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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8期
发布时间: 2017-5-12 13:35:01

【党史珍闻】

他为周恩来最后一次理发

  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型,以及周恩来遗像上的背头发型,都是朱殿华师傅根据周恩来的气质、身高、身材、头部与身体的比例,脸庞的大小、胖瘦,并根据当时国内外中老年男子的流行发型而精心设计的。周恩来个人的身材面貌气质与设计完美的发型相结合,使他的形象熠熠生辉。

  1971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多起来,周恩来的国务活动特别多,几乎天天要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和外国元首。每次有外事活动,周恩来总是先到北京饭店来理发。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周总理的身体健康,朱师傅趁给周恩来理发之际,手法轻盈地给周恩来按摩推拿,变化运用推、拿、按、摩、捏、搓、拍等手法,使劳累的周恩来一会儿就睡着了。

  小睡十几分钟后,周恩来一般是吃一碗面条,有时是清汤素面上面飘着几朵碧绿的木耳菜(冬天吃),有时是炝锅面或是肉丝汤面,再炒一碟黄豆芽或绿豆芽,或者是来碗米粥来点八宝咸菜,饭后周恩来必定吩咐秘书如数付款交粮票。每次周恩来由中南海西花厅去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算是私事,每月都由周恩来工资中扣除作为车费。

  1976年1月8日,传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朱师傅到北京医院给周恩来做面部整容。望着为党为国为民操劳了一生的总理,面部消瘦、双颇深陷,胡子老长的面容,朱师傅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总理理发,他再也听不到总理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问候声了。

  事后,朱师傅禁不住询问总理秘书:“总理这么长时间没理发,我几次要来,怎么都没回音?”秘书流着泪说:“朱师傅,您的话我们跟总理说了,可是总理说‘你瞧我病成这个样子,老朱给我理了这么多年的发,他见了我会难受的,别让他来吧’。”听罢,朱师傅又泪如泉涌。

【本刊专稿】

十六年前的一场“笔墨官司”

——《沧州晚报》上的一场论争怎样弘扬了《诗经》文化

刘桂茂

  2001年,我担任《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的总编辑,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

  局长是一个官员,但是田国福这个“局长”不但是个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对于《诗经》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几百种不同版本的《诗经》,其中有一部分相当珍贵;他热衷于搜集散落在河间各地的断碑残碣,把它们拼接起来,放在一个“地道”的地方保存起来;他积极组织各类与《诗经》文化相关的研讨会,请来学者专家讲学论道;他把许多深埋在民间的《诗经》文化元素挖掘整理,让它们重放异彩……

  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激活我们的文化资源》,文章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文化资源是一种精神的资源。精神的资源和物质的资源往往是不一样的:只要使用正确,它不会随着资源的使用越来越少,而是会越用越多。相反,即使再重要、再宝贵的文化资源,长期不予使用,也会逐渐被淡化,甚至被‘休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我们大量的文化资源被破坏、被尘封、被弱化;随之而来的经济建设浪潮又让某些领导人有意无意忽视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些短视的领导人只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凡是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在他们眼里一律不见,这就使这种破坏、尘封、弱化的势头延续了下来。从本质上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资产的一种流失,看了真让人痛心疾首。”

  基于这种观点,我自然对田国福弘扬《诗经》文化的工作倾力支持。

  一、一篇文章激起一场波澜

  2001年8月上旬,第五届中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张家界举行,田国福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在会上激情地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田国福,他说:“我向诸位先生介绍一个来自河间的特殊人物,他就是来自毛苌公故乡的田国福先生。他个人出资收藏明、清不同版本的线装《诗经》五百多部!”这个介绍引起了与会者的惊叹。随后,会议又播放了他带去的《诗经情》光盘,由他向海内外专家学者赠送了毛苌画像、河间毛公书院复原图、汉“君子砖”拓片和“汉博士毛苌公讲经处”石碑照片。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诗经学术研讨会上刮起了一阵“河间旋风”。

  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当然有!我理所当然的派出记者对这个活动进行了采访。

   8月11日,张家界会议结束;14日,田国福向河间市政府汇报了该次会议情况。此前此后,《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相继对田国福弘扬《诗经》文化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尤其是《沧州晚报》,由记者李宗兆、沈洋采写和摄影的长篇报道,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的报道题目就已经先声夺人、惊世骇俗:

  没有河间,我们还能读到诗经吗?

  这篇文章引用田国福等人的叙述,将《诗经》的产生、传承和研究的历史与河间的密切关系娓娓道来,并且描绘了一些老人们回忆中的河间“毛公书院”场景,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和研究《诗经》文化的情况。文章最后,作者以“记者感言”的形式发表了一通议论。记者大发感慨:

  “我们的城市文化建设越来越‘趋同’了——全国各地城市建设高楼大厦,而且多用玻璃幕墙以突出‘现代’气息,而公园、公共建筑又多盖仿古建筑——即那种飞檐斗拱、红柱黄帽的明清建筑,以显示对‘传统’的尊重。我们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跑到街上扭秧歌,年轻人去‘迪厅’——据说这几年又改学茶道、搞陶艺以体验‘自我’和‘孤独’了。但所有的城市和城市人都往这条道上挤,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趋同。”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在文化建设中,这段话有着重要的价值。之所以把这段话抄在这里,即欲重申其观点,彰显其价值。

  但是平心而论,这篇文章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篇文章的缺点即在于把“河间”这个概念简单化了。“河间”这个概念太复杂了。它可以指一个地域,可以指一个历史古郡,可以指一个诸侯国,可以指一个县或者县级市……文章笼而统之说“河间”,是不够清晰、不够确切的。当然,作为总编辑,我当时也见不及此。再说句给自己开脱的话,当时作为两张报纸的总编辑,对一篇稿子的关切程度也没有太细。

  但是,读者不会放过我们。马上,一场“风暴”就要开始了。

  二、献县学者提出:彼“河间”不是此“河间”

  李宗兆的文章发表没有多长时间,《沧州晚报》就接到了献县李顺成写来的文章,题目是《西汉河间国·刘德·诗经·毛公及其他》,副标题是“西汉河间国都城遗址探古”。文章写得浩浩荡荡,多处引经据典,却又不端学术文章的架子,甚至有意把文章“散文化”。文章的开头是:

  “西汉河间国都城遗址,位于献县城东8公里,河城街村南。1999年,配合修建石黄高速公路,河北省文物局组织对河间国都城遗址进行了挖掘,一时轰动了省内外。专家认为,汉河间国都城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建筑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今年春天,该遗址被河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巳七月,笔者邀好友秦焕泽、高良刚、张长虹一起朝觐西汉河间国都城遗址,探访《诗经》出处,寻觅西汉河间轶事。”

  文章写来云淡风轻、自说自话,似乎和李宗兆等人的《没有河间,我们还能读到诗经吗》并不搭界。但是说它“绵里藏针”实不为过。全文四个小标题,分别是:“西汉河间今何在”、“毛诗原出西汉河间”、“实事求是话献王”、“刘德遗风传千载”。其主要观点是,汉武帝时,刘德被封为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在今献县;献王刘德组织一些学者恢复“焚书坑儒”时被毁灭了的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也是在西汉河间国完成的;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品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献县人,造成了献县文风泱泱的局面。从这样一篇文章中,我看到了献县人捍卫“诗经文化在献县”的决心和淡化争论、维持友谊的智慧。

  当然,这篇稿子的一些提法还是相当激烈的。比如,稿子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据,称:

  “……西汉河间国,在地域上与今河间市互不包容。西汉河间国属冀州,而今河间市的辖区属幽州,用当今的行政区划说,根本不是一个省。而现在却有人模糊了历史上的河间国和今河间市的界线,把二者混为一谈,这是大错而特错的。”

  稿子来到,时任《沧州晚报》渤海周末专刊主任的殷毓平(现在已经是晚报副总编辑)看了,觉得“兹事体大”,不敢自作主张,拿来要我定夺。我把稿子连看两遍,当即拍板:发!

  三、田国福找到我怒气冲冲,大概他认为我是在朋友背后捅了一刀

  李顺成的稿子在8月31日的《沧州晚报》见报。一版转二版,位置重要,标题很大。田国福局长看到这篇稿子,坐不住了,马上和另一位朋友一起找到沧州报社。一向温文尔雅的田国福局长进了我的办公室,脸色也变了。我想,他一定是认为我太不够朋友,当他冲锋陷阵、向前猛冲的时候,我在他背后捅了一刀。他质问我:“刘总编,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对此思想上早有准备,却是“以逸待劳”。我请他们坐下,倒上杯茶水,然后慢慢向他们解释。我说:“第一,你有你的观点,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发表意见?大家都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嘛。第二,比如在大街上,为了宣传《诗经》文化,你一个人喋喋不休的在那里自说自唱和两个人为此争论打了起来,哪种情况更能吸引眼球?”

  田国福是聪明人,自然一点就透。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是要在报纸上让他们打一场“笔墨官司”。他的脸色平和了下来,同意马上回去组织稿子回应,一场关于《诗经》文化的论争就此开始。

  我召集殷毓平和相关编辑向他们交代:一,这场争论的原则是:建设为主,不武断否定,允许各方发表不同意见,旨在引起学术界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进而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加强对《诗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二,对于这方面的来稿,在编辑过程中要慎重,可以删改,但是决不要改变人家的原意;三,重要的、你们觉得吃不准的稿子,要拿给我看看。

  随后,我们在《沧州晚报》上编发了一批争论的文章,开始是河间和献县的作者写文章,后来一些其他地方的作者也参加了论争,比如沧县的李忠智先生、海兴的刘立鑫先生、沧州市的龙轩先生等等。这里有唇枪舌剑,也有“劝架说和”,报纸版面热热闹闹,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造成了“满城争说诗经事”的局面。在这些文章的编辑过程中,我们的编辑被逼着学习了不少相关的历史知识,原来不甚了了的毛公、河间在我们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中国诗经学会的《诗经文化丛刊》、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河北日报》等上级媒体纷纷报道在《沧州晚报》上进行的论争。其中,《河北日报》由记者高志顺、刘萍采写的、题为《毛公的祖籍到底在哪里?》的文章篇幅最长、收集各方意见也最全面。特别是就此问题,他们多方搜集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和观点,更为可贵。

  当然,这篇报道中也有一些我并不同意的地方,这些,将留待本文最后再说。

  四、争论,是一个普及《诗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取得共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在治学态度上更趋严谨的过程

  这次论争,河间方面的“大将”是田国福、李泗等人,献县方面是李顺成、秦焕泽等人,另有白焕宗、李忠智、龙轩等一些学者也写了文章。虽然是一场争论,但是最终还是取得共识的地方更多。正如曾任沧州地区文化局局长的白焕宗先生所言:

  “近期,河间和献县的几位同志交替发表文章,围绕《诗经》和毛苌籍贯问题展开了争论,其中还涉及到了古河间的有关问题。持论的双方都做了一些考察了解,找了一些根据,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这种争论,对深入研究河间、献县乃至沧州地方的历史,活跃沧州的文化气氛,推动学术发展是有意义的。……因此,人们认为沧州报社给争论以面众的机会,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白焕宗认为,争论双方起码有三点是一致的:㈠、西汉河间国都邑在献县,二次封国第一位王子刘德修学好古,搜集秦火后的遗书,召集文人雅士整理典籍,所得书几乎与汉朝中央政权相等;㈡、在河间王召集的儒家学者中,毛苌以研究《诗经》最出名,并被授以“博士”头衔,毛苌所讲的《诗经》世称《毛诗》;㈢、毛亨称“大毛公”,毛苌称“小毛公”,学术源于子夏。汉代其余几家研究《诗经》者,除《韩诗外传》外均已失传,故今之《诗经》,属毛氏所传。

  也就是说,“没有河间,我们还能读到诗经吗?”这句话,如果理解成广义的“河间”,还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在报纸上争论一番就会在所有问题上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李顺成文章中西汉河间国“与今河间市互不包容”的看法,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李泗说:顺成等人的“主要依据是地图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恰恰是这本地图集,在前言部分说得明明白白:‘政区的设置和部族分布,选择其中某一年代和某一时期的情况编绘。’非常正确,西汉时期封侯立国频繁,邑地不时变换,数百年历史,一页图绘怎能括其全貌?”学者龙轩认为:如果认为河间国与今之河间互不包容,则元代在三十里铺建立“毛公书院”、明代毛公后人立“毛氏先茔”碑、清代重修毛公祠等一系列问题将无法解释。学者李忠智的看法尤为客观,他说:“乾隆年间修的《河间府志》讲分野问题时提到,《汉书》作者‘班固所述,盖亦仅举大略而不及其详’;‘班史于地理多疏’,这就给我们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即使一时未能搞得清,对于今天河间市内的《毛诗》遗迹,既然元、明、清三朝官方认可,千百年民间流传,又有史志、碑石作证,我们似应采取依从旧说的态度,予以开发研究。”

  这场争论,不仅让各方就一些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让沧州的《诗经》文化研究和媒体的报道趋于严谨。在讨论中,不少人对此有所提及。龙轩说,论战中三个主角田国福、李泗、李顺成,有老朋友、有只见过两面的朋友,有神交已久而缘悭一面的朋友,但是“我将以纯学术研讨的方式,尊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治学精神,围绕相关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李忠智说:“各位方家在立此一说时,不要急于否定彼说;彼说出现后请稍安勿躁,不必排斥,各自应在夯实己说的考据上下功夫。……即使不能取得共识,两说甚至几说并存也不妨事。学术研究的气氛应该活跃宽松。持论者的心态需要敦厚平和。”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在2001年的年底,我们在沧州报社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争论各方发表看法,面对面交谈,大家的态度更加温和。求其同而存其异,这场讨论宣告结束。

  虽然观点和语言或有偏激之处,但是这场争论还是“君子之争”。争论之后,双方许多人虽然持论仍然不一,个人友谊却增加了。

  五、《河北日报》引用我的话,沧州要“弘扬诗经文化,打造诗经文化之乡”

  2001年12月21日,《河北日报》发表《毛公的祖籍在哪里——历史文化名人籍贯之争》长篇文章,报道了《沧州晚报》开展的这场讨论。这篇文章写的很好,但是我也有不同看法。为叙述方便,我先说我不同意的地方:

  ——我认为,这个题目不能概括这场论争的内容。大家通过上面的叙述完全看得出来,这场争论的内涵和外延绝不是个籍贯问题。《河北日报》这篇文章小标题之一是“诗祖毛苌祖籍三地争”,说是起先是河间和献县争夺毛苌祖籍,后来“局外人”饶阳涉足其间,这种说法更不确切。8月31日李顺成的文章中就说:“毛苌,一说邯郸人,一说饶阳人。说邯郸人者,以毛苌为赵人,赵都邯郸之故也;说饶阳者,以《太平寰宇记》记载:饶阳有毛苌宅,注诗,为河间王博士。是邑人。今有宅存。”参加讨论的作者三余甚至到这个村进行了考察,并引用《沧州风物志》的记载:“毛苌,汉赵人,今河北省饶阳县师钦村为其所居。”您看,这是两地争毛苌籍贯的来头吗?他们没有盲目认可某一种说法,但是也绝不是生拉硬扯让名人到自己家乡“入籍”。即使在争论中,沧州人的客观厚道还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总体上看,这篇文章值得大赞。《河北日报》这篇文章在“各界评说”标题下,引用了多位高层次专家学者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把我们这场讨论提高了一个层次。除复旦大学周振鹤、河北师范大学王文涛先生就毛公籍贯发表意见之外,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石家庄社科院研究院梁勇就我们这场讨论进行了评说。

  秦进才先生说:

  “先哲为乡邦之光,本地人研究故乡名人有地理优势。但学术研究是天下公器,不全受籍贯等因素限制。近年来的籍贯、故居之争等有些受经济利益驱动,其实学术研究与经济开发是有联系的两件事。如以西晋沛国人刘伶醉酒故事为名酿造的刘伶醉成为历史文化名酒。在曹雪芹祖籍丰润说、辽阳说争的不可开交时,丰润把曹雪芹家酒打造成新的品牌。此类事例甚多,这说明并不仅仅在于名人籍贯是否真正属于本地,关键是看有没有研究开发的意识和本事。”

  梁勇先生则说:

  “ 弘扬和利用毛诗学派、毛诗文化、河间文化,应确定以《诗经》为龙头,以毛公、刘德、贯长卿等人物活动的线索,以一系列地名和相关建筑为载体的开发战略,要请对河北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专家研究策划一套科学的发展规划,整合资源,联合发展,形成合力,优势互补。考据领域的学术之争,不要引发地盘之争,而应该成为一种提高文化品位和扩大社会影响的措施。笔者希望通过整合《毛诗》文化资源,在沧州培植一个诗经文化圈——不仅是一个旅游文化圈,而且应该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圈,促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

  这些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在这篇文章里,我也作为“各界评说”标题下的评说者之一发表了意见。文章引用我的话不多,但是标题却甚得我心,准确的反映了我的想法,这就是:

  弘扬《诗经》文化,打造《诗经》文化之乡。


后来,我看到中国诗经学会也就我们的争论发表了看法,发表在《诗经文化丛刊》第三辑上。文章说:

  “在两晋之前,九河之间,统称河间,河间是国名或郡名,治所在乐成(今献县河城街),并无河间城;隋大业初,改瀛洲为河间,即今河间市地区。隋以后的河间或州治、或府治,辖区均包括献县在内的周邻诸县,清代河间府区域大体相当今天的沧州地区全境。(作者按:有学者认为,这种表述并不确切。但此系引文,只能因之。)在新中国,河间市与献县、泊头市同属沧州地区。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多有变更,县与县的区域与分属变动更大,这里的文化胜迹,在今天可以统称古河间文化或沧州地区文化。”

  我以为该文的最后一句,可以密密加圈加点!

  六、打造诗经文化之乡,此其时也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瞬之间,我已经成了古稀老人,田国福局长也已经退休离岗了。田国福局长在从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后,又到沧州市政协文史委担任了副调研员,他一直在为弘扬《诗经》文化呼吁奔走,不懈努力。他个人收藏各种版本的《诗经》和相关文物的诗经斋,从开始的一间书房变成了一座小楼,河间的“诗经公园”已经落成,“河间歌诗”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他的成绩是辉煌的。但是,从整个沧州市的角度看来,就16年前专家学者们提出的“整合毛诗文化资源,在沧州培植一个诗经文化圈”的要求,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沧州的《诗经》文化底蕴深厚,其《诗经》文化的资源,又何止于古河间?

  ——尹吉甫,西周时沧州南皮人,《诗经》中绝大多数诗歌的作者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几首诗我们可以确指是尹吉甫的作品;《诗经》绝大多数作品我们不知道所唱何人,但是有作品我们可以确指尹吉甫是其主人公。甚至于有学者认为,《诗经》的全部诗歌都是尹吉甫搜集创作的。

  ——韩婴,西汉时沧州任丘人。西汉时期,研究《诗经》者开始有齐、鲁、韩三家,“韩”就是韩婴。三家诗后来散失失传,而《韩诗外传》却成了仅存的硕果,红艳而甜美。

  ——秦汉之交的毛亨、毛苌是否沧州人,让学者们继续研究去吧,但是毫无争议的是,他们创立《毛诗》学派,是在沧州这块土地上进行的。在这里,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的西汉河间王刘德封毛苌为博士,让他主持了一个《诗经》研究所的工作。从此,河间、献县一带激起了《诗经》的涟漪,沧州大片的土地上、甚至现在不属沧州的饶阳一带,都留下过毛亨、毛苌的足迹。今属泊头市的严家铺,那是刘德的“儒学研究院”——日华宫的旧址,那里怎么会没有《诗经》的歌吟?

  ——隋代的刘炫,今沧县人,他可是研究《诗经》的大家。他著有《毛诗述义》40卷,虽已失传,却成为孔颖达为《诗经》作“疏”的母本。孔颖达赞颂刘炫和他的“好哥们儿”刘焯“聪颖特达,文而有儒,擢秀于一时,驰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这是多么高的评价!

  ——五代时的冯道,今沧县人。对他的为官道德,世人评价不一;但是他主持了刻印“九经”,开创了官方印刷经书的先河,对于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的普及与传播做出了贡献。

  ——清代献县(今属沧县)的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也可堪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经》研究史,在《诗经》学的发展中影响深远、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还有北齐时南皮的李铉、明代任丘的张忠和清代任丘的庞垲、肃宁的苗夔、河间的提桥、任丘的崔林、沧县的刘鹤鸣、青县的蒋绍宗、肃宁的赵生时……群星灿灿,熠熠生辉。

  《诗经》从成书到传承,从注疏到朗吟,我们的先人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反复提及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要求我们以此为依据之一强化自己的文化自信,并要求我们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就为我们打造《诗经》文化之乡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中央领导重视,是为天时;地方资源丰富,是为地利;有一批田国福、李顺成这样的地方文化学者同心戮力,是为人和。弘扬沧州的《诗经》文化,把沧州打造成《诗经》文化之乡,此其时也。

  吾虽老矣,未觉老之将至;吾虽驽钝,愿随诸公鼓勇而行。

(作者系沧州报社原总编)

【忆昔话往】

为国捐躯的行署专员杨靖远

王淑凤

  1975年,肖华司令员视察盐山县时,我的老伴呼金岭(已去世)陪同肖华司令员参观了盐山农机修造厂(老呼是农机局负责人兼修造厂厂长),并一同到盐山县烈士陵园,凭吊先烈英灵。他在杨靖远墓碑前伫立良久,向大家说:“谁带笔和本了,记下来,当年杨靖远同志的追悼会在旧县(今千童镇)我主持召开的,我为杨靖远烈士写了两副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牺牲奋斗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杨靖远同志精神不死。”老呼当时记下了这两副挽联,并直接聆听了肖华司令员对杨靖远专员英雄事迹的讲述。

  杨靖远,原名赵荣山,又名赵先周,系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人,满族。1902年6月5日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1938年4月,到冀鲁边区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1938年秋末,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杨靖远任专员,兼任八路军冀南第六军分区司令员。

  这期间,国民党CC分子马皋如奉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之命,指使盘踞在盐山县四区大赵村、丁村一带的反动武装头子孙仲文与我抗日军民为敌。孙仲文依仗有千人民团武装并和周围土顽势力相勾结,常和我军搞摩擦,扣押我军的工作人员和粮款,派他的副官率领一部分民团武装把机枪架到了我五区(苏基区)区委大门口,进行要挟。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杨靖远受边区党组织委托先后三次进入大赵村,找孙仲文谈判,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我党我军抗日民族政策,指出只有携手共同抗日,坚持团结,民族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前途。孙仲文自以为有马皋如和无棣保安六旅司令张子良为靠山,没把杨靖远专员放在眼里,态度极为蛮横,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竟想扣押杨靖远。杨靖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怒斥孙仲文等人的反动立场,警卫员杨炳章机警地以劝解姿态拉着孙仲文的手臂不放,把孙仲文和杨靖远拖出客厅,脱离了险境。
孙仲文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已成为我冀鲁边区一大祸害。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近纵队司令员肖华批准,杨靖远率部队500余人讨伐孙仲文。在盐山县五区苏基村(今属海兴县)呼玉田家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三路夜袭云庄、许官、大赵村。左清甲率第二大队夜袭云庄,宋刚峰率第四大队夜袭许官,杨靖远和副支队长傅祥吉率一、三大队打孙仲文的老巢——大赵村。

  这天下午,杨靖远专员和傅祥吉副支队长箭步来到会场作战前动员,杨专员说:“为什么打第四区孙仲文反动民团,因为孙仲文和我抗日军民为敌,坚持反动立场,已成为我冀鲁边区抗日的一大祸害,今天,我们要用武力收编孙仲文的反动民团武装……”

  散会后,部队从苏基出发先往南开去,待天黑下来后,部队又往北大赵村方向开去。

  这天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杨靖远率领部队,为了迅速到达目的地,抄小路行进,结果中途迷路,到达大赵村时,天已拂晓,杨靖远带领部队刚摸进南寨门时,敌人设在城门两侧的机枪就开火了(大赵村孙仲文得到云庄、许官两据点被打下来的消息,做了防备),封锁了冲向寨门的道路,杨靖远见偷袭已不可能,立即将部队撤下来,派人通知左清甲和宋刚峰率领部队急速来大赵村,组织强大攻势,拿下大赵村。杨专员来到村西南角的一个麦秸垛旁,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强攻。不幸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腰部,警卫员杨炳章上前营救,又被子弹击中,傅祥吉命令部队用火力压倒敌人,掩护抢救杨靖远,他自己迅速跑向杨靖远,不幸被子弹击中,当场牺牲。此时,敌人用机枪火力掩护几十个凶悍的敌人冲出寨门来抢负伤的杨靖远,三大队长王瑞印带领部队迎头冲上去,想打退敌人,抢回杨专员,不幸王瑞印头部负伤,队伍一时失去指挥。

  杨靖远和警卫员杨炳章被敌人抢进寨内,惨无人道的孙仲文命令部下将杨靖远用铡刀断为三截,头颅挂在寨门上“示众”。

  杨靖远的壮烈牺牲,激起边区人民对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向孙仲文讨还血债。挺纵司令员肖华派符竹庭、崔岳南率部队一举攻克大赵村,全歼孙仲文反动民团,孙仲文被击毙。

  战斗结束后,群众把杨靖远的头颅和藏在棺材内的下身交给我军,连同傅祥吉、杨炳章同志的遗体运回苏基村。苏基村村民为杨靖远选了一节适体的树身,然后用棉花包裹,给杨靖远烈士做了个腰,群众端来温水,拿来新毛巾,给三位烈士擦洗干净脸上的血迹,用三口上等的好棺材,装殓了三位英雄的遗体,在场群众都放声大哭。杨靖远的爱人陈华英悲痛欲绝的哭喊着:“找不到杨司令的腰,就拿四区反动民团三百人头来祭灵”。苏基村群众和部队一起,将杨靖远、傅祥吉、杨炳章三位烈士的灵棺运到专署驻地旧县镇。边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在这里为杨靖远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我们现在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不忘国耻,继承先烈遗志,做好本职工作,要在青少年中大力开展党史和国史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两史知党恩,爱党爱国,为建设祖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海兴县人大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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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皮县开展“中国梦•赶考行——3.23赶考日”学党史讲座活动 3月22日,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县委宣传部在县委党校联合主办“中国梦·赶考行——3.23赶考日”学党史讲座活动,特邀县一中高级教师刘金成作党史讲座。该活动旨在通过学党史这一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向党中央的“赶考日”献礼,引导全县人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国梦”上来,进一步树立“赶考”意识,提升“赶考”能力,激发全县人民勇于拼搏、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昂扬斗志,为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南皮”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县直有关部门领导,各乡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部分重点村书记等10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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