所以在工地上常去看看村上老支书,和当地处好关系,民工出点事也好解决。河工们有捣蛋的,人家村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了。村上个别人有点事,我们也让了。那回,付赵连队一个民工被当地村里保卫的扣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县团指挥部派人要出来的。还有一件事,原来河坝上有不少小洋槐树,树干正好可以当锨把用。工程开始后,为了取土弃土方便,民工们把这些树全刨了,截成锄杠、锨把。工程结束时人们把这些锄杠、锨把绑在小推车下面想带回来。人家当地有人在路上站岗,截这些东西。别的公社都被拦下了,唯独一说张会亭的,人家就放行。人家老支书呲着牙说:“我就放你张会亭的。”民工们带的那么多锄杠、锨把,光让人家截住卸下来的,最少也能拉个三四大拖拉机,只有张会亭公社全带回来了。几年后我去地区开会,天罡村的老书记也来开会了,一见面很亲热。

  在吴桥工地,我认识了我们县著名画家路如恒,他在高湾公社连队挑河。高湾公社带工的干部名叫王树,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的。王树晚上老上我们张会亭公社指挥部里来玩。有一天,王树说:“曹同志,你喜欢画吗?”我说:“我喜欢呀!干嘛呀?”王树说:“我那里有个画画的,画得不错。我让他给你画张!”过了三天,王树送来了一幅画,是老路画的,画的是一匹马,从那以后我也认识了老路。这两年我还和老路说:“大哥,你那时画的马和现在绝对不是一个档次!”老路说:“哎哟,那回是给你画的吗?我哪知道呀!那时我是反革命,白天干了一天活,累了个七死八活,晚上还让我画画,我能画好吗?”那时路如恒是“现行反革命”,坐过三年大狱。他从泊头师范美术班毕业后在北齐小学当美术教员。星期天,他回家看到家里养的鸡正患鸡流感,抽抽着尾巴,乍着毛,就立即画下来了。当时正赶上“大跃进”,被定了个“攻击社会主义”,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三年刑,干部身份也没了,从大狱回了家还受了多年管制,后来落实政策平了反。在吴桥挑河时,他正在受管制,我对他说:“你这只鸡真值钱哪!买了三年‘反革命’。”

  那时,海兴县的海河指挥部每次都是现抽调人。一般来说政委、团长都是正科局级,个别时候是副县级。我那次带工,县团的政委是朱王公社书记李子良,各公社一般是副书记、副主任带工。

  刘玉琢是老海河,当时在盐山县海河指挥部。他和沧州地区原来的专员赵金铎是同一批搞技术的。咱县的技术员是訾国法,是保定地区完县(今顺平县)人,后来回保定老家工作。技术人员得懂技术,主要是看镜子,要按水平尺抄平、看坡。下边的工程员得懂土方计算,得把活儿分得均匀。分活儿也有闹别扭的,一般是各大队和工程技术员之间发生争执,都怕多干了。各大队再分到人,实际上分到生产队后得并活,一个生产队三个人或四个人就分给指定的一块,这样层层分解任务。

  根治海河这么多大型工程,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用小推车一车一车推出来的。当时村上也有很大的压力,劳动力都很紧张,不愿让好小伙子们上海河。年轻力壮的都上了海河,生产队里干活儿的人手就不够了。有些人愿意上海河,为了能带出张嘴去,上海河国家供应粮食,生产队里还能记10分工,但是他们回来时两手空空。我在带工时向县指挥部要粮食,就是为了让河工们回来时能带回点儿来,我知道咱们的老百姓太难了。

  那次挑河,上头说张会亭连队吃超了,不再给粮食。我说不行,还得向县指挥部要。县指挥部说:“就是你张会亭吃得多!”我说:“吃得多是饭量大!”最后,竣工时余下了不少粮食,回来的头天晚上我就把粮食分到了每个人。当时全公社去了一百五六十口子人,一说伙房分粮米,民工们行动可快了,一会儿就分完了。回来的路上,我骑自行车,看到我们张会亭公社往回来的民工,每个人都带着那么多锄杠、锨把,还有三四十斤棒子面,都高高兴兴的。不少民工说:“出了这些年河工,就是这回落(读lao,捞,赚)了粮米来了!”以前基本上没有带粮食回来的,因为上级有要求,剩了粮食要上交。

  挑完河后,各县团、各公社还要搞评比,评一、二、三名。评上前三名也不发奖励,就是口头表彰。原来张会亭公社挑河老是落后,那回,咱张会亭公社在全县是第三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取得好成绩。

大搞水利工程

  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爷爷想和村长说个事,就在原地打磨磨,不敢去。那时也是太老实,太愚昧,真能忍受。这给我印象太深了!那时我就立志,如果我掌权一定对老百姓好点儿。我在张会亭公社对支部书记、大队长的要求非常严,但是对老百姓从来没有为难过他们,为了老百姓,我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后悔。

  那时的张会亭公社粮食生产年年落后,家家户户靠塑料皮的粮食供应证过日子。张会亭公社耕地好,但没水浇地,年年麦子玉米都长不好,而海兴北部耕地大都是盐碱地,反而耐旱,庄稼一般都比张会亭长得好。

  1973年我任代理公社书记以后,没回家过正月十五,利用节假时间转转,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时温暖庄有叫个张寿福的兽医,在公社兽医站,每个月三十来块钱工资,他有两个小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我觉得张寿福有工资,在村里应该算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我就直接到他家去吃中午饭。我到了的时候,他家正要揭锅。一看我去了,他们一家都很热情。我们这里农村来了客人,吃饭都是男当家人陪客人吃饭,妇女和孩子们在一边吃。他家用小托盘盛了几个馒头,给我和张寿福吃。我吃了三个馒头,就想看看孩子们吃什么。我到西屋里一看,几个人正在吃杂交高粱饼子,当时我觉得很难受。我想我要是不来,人家一家子有这一托盘馒头就可以过十五吃顿面食,我这一来,让人家大人孩子吃了杂交高粱饼子。回公社后,我看看兜里还有8块钱,就去找粮站会计,要点猪饲料条。当时社员往公社粮站交生猪,粮站给开饲料条,凭饲料条可以在粮站买便宜粮食。张会亭公社一河之隔的山东省老百姓也往河北卖生猪,但是因为河北的饲料条在山东没用,所以他们不要饲料条。我要了20斤饲料条,买了20斤面,放在兽医站,我告诉兽医站会计,这个面是给张寿福的,让他告诉张寿福不能给我送回来,袋子还得送回粮站去。那天晚上我一直到12点半也睡不着觉,下决心改变张会亭的落后面貌。

  当时我看准了张会亭农业落后的关键就是缺水,有了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首先组织打井,解决浇地问题。我在张会亭期间全公社打了140多口砖井,打了70多个大锅锥井(农村一种土机井),还有一些串井。但是井水浇地有限,一眼砖井一天最多浇三分来地。要解决张会亭公社的吃饭问题,那就得满地都是井。当时北齐大队有眼深机井,是以前省地质勘探队打的。为了做浇地试验,我给北齐机井配上深井泵,抽水浇麦子,派公社一名副书记住在北齐,不干别的,黑白围着井转。北齐机井旁边的这块地有120亩,从惊蛰一直浇到小满节气,有40来亩浇了三遍,有80来亩浇了两遍,麦子品种是科 -26,亩产400来斤,在当时相当高。全县在北齐开了小麦现场会。在现场会上,我向县委提出县机井指挥部的四个钻井队秋后全到张会亭公社打机井,县委领导当场拍板同意。我计划全公社每村都打一眼机井,从南往北挨着打。秋后,在北台、小庄、三王庄、温暖庄四个大队各打一眼深水机井。那一阵儿,我经常和北齐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振声一起研究第二年机井浇地的相关事宜。

  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齐机井浇过的麦地一看,坏了,没浇水的地麦子有一尺来高,浇了水的地麦子只有半尺来高,地面的土用脚一驱就哗哗地散成了细面。我赶紧回来,叫公社一名副书记弄酒瓶子盛满机井水到沧州河北水利专科学校化验水质。十多天以后,结果出来了,含盐量1.5‰,这样是不错的,含碱量0.2‰,乍一看0.2‰很低,但是碱和盐比重不一样,碱和水比重差不多,盐的比重比水大。盐分可以随水渗到地下去,而碱不会。同时碱对土壤结构的破坏最厉害,它能分解土壤颗粒。我算了一笔账,咱浇一亩地用80方水,一方水正好一吨。浇一亩地相当于放上32斤碱,浇两遍64斤,浇三遍96斤。如果年年这样浇,土地受得了吗?这时第一批四个村机井已打完,钻井队搬到马庄、魏庄、小徐等四个村。我让办公室通知四个机井队,机井马上停下来,不能打了。我给县委周书记打电话说:“周书记,我们这里井不打啦!”周书记气急了,说:“为嘛不打?不行?你来汇报!”我说:“周书记,我去了也说不清,你来看看吧!”周书记说:“不行,你个小子的,公社书记权力还够大的,要县委书记向你汇报!”我告诉办公室人员:“如果周书记打电话来,你们就说我下乡啦,找不到我,不知道上哪个村去啦!”我骑车子刚到了温暖庄,公社秘书骑自行车找到我,说周书记来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里,见周书记正坐在公社办公室里。周书记50多岁,我30多岁,论年龄他是长辈。周书记提着鼻子冷笑。周书记有个特点,只要是提着鼻子冷笑,就是真生气了。我说周书记,咱到现场看看多好呢,我半拉半拽地把他拉上他的吉普车。我也不敢上他的车,就赶紧推自行车,想在前面领路。周书记说:“上车!”我们上车到了北齐,在现场看了麦子,比较了麦苗和土质,我汇报了水质化验情况。周书记说:“这不是优质水吗?下两场雨不就不碱了吗!”我又说了盐和碱的道理,和他算了账,尤其是碱只有一部分随水流走。周书记的火慢慢地小了。他说:“你这四眼井全打下来,我光要你的油钱,一眼井成起来我就要你2000块钱!”我说:“行!周书记,我还提个要求!”周书记说:“你还提什么要求?”我说:“我们打完这几眼井,说嘛我们也不打啦!”周书记就答应了。周书记把我送到公社门口就回去了,他临走说:“今天让你把我气个够呛!告诉你吧,我到这里来,本来是要处分你,今天饶了你吧!”当时工作也真是冒着一定风险,我没有想保住官位,始终抱着一个想法:我为了老百姓,受了处分一点儿也不丢人。

  地下水不行,我们就研究利用漳卫新河的水。因为漳卫新河位于河北和山东两省交界处,河里一有了水,沿河两岸的盐山、庆云、无棣等县和本县的辛集、郭桥等公社都在抢水,我对河里水心里没根。

  我决心自己公社挑河解决浇地问题。当时我做了三步计划。第一步是挑河;第二步是平整土地,把河滩河坝都平整成好地;第三步是把小庄和三王庄之间一直通小徐的古河道全部改成条田,种梨树。张会亭公社的父老乡亲们可真受累了,那是138万方土哇!整整干了十冬九春,这些工程包括从马庄通双庙村西边的无棣干沟的马庄引水渠、通往豆腐营的北一支、通往北齐和小徐的北二支、通往小庄和三王庄的南一支,还有一个北台村水库,基本解决了全公社16个大队的浇地用水问题。南一支和北一支都靠东,让出地来种树。当时我们还集中力量种果树,把张会亭小庄、三王庄等村的插花地都换成集中的大片地,统一平整好。在张会亭村搞了100亩梨树,在三王庄搞了80亩,三王庄原来有些花梨树也嫁接成优良品种。我当时想“桃三杏四梨五年”,水利工程完工后正好结梨。

  挑河前先建马庄扬水站,保证能把漳卫新河里的水引过来。建马庄扬水站时,我为扬水站跑县委跑了6趟,县委周书记对我非常支持。他严厉归严厉,但只要我说透了的事,他都说行。按照我的想法,扬水站总共安装了四个水泵,两个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流经封闭管道或明渠有效截面的流体量,又称瞬时流量,以每秒立方米来表示)。

  接着,挑从马庄村漳卫新河到双庙村的马庄引水渠,又从位庄往北挑北一支沟,县里一位领导不同意挑北一支沟,非让从豆腐营往北打“大涌干”(在地面上筑起的引水的沟渠)。“大涌干”得占200多亩好地,还能洇坏旁边的地,这样实际上占300亩好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向县委说张会亭本来地就少,再占这么多地,不行。我找了县委周书记,把我的计划汇报给他。我说挑河比修“大涌干”有三个好处:一能排涝,二能灌溉,三能蓄水,同时,挑北一支可以造地七八十亩。因为漳卫新河的水不在咱县和公社掌握,一来水到处都在抢,起码我得浇完一水麦子再蓄下些水。当时是145万方水准能浇一遍。周书记拍板,就这样办。

  我在张会亭公社工作期间,全公社动土138万方,实际蓄水能力达到140多万方。因为除了新开挖的河道,我们还充分利用各村的坑塘,使张会亭公社的河渠本身既能排,也能灌,也能蓄,具有水库的作用。

  我在张会亭那些年也挨过骂,一是打井时挨骂,二是本公社挑河挖沟的头一两年挨骂。在挑引水沟渠时,有不少群众持怀疑态度,认为又是劳民伤财,有的说:“张书记挑沟,李书记平,王书记来了还不知行不行!”挑完河,扬水站修起来,粮食生产提高了,老百姓见了效益,就不骂了。我那时就抱定一个宗旨,无论如何,得保证让老百姓吃上饭。我在张会亭工作十多年,使张会亭公社由年年吃国家供应,变成每年给国家上交五六十万斤粮食。地委和县委对我的工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系海兴县政协原副主席)

 

【工作存忆】

从一件往事所生发的联想和感想

左德兴

 

  1982年11月盐山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县、公社、大队)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我作为县委宣传部的理论兼通讯干事,被抽去编写会议讨论情况简报。在旁听几个分组讨论“以1980年为基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后改为800美元)时,与会人员联系盐山实际,纷纷认为,盐山1980年夏季农业严重受灾,全县全年人均农业产值比正常年份下降了一大截,只有80元(人民币),翻两番才320元,合不了四五十美元,离1000美元差“老”去了,所以我们仅提翻两番不行,必须提多翻几番。有的公社党委书记风趣地说,咱要不翻他个七番八番十来番,甚至二十番三十番,别说进小康的大门,连院墙都看不着。我觉得这一说法很有道理,也很生动,就写进了简报。领导在审稿时,可能出于“我们仅提翻两番不行”这句话与中央提法不符,容易造成误解的考虑,把这段删去了。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值得记忆的大事,但如何对盐山县1980年发生特殊情况所延伸的解读,却常有启示意义。

  1980年正值进入芒种、开镰收割、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候,旱了几个月的老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接着是一连20多天的连阴天和每天几场的倾盆大雨,将全县农民抗寒抗旱、精种精管,艰苦奋战8个多月眼看到手的小麦大丰收化为泡影。当时绝大部分农村还是人工收割、麦场晒轧,除了个别村队用了烘干脱粒损失相对小一些外,大部村队小麦捂在场里或泡在地里,麦粒几乎全部发芽霉烂,丰产未能丰收,比预计产量和正常年份均减少七八成以上,比发生严重“倒春寒”大批麦苗冻死,已经减产很多的上年即1979年收成都差一大截。由于雨不停、地湿、水分大大饱和,无法播种,夏播也推迟到很晚,造成秋季减产。据我所知,这一年纯农业产值(不包括工副业收入)是进入7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之一。总之1980年对盐山县农业农村经济来说,不是一个正常年份,该年的数据作为分析灾情、赈灾救济、今后防灾减灾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如果用来同其他年份作纵向、同其他地方作横向比较,则没有实际意义,也无法得出发展快慢和成绩大小的结论,更不能用来证明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与否。

  比如,它不能用来作为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没有成绩”的例证。1980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二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党在农村各项政策全面落实的第二年,此时的盐山,农村“三项政策”(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大部已经落实到位,小段包工、单项作物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等责任制形式已经大部实行,包产到户已在一些村队先行尝试,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大势所趋,加之国家两次提高粮棉收购价格,农民(此时还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我在这年灾前的5月份采写并发表在《河北日报》上的通讯《照这个干法,地里不冒油才怪——盐山县韩集公社实行单项作物联产计酬见闻》可见一斑。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及落实党在农村一系列政策的是否正确、成效是否显著没有任何关系。

  又如,它也不是农村改革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础没有打好的事实支撑。此前历经长期的、群众性的根治海河、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盐山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摆在人们面前、人人得见的事实,以往的十来年内所遇到的大旱、大涝之年,均以旱能灌、涝能排战而胜之。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再好,在当时的科技和生产力条件下,只是管了“地”,却管不了“天”,及时排除沥涝可以,天不晴熟透的小麦不能及时收割、打轧、晾晒则解决不了,在麦收时刻遭遇连阴天和大暴雨,是庄稼人最不幸的际遇之一,那年偏偏让盐山县的农民遇上了。和后来的1987年盐山县遭遇“几场雹子几场风,招了蝗虫吃小营”一样,特殊天灾,不可抗力,与此前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好坏无涉。

  再如,它也不能用来作为以后简单对比成绩的衬托数据。如果不剔除特殊因素的影响,简单拿来与过去的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收入以及单产、人均产量、人均纯农业收入相比,肯定是大大降低,但这样的对比,是没有可比性的对比,无任何意义。如果同以后的丰收年份比,简单地用后来的产量增加多少衬托以前的不足,也很不切合实际。

  还有,它也不能用来作为衡量县委县政府政绩的事实依据。县委书记是1979年5月份从别处调入的老干部,是个非常坚决的“改革派”。他一上任就狠抓农村改革,《人民日报》为此做过长篇报道。但“天不作美”,他上任一个月后的当年夏产,就因为春季的严重倒春寒大部分麦苗冻死而比上年减少,第二年夏收又赶上连阴天小麦难以收获,是“壮怀激烈”遇上了“不可抗力”,而与“不改革”“不作为”“没能力”无关。如果简单地与当年政绩挂钩看领导干部是否优秀、称职,肯定也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这就有个如何正确对待过去事物、历史事件的问题。现在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实际状况、复杂原因、特殊形势出发,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全面客观、设身处地的去考察历史,而是从既定的观念、近因的效应、现实的参照、简单的数字甚至个人的好恶,去想象历史、推论历史、剪裁历史,从而得出与历史状况严重不符或与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真正根本原因大相径庭的表述和结论。用这样的方法去考察历史、资政育人,既没有说服力,又没有正能量,有的只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从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写文章、忆历史,必须写出当时的复杂情况来,不仅要把来龙去脉表达清楚,而且要把与事物事件本身有联系的内外在因素交代深透,尽最大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给人一个全面、客观、真实的了解和把握,不能为单纯追求文字简练、叙述省力、突出个人想表达的观点而把复杂问题作简单处理;不能为说明一个观点而不顾事实真相地乱用数据、乱引事例,更不能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任意剪裁。

  二、尊重历史事实,保留事实原貌,在回忆和叙述历史时,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儿孙负责的态度,坚定不移地排除几种错误思想干扰:一是既定观念,二是人云亦云,三是近因效应,四是片面孤立,五是以今衡古,六是实用主义。只有排除了这些错误思想的干扰,历史真相才不会在太史公的缺乏、时间的湮没、人们的淡忘、别有用心者蓄意歪曲、叶公好龙者有意识的掩盖等多重挤压下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

  三、对历史事物事件的认识和研究必须经过横宽纵深的立体考察和由表及里的全面透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一切历史的真相显现于考察和挖掘的到位。而这种到位,除了依赖于考察者有正确的立场和坚定的信念,敢于讲真话、说实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昧着良心说假话之外,还依赖于他们要有正确的方法和艰苦的作风,要做深入细致的考察,把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现实条件与人的因素、自然现象与主动作为、上级与下级、干部与群众、路线与方法、决策与执行、目标与措施、号召与落实、全局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等等,都要考虑进去、考察彻底,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和缜密科学的研究,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得出最接近真相的结论。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忆昔话往】

回忆粮票年代

王洪茂

 

  粮票自从1953年登场,1993年谢幕 ,在华夏大舞台展示40载。它见证了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由穷变富的历程。粮票也伴随着我走过了艰难坎坷的前半生,它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掉的印痕。

  有一次,我整理旧书时,发现一沓粮票,有全国通用的,有各省市的,大小不一,五颜六色,图案各异,仔细端量一番,倍感亲切。当我捧在手中,又觉得越来越沉重,这不是一般的票证啊!在过去,是我们这代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又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粮票的故事伴随我的人生旅程。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60年的秋天,我16岁那年,学校放假,到生产队挣工分,学生每天记8分工,工值一般是二三角,尽管如此还是分外积极,乐此不疲,给家庭减轻负担。

  这一天,生产队长敲钟比往日早。他高兴地说:“县里奖励我们生产队一吨化肥,牲畜活计多,准备派人推车去取,副队长带队,再挑选年轻力壮的4名小伙儿。”恰巧人手不够,我自告奋勇报名参加,组成5人小推车运输队。让大家回家去推车取干粮,都说有小车没有干粮。队长说:“那就破例吃饭店吧。”“去饭店没有粮票可不行”,副队长焦急的说。“队里也没有,那我到户下去借借吧。”队长转了一圈,空手而归。情急之下,让保管员取出20斤饲料粮,到粮站兑换粮票,这才开始出发。

  我的老家距离河间县城30公里(河间、肃宁两地合并期间),村庄位置地处现在的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处,沟坎纵横,交通不便。副队长带着独轮车队穿树林过村庄,在乡间小路上跋涉了6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河间县城。忍受着饥饿劳累的长者们,急不可待的找饭店。已是筋疲力尽的我,腹内空空,真是寸步难行,平生第一次走进县城,也无心观光赏景。县城内国营饭店仅有一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因为午饭已过,里边空无一人,副队长到窗口要饭,其余人瘫软地趴在饭桌上。每人一斤烩饼,副队长给大伙端来了,见此情景,纷纷起身自己动手,当大家返回座位后,少了一碗。正在纳闷时,突然发现在墙角处,有个小男孩儿,一手端碗,一手抓饼条,顾不得烫,大把地向嘴里塞。 大伙愤怒地围拢上去,举起拳头要打,被副队长拦下。“算了吧,大伙赶紧去吃饭,我再要一碗。”副队长说:“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他是个孩子。”

  饭后,取出化肥,每人4袋分装在车上,急忙向回折返,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副队长想给大伙买点吃的,一路上找不到饭店、商店,有粮票也无济于事,只有鼓励大伙继续坚持。天无绝人之路,恰巧路边出现一片梨园,副队长上前联系,看守梨园的老汉说:“我们梨园有规定,队长、会计不在不能卖。”大伙儿像泄了气的皮球,仍然不肯离去。老汉同情的说:“我也是庄稼人,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给你们拣点地落吧!”说罢,提来一大篮子落地鸭梨,“都有伤疤,凑合吃吧!”老汉难为情地说。副队长说给钱,老汉摆手不要。大伙狼吞虎咽吃完之后继续上路。

  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家里人们都在门口等候,都说晚饭已经热过多次,队长更是急得团团转。在那个年代一天的工值多说不过几毛钱,可人们没有怨言,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如今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物质稀缺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觉悟会那样高尚?不是虚夸,确实如此。

  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粮票是如此的重要,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我国经济发展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前苏联都有过使用粮票的经历,中国的粮票种类数量有世界之最之称,最大数1962 年上海发行过每张1400斤,最小数,南京发行的每张一钱,另外,还有军用粮票。

  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作为中国的第二“货币”,曾经影响几代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少吃少穿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已经成为收藏者的新宠。

(作者系肃宁县委纪检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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