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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 2017-3-13 11:41:26

 

【党史珍闻】

那些年,邓小平同上海人民过春节

  从1988年后,邓小平连续7年和上海人民喜迎新年,成为上海人民幸福的回忆。

  1988年初,由于食用毛蚶引起甲肝病流行,上海总共有几十万市民患病倒下。春节期间,甲肝病的流行正是猖獗之时。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是过一阵再去。邓小平果断说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几天后,在新年联欢会结束时,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邓小平离开剧场。原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之外:事先不是说好了吗,预防传染甲肝,彼此之间不握手。当时上海人人自危,都怕传染甲肝,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上街就不上街,即使熟人见了面,也都不握手,最多拱手作个揖。可邓小平不顾这些,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对演员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慰问。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下午,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月17日,他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专题史料】

南皮人发明创造真空井
高长生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南皮频频遭遇干旱。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干旱成为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天公吝啬少雨,河水断流不可靠,开发地下水源成为解决农田用水的主攻方向。县乡村纷纷成立打井队,打井机具也不断变换改进,但井型基本就是浅机井和深机井。人们在积极打这类井的同时,一直在企盼能有更简便易打、成井更快、投资更小、更先进的井型出现。

  1965年2月25日,河北省水科所在保定举办先进抗旱提水机具展览。南皮县机械厂技术员谢长法前去参观展览。他对展览的“老头乐”(一种手动提水工具)很感兴趣,觉得这种提水工具便于生产也易于推广,便当场画了图纸。回厂后,在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和另一名技术员张法贵研究制造“老头乐”。他们在参观样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用2寸、4寸、6寸三种不同的铁管制造出三种不同的“老头乐”提水机,不仅有一人按的(参观时看到的),还有两人推的,还有马(牲畜)拉的。经反复试验改进,均获得成功。

  在制造和试验“老头乐”的过程中,工人张秀福受到启发,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于是展开了美好的想象——“老头乐”是通过机头吸气使铁管内形成真空,然后从砖井里往上提水。如果把铁管一端弄成锥头,往上一段是花管(就是在铁管上均匀地钻上若干个孔),将铁管插入地下直至水层;铁管的上端是“老头乐”机头,如果铁管上部再有一个装置连接上水泵,在用“老头乐”压上水来的时候,用机器或电机带动水泵,机泵一开,代替手压,地下水就会被吸上来,且出水肯定会多于手压。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谢长法、张法贵一说,都觉得有道理,决定一试。于是按照他的想象设计,工厂制造出一端是锥头,锥头往上是花管,另一端同时能安装“老头乐”机头和水泵的“下”型铁管。待机具准备齐全,便在厂内一块空地上进行试验。找来七八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工人,将铁管树直抬起,像打夯一样用力往下戳,几个人猛干一阵,铁管硬是被压入了地下。然后安装上“老头乐”机头和水泵,稳固上电动机便进行抽水试验。几个人各司其职,先是两个人轮流手握压把按压“老头乐”,一下一下将铁管内空气抽出,随着按压力度的加大,泥浆逐渐从“老头乐”机头冒出。此时,那边合上电闸,启动电机;这边继续按压,泥浆终于从水泵口吐了出来。按压停止,泥浆照吐,水泵发挥作用了。于是,机泵不停,连抽两天,泥浆逐渐变成浑水,浑水逐渐变清,出水也逐渐由溢吐而涌吐而喷吐,试验成功了。因这种井是把井管口和水泵吸水管口连接密封成整体,水泵启动后,井管内形成真空,地下水才被吸上来,所以工人师傅们称其为“真空井”。

  真空井首次试验成功,工人师傅和工厂领导皆大欢喜。但同时也想,会不会在任何地方把井管打下去都能出水?能否百发百中?还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心里没底。他们打算下一步到田间反复试打。厂领导把真空井首次试验成功的消息和他们下一步的想法报告给县革委生产部,县领导很高兴,对工厂的这一发明创造表示祝贺和大力支持,并指派一名领导干部带队,和工人师傅们一同用汽车拉着机具到当时的董村公社单庄大队进行再次试打。

  单庄村对此非常欢迎。党支部书记傅玉新和民兵连长傅书廷,过去对打砖井一直很着迷,这次听说县里来试打真空井,更是极为热心。他俩把拉机具的汽车领到村西洼里,叫来十几个小伙子,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开始试打。整个过程和在县城机械厂里试打一样,所不同的是抽水动力不是电动机而是柴油机(这里当时没有电源)。柴油机启动后,泥浆突突地从泵口往外涌。因这是新生事物,除去干活的人,还来了不少人看新鲜。大伙儿一看这情景都乐了,说这玩意儿真神!不作美的是柴油机太老了,抽了一会儿就出了故障,上午试验只好到此。

  下午换上机器重新抽,这回不知咋的,不管他们怎么折腾,一直抽不上泥水来。傅书廷没有泄气,他一言不发,瞅着井直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忽然像是琢磨出了什么,马上冲大伙儿喊:“来呀,把井管拔出来!”大家把井管拔出来一看,里边塞满了泥沙。原来机器一坏,抽水停止,泥沙淤满了管子。他们把井管内的泥沙清出来,又重新插入地下,开动机器,还是抽不出泥水。这时,傅玉新领着两个工人师傅来了,他看了看井对大家说,别看这眼井没成功,但它也有贡献,开始它喷了一会儿水,说明有成功的希望。为什么又不行了呢?因为坏了机器,应该从这一点上找原因。傅书廷接着说,问题应该在这里,机器一停,井管里的泥沙就“板”住了。可为什么重新插下去,再抽还是不行呢?是不是第二次插的不合适呢?两位工人师傅听到此处似有所悟,说,大伙儿别怕麻烦,把井管拔出来,挪挪地方再打下去,看看怎么样。大家七手八脚又忙活了一阵子,井管被打下去了。开动机器一抽,嘿!人们想象的情景终于出现了。这次机器不停地抽了两天两夜。为了试验,故意停停,然后再抽,结果出水依然如故。真空井在单庄试打成功了。

  傅书廷是个善于用心人。他琢磨,真空井这玩意儿比打砖井和浅机井都省劲,成本低见效块,很值得推广;但它毕竟是个新生事物,一时还不能熟练地掌握它。比如第一次试打,为什么将井管插入原来的井眼却抽不出水,而拔出来挪挪地方再打下去就行呢?他与工人师傅探讨研究,得出结论是:一、洗井必须一气哈成,中途停歇,会造成泥沙淤管,半途而废。二、已拔出的井管再插下去,井管与井眼之间有了缝隙,透气,井管内形不成真空,所以抽不上水来。

  为了熟练掌握打真空井的技术,确保打一眼成一眼,他组建打井队,在村南村北、村东村西的农田里,不断的挪换位置试打。为了使试打与使用相结合,又让工厂给做了十几套井具,打成功的就直接抽水浇地;不成功的,找出问题症结是什么。每失败一次,总能找出教训,再打就成了经验。经无数次试打,他们总结出一套成功的经验。比如真空井能否一打成功,与井管井眼封闭严否有关,与花管长短有关,与打在什么土层上有关,与洗井能否一气哈成有关,等等。再就土层来说,花管穿过胶泥层,处在沙层上最好。因为上有胶泥层不坍塌,下是沙层淋水快。但人在地上怎知地下何处是胶泥层或沙层?这全凭往地下戳管时的感觉,常打井的人都能凭感觉辨别出来。有了这些经验,后来再打,百发百中。

  为了操作方便,投资更少,他们精心研究,改进井具。先是把一根十多米长的井管断成几节,每节三四米,节与节之间用螺丝扣连接。操作时打下一节再接一节,有四个人(之前不少于7人)就能打井,既省劲又少用人力。后来他们又试着用塑料管代替铁管,先用铁井锥管打下去,然后拔出换上塑料管。这样比直接用铁井锥管造价更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推广。自从有了真空井,单庄农田水浇地面积迅速扩大。

  1969年春,县革委在单庄召开了由各公社主要领导和社办综合厂长(负责制造井具)参加的推广真空井、实现农田水利化现场会。真空井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一年多时间,全县真空井就达到900多眼。南皮县发明和使用真空井的情况很快被逐级汇报上去。1970年8月,北方十四省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傅书廷和他的打井队应邀参加会议。他们带着打井机具,在北京农展馆现场演示,因胸有成竹,演示相当成功,得到一片喝彩。这年国庆节,傅书廷和他的打井队员光荣地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南皮发明真空井的事很快被传播出去,1971年和1972年,就有7个省市近5000人到南皮参观取经。南皮县也先后派出110名技术人员到河北省的7个地区和吉林省宜通县、山东省宁津县及北京化学厂指导打真空井。从此,真空井不胫而走,在长城内外的田野上大显神威。真空井的推广使用,加快了南皮县农田水利化的进程,促进了粮食增产。单庄早在1972年粮食亩产就达到1070斤,成为全县粮食高产的拔尖村。至1975年,全县有真空井2838眼,1988年达到10889眼。

(作者系南皮县农业局原副局长)

 

【知青岁月】

我在韩桥当“猪倌”
赵云江

  现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特殊记忆极其深刻,而且在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中又极具价值。我喂过猪,当过“猪倌”——这项工作(包括情感体验)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常忆常新的一段生活体验。

  当“猪倌”,首先就是我真的和猪在一起。“和猪在一起”是说我曾经和那种“生物意义”上的猪朝夕相处,在一起“工作”或“合作”过——我曾经喂过猪。

  1975年,是我被盐山县知青办分配到马牛公社韩桥大队当知青的第二年。有一天,队长在派工时毫无征兆地不让我下地干活了,说我以后的工作就是在家喂猪。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是一队,队长叫韩丰春。韩队长为人干练,做事认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庄稼把式。当时,虽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还是欣然领命,并顺手提起猪食桶开始了这份喂猪工作。

  我喂猪是为了挣工分,而猪只管吃食长肉,之外也还附带着积肥。因为我工作成绩的好坏是和猪身上的肉以及它积的肥直接挂钩,所以,我对猪的感触十分复杂。曾经帮助我赢得赞誉,并差点使我获得“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殊荣的,是一头被骟过的黑毛公猪。它体格庞大,性情温良,能吃能睡,生活十分规律,而且无不良嗜好,在我所见过的猪中堪称最“称职”的猪。应该承认,这头猪也并不是由我一手喂大的,从我一接手喂猪,它几乎就长成一个样板坯子了。最让人称奇的是,这头骟猪竟然能保持持续增肥的生长态势。我喂猪的时间不到半年,它就长肉近200斤!

  那时我要技术没技术,要饲料没饲料,更谈不上现在的“添加剂”什么的。它的食谱和其它猪也没啥两样,都是以干草、薯蔓和谷糠粉碎后加水调和,并由我在一个铁锅内搅拌烧煮而成。我把这些东西倒入猪食槽喂猪。猪食粗糙,猪不爱吃,我就手里提着半桶高粱面作为猪的“饭引子”,看到猪吃得差不多了后,不时把高粱面洒到猪食上。但猪的嗅觉很好,尽管每次我都把高粱面藏着,可还是无一例外地让它们识破。嘴馋的和有了经验的猪往往吃上两三口,就开始抬起猪脸望着我哼哼唧唧地等我洒高粱面。我喜爱的这头骟猪,吃食从不挑剔,即便不给它加“饭引子”,也把猪食吃光。它的肯吃不挑食爱长肉也为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争了光添了彩。我们第一生产队在村东头,队里的几个猪圈就在路边南侧,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出工、散工都从这里经过围观。这时我们韩队长的脸上就像抹了一层油彩似的滋润,高兴地夸耀说,我们队来了一个会喂猪的知青,“这就是俺们队的猪倌——小赵!”韩队长私下里还跟我说,好好干!到年底咱也向大队里为你请一次功,说不定也推荐到县上弄个知青积极分子当当。

  他的这种夸奖差点没把我羞死。因为我同时还饲养着几头猪,其中一头公猪正好和那只骟猪相反,几年如一日怎么喂都不长肉。队里曾想卖掉它,但没有人愿意买。杀了它吃肉,又不值得让人费事!所以,它就得以那么悠哉游哉地活着。社员们为此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它猪佬——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意思。猪佬的毛病是犯在挑食上。因为它的挑食不长肉,我们队长包括本队社员们没有一个不憎恶它的。它一发现有人看它,就警觉地躲避,投喂给它再好的吃食都不会当着你的面吃掉,后来它还发展到夜间跳出猪圈自己到庄稼地里找食吃。看青的民兵一次次找到我们韩队长讲理,韩队长就气恼地说:“你们直接把它打死不就得了!也省得让我费饲料了!”队长甚至还冲我吼叫:“看你怎么喂的猪!”猪佬最后终于失踪了,三天后人们在一个柴草垛里发现了它。它已经死了。

  我实在不是个喂猪的料。猪佬死后,还死过一只母猪。那只母猪可能是得了产后风,撇下了一窝12只小猪崽儿死了。我又恨又气地哭过,就和队长提出来坚决不再喂猪了。但是韩队长劝慰我说:“我不是看你会喂猪才让你喂猪的。我是觉得你是知青,那些高粱面多少都能吃到猪肚子里。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会吃到谁的肚子里去呢!”

  当然,韩队长的说法又是另一个话题上的意义了。我要说的是,别以为一个人的前程就不能和猪扯上关系。我最终没有被推举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就是和这几头猪的生活态度以及它们的命运有过密切关系。

(作者系邯郸市作家协会主席)


难忘下乡三件事
何之军

  1974年3月27日,我与一批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来到盐山县马牛公社韩桥村。在两年多的下乡岁月里,在生产队保管员工作岗位上,我与父老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像亲人一样关心、爱护、帮助我,使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其中有三件事回忆起来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好似发生在昨天。

脱 坯

  那时,每年的“五一”前后,生产队都要组织社员脱坯,以备建房、维修房屋之用。

  脱坯可是个力气活儿,被父老乡亲称之为“四大累活”(拔麦子、脱坯、挑河、打堤)之一。由生产队长组织青壮年劳力干这活儿。脱胚前首先做好准备工作,在坑边取土,掺入麦秸,洇上适度的水。正式脱坯时,要把泥巴和好、和“熟”,为得增加泥土麦秸的粘合力。这样脱出来的坯子晒干后不容易断裂,也耐得住风吹雨打,盖的房屋也就经久耐用了。

  脱坯用的是一种长方形的模子框,把泥巴放在模子框里,用双手捧水围绕泥巴转一圈,把水均匀地洒在泥巴的周围,为得是让泥巴和模子框不粘连好脱,再用双手把泥巴往模子框的四角推实,并用手掌抹平表面,一个坯子就算脱好。

  我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每年脱坯,队里都要拿出百拾斤面粉,点两盘卤豆腐(队里有豆腐坊),在菜园里割五六捆小葱,让大家吃“伙饭”。队里支上两口大锅,烙上上百张大饼,再熬上两大锅小葱豆腐汤,一顿美餐就准备就绪了。

  吃饭时,大家有说有笑,还不时拿张三或李四开开玩笑,其乐融融。脱坯虽累,但不失为队里一年中最为欢乐的活计之一。

估 产

  “芒种”节前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队长胡玉良带着副队长、会计和我,要走遍队里每块麦田。一是评估产量,二是掌握麦子成熟的程度,做到有的放矢,知道先在哪里开镰。

  评估产量是个经验之活。麦田大的几十亩,小的几亩。只见队长先是放眼瞭望,再在麦田两端中间各拔一把麦子手中掂量掂量,最后把麦穗用手搓成麦粒尝上一尝,这块麦田的单产、总产大概就算出来了。待收割脱粒后,称重的总产量与评估的总产量往往是八九不离十。队长真是好眼力,令我十分佩服。

分 菜

  从“清明节”后收菠菜开始,到“立冬”节白菜上架止,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隔三差五负责给社员分菜。

  那时,只要队里钟声一响,大婶大嫂们就抱着孩子,提着篮子到队里来了。起初分菜是围着菜堆一圈人七嘴八舌,熙熙攘攘。强势的往里头挤,弱势的排不上,闹得大家很有意见。这可怎么办?经父老乡亲的指点,我终于想出了办法:一是按先来后到发号,按号叫人;二是由我亲自上手,不允许任何人挑肥拣瘦。这样秩序就逐渐好转了。再加上我分菜比较公平,老少无欺,渐渐地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分菜时大婶们就亲昵地叫我“小何”,大嫂们就呼唤我“何兄弟”。日子久了,再分菜时我还和她们带的孩子开开玩笑,现在韩桥村原三队45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不被我踢过“光腚”的。

  下乡的经历,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于思考的习惯,这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6年11月26日,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韩桥。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街道、舒适宜居的小区、漂亮的学校、标准的游泳池、幽雅的老年公寓、大器的医院……置身于其中,仿佛到了繁华的城市。

  42年前,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留下了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教育;又是从这片热土出发,我奔向了新的工作岗位,韩桥永远定格在我的人生履历中。

  42年后,韩桥在村两委的带领下,通过父老乡亲不懈的努力,她终于建成为镶嵌在盐山大地宣惠河畔的一颗耀眼明珠。我为第二故乡取得的骄人业绩而自豪,衷心祝福第二故乡在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

  虽然我即将进入花甲之年,但仍愿为第二故乡发挥余热、摇旗呐喊,当好第二故乡的宣传员,使更多的人通过我了解韩桥、认知韩桥、热爱韩桥、定居韩桥。

  韩桥——我可爱的第二故乡。

(作者系沧州火车站原站长)


韩桥知青四十年聚会随笔
齐建国

  心随着我的心情而动;风随着我的心情而飘……

  一种纷纷絮絮的想法一直伴随着我多年,那就是组织一次“知青”聚会,到我们曾经下乡安家的盐山县韩桥村看一看,抚摸一下当年的青春记忆。然而,工作忙、家事忙、应酬多,使得这个想法连连搁浅。直到今年初夏的一天,我和韩桥村党总支书记汪连祥一齐吃饭,他主动委托我把40年前在韩桥下乡的“知青”大哥、大姐们,一起请到韩桥来做客。

  今年的11月26日,刚过小雪节,寒风瑟瑟,又连着几天的雾霾。但这天却天放晴了、雾散了、霾无了,我们这些曾在韩桥下乡的“知青”们,从四面八方聚拢在盐山。有从邯郸赶来的,有从沧州赶来的,有从唐山赶来的,有从中捷赶来的,还有从北京、天津赶来的……我们纷纷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到沧乐路和南环交汇处。看到每一张熟悉或已不太熟悉的面孔,我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心里充满了期待和激动,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有些面孔40年没见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上午9点半向着目的地准时出发了。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到达了韩桥村。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宽敞整洁的柏油街道两旁耸立着一幢幢整齐的楼房,从韩桥村西的石牌坊向东望去,楼房鳞次栉比,高矮错落有致,好像望不到尽头。以村总支部书记汪连祥为首的韩桥村领导班子和农民代表热情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韩桥村几十年的巨变,还参观了韩桥村新建的大礼堂、幼儿园、小学校,建筑美丽、古朴典雅、服务一流的养老院,以及建筑宏伟、宽敞的“顺德医院”。一年四季都开放的温泉游泳池碧波荡漾、温暖如春。

  我的思绪好像又被拉回到40年前。那时我17岁,刚高中毕业,还是懵懵懂懂的大孩子。刚来到韩桥村,就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天地,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弯曲而狭窄的土泥路,土泥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猪圈,房子紧挨房子的狭窄胡同,粪堆连着的粪堆,站在墙根底下揣着手晒“影影儿”的农民。他们衣衫不整,棉絮外露,有站着的、有蹲着的……这一切都勾画出当年贫穷落后的韩桥村的村容村貌。

  来村后,我被分配到了韩桥大队第二生产队,成为了盐山县马牛公社韩桥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一名正式社员。我的户口落在了这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有文化的农民。当时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干部子女,真下定了决心,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大干一番,让农村改变面貌。我们中间还有想在农村娶媳妇、找婆家的想法,在韩桥安家立业,过一辈子。谁也没有想过挣多少钱、买什么好楼、开什么好车、享什么大福,我们什么也不想,就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当个知识青年该是多光荣啊!心里只想着农村,想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尽管我们吃的是红高粱饼子,干的是又脏又累的农活,但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每天都是快乐开心,无忧无虑,战天斗地,吃苦耐劳,老实做人,本份做事。

  我1976年3月7号下乡到韩桥。记得第一次出猪圈,双手握着大泥叉,半天下来,弄得我身上全是猪屎,两个膀子疼得我直喊“娘”,累得连饭都不想吃。我第一次到玉米地里打玉米叶,扎得我浑身疼痒难忍,热得我头昏恶心。于是我就学着老农民的样子,光着膀子,身上让玉米叶拉得都是小血口。我记得是下乡第二年的11月份,天寒地冻了,我接到任务去孙庄挑挖输水干沟。那时我18岁,算得上整劳力了,一个大抬筐装着满满的土,往十多米高的河坝上抬,一天下来,浑身像瘫了一样,有时困急了,就打个盹接着干,就这样一直坚持了近20天,直到完成任务。那时有个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所以我们累而不倒,苦而不闹,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我下乡两年,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最难忘的是我的好兄弟刘云中。我虽然和他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我和他感情颇深,差点换了帖、结成金兰。他的母亲就跟我的亲娘一样疼我,每次去他们家串门,大娘就问我吃没吃饭,不管我怎么挡,她都要给我擀面条,再荷包上一个鸡蛋。那个年代她老人家平常都舍不得吃鸡蛋,省下来给我吃,每次我都情不自禁地落泪,就想喊她一声娘,这种感情是用金钱衡量不了的。我入伍当兵回来,刘云中结婚,我在他家喝得烂醉如泥,睡在了他的新房里,新媳妇只好给我腾地方。我对大娘说:这里就是我的家,你就是我亲娘!

  近一天的知青聚会结束了。我们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就要和韩桥村说再见了,村干部、村民们争着和我们握手,送我们上车。可我的思绪就像黄河壶口瀑布奔腾不息。韩桥,我成长中的摇篮!40年的巨变我为她骄傲和自豪,40年的巨变也让我们慢慢变老,当年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如今都成花甲。40年前那两年多的激情岁月,将在我一生中深藏沉积,直到我老去。

  我暗下决心,40年后我还出头组织大家来韩桥。想到此,我满怀深情的朝着韩桥村又回眸一望,心想:4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又会怎么样呢?当然韩桥应该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可是我们……我感到两眼发湿,泪水随着思绪又一次落下……

(作者系盐山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韩桥下乡点滴回忆
呼立新

  1976年3月7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来到盐山县马牛公社韩桥大队插队,被分派到第三小队。那年我17岁,和同学们一样,怀揣满腔热血,决心扎根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

下乡第一天

  3月7日,我们在县大礼堂参加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手捧“红四卷”,胸佩大红花,坐着“大解放”,身背行李来到韩桥。大队干部对我们讲: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韩桥村的村民了。村上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大铁锨。

  进村当天,我看到一户村民正在泥房,出于好奇,也爬上屋顶跟着干起来。人们都怀疑,这女孩子能行吗?我边看、边学、边干,干了一会儿就学会了,人们还夸我心灵手巧呢,我为自己能学会泥房高兴,也特有成就感。村民的女儿也跟着端泥,待三间房泥完,腰累、腿酸、手腕疼,好几天都歇不过来。

在食堂做饭

  在知青食堂吃饭的有十多个人,当时条件异常艰苦,经常吃的是高粱面窝头和咸菜,那杂交高粱做出来的窝头像夹生似的,凉了后更是硬得咬不动。一天三顿饭,自己拉风箱,自己挑水。挑水可是个力气活,每天两大缸,从村北头去村南面,老有上下坡路,路远还不好走。提水扁担不够长,跪在井沿边还得接上一米的绳子。那时,村里的每一项活都是在锻炼人的毅力、耐力和体力。

地里干活遇冰雹

  一天,我们在地里劳动,突然就下起了大雨,一会又夹杂上冰雹,大的几乎像乒乓球一样。队长一声令下,大伙飞速地往家蹿,我跑着跑着,脚陷到泥里。这时,队长的弟弟路过看到了,把粪筐的粪倒掉,筐顶自己头上,把草帽让给我戴,头才没被砸伤。村民大哥的举动令人感激,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一把嘟噜酸

  有一天上午,我们在地里灭荒。队长说,这块地离家远,大伙都干完了再回家。干到大约下午两点了,我突然心慌出虚汗,躺在地上没劲儿动,应该是低血糖犯了。一老乡说,拔点嫩草嚼嚼也管用。几个人给我弄了点嫩草和野菜,过了会儿就好多了。后来才知道那把酸溜溜的野菜是嘟噜酸。

业余时间练绘画

  记得我在韩桥下乡期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在田间,在地头,一有空就画速写。社员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画了这个画那个,那些质朴的形象,就是我绘画的素材,有抽烟的,喝水的,拔草的,还有躺着休息的,多可爱的农民形象啊,他们是我练习画画的最好的模特。画他们粗犷的大手、可爱的眼神,至今难忘。晚上大家都进入梦香,我还在整理白天的速写、头像写生,还照着镜子自画像,有时候还帮着村里、公社、县里搞宣传,搞展览,很充实,也提高了我的绘画水平。下乡期间,1977年我创作的年画《我也要当赤脚医生》,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夏天,招生制度改革,我参加了考试,考上了保定工艺美术学校,现在的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毕业后搞装潢设计,业余时间搞年画创作,参加过地区、省及全国美展,也在好多出版社出版过作品。绘画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韩桥既得到了锻炼,也打下了绘画基础,这些都是与韩桥的干部和大爷大娘大哥大姐们的关心分不开的。我衷心感谢韩桥可爱的乡亲,是您们培养了我,教育了我。在韩桥我养成了不怕赃,不怕累,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受益终身。

(作者系原唐山市印刷厂工艺美术师)


我与知青情谊深
张立轩

  时光不饶人,我们真老了。看到40年前和知青的这张合影照片,让我又想起和知青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知青帮我们学文化知识,我们帮知青长劳动技能,几年的兄弟情,终身难忘。

  40年前,盐山县韩桥村是知识青年下乡点。那时,县内、县外30多名知识青年到我们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刘洪远、许志松和何之军,他们3名知识青年分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打交道自然最多。初来乍到的城里大头孩子,镰把锄头不会用,麦苗韭菜分不清。我和我们村的高金楼、张洪杰、刘景生4个农民“小哥哥”手把手地教他们,尽心尽力地帮他们。

  我和许志松属于长脸、偏瘦,都说我们俩长相相似,如亲兄弟。别说,我们俩还真投脾气,白天在一块干活,晚上睡在一起。记得那年麦子熟了,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和一顶麦辫草帽。割麦的前一天晚上,我帮许志松磨好镰刀,等割麦时一展身手。凌晨,生产队下地钟声敲响,我把许志松推醒,戴上印有“劳动光荣”的草帽,一同和社员们下地割麦去了。我们俩挨着,他学着大伙儿割麦子的姿势,左手反握麦子,右手紧握镰刀,镰刀向怀中方向用劲,身体呈弓形。我在前面不时地回头偷看,他虽然姿势基本相似,但动作明显比别人笨拙,不一会儿,速度明显落后,只是慢慢地往前挪蹭着,还呲牙咧嘴直直腰。我拿出当哥哥的高姿态,时常帮他割一段,后来,他渐渐追了上来,不好意思地说:“哥哥,你受累了,我怎么这么笨呢?”我鼓励他:“别怵头,熟能生巧,要一鼓作气。”到了地头,他俩手掐着扭动的腰,连声叫苦:“哎呀,真腰疼!”我开玩笑说:“你还小,人到80才腰疼呢。”说实话,当时,我20出头,割麦子也腰疼,只是想在这些知青弟弟面前充好哥哥罢了。受累、流汗、挨晒,就是这样半个多月,我们一同熬过了麦秋。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初冬,地净场光,每到晚上我们这几个高中毕业生,就和这些“知青”到村俱乐部排练文艺节目。刘洪远吹笙,许志松拉二胡,高金楼吹笛子,演奏起来悦耳动听。我们几个说快板、说相声、表演唱,大家配合默契,给人们带来了欢乐。那个年代,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我扮演孔夫子,许志松扮演林彪。我穿上老式大棉袄(和旗袍相似),戴上自己做的假面具。许志松戴上秃头头套,化妆后,还真像林彪。我们在王古宅村演完后,又接着去周窑村演出,好多人追过去再看。观众叫不出我们的名字,称我“孔老二”,称许志松“林彪”,从此成为我俩的绰号。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亲密无间的弟兄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盐山县韩桥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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