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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 2017-3-13 16:18:12

 

【党史珍闻】

红军女将领率五百妇女破敌一团

  1933年春天,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奉命带领500余名女红军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走到苦草坝(今四川境内)时,她们与军阀田颂尧部刘汉雄独立师的一个团遭遇。躲,来不及了,敌人已发现她们并成扇形逼近;500余名女红军基本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多少枪支弹药。张琴秋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心理攻势。

  她指挥大家迅速占领制高点。敌人越来越近,女红军悄然不动,直至敌人进入最佳射程,张琴秋果断喊了一声“打!”女红军们举枪齐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双方对峙,张琴秋组织四川籍女红军喊话:“白军士兵们,我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不要自相残杀!”敌人傻眼了:对方怎么是女的?

  敌军指挥官下令进攻,士兵们都不开枪。指挥官暴跳如雷,命令督战队上前,处决那些不开枪的士兵。一位下士质问团长:“放着东洋人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妇女打,啥子道理?”团长恼羞成怒,一枪击毙下士:“再不进攻,这小子就是你们的下场!”顿时,群情激奋,有人喊“打死长官,参加红军”,有人干脆调转枪口,对准了军官,整个敌阵混乱不堪。这时,张琴秋率领女红军冲进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了敌人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还吸收了部分士兵参加红军。

  1935年2月,时值陕南战役,张琴秋接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她横枪跃马带领妇女独立团,出色完成各项任务。5月,张琴秋随主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张琴秋三过草地,二越雪山,无所畏惧,奋勇向前。过草地时,一个叫王定国(后成为谢觉哉夫人)的女战士掉队了,正当她发愁时,张琴秋骑马过来了。张琴秋毫不犹豫地跳下马,接过王定国的背包,两人同行。没想到,当马从一片水深地向水浅地方爬时,马蹄老是打滑,爬几次都没有爬上。张琴秋狠狠地抽着马屁股,两个人,一匹马,在荒凉的草地上挣扎了好半天,才脱离险境。

 

【本刊专稿】

回忆李明堂同志二三事
赵文广

 

从初次相识到忘年之交

  我和明堂同志初次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我正处于人生的一个拐点,面临着从政生涯的又一次抉择。那时的我,与那个年代的经历者一样,因提拔过快而被降职使用,年轻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而背上了一个“双突”的沉重包袱,由黄骅县财税局副局长免职任杨庄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虽说当时自己还算是想得开,但我工作过和下乡蹲过点地方的领导、同事都在担心我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特别是在家务农的父母经受过“四清”“文革”的磨难,都劝我还是回工厂继续干本行,当个会计稳稳当当的好,平安就是福。当我把这一想法向组织上提出后,招来了严肃的批评,认为我有抵触情绪。我只好不再坚持,表态说明:领导安排我到哪里,我一定愉快地接受,保证干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接受锻炼和考验。此后,我踏上了去基层锻炼的路,到公社任职,一干就是11个年头。

  正当我在人生的岔道口迷茫、徘徊的时候,初到杨庄相遇相识的两个人让我重新找到了自我,步入新的人生征途。一个是王相林同志,他作为当时的杨庄公社党委书记,对我没有丝毫的轻视和歧视,仍将我当班子副职来使用,给任务、压担子,鼓励我好好干,多锻炼,长才干,并且让我多到村(当时的杨庄公社辖20个村)、盐场(当时杨庄境内有长芦黄骅盐场、51034部队盐场、县办盐场,社办、村办等若干个盐场)走走、看看、听听,一来多熟悉一下基层的情况,二来多认识一些朋友,在深入基层和结识新朋友的过程中虚心向群众向朋友学习,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基层经验,增长应对基层复杂情况的能力和本领。相林同志的信任和大胆使用,使我重拾自信,重塑自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而另一个使我走出人生低谷的人便是李明堂同志。那时明堂任长芦黄骅盐场副场长,我是在走访盐场时与明堂同志认识的。想一想我与明堂同志的初次相识,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天,我去盐场走访,当陪我同行的杨庄公社党委副书记李志勇介绍了我的情况后,明堂同志热情地与我握手问候,他那双结满硬茧的大手是那样有力,他那浑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是那样亲切。他身材高大,肩宽背阔,身板硬朗,浑身透着大泽硬汉的豪情;他方盘大脸,棱角分明,脸色古铜,上面写满晒盐人岁月的艰辛;他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气宇轩昂,处处洋溢着煮海为盐者的霸气;他声音洪亮,掷地有声,热情洋溢,时时迸发出铮铮挚友的真情……

  这次初次相识,明堂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拍着我肩膀说的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其实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挫折所吓倒而不能爬起。挫折对懦弱者来说是灾难,而对坚强者来说则是财富。只要人不被自己打倒,就什么也不会把你打倒。只要你选择坚强,勇敢的去面对,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就没有什么坎坷不能跨越。你现在还年轻,年轻就是财富,年轻就是资本,大不了重整旗鼓,从头再来。现在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补一补基层的课,只要心里有目标,未来就会有希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听了明堂同志一番开导,笼罩在我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弃我而去的笑容又重新回归。

  之后,我和明堂同志的交往甚密,有时是工作上的配合,有时是私下的交往,有时是同志间的关心,有时是朋友间的相聚。那时,通讯还不发达,每当遇上什么难事,我总愿意通过公社和盐场的交换机,用手摇电话向他请教。他也有时叫我到他那里去吃顿便饭,遇有剧团演出总忘不了给我留张戏票,时时处处关心我的成长。他常说关心青年干部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他任场长后,扶持了一大批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成为盐场的中间力量,至今仍带领着盐场干部职工改革创新,奋力前行。

  我到杨庄工作两年后,经公开推荐,组织考核,我担任了杨庄公社党委副书记,与明堂同志的接触更多了。他始终提醒我,要谦虚谨慎,提拔了也不要忘了继续学习,努力工作,永远不要骄傲,要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你干了什么,干得如何,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称,组织也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我始终把他看成长辈和师长来尊重,他也始终如一地关心和帮助我。1984年我调离杨庄到贾象公社任党委书记后,他仍不时给我以帮助和教诲。长时间友谊的积累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从拓荒牛到孺子牛

  随着与明堂同志交往的增多,熟悉了一大批他的工友和同志。他们不断向我讲述着明堂同志的当今与过去……50年代末,明堂同志率领宁(津)吴(桥)二县的230名开滩者来到了“苦海沿边”的黄骅,同其他建设者一道投入到长芦黄骅盐场的建设之中。从此便和百里盐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全部倾注到了海盐制造业。

  他在长芦黄骅盐场一干就是37年,从一个煮海为盐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指挥若定的盐场领导。盐场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盐场的每一个收获都倾注着他的汗水,盐场的每一次发展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他曾经作为“小老虎青年突击队”队长,带领78只“小老虎”(属虎的青年)在百里盐滩战严寒斗酷暑,他们住的是“一窝龙”(用秫秸扎成的简易工棚),吃的是窝头和咸菜,喝的是苦咸水,条件是艰苦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战天斗地建设大盐场的革命豪情是高涨的。

  他曾经担任过分场的技术大队长。那年冬天,为了完成结晶池工程项目,他带领大家挑灯夜战,搞红旗竞赛,数九寒天,挥汗如雨,三四天的活一天就干完。为了把池子踩得光滑平整,他带领一百五六十号人,不顾盐池冰冷刺骨的寒水,光着脚丫拼命踩池。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1961年,黄骅盐场半年完成一年的原盐计划产量,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黄骅盐场高速度大面积丰产》的文章,并配发社论《向黄骅盐场看齐》,明堂同志也因此被树为技术比武标兵。时至今日,他的老战友们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日子,仍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后来他走上领导岗位,依然带领大家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盐场领导班子被沧州地委、行署授予集体三等功,他个人受地市级以上奖励20多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91年授予他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12月荣获“河北省十佳公仆”荣誉,1992年被省政府授予“河北省改革先锋”荣誉,同年被授予河北省劳动模范。1992年10月12日,他作为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生前不仅获得很多荣誉,也被冠以许多称号,曾被称为大泽硬汉、煮海英雄、拓荒牛……

  明堂同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拓荒牛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提倡的心里要永远装着群众,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孺子牛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永世铭记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农村打破了“以粮为纲”的禁锢,解放思想已成潮流,县、社、大队开始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并允许生产队搞劳务输出。杨庄公社境内盐场较多,成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极好去处。那时明堂同志已主政盐场,根据属地党委和村队的要求,他在加快盐场发展的同时,也适当考虑了占地村农民的利益,把一些适合农民工干的工作,如劳务、运输、养殖等特意拨出一些让农民工来做,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占地村农民的生计问题。为加快村级经济发展,有效化解企业与地方的矛盾,在广泛征求占地村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杨庄公社党委和黄骅盐场共同研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失地农民生计的方案,提请县委和行署李汝梅副专员协调长芦局同意。从补偿的角度为占地村群众解决了一些包括物资补偿、社队盐场供水等实际问题,并以行署文件的形式予以确定,使盐场与周边村一度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既为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杨庄公社在今后的发展中率先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盐地协作的不断开展和农民工的进入,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逐渐多起来。特别是当矛盾与纠纷出现时,明堂同志总是率先与地方协调沟通,巩固了与公社及周边村的良好关系。一些在公社任职时间较长的老同志、周边村的干部群众,大多与明堂同志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和工作关系。80年代初杨庄公社某村农民工在二场原盐装卸中发生触电伤亡事故,事发突然,事故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给善后处理带来了很大难度。是死抠本本,还是灵活处置?是只顾盐场利益,还是兼顾群众利益?虽然那时“左”的东西还没有在人们头脑中散去,但明堂同志在广泛调查了解、充分听取公社党委意见的基础上,做出了妥善的赔偿处理,使一触即发的矛盾甚至是群体事件得到有效的遏制与化解,使国营企业与地方的关系更加融洽,为后来长芦黄骅盐场的二期扩建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地方支持基础。

从煮海者到弄潮儿

  明堂同志生前最崇拜的民族英雄是岳飞,最爱读的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最爱听最爱讲的故事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正因他从小受到民族英雄岳飞的影响和熏陶,所以才铸就他大泽硬汉、煮海英雄的刚强性格和大无畏精神。37年,他扎根渤海之滨,煮海为盐,痴心不改,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贡献给了海盐制造业。37年,多少次斗转星移,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以海滩为家,以制盐为业,无怨无悔,为沧州乃至全国的海盐制造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37年的艰苦拼搏,37年的磨砺锤炼,不仅使明堂同志成为真正的大泽硬汉和名副其实的煮海英雄,也使他成为一个无所不会、无所不懂的土生土长的制盐专家。治流沙、防渗漏、恢复盐滩他冲锋陷阵,一马当先;抓质量、搞创新、提高产量他身先士卒,永不满足。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制盐经验,积极推进“新、长、深”生产工艺,改变“老、短、浅”传统工艺,科学地总结出“治、改、保、排、灌、管、收”的制盐工艺系统理论,成为提高原盐单产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科技成果在全国海盐区迅速推广;他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的最佳结晶深度、最佳扒盐周期和通俗易懂易操作的“科学制卤法”,实现了连续10多年在长芦盐区吨盐存卤量名列前茅;他创造的“制卤汪子大坡比筑埝抗冲刷技术”,在海盐区广泛推广,获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还通过大搞盐田技术改造,使全场塑料苫盖面积达到1.3万亩,有效地提高了原盐生产的抗雨能力。原盐质量自1982年以来,连年保持部优产品称号,并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银奖。

  明堂同志深知不改革,绝对无路可走;不讲科学,只能事倍功半。

  上世纪50年代的建设者们开进茫茫荒滩靠得是吃苦耐劳、大干苦干的精神,这是时代的产物。当年建设者创造的丰功伟绩,为年轻的共和国增了光,添了彩。而一个盐场建起来之后,如何让它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盐业向哪里走,已成为明堂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从解决渗漏到实现塑苫,从粗放晒盐到科学晒盐,从人工扒盐到机械扒盐,从一业为主到多种经营,从单一产品到盐化工业,从陆路运输到海上突破……一个个辉煌在百里盐滩不断涌现。

  明堂同志带领几千名盐工,以无畏的气概,在改革大潮中凭借着“开拓、创新、坚韧、吃苦、灵活”的特性和品格,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勇气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从技术改革到产业创新,从目标管理到体制改革,从工资、用人制度改革到盐场的整体搬迁……每一次改革都需要勇气和智慧,都要付出代价和心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那次盐场总部和职工生活区的整体搬迁,当时好多干部职工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力主搬迁的明堂同志不厌其烦地做大家的工作,他说这次生活区与生产区的分离,既可以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难题,又可以为盐业生产节省占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又能壮大黄骅城市规模,虽然眼前我们有所损失,却有利于长远发展。当一座气派的长芦黄骅盐场办公大楼和一幢幢盐场职工新居出现在黄骅市区时,人们无不为盐场的发展而振奋、骄傲和自豪,更为老场长的创业精神、变革锐气所感动。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在中国制盐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李明堂同志,离开他曾经工作过37年的长芦黄骅盐场,到沧州市人大任副主任,开始他人生新的航程。但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变化,荣誉获得了多少,他仍然以一个老盐业工人的情怀,关心着盐场的变化,关注着职工的冷暖。

  明堂同志一生真诚待人,严于律己,从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时时处处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支持和帮助。他很有亲和力,给人一种安全感。

  明堂同志走了,但他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对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也将激励我们勤奋工作,努力学习,把建设和谐沧州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工作存忆】

我在沧州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二三事
白焕宗

 

  1978年10月,地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80年由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刘旭升推荐,抽调我去参加此项工作,报到后分到清理组,任务是管资料。本组组长樊凤仪,是人事局的副局长,副组长杨再柯,是文办的,新提拔的副处级干部。我们组有六七个人,大家每天工作、生活都很愉快。同组人尚有李玉阶,后来当了建工局副局长;苗华林,后来当了物资局副局长;张恒昌,煤建公司经理;蔡科长是畜牧水产局的人事科长;牛和平,后来当了运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们这个组的组长不断变化,后来由张书林任组长,原河间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地区文办副主任,后来当了地委宣传部长,张子淑(女)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王保成,地区公安处处长,胡泽朋,地区民政局副局长,这些负责人都对我很好。办公室还有综合组,组长是袁敬礼,原物资局副局长,后来当了地委组织部长。

  在这里工作,我负责的教育局办公室,由变电厂书记韩志英调来担任,此人和我是天津中教干训班同学,后来当了沧州师范书记。人多的时候,落实政策办公室达到90余人,再加上地直和县直管政工的来汇报,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认识了地直和县里的许多人。工作虽然顺利,但也常遇到一些棘手的案子。一次沧县纪烈耀老师来到办公室,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点名找我,见面之后,要求落实政策。他是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下放的,这年下放是全国性的,共放下去2000万人。当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所以下放。这样做,没有认为是错误。因为这批人在国家困难时期,为国家担了担子,中央下发了(43)号文,特别表扬了这些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的行为,落实政策中,不属于错误处理,因此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也就是说,纪烈耀的下放,找不回来了。经谈,纪是1939年建国县成立后当的教员,工作20多年后下放的。过去认为,连续工作20年就是对国家有特殊贡献者,他走过了抗战残酷时期,是连续工作20年有特殊贡献者,况且,当时他还是位完小校长。开会讨论这个案例时,我提出,经过残酷年代,又连续工作20多年,这样的同志在岗位的不多了,应该落实他们的待遇,对其下放应该改正。纪是地主成分,小学校长。一次去县开会,回到学校时,已是傍晚时候了,学校已经吃了晚饭。这时他听学校老师们说,他不在家的这几天,学校派来了新校长。没安排他干什么事,他很生气,喝了碗白开水,吃了个馒头,便回家了。第二天去县文教科,问怎么办,那里答应给他办下放退职手续,于是就下放了。把对他的落实政策意见告诉给县以后,县里查其档案,记载1947年到l948年间,在家务农一年。他工作不是连续20年,中间间断了,不符合条件,所以,不能召回来。我问他为什么回去,他说因为是地主成分,让回家去参加平分运动。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些老同志们说过,成分高的老师,当时是八个字的政策,即“留职停薪,回家待命”,即回去参加平分运动,接受考验。他回家后,在平分中很积极,斗地主时带领群众喊口号斗自己的父亲,动员家里献财产,因为表现好,平分后又奉命回来,分到韩村当了教师,逐步地当了韩村完小的校长。据此务农一年,不是工作间断,而是“停薪留职,回家待命”。因为留职,表现好,所以又回来了。工龄接上之后,就该落实了,但县里没及时办理。后来由落实政策办公室出面,召集地区文办室教育局和沧县文教局领导又共同开会讨论了此事,这样,就给纪烈耀落实了。因为他60多岁了,落实后便给办了离休,月工资70多元,行政19级。

  纪烈耀有了工资,便在村里组织初中毕业的学生们办学习班,给报社写稿,很有成绩,《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日本人看了,给他来信,说愿和他联系,并说抽时间来访,由此纪烈耀名声上去了,后来当了沧县政协委员。人们反映,这个事给办对了。通过落实纪烈耀一案,献县又落实了姜殿城、赵庆禄,河间又落实了张宗唐等人,使这些在艰苦年代过来的老同志,得以安享晚年。

  遇到的难办事,还有民师转正。民师在“文革”前称耕读老师,是1963年子牙河决口后,韩村乡校长王植江,在报上看到有的地方,确实有让孩子退学的现象。为了使孩子们能学习,有的地方办起了耕读小学,即亦耕亦读,做到读书劳动两不误。在村里选在乡知青当这类学习班的老师,称为耕读老师。于是吸取人家经验,便在韩村办起了耕读小学。此后全县仿效,很快村村都有了这类老师,形成了数百人的耕读师资队伍。

  此后沧州地区各县也办起了耕读小学。这种教师的身份是农民,当教师在队上每天给记工分。后来人员多了,因为他们要参加会议,涉及到中午在乡吃饭,买本子、笔等文具也得有零花钱。所以上级规定,每位教师每月给补贴人民币6元。这项款由上级纳入财政计划下拨到县,由县发到本人。“文革”中,有人反映,既然和农民一样,为什么还给6元钱,农民每天劳动强度很大,除挣工分之外,谁给补助。一次开会研究教育工作,有的县领导提出,有些耕读老师不是两腿泥,而是有的穿上尼龙袜了!提议每月的6元钱不给补了。当时我们提出了不同意见,县领导非常不高兴。我们说,他们教书零花钱多,上边拨款给补助,如果我们不给了,这些上边给的钱用来干什么?如果给了财政,就是挪用公款。我们争得面红耳热,甚至顶撞了领导,但最后结果是民师的补助照常给。我后来也很后怕,不该这样在公开场合顶撞领导。实际我对这位领导从内心很佩服,他理论水平很高,政策性也很强,个别去找他说说,也不见得就不给了。在工作中顶撞领导,此生只有这一次。

  民师们多是在乡知识青年,20岁以下者居多.他们工作热情很高。有一次县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20来个耕读老师当讲解员,在全县巡回展览讲解,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在教学上成绩还很突出,每次开教学现场会,他们参加会议者很多。有些成了教师中的骨干,但他们多数学历不高。

  有一次,献县有几位耕读老师(“文革”后称民办老师),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来。他们都是我在献县当文教局长时的骨干老师,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是高小毕业生,转正不够格。仔细一问,他们手里有教师合格证、教学过关证、进修毕业证。现在手里有转正要求的“三证”,只是没学历,但他们不是高小毕业生水平了,因为有的还教了初中,有的还当了教育干部。安慰了他们几句之后,我负责向教育局管人事的朱焕英作了汇报。焕英同志说,坚持一教几十年就不容易,我们当个个别问题,向省请示一下吧!请示结果,答复是个别问题可以灵活处理。如此一来,只献县属于这类情况的就转正了18人。

  还遇到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刘增润,此人原是杜生区国民教育总校长,后来调河间景和乡,与曹玉卿进行了调换。1954年建国县撤销建制,景和乡划入了河间,刘增润是地主出身,属非党员校长。1958年之后,河间在教育战线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刘增润成分高又不是党员,就被当“白旗”拔下来了,从此不再当校长。1962年下放支农时,两口子(妻纪烈芝)一同被下放到农村,此不属落实政策范围。我们找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刘旭升同志商量此事,他说拔“白旗”这事没听见说过,查一下吧!经查,确实上级有这么个文件,多数县没有执行,只是河间执行了,这样做显然不合统战精神。于是经过几番周折,最后认定不该从校长位上给拔下来,如果当着校长属于骨干老师,不是下放对象,这样便给他恢复了职务,而且是离休干部。其妻纪烈芝也是地主出身,夫妇同时下放,也要求落实政策,可她没挨过整。后来在沧县查档案,档案中对她有中右记载。上边规定,中右处理不当者,可以落实政策,由此便有了依据,也给她恢复了工作,有了工资,得以安享晚年。

  还有河间两个,献县一个,3个下乡知青,都是从天津下放的,是根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最高指示,初中毕业后回乡锻炼,和他们同时来的知青,一批一批调走了或安排了工作,可她们3人一直没人问津。后来我们让他们去县找知青办,答复是她们在县里没名,在知青办挂不上号,于是按知青办的要求,抓紧去天津开来介绍信,县里有了她们是知青的证据,很快给3个人都安排了工作,两个报送了中专,一个安排在了供销社。

  从事这项工作时,我常想,一个人的事,在公家不是大事,可是在他们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事。急人之难是人应有的品德,不冷不热,自己无损失,给当事人不知要造成多大痛苦。因此,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3年多,我们这些人动之以情,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党的政策规定,成全了不少人的愿望。

(作者系原沧州地区文化局局长)

 

【专题史料】

盐山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西三里光明社
杨秀岭

 

  西三里光明农业合作社是1952年秋天成立的 (后改为祁玉堂农业合作社) ,是盐山县成立最早、远近闻名的农业合作社。

  1952年8月,盐山县委派工作组进驻西三里,在这里搞农业合作化的试点。时值祁玉堂在家养病,他拖着患病的身子坚持与县工作组的同志协同工作,出主意,想办法,物色骨干,成了一名好参谋。他还积极做群众的动员工作,走西家,串东家,动员群众入社,又当了村干部的得力助手。

  一个月下来,祁玉堂的病情加重了,身体消瘦了,但是一个20户的农业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合作社命名为光明农业合作社。推举霍玉廷为社长。

  县工作组的同志和社员群众都说:“光明社的建立倾注了祁玉堂的心血。”

  20户社员都是人多地少的“穷棒子”(120口人,100多亩地),重重困难困扰着他们,只念过几天书的会计齐长顺在县工作组张志超的指导下,边学边干。全社只有7头毛驴,没有饲养棚,农具短缺,连一辆大车也没有。

  “穷棒子”们靠勤俭办社这一法宝战胜了一个个困难,朱文宪扒掉自己家的偏房盖起了饲养棚,社里东拼西凑组装了一辆木轮大车,没有会计室,齐长顺便在自己家里办公……

  艰苦奋斗一年,合作社添置了部分农具,买了一头大牛……合作社有了生机。

  然而1953年春,光明合作社内部刮起了一股退社风,4户社员声明退社,部分社员开始动摇,干部耷拉下脑袋。当光明社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的优秀干部祁玉堂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毅然辞掉公职,回村务农,决心拯救光明社。

  祁玉堂回村后,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光明社的社长职务,并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

  第一,加强干部社员的思想整顿。首先,对干部约法三章:1、干部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处处起带头作用;2、深入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3、干部(包括干部家属)不谋私利,不搞特殊。接着对干部社员加强思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用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前景,坚定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加强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使干部社员树立爱社如家的思想;加强干部社员勤俭办社、热爱集体、团结友爱等思想教育,发扬出大力、流大汗拼搏的精神,激励社员为集体而艰苦奋斗。通过思想整顿,澄清了模糊认识,社员的思想稳定下来了。

  第二,发展生产,扩大公共积累,不断改善社员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展生产主要是搞多种经营:

  (一)西三里毗邻县城,沙质土壤,人多地少(“穷棒子”社人多地少更甚,16户98口人,不足100亩地),适宜种植蔬菜,于是菜园扩大到十几亩,并由热爱集体事业的老贫农祁金城专门管理。祁金城带领几名老社员披星戴月,起早贪黑,菜园搞得十分出色。菜园收入不仅能满足社里的支出,还定时采收一部分分给社员。

  (二)把多余的劳动力编成小组,搞起传统的“三坊”(油坊、粉坊、碾坊)。油坊搞得最红火,香油完全由黄骅县社包销,当年得油子酱1万余斤。除了满足菜园施肥外,其它农作物也施了油子酱。其次是粉坊,除卖粉条、淀粉外,粉渣成了社里饲养场十几头猪的饲料,还大力扶持社员自己养猪,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三)发展农业生产。由于社里的猪多,肥自然多,再加上油坊的油子酱,合作社里的亩施肥量是单干户的两倍,且肥质优良,所以社里的庄稼长势远远超过单干户。不管是农业收入还是副业收入,农业社远远超过单干户。社员真正尝到了入社的甜头,思想稳定了。单干户在与合作社的竞争中,开始服输了。

  这年夏秋之际,遇到了罕见的涝灾,秋季只有三四成年景。祁玉堂从干部社员焦虑的目光中体会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合作社面临新的考验。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盘算着抗灾自救的办法,大会小会发动群众,振作精神,变冬闲为冬忙,大搞生产自救。

  祁玉堂不仅关心社里的生产自救,同时把全村的生产自救也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扩大“三坊”的经营,将全村所有油磨和水磨都利用起来,统一编组,懂技术的和不懂技术的,有工具和无工具的统一搭配,师傅带徒弟,歇人不歇磨,大大扩大了经营规模。 社里仅有一盘碾子,为粮库加工小米(加工每百斤谷子除赚下20多斤谷糠外还得2斤小米)。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生产,歇人不歇马,实行三班轮换,昼夜不停。每月每户社员除分到几百斤谷糠外,还可分到几十斤小米,于是大灾年吃上了小米面饼子,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接着,把妇女也发动起来,为县社纳鞋底。老头小孩搓麻绳,也派上了用场。

  全村家家有副业,户户无闲人,冬闲变冬忙,灾年成丰年,人人有饭吃,户户有钱花,这就是1953年大灾后西三里的真实写照。

  祁玉堂关心社员,关心群众,尤其关心个别困难户。孙玉兰的母亲50多岁了(寡妇),领着几个女儿和仅几岁的儿子过日子。祁玉堂经常深入她家,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老太太深受感动,成了自愿入社的积极分子。

  看到两年来合作社取得的成果,特别是1953年冬生产自救取得的成果,西三里社员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祁玉堂是咱信得过的人。”他们真正懂得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组织起来人定胜天的道理。

  因此,1953年底到1954年春,争相入社在西三里成了不可阻挡之势,全村单干户都入了社。从此,西三里村90户、500多口人,分成了6个生产队,祁玉堂任社长。

  那时,祁玉堂还是盐山一区区委委员,他的事迹和他办的农业合作社,县委首先在一区推广,并很快传遍全县。1953年5月14日,中共沧县地委转发《中共盐山县委关于盐山县西三里庄发动群众找出增产窍门经验的报告》,对西三里庄走群众路线、生产得到发展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区推广。9月19日,《人民日报》登载《一个受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自救计划》,介绍了祁玉堂农业合作社遭受严重涝灾后,教育社员以社为家,制定救灾计划发展生产的事迹。之后,到西三里参观取经的络绎不绝。

(作者系盐山县教育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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